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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政府的腐败丑闻不仅使国民震惊，也破坏了国民对政府的信任。人们对政府预期的标准也改变了。早期时候诸如利用国家资源推动以色列总工会的经济之类的做法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现在遭到公开拒绝，以色列开始接受西方国家惯常的政府准则。腐败案件暴露了旧准则的存在，也提升了人们所期待的政府新标准的透明度。电视广播关注这些丑闻，强调政府的软弱，看领导人的笑话，尤其是在讽刺性的电视节目《洗头》（Nikui Rosh）中，这种曝光和讽刺很成功。讽刺政府人物是另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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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阿拉伯人与被占领领土的阿拉伯人不期而遇，由此经历了身份的转变和心理的变化。刚开始，与西岸的同胞相比较，以色列阿拉伯人吹嘘他们的经济成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认同感越来越强，而作为以色列公民的身份意识也随之弱化。由于赎罪日战争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国际地位急剧上升，这一认同变化的进程获得了动力。在纳赛尔执政时期，泛阿拉伯主义在以色列阿拉伯人中很流行。当纳赛尔去世时，他作为泛阿拉伯主义的象征性人物受到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哀悼。但是阿拉伯国家军事上的失败，以及相对较少关注巴勒斯坦问题，削弱了这些民族主义者的泛阿拉伯联系，而巴勒斯坦人的身份问题成为塑造以色列阿拉伯人民族特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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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显示了支持温和派阿拉伯政治家的人数在减少，这些政治家认为以色列国家的存在是一个既成事实，并试图融入其中。温和派争取平等的权利，致力于提高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社会地位，并保持与当局沟通的渠道，避免与它发生冲突。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通过与执政党或以色列统一工人党有联系的党派来代表自身利益。目前，阿拉伯国家的舆论认为他们是犹太人的仆人，没有为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而战斗。与犹太部门结盟的那些政党走向衰落。与马基（Maki，以色列共产党）相比，拉卡（Rakah，新共产主义名单）主要由阿拉伯人组成，而以色列共产党主要由犹太人组成。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同，拉卡的宪章宣称要统治整个西巴勒斯坦，并驱逐1918年之后来到这里的犹太人，拉卡忠于莫斯科路线，并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利。然而，它经历了激进化的过程，苏联越来越支持巴解组织，新共产主义受此影响。拉卡注意避免非法活动，并限制自身参加各种抗议活动、议会活动和发行公开出版物。它警告人们，不要歧视阿拉伯少数民族，但现阶段并不鼓励民众走上街头去抗议，因为拉卡害怕局面失去控制，而这也许会招致当局的镇压。获得平等权是以色列阿拉伯议程的首要任务，由于拉卡多年来一直为这一事业而努力，其地位也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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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阿拉伯公民激进化趋势的增强有多种原因。首先是人口的增长。1949年大约有15万阿拉伯人生活在以色列。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人数达到50万。人口的增加造成一种力量增强的感觉。其次，犹地亚和撒玛利亚阿拉伯人的行为习惯影响了以色列阿拉伯人。1976年上半年，拉巴特首脑会议之后，由于巴解组织地位的提升和巴勒斯坦人民对其越来越强的认同，西岸出现大量游行示威活动。此外，激进的巴解组织支持者在1976年4月举行的市政选举中获胜。信仰者集团在卡杜姆及其他地区的定居点，还有政府创建的定居点激怒了阿拉伯民众。在电视上，以色列阿拉伯人看见他们西岸的同胞向以色列国防军投掷石块和燃烧弹，也从中学到了他们的斗争方式。最后，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处境引起不安。阿拉伯知识分子将他们自己与西岸的大学毕业生做了比较，注意到那里的中学是高标准，意识到他们在教育上处于劣势。从这一点上来看，以色列阿拉伯人不再将他们的境遇与建国之前相比较了，而是与犹太人群体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相比较。阿拉伯人领袖声称阿拉伯人在教育体系，在建设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和体育设施的拨款方面，受到不公平对待。他们也反对最低限度的教学标准，并声称这些标准旨在使阿拉伯人无知，从而为体力劳动者提供低地位和低工资。教育部被指控在课程计划中歧视阿拉伯文化遗产，目的在于模糊阿拉伯人的民族认同。这些说法并非毫无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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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卡和激进分子宣传与抗议的焦点在于阿拉伯村庄。