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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在建国后成年的年轻人，受到战争所产生的喜悦的影响不如老一辈，老一辈人在建国19年后仍然保留着“大以色列”的观念。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却不是这样，他们现在被弥赛亚信仰迷住了。他们拒绝接受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有明确理性目标的政治运动的概念，而认为这是在实施拯救犹太民族的神圣计划的道路上的第一个阶段。他们这一迷恋的政治表现是强化了由泽鲁伦·哈默（Zevulun Hammer）领导的所谓的“全国宗教党青年运动”（the Mafdal Youth），他们的口号是“支持大以色列，反对领土妥协”。在此之前，该党被认为是绝对的鸽派。它过去由摩西·哈伊姆·夏皮拉领导，曾在1967年6月反对战争，在战争期间甚至建议不占领东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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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对新领土的渴望已经通过在人口稀少的阿拉伯人居住区定居表现出来，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阿隆计划。哈麦乌哈德基布兹的伊戈尔·阿隆是1948年战争中最伟大的战地指挥官，他曾试图在战争结束时说服本-古里安占领整个约旦河西岸。现在，他改变了主意，并制订了一项计划，旨在在限制人口规模、避免统治阿拉伯人和他认为的国家安全需求之间取得平衡。“可防御边界”一词在当代政治话语中颇为流行，它暗指需要修改绿线边界，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的措辞，这些边界将成为“安全和公认的边界”。要保证以色列“防御性的边界”，它必须控制戈兰高地、约旦河谷、拉法赫引道区（Rafah Approach Area）和希伯伦山南部。这些地区当时只有少量阿拉伯人居住，它们将对犹太人定居点开放，但前提是在和平协定签署后，这些地区仍将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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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以色列政府没有正式接受“阿隆计划”，但一直到1977年，它都构成在占领土地上兴建犹太人定居点的基础。纳哈尔（以色列青年先锋战斗部队）的前哨建立在戈兰高地、约旦河谷及拉法赫的区域，这些地方适时地成为平民聚居地。亚米特镇就建在拉法地区。在这些地方之外，还应加上埃齐翁定居点群（The Etzion Bloc，因附带着对其命运担忧的感情因素而被选择重新定居）和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地区并入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建造了新的社区，如城市南部的吉洛（Gilo）和北部的拉莫特（Ramot）。在占领土地上的定居行动主要由非宗教的基布兹和莫沙夫的核心团体实施，从建国初期开始，一直持续进行，直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才趋于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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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政府第一次面临这样一种局面：定居者藐视政府的权威，在阿拉伯人口稠密区的中心定居。在希伯伦，一群犹太教徒在拉比摩西·莱文杰（Moshe Levinger）的带领下庆祝逾越节，并拒绝离开。来自不同圈子的政治辩护者站出来为他们辩护，如加哈尔、全国宗教党等，甚至工党也冒出来为他们辩护。那群人留在了城市里，这是7年后要发生的事件的第一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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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希望六日战争是以色列的最后一场战争。然而，这些发言者也承认，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每10年，甚至更频繁，新的冲突将会爆发，阿拉伯人不会甘于使自己受到屈辱和失去自己的领土。犹太人能够赢得战争，但不能带来和平。这种悲观主义蕴含在当代的亢奋和战后巨大的希望之中，听起来很不协调，但却被即将到来的事情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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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使得双方的立场更为激进。1967年6月19日，以色列政府曾表示愿意退出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以换取和平，但摩西·达扬所期望的阿拉伯领导人的电话没有打过来。以色列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一决定。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1967年9月由8个阿拉伯国家召开的喀土穆会议发表了“三不”原则：不与以色列媾和，不承认以色列，不与它谈判。尽管如此，第一次有传言说阿拉伯人失去的领土可能会通过外交手段收复，但媒体关注的是阻止谈判的极端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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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个月的平静，埃及和约旦边境爆发了冲突。