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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980年和1981年年初，贝京似乎已经失去了作为总理行使职责的能力。他经历了轻度中风和抑郁症发作，没有人敢公开谈论他的健康状况。1981年4月，继阿里多尔的成功之后，以色列总工会举行了选举。令每个人感到惊讶的是，利库德集团仍然是不可轻视的力量。它赢得了左派25%的选票。贝京一夜之间恢复了健康，并开始积极参加竞选。虽然公开的集会现在被认为是过时的，但是贝京回到城市广场和群众当中，并从全国人民欢迎他的热情中得到了鼓舞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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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对释放充满种族敌意的想法没有任何疑虑，并不假思索地将其作为政治煽动的手段。在这场竞选运动中反对工党联盟的煽动程度和对其的妖魔化的程度是空前的，有时语言暴力甚至上升为对工党联盟代表的人身攻击。利库德集团支持者的敌对行为使得工党联盟活动分子难以在发展城镇和城市街区举行选举会议。选举前夕在特拉维夫的以色列国王广场（Kikar Malkhei Yisrael，现为拉宾广场）举行的群众集会迎来了敌对行动的高潮。在将一场运动（工党运动）描述为会把苏联模式引入以色列，以及把恐怖分子引入犹地亚和撒玛利亚的“红色”运动，又将另一场运动（利库德集团运动）描述为“蓝白运动”和家园保护者之后，贝京抓住了前一天晚上在同一个地方工党联盟在选举集会上发表的愚蠢评论。一位艺人曾经将利库德集团支持者称为“Tshachtshachim”（对摩洛哥人的贬低性绰号）。艺人的言语成为贝京对左派和密兹拉希犹太人贬低态度的象征，他呼吁追随者唤起他们的朋友，一起给利库德集团投票，抹去这一对全体以色列人民的侮辱。他的话收到了雷鸣般的掌声，听众们一致支持利库德集团和仇视左翼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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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举的前几个星期，1981年6月，以色列空军摧毁了伊拉克奥西拉克（Osirak）核反应堆。轰炸反应堆的决定，在当时看起来是冒险的，甚至是不必要的，对贝京来说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回想起来，很少有人会认为它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地服务世界。1977年政府变革期间，拉宾通知贝京一个情报，指出伊拉克在法国人的援助下正在建造核反应堆。通过外交手段和蓄意破坏方式阻止建设反应堆的努力均未能成功。与此同时，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爆发了，伊朗人企图炸毁反应堆，但只造成了轻微的损坏。贝京认为敌国手中的核武器对以色列的生存是一种威胁，因为以色列的国土面积很小，这使得以色列显得非常脆弱。反对派领袖西蒙·佩雷斯听说了有关轰炸核反应堆的计划，就写了一封密信给贝京，告诫他要谨慎行事。他认为这会危及以色列与美国和埃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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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意识到轰炸反应堆有风险，但是辩称如果不攻击它，以后对以色列的可预测风险要大得多。他担心如果工党联盟赢得选举，反应堆将会继续保持运行下去。做出这个攻击决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色列的防务当局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意见。谁都无法保证这场行动一定会成功。但最终，这场行动确实取得了成功，而且没有任何损失。作为回应，美国决定推迟向以色列提供战机，但除此之外，两国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受到损害。当以色列大使向萨达特告知了此次行动的消息和贝京决定行动的理由，萨达特对此持容忍态度。一事成功百事顺，萨达姆·侯赛因的残酷政权在中东不是很受欢迎。佩雷斯指责贝京利用对伊拉克反应堆的攻击作为竞选拉票的形式。贝京通过透露佩雷斯的秘密信件来回应并攻击他。贝京不是为了胜选而去摧毁反应堆，但是后来他把这次行动的成功作为他选举中的一个制胜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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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的第二个任期：黎巴嫩战争和以色列社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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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6月底举行的选举结束了。利库德集团保持了一个席位的优势（48：47），使得贝京能够继续组建由61位议员（总共120位）支持的政府。这个微弱的胜利证明了1977年的大变革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反映了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变化。贝京的第一届政府秘书阿里耶·瑙尔（Aryeh Naor）这样分析了选举结果：“基于宗教和信仰传统形成的新的以色列象征符号世界根植于这个国家新的一代中。