虽然农村农业生产发达，也着手修建灌溉工程，房屋里有了自来水，但抗议领导人说，阿拉伯农民在政府指导和救助及市场环境方面受到歧视。他们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土地，在巴勒斯坦文化中，土地（al-‘ard）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手段，而是个人财产的象征；在个人和政治层面，农民和他的土地之间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联系。土地是家园。20世纪50年代末，阿尔德（Al-‘Ard）民族主义运动出现在阿拉伯国家，这并非偶然。它是非法的。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征用大片土地进行开发。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没有再征用土地，但是土地仍是敏感话题，拉卡将这一问题作为本土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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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夏天，有消息称政府欲推行“加利利犹太化”（Judaization of Galilee）计划，包括征用特定的土地。阿拉伯人认为“加利利犹太化”是一个阴谋，旨在在这个阿拉伯人口占多数的地区，使阿拉伯人的统治归于无效。村民建立村委会来保卫土地，1976年2月，出现了一则新闻，政府决定征用约5000英亩土地，其中1750英亩是阿拉伯人所有，其他的不是犹太人所有就是国有土地。该决定还提到给土地所有者补偿和土地交换的可能。但事实上，征用土地不是一件小事，政府也没有试图用补偿来缓解其可能带来的冲击，以防止接踵而至的骚乱。1976年3月30日，由拉卡和其他民族主义团体领导的阿拉伯保卫土地委员会宣布总罢工，并宣布当天为土地日，“以表达刺痛我们民族灵魂的真正愤怒，我们反对旨在将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迁出去的政策”[4]。罢工期间，抗议者向安全部队投掷石块和燃烧的煤油罐，并在路上竖立石块，放置燃烧的轮胎。加利利和三角村（Triangle villages）没有遵循强加给他们的宵禁，抗议者与警察及军队发生冲突。在枪击事件中，6名阿拉伯人被杀，数十人受伤，许多警察和士兵也在冲突中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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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时起，土地日就成为以色列阿拉伯人日历上的一个关键日期，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甚至是巴勒斯坦流散者，都将土地日作为民族团结和统一的象征。从那时起，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议程就包含了建立与以色列国并肩存在的巴勒斯坦国，以表达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自决权的内容。土地日及其相关事件也将犹太公众暴露在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怨气和愤怒之下。但是，它在促使人口中的大多数与少数群体更紧密的团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令人怀疑的。犹太人将阿拉伯人的暴力行为看成政府失去控制的表现，急切地要求增加加利利犹太人的数量，以稳定局面。从拉宾政府的角度来看，土地日是另一种削弱其地位的事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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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7月，以色列国防军精锐部队从乌干达的恩德培解救了被劫持客机中的人质，这是政府让人感到满意的时刻。这架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从以色列起飞，在雅典中途停留后被劫持，然后飞到乌干达，该地区的统治者伊迪·阿明（Idi Amin）与劫机者合作。劫机者要求释放在以色列、德国和其他地区被逮捕的恐怖主义分子。经过几天的焦虑后，政府授权拉宾与劫机者谈判。以色列国防军制订了一套解救人质的计划，人质被关押在距离以色列6000千米处。政府批准了这项行动。大力神运输机载着以色列国防军完成任务，几乎没有人员伤亡。这是一次冒险的行动，以堪称典范的方式执行。这几天，以色列忘记了自战争以来普遍存在的烦恼和沮丧，并庆祝这次行动的成功，而且世界媒体对这次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但这种暂时得以缓解的形势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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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2月，第一架F—15战机抵达以色列，受到举国欢迎。拉宾将它们的到来看作他精心培育的与美国政府的友好关系的表现，并想对此特别加以强调。不幸的是，战机是在星期五下午抵达的。有一个特技飞行表演的欢迎仪式延迟进行，这看起来是政府部长和军队首脑亵渎安息日的行为。极端正统派向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在当时的情形下，全国宗教党发现自己进退两难；最后，全国宗教党的大多数成员在议会中放弃投票并不支持政府。拉宾指责他们玩忽职守，违背了集体责任的原则。他免去了三名全国宗教党的部长职务，并以投票为借口解散政府，举行新的选举，希望获得更多的支持，并向总统提出辞职。