埃及人试图强迫以色列从苏伊士运河撤出而炮击了其军队，使其遭受重大损失。以色列国防军除了在运河以外修建防御工事（以以色列参谋长哈伊姆·巴列夫的名字命名的巴列夫防线），还袭击了苏伊士湾西岸的埃及阵地，目的是阻止埃及人和他们的炮兵，后者占有明显的优势。但很明显，这并不能阻止埃及的大规模炮击，于是以色列又部署了空军。首先是小规模的部署，然后又空袭埃及的纵深区域，突袭其军事基础设施。运河沿岸的城市变成了废墟，数十万埃及难民逃往开罗。埃及恳求苏联的介入。苏联人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包括地对空导弹和先进的飞机，并且其技术人员和军事人员也前来训练埃及人使用这些新型武器。以色列担心与苏联人发生冲突，遂于1970年4月停止轰炸埃及。在1970年8月8日停火协议生效前夕，两国空军之间发生了战斗，由苏联人驾驶的埃及飞机被击落5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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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消耗战（纳赛尔的术语）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存在分歧。有些人把它定在1968年秋天第一次边境冲突，还有人说是1969年3月，之后战斗持续了近18个月。无论如何，在消耗战结束之前，与埃及的边界都是危险的和暴风雨般的。这场战争考验了以色列国防军进行一场造成重大伤亡的旷日持久战争的能力（超过700名以色列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经历了这场漫长而艰难的冲突，但在六日战争胜利的辉煌之后，它似乎是无意义的，也是没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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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与约旦的边界也是动荡的。从1967年秋天开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开始活动，它希望唤起西岸人民进行反对占领的游击战。然而，巴勒斯坦民众总体上是被动的，并没有组织起来发起挑战。然后，巴解组织承担起组织抵抗的任务。约旦河上的“开放桥梁”向双向开通，武器、物资和人员通过这些桥梁走私进入西岸，在绿线内和耶路撒冷发生了针对平民的暴力行动。为了遏制巴解组织，以色列国防军于1968年3月发起了卡拉麦行动（Karameh operation）。卡拉麦是位于约旦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那里有巴解组织总部，也是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住所，他已经取代艾哈迈德·舒凯里担任该组织的负责人。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旨在摧毁该地区巴解组织的基础设施，但行动并不成功。约旦军队进行了干预，数十名士兵死亡，100多名巴解组织成员被杀，其他成员则四处逃散。这次行动以色列国防军损失了大约30人，还有几辆坦克和一架飞机，充其量只能算是小有收获，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巴解组织声称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的人没有临阵脱逃，并且坚守阵地，战斗顽强，甚至给不可战胜的以色列国防军造成了重大损失。从宣传的角度来看，卡拉麦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神话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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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巴解组织和其他追随者又回到约旦，利用这个巴勒斯坦人占多数的国家作为攻击以色列的基地。巴勒斯坦人炮击了贝特谢安山谷定居点，长期以来定居点上的居民在晚上都不敢使用灯光。以色列国防军予以回击，并部署了空军。约旦河以东的农业区完全被摧毁。巴解组织在约旦变得更加强大，因为它实际上是把哈希姆王国（即约旦王国）归为己用。巴解组织对以色列的行动，对国际航空的袭击，以及以色列的报复都威胁着约旦国王的统治和国家的安全。于是在1970年9月（“黑色九月”），侯赛因国王部署军队打击巴解组织，并将之驱逐出去。至此，以色列与约旦的边界变得平静，巴解组织将其大部分活动转移到黎巴嫩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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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界公布的无休止的战争和日常伤亡人数对公众舆论产生了非常令人沮丧的影响。以色列由果尔达·梅厄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替代了列维·艾希科尔，为了避免鸽派和鹰派（从美国越南战争词汇中引入的术语）之间的内部斗争，工党决定（在当时的情形下）不做决定。在与阿拉伯国家进行真正的谈判之前，以色列政府不应规划其领土诉求。正如果尔达·梅厄声称的那样，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美国计划进行调解，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提出一项建议，即以色列撤回到1967年6月4日的边界，以及与阿拉伯国家签署和平协议，但双方都拒绝了这一建议。以色列政府宣称，它会开放性地审查每一个和平机会的可能性。但实际的情况是，阿拉伯人并不准备承认以色列，所以没有人可以谈判，也没有和平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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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思潮涌动，这些动荡也影响了以色列。