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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界公布的无休止的战争和日常伤亡人数对公众舆论产生了非常令人沮丧的影响。以色列由果尔达·梅厄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替代了列维·艾希科尔，为了避免鸽派和鹰派（从美国越南战争词汇中引入的术语）之间的内部斗争，工党决定（在当时的情形下）不做决定。在与阿拉伯国家进行真正的谈判之前，以色列政府不应规划其领土诉求。正如果尔达·梅厄声称的那样，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美国计划进行调解，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提出一项建议，即以色列撤回到1967年6月4日的边界，以及与阿拉伯国家签署和平协议，但双方都拒绝了这一建议。以色列政府宣称，它会开放性地审查每一个和平机会的可能性。但实际的情况是，阿拉伯人并不准备承认以色列，所以没有人可以谈判，也没有和平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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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思潮涌动，这些动荡也影响了以色列。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出现学生游行和民众集会反对越南战争，引起美国社会动荡，嬉皮士（花童），与成人文化相对立的青少年文化，对一切社会权威结构的反对，尤其是狂热的爱国主义，都有非常快速的发展，挑战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而这些现象和思潮被理想主义的以色列青年清教徒式的、天真烂漫的文化所吸收。这些新的思想和趋势是由去往基布兹的志愿者们和媒体对欧洲和美国事件的报道带到以色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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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战争之后，相对稳定的以色列开始发生改变，这种新趋势开始席卷整个国家。在深度的焦虑和胜利的亢奋之间，在胜利的深深宽慰和尚未看到和平实现之间，国家的面貌迅速发生了变化。战争后的经济增长扩大了社会的差距。在以色列人曾经存在（至少在理论上）的平等主义的准则已经被侵蚀。以色列社会似乎是物质主义的、贪婪的和享乐主义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新富人是从建设防御工事和军营中积累大量财富的暴发户。与20世纪60年代初的北非移民不同，苏联的移民现在受惠于移民条件的优厚，引起了贫困地区的居民和中转营新移民的敌意，他们将这种差别看成是族群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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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耶路撒冷出现了一群受到社会工作者协助的社会激进分子，他们在贫民区与街头帮派合作。他们自称“黑豹”（从美国引进的另一个术语），组织了激烈的示威活动，其口号是要求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结束对北非东方犹太人的歧视。自1959年瓦迪萨利布暴动以来，以色列从未发生过以种族为导向的社会抗议。黑豹党代表与总理梅厄的会晤只是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分歧。黑豹党离开会谈时感觉总理并没有把他们看作政治运动的核心团体（他们自己认为是），而是把他们看作需要康复的边缘青年。在耶路撒冷萨赫公园（Sacher Park）的米茂娜庆典（Mimouna，北非东方犹太人逾越节后传统庆祝活动）上发生了一起黑豹党成员暴力示威活动，事后有人援引果尔达·梅厄的话说，“他们不友善”，这句话永远不会被忘记，也永远不会被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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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暴露出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并非漠不关心。那一年的预算包括增加对教育和福利的资金。为调查贫困儿童和青年的处境而成立的总理委员会显示，来自亚洲和非洲的移民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需要立即予以关注。委员会于1973年6月提交了调查结果。10月爆发的赎罪日战争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社会问题转移到安全和政治问题上。然而，黑豹党运动可以被视为标志着以色列族群抗议运动的开始，这个问题自那时起被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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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的“新左派”团体马兹佩恩（Matzpen）的出现预示了一个新现象：以色列人怀疑国家的正义。新左派不再是旧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左派，左派在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失去了光彩。新左派的英雄是切·格瓦拉、菲德尔·卡斯特罗、胡志明，以及抗击西方资本主义奴役的第三世界的游击队。在以色列的舞台上，吸引新左派的是巴勒斯坦人，他们看到的是巴勒斯坦人作为被压迫的人民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大众战争，而1967年以后的以色列是强大的、过分膨胀的和好战的。被遗忘的是左派对以色列作为犹太难民国家的支持，以及与反犹主义的斗争。从现在起，他们认为以色列是争取自由和这个世界被剥夺群体权利的障碍，处于错误的一方。马兹佩恩拥护新左派的思想并把它对应于当时的以色列的情境。这不再是对政府某些政策的批评，而是批评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因为它的建立与巴勒斯坦人的不公正待遇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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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边缘群体，如马兹佩恩，甚至黑豹党，都是非常小的组织，无法激起民众的信任与支持。绝大多数左倾或右倾的以色列人，无论他们是否赞同其政府的一切行动，都对政府保持信任，相信其肯定会不遗余力地追求和平的信念，而且以色列的年轻人在边界所面临的无休止的战争是一场“没有选择的战争”。但在1970年年初，无休止的战争和一系列死亡事件的爆发加剧了内部紧张局势，并导致年轻人的士气下降。同年四月，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纳胡姆·戈尔德曼（Nachum Goldmann）试探着同埃及总统纳赛尔接触，并希望与他会晤。人们并不清楚是否真的有这些联系，是否戈尔德曼真的被邀请到开罗。而能够明确的只是，以果尔达·梅厄为首的以色列政府，对戈尔德曼企图炫耀自己作为犹太人没有加冕的外交部长从事外交活动持消极和怀疑的态度。戈尔德曼利用自己的自由前往以色列政府被禁止派驻特使的地方。他不总是在征求以色列政府的意见之后或按照以色列政府的意愿行事。正如学者梅耶·查赞（Meir Chazan）所写的，戈尔德曼的倡议是在外交的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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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色列的目的而言，在开罗的会议是否能够举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公众看来，政府拒绝为不应错过的、可能的和平机会给予戈尔德曼以支持和祝福，这一举动引发了一场风暴。戈尔德曼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激烈争论在报纸上甚嚣尘上。一群十五六岁的耶路撒冷高中学生给总理写了一封信，警告说：“我们和其他许多人因此想知道，我们如何才能在一场没有未来的永久性战争中战斗，而我们政府的政策正在错过和平的机会。”[8]这封信的大部分签名者几个月后加入了战斗部队，并在苏伊士运河前线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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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被称为“第十二年级学生致信”的信件，引起了以色列青年的强烈支持或反对。以色列社会随后展开了关于和平的政治论战，在此之前这个话题是避免加以讨论的。与此同时，特拉维夫的卡梅里剧院也上演了由汉诺克·莱文（Hanoch Levin）导演的一个题为《浴缸女王》（Queen of the Bathtub）的讽刺作品。这件作品，除了使用淫秽语言和极其粗俗的形象（受新的放纵和颓废思想的影响）让观众感到厌恶之外，还是一部尖锐的反战讽刺作品，这类作品在以色列以前从未出现过。