新的选举定在1977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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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德培行动之后拉宾的人气很高，拉宾此举乍看起来是很有希望的。但是任何事情都会出岔子。在与拉宾的会晤中，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卡特毫不犹豫地公开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家园”的想法。关于这次会议的新闻报道表明，拉宾与美国政府先前的协议并没有被考虑进去，而且卡特总统对拉宾总理施加了近乎侮辱性的野蛮压力。在国内，西蒙·佩雷斯再次宣称他将在党中央委员会中与拉宾竞选，即使拉宾是现任总理。在中央委员会中拉宾再次胜选，虽然微弱多数的获胜反映了其支持率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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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政党——变革民主运动（Dash，变革民主运动的希伯来语缩写）成立了，表达了公众对现有政党和领导人的不满。变革民主运动证明了社会主义思潮的衰落和公民自由主义的兴起。该党是典型的温和派政党，代表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由一些党派的残余，如自由变革党和自由中心党右翼组成。它的主要力量是来自工业界、安全机构及学术界声名显赫的人物。变革民主运动由前总参谋长伊戈尔·亚丁领导，现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考古学教授。亚丁是以色列政治中的无冕之王，曾不止一次地被邀请加入这个或那个政党并担任领导角色，由于他从没有涉足炙热的政治深水中，所以他仍然是让人感到困惑的谜一般的人物。工党已然是星光暗淡，而变革民主运动似乎是一个有魅力的工党替代者。拉宾，这位保守派的继任者，不能使以色列公众信服他是一个真正有才能的领导人，能够应付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变革民主运动，因为其成员来自安全、经济和政策等重要领域中让人印象深刻且具有丰富经验的人物，所以似乎具有很强的领导潜力。变革民主运动提供了一种议程，从安全角度来看，它给予公民社会和温和派活动家以适度的自由。调查显示，选民对该党的支持率明显上升。最重要的是，1977年3月，拉宾受到丑闻的打击，在他结束驻美大使的任期后，他的妻子仍保有美国的银行账户。当时以色列货币法禁止以色列人持有外国账户。拉宾决定支持他的妻子，放弃了候选人资格，西蒙·佩雷斯取而代之。这样，以色列的政治体系就转入了1977年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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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ershon Shafat,Gush emunim: hasippur me£ahorei hakla’im(Gush Emunim
:The Story behind the Scenes), Beit-El: Beit-El Library Publications, 1995,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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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michai, “Shirei eretz tzion Yerushalayim,”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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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hafat,Gush emunim: hasippur me£ahorei hakla ‘im, p.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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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l-Ittihad, 9.3.1976, cited in Eli Rekhess,Hami’ut ha’aravi beYisrael: beincommunism leleumiyut aravit, 1945–1991(The Arab Minority in Israel: Between Communism and Arab Nationalism, 1945–1991), Tel Aviv: Moshe Day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and African Studies, Tel Aviv University and Hakibbutz Hameuhad,1993, p.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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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第五部分 和平、战争与犹豫不决 （197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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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贝京上台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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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7年5月的选举前夕，以色列电视台采用了英国的投票后民意调查的做法。