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出现学生游行和民众集会反对越南战争，引起美国社会动荡，嬉皮士（花童），与成人文化相对立的青少年文化，对一切社会权威结构的反对，尤其是狂热的爱国主义，都有非常快速的发展，挑战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而这些现象和思潮被理想主义的以色列青年清教徒式的、天真烂漫的文化所吸收。这些新的思想和趋势是由去往基布兹的志愿者们和媒体对欧洲和美国事件的报道带到以色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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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战争之后，相对稳定的以色列开始发生改变，这种新趋势开始席卷整个国家。在深度的焦虑和胜利的亢奋之间，在胜利的深深宽慰和尚未看到和平实现之间，国家的面貌迅速发生了变化。战争后的经济增长扩大了社会的差距。在以色列人曾经存在（至少在理论上）的平等主义的准则已经被侵蚀。以色列社会似乎是物质主义的、贪婪的和享乐主义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新富人是从建设防御工事和军营中积累大量财富的暴发户。与20世纪60年代初的北非移民不同，苏联的移民现在受惠于移民条件的优厚，引起了贫困地区的居民和中转营新移民的敌意，他们将这种差别看成是族群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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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耶路撒冷出现了一群受到社会工作者协助的社会激进分子，他们在贫民区与街头帮派合作。他们自称“黑豹”（从美国引进的另一个术语），组织了激烈的示威活动，其口号是要求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结束对北非东方犹太人的歧视。自1959年瓦迪萨利布暴动以来，以色列从未发生过以种族为导向的社会抗议。黑豹党代表与总理梅厄的会晤只是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分歧。黑豹党离开会谈时感觉总理并没有把他们看作政治运动的核心团体（他们自己认为是），而是把他们看作需要康复的边缘青年。在耶路撒冷萨赫公园（Sacher Park）的米茂娜庆典（Mimouna，北非东方犹太人逾越节后传统庆祝活动）上发生了一起黑豹党成员暴力示威活动，事后有人援引果尔达·梅厄的话说，“他们不友善”，这句话永远不会被忘记，也永远不会被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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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暴露出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并非漠不关心。那一年的预算包括增加对教育和福利的资金。为调查贫困儿童和青年的处境而成立的总理委员会显示，来自亚洲和非洲的移民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需要立即予以关注。委员会于1973年6月提交了调查结果。10月爆发的赎罪日战争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社会问题转移到安全和政治问题上。然而，黑豹党运动可以被视为标志着以色列族群抗议运动的开始，这个问题自那时起被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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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的“新左派”团体马兹佩恩（Matzpen）的出现预示了一个新现象：以色列人怀疑国家的正义。新左派不再是旧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左派，左派在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失去了光彩。新左派的英雄是切·格瓦拉、菲德尔·卡斯特罗、胡志明，以及抗击西方资本主义奴役的第三世界的游击队。在以色列的舞台上，吸引新左派的是巴勒斯坦人，他们看到的是巴勒斯坦人作为被压迫的人民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大众战争，而1967年以后的以色列是强大的、过分膨胀的和好战的。被遗忘的是左派对以色列作为犹太难民国家的支持，以及与反犹主义的斗争。从现在起，他们认为以色列是争取自由和这个世界被剥夺群体权利的障碍，处于错误的一方。马兹佩恩拥护新左派的思想并把它对应于当时的以色列的情境。这不再是对政府某些政策的批评，而是批评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因为它的建立与巴勒斯坦人的不公正待遇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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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边缘群体，如马兹佩恩，甚至黑豹党，都是非常小的组织，无法激起民众的信任与支持。绝大多数左倾或右倾的以色列人，无论他们是否赞同其政府的一切行动，都对政府保持信任，相信其肯定会不遗余力地追求和平的信念，而且以色列的年轻人在边界所面临的无休止的战争是一场“没有选择的战争”。但在1970年年初，无休止的战争和一系列死亡事件的爆发加剧了内部紧张局势，并导致年轻人的士气下降。同年四月，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纳胡姆·戈尔德曼（Nachum Goldmann）试探着同埃及总统纳赛尔接触，并希望与他会晤。