关于领土妥协的世俗世界观和工党联盟思想对这一代人是陌生的，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在大以色列的现实中成长起来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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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的第一届任期以积极的方式结束。与埃及的和平条约给贝京披上了象征人类和平的外衣，也向世人树立了一个能够做出艰难决定、做事果敢的领导人形象。对伊拉克反应堆的轰炸进一步证明了他的领导能力和决心。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说，定居事业的扩张是一种额外的成功。他的另一项政绩是街区振兴计划（neighborhood rehabilitation project）。在1977年选举之前，贝京承诺如果当选，他将采取行动振兴以色列的贫困社区。这个项目不是由国家预算资助，而是由流散犹太人的捐款资助。贝京呼吁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帮助消灭以色列的贫困，这一行动广受好评。捐助者与将要接受资助的街区和发展城镇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而不是把项目和资金转移给像犹太代办处之类的组织或团体。流散犹太人参与这个项目有助于加强主要捐助者和以色列人权利之间的联系，但是除此之外，这项事业对于恢复流散犹太人社区与以色列之间的团结，以及进一步拉近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捐助者和密兹拉希街区居民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街区振兴计划的重点是提高住房标准，减少过度拥挤。努力提升居住区在审美方面的标准，建设游乐场和花园。在很多情况下，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居民关心社区的兴趣和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从每一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有价值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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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的第一届任期期间，经济形势的恶化使其深感压力。在没有安全保障和必要的相关措施的前提下，试图通过简单的改革和大胆的尝试短期内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转型为自由主义的经济，这一举措，导致以色列经济走向深渊，并破坏了国家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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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的选举和新政府的组成反映了由一个右翼政府到极右翼政府的转变。前者的领导人力图在历史上留名，正如他将和平带给了以色列；后者的领导人现在开始实施在他上台之前就一直持有的旧世界观。第一届政府包括达扬、魏兹曼和亚丁，他们和贝京一起构成了一个制衡制度。在贝京的第二届政府期间，他的健康状况不佳，缺乏调停力量。阿里埃勒·沙龙——贝京早先不愿放在安全机构的负责人——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伊扎克·沙米尔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右派人士，成为外交部长。总参谋长是拉斐尔·埃坦［Rafael（Raful）Eitan］，他接受了沙龙的领导。这是一个无力的政府，没有可以抵制沙龙影响力的重量级人物存在。政府中也没有其他可以充当制衡作用的军事人物。［交通部部长莫迪凯·基波利（Mordechai Zippori）来自军方，曾担任过前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试图制衡沙龙，但他在贝京眼中与著名的沙龙将军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外部政治舞台也发生了变化。萨达特于1981年10月6日被暗杀，里根总统取代了卡特总统。如果说贝京的第一届任期的标志是和平的话，那么他的第二届任期的标志将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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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黎巴嫩内战之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其战斗人员已迁往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将通过袭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来报复针对以色列人的袭击，后者用喀秋莎火箭弹轮流袭击北部边界定居点。以色列国防军对巴解组织的地面行动给该地区带来了短暂的安静。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以色列一直在黎巴嫩南部扶植一个名叫南黎巴嫩军（SLA）的基督教民兵组织，它能够帮助牵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黎巴嫩，叙利亚人和基督徒，特别是由杰马耶勒（Gemayel）家族领导的黎巴嫩长枪党（Phalangists）之间的关系恶化。