这部戏剧指责父亲为战争牺牲自己的儿子。其他民主国家是否允许在大炮轰鸣的时候有这样的舞台表演是值得怀疑的。来自观众的激烈抗议和公众对该剧的强烈抗议，连同对这部戏剧及其表达的信息，以及言论自由的支持，持续成为新闻媒体热点达一个多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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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个事件象征性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军队娱乐剧团演奏《和平之歌》。这首歌曲由亚科夫·罗伯特（Ya‘akov Rotblit）作词，由艾尔（Hair）谱曲，以“消耗战中死去的人”的名义发声，呼吁和平行动主义（以“给予和平机会”）：“让太阳升起/给早晨以光芒/最纯洁的祷告/不会将我们带回来。”它总结道：“不要说那一天会到来/把那天带过来/因为它不是一个梦想/在所有的城市广场只为和平欢呼。”它引起了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官雷哈瓦姆·泽维（Rehavam Ze’evi）的愤怒，他下令禁止其演出。但这首歌已经成为以色列和平运动的圣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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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社会的软肋暴露了出来：承受持久战争的心理困难，对生命损失的敏感，以及对和平的渴望。绝大多数以色列人认为他们处于一场“别无选择的战争”中，他们必须咬紧牙关，竭尽全力为以色列国防军服务。尽管媒体强调了鸽派左翼的萌芽，但事实上，政府声称没有人可以谈判，同时也没有什么可以谈判的东西，这几乎得到了全面的支持。然而，漫长的三年义务兵役期、频繁地预备役征召，尤其是一列列阵亡士兵名单，都打击了国防军的士气。胜利的喜悦被深深的挫折感所取代。工党领导下的以色列共识在社会和政治方面都受到了挑战。对民族精神的损害仍然只限于出现裂痕，但它们预示着即将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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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Seventh Day: Soldiers Talk about the Six-Day War, Tel Aviv and London,1970, p.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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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bid., p.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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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bid., p.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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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bid., pp. 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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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onversation at the Rabbi Kook yeshiva,Shdemot29, Tel Aviv, 1968,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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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Ibid.,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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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reater Israel manifesto, 22.9.1967, published in all the Israeli news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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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eir Chazan, “Yozmat Nachum Goldmann lehipagesh im Nasser bishnat 1970” (Goldmann’s Initiative to Meet with Nasser in 1970),Studies in Zionism andthe State of Israel, vol.14 (2004), p.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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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第十五章 1973年赎罪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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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6日是犹太人赎罪日，空袭警报响彻以色列，当时没有人料到这一天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赎罪日战争也可以称为十月战争，正如埃及人所说的，它在以色列和中东历史上是一个分水岭。也许与六日战争相比，它更加重塑了以色列的自我形象及其政治、社会空间，以及它与邻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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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国内或西方国家，没有人预测到战争在1973年秋天爆发。1970年9月，也就是在消耗战结束大约一个月后，纳赛尔突然去世，继承纳赛尔的是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他是领导1952年埃及军事政变中最不起眼的军官。以色列外交和情报报告把他描述成一个缺乏驱动力和领导力的“灰色”人。评估声称他不能开创新的政治路线，或者选择发动战争。从1970年秋天到1973年秋天之间的三年里，以埃边界相安无事。在旨在冻结现状的消耗战停火后第一个月，埃及人便沿着苏伊士运河部署地对空萨姆导弹（SAMS），公然违反停火协定。由于埃及人无视美国对其撤出导弹的要求，以色列的抗议是徒劳无益的，并且以色列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理由打破停火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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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没有正确地评估西奈半岛被占领和埃及军队战败给埃及人所带来的羞愧和耻辱的程度。他们愿意在1967年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很快通过消耗战煽动与以色列人的冲突，这个事实应该为以色列提供充分的证据，以便意识到埃及作为阿拉伯国家中最大和最强的国家，将无法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接受现状。沿运河部署萨姆导弹是埃及敌对意图的另一个暗示。但是，由于1967年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取得的大规模胜利，以色列自信满满，这导致了以色列国防军高级指挥官的自负和傲慢。以色列军事领导人认为埃及军队低劣，没有牺牲和顽强不屈的精神。一个情报“设想”出现了，认为只要埃及军队现在没有配备超过以色列国防军并且能够攻击以色列大后方的飞毛腿战术弹道导弹和先进的军事装备，埃及人就不会进攻。这项评估是基于有争议的情报报告。这个情报来源可信吗？还是双重特工误导以色列人的信息？情报负责人还进一步指出，埃及人不敢进攻以色列，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国防军会打败他们。但是即使埃及人真的采取了进攻行动，他们也只会发起一些局部行动，而以色列国防军足以应付这一局面，直到动员预备役部队。预备役动员需要4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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