人们并不清楚是否真的有这些联系，是否戈尔德曼真的被邀请到开罗。而能够明确的只是，以果尔达·梅厄为首的以色列政府，对戈尔德曼企图炫耀自己作为犹太人没有加冕的外交部长从事外交活动持消极和怀疑的态度。戈尔德曼利用自己的自由前往以色列政府被禁止派驻特使的地方。他不总是在征求以色列政府的意见之后或按照以色列政府的意愿行事。正如学者梅耶·查赞（Meir Chazan）所写的，戈尔德曼的倡议是在外交的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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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色列的目的而言，在开罗的会议是否能够举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公众看来，政府拒绝为不应错过的、可能的和平机会给予戈尔德曼以支持和祝福，这一举动引发了一场风暴。戈尔德曼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激烈争论在报纸上甚嚣尘上。一群十五六岁的耶路撒冷高中学生给总理写了一封信，警告说：“我们和其他许多人因此想知道，我们如何才能在一场没有未来的永久性战争中战斗，而我们政府的政策正在错过和平的机会。”[8]这封信的大部分签名者几个月后加入了战斗部队，并在苏伊士运河前线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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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被称为“第十二年级学生致信”的信件，引起了以色列青年的强烈支持或反对。以色列社会随后展开了关于和平的政治论战，在此之前这个话题是避免加以讨论的。与此同时，特拉维夫的卡梅里剧院也上演了由汉诺克·莱文（Hanoch Levin）导演的一个题为《浴缸女王》（Queen of the Bathtub）的讽刺作品。这件作品，除了使用淫秽语言和极其粗俗的形象（受新的放纵和颓废思想的影响）让观众感到厌恶之外，还是一部尖锐的反战讽刺作品，这类作品在以色列以前从未出现过。这部戏剧指责父亲为战争牺牲自己的儿子。其他民主国家是否允许在大炮轰鸣的时候有这样的舞台表演是值得怀疑的。来自观众的激烈抗议和公众对该剧的强烈抗议，连同对这部戏剧及其表达的信息，以及言论自由的支持，持续成为新闻媒体热点达一个多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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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个事件象征性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军队娱乐剧团演奏《和平之歌》。这首歌曲由亚科夫·罗伯特（Ya‘akov Rotblit）作词，由艾尔（Hair）谱曲，以“消耗战中死去的人”的名义发声，呼吁和平行动主义（以“给予和平机会”）：“让太阳升起/给早晨以光芒/最纯洁的祷告/不会将我们带回来。”它总结道：“不要说那一天会到来/把那天带过来/因为它不是一个梦想/在所有的城市广场只为和平欢呼。”它引起了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官雷哈瓦姆·泽维（Rehavam Ze’evi）的愤怒，他下令禁止其演出。但这首歌已经成为以色列和平运动的圣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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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社会的软肋暴露了出来：承受持久战争的心理困难，对生命损失的敏感，以及对和平的渴望。绝大多数以色列人认为他们处于一场“别无选择的战争”中，他们必须咬紧牙关，竭尽全力为以色列国防军服务。尽管媒体强调了鸽派左翼的萌芽，但事实上，政府声称没有人可以谈判，同时也没有什么可以谈判的东西，这几乎得到了全面的支持。然而，漫长的三年义务兵役期、频繁地预备役征召，尤其是一列列阵亡士兵名单，都打击了国防军的士气。胜利的喜悦被深深的挫折感所取代。工党领导下的以色列共识在社会和政治方面都受到了挑战。对民族精神的损害仍然只限于出现裂痕，但它们预示着即将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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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Seventh Day: Soldiers Talk about the Six-Day War, Tel Aviv and London,1970, p.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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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bid., p.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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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bid., p.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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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bid., pp. 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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