当选民离开投票站时，他们被要求在抽样民意测验中重新投票。通过对结果的统计分析，民意调查者可以在投票站关闭后不久就看出选举结果的迹象。当电视台的高管看到投票后民调结果时，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利库德集团（包括加哈尔和一些小政党）赢得了44个席位，而联盟党只有32个。起初他们认为投票后民调结果是错误的，但是随着真实的结果逐渐显现，事实越来越清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自从国家建立以来第一次出现以色列工党不是组建政府的多数党。当晚11点，电视节目主持人哈伊姆·雅文（Chaim Yavin）套用一句希伯来习语宣布道：“女士们，先生们，彻底的改变！”在以色列政治和文化中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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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一直等到所有的结果都出来了，才与他的妻子阿莉扎（Aliza）一起前往利库德总部泽耶夫要塞（Metzudat Ze’ev，又被称为亚博廷斯基之家），在那里庆祝胜利活动已经全面展开。哈伊姆·雅文描述了现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人们取代了穿着非正式服装的联盟党人，不再有典型左翼分子的草率风格。整栋建筑都因为人们有节奏的反复呼喊“贝京，贝京”而震动。贝京戴上便帽，吟咏祝祷词（用来特殊场合的庆祝），感谢他的妻子、孩子和孙子，然后引用林肯总统的第二次就职演说：“对万物满怀慈悲，对真理坚定信念……”在以色列以前的政治中，民众不知道便帽、祈祷、家庭以及仪式的使用。主持人的言辞一针见血，他微笑地评价道：“我们必须去习惯一种新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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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是以色列民主选举历史上失败了前8次但赢得了第9次选举的唯一一位领导人。当埃特泽尔被解散时，他创立了赫鲁特党（Herut）反对以色列工人党和左派的统治。由地下斗士——或者像国际媒体喜欢称他为“恐怖分子”——到国会议员的转变，并没有使贝京获得他所希望的公众认可。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的党派赢得了不到20个议会席位，而以色列工人党则赢得了40多个席位。在克服合法性障碍上贝京遇到了困难，而本-古里安尽全力阻止他获得公众的信任。赫鲁特党纲领主张“约旦河有两条河岸，都是属于我们的”（用修正主义创始人亚博廷斯基的话来说），这引起了以色列人的恐惧，他们认为这将导致国家陷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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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在以色列存在着缓慢的、几乎难以觉察的从这种最高主义纲领和口号的退却，这也减弱了对约旦河西岸领土问题的申索，即便这代表了一种不采取强力行动的愿望。当时1949年的边界线是大家普遍认可的。当加哈尔在1965年成立（如前所述，它是赫鲁特与自由派的联盟，一个温和的中产阶级政党），贝京拒绝停止提及以色列地的历史领土范围（达到约旦河），但是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一种与他们温和外交政策不相符的武力威胁。作为妥协，在党的纲领序言中提及这一问题仅仅是作为自由党，而不是联合党派对“家园完整性”原则的承诺。从大以色列立场的缓慢撤退代表了一种认可，即对于绝大多数以色列公众来说，大以色列是一个遥远的梦想，而不是一项政治纲领。如前所述，本-古里安的目标是阻止那些有激进抱负和行动方式的人，在政治舞台上被接受为合法的活跃分子，他认为这些人对以色列的生存安全构成了威胁。用本-古里安的话说，贝京就是“议会上坐在巴德博士旁边的那个人”。本-古里安的话语中“没有自由党和共产党”，旨在防止激进的左翼和右翼加入政治联盟。几年来，国防部拒绝承认埃特泽尔和莱希退伍军人有资格获得与哈加纳同等的养老金和津贴。这种不合理的、暂时性的歧视后来成为整个歧视神话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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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所采取的政治风格在以色列不被接受。1952年1月，他在一次演讲中反对与联邦德国签订赔偿协议，用诽谤本-古里安和隐含的暴力威胁来煽动听众。演讲之后，示威者走向议会大厦并投掷石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贝京正在全体会议上致辞。贝京被处罚从议会停职三个月。此后，他的浮夸言辞有所收敛，着重强调他对民主和法治的承诺。他以“从反对派到政府”的口号参加了1959年第四届议会议员竞选，在全国各地举行的公开会议他从未缺席。在那一年的选举日前一天，在摩托车车队的陪同下，他乘敞篷汽车参观了特拉维夫的贫民区。这个想法是由自由党的竞选经理借鉴美国经验引入的，但在以色列，它被视为一种墨索里尼式的右翼分子作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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