基督徒寻求以色列的援助以对抗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这些巴勒斯坦人与激进的亲叙利亚左派一起在反对基督徒的黎巴嫩种族和宗教冲突中起着重要作用。作为总理，拉宾拒绝采取军事行动援助基督徒；当魏兹曼担任国防部长时，他也持有相同的立场。但是，当贝京担任国防部长时，他决定援助基督徒——不仅仅是间接地提供军事装备，而且也有直接的军事行动。贝京辩称以色列不允许少数派被暴力的多数派消灭。但基督徒不是无助的少数派，也绝对不是道德模范。贝京对以色列首次参与黎巴嫩内战的表面上的道德理由是旨在影响里根总统，但里根总统并未被打动。贝京和沙龙在美国政府中的盟友是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对以色列的武力威胁持谨慎的保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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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和沙龙想要确保以色列对犹地亚和撒玛利亚的控制，认为削弱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甚至将其总部从该国消灭，也很可能削弱巴勒斯坦人并迫使他们实施自治方案，从而保证以色列人在西岸和加沙地带世代生活下去。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安全部门加强了与基督徒的关系，他们试图通过引导以色列人相信他们自己会直接参与战斗，从而将以色列卷入在黎巴嫩的战争。以色列的安全机构对基督徒的可信任度产生了分歧。他们真的会在以色列袭击中发挥作用，并将巴勒斯坦人赶出贝鲁特吗？基督教领袖，包括巴希尔·杰马耶勒（Bashir Gemayel，不像他的亲叙利亚兄弟阿明，巴希尔被认为是亲以色列的人），并没有隐瞒对与以色列公开结成联盟的保留意见。甚至当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进入黎巴嫩北部基督徒控制的港口时，这些领导人拒绝公开支持与以色列的伙伴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不想看起来是为了以色列一边而战斗。黎巴嫩基督徒将自己看作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自古以来，他们出于自身生存的基本考虑，在敌对阵营之间游刃有余地施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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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制订了两项军事行动计划——“大松树”和“小松树”，前者设想了占领黎巴嫩大部分地区的可能性，基督徒也加入其中，到达贝鲁特-大马士革的公路；后者涉及在黎巴嫩南部占领40千米纵深的缓冲区，那是当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部署火箭弹的范围。1981年夏，对加利利狭长地带定居点，特别是基利亚特什姆纳（Kiryat Shmona）进行大规模轰炸之后，许多居民被迫撤离他们的城镇，美国参与斡旋并促使达成了一项协议，以确保北部边界的安宁。贝京和沙龙开始寻找一个在黎巴嫩发动攻击的借口，以改变其境内的力量均衡。他们试图获得政府批准“大松树”行动的计划最终失败了；贝京保持沉默，而沙龙无法争取多数派的支持来发动全面战争。沙龙意识到，为了获得批准，他必须提出一个更小规模的计划。但是他掩盖了打算在战斗中扩大这一计划的意图。以色列国防军最高指挥部提前接到该计划可能会扩大的预警，并被告知准备进行一场“滚动性的”逐步升级的作战行动。随后，阿布·尼达尔（Abu Nidal）组织的一名成员对以色列驻伦敦大使的暗杀企图向贝京和沙龙提供了开战理由。安全总局局长向内阁解释说，阿布·尼达尔属于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分离出去的一个分支机构，不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政策。总理打断了他的辩解，坚持认为这场恐怖主义的暴行充分证明了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战争是正当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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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贝京期待已久的战争。他于1982年6月5日宣称：“这次行动的替代品是特雷布林卡（大屠杀集中营），而且我们已决心不会再有更多的特雷布林卡。”[8]1982年8月在国家安全学院发表的一次演讲中，他表示赞成“选择的战争”。在贝京的评估中，除了1948年战争、消耗战争和1973年战争之外，以色列的所有战争都是选择的战争。在他看来，每次预防性的或先发制人的打击，甚至是一场由于越过红线而引发的战争，都是选择性的战争。有了这个基本依据，他把黎巴嫩战争也归入相同的范畴，这个范畴不仅包括西奈战役——尽管本-古里安是出于担心埃及强化武器装备，然后看到两个超级大国的反应就撤军了——而且还有六日战争（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将其视为埃及发起的一场战争）。在这个“选择的战争”的定义中，贝京寻求黎巴嫩战争的合法性。他辩解说，选择的战争可以避免后期无法选择的战争。“没有任何绝对的道德律要求只有当一个国家背靠大海走投无路或身处深渊的边缘时，才应当或者有权利去进行战斗。”[9]这种观念与以色列社会的基本理念相矛盾：防御理念，它塑造了伊休夫和国家世代战斗者的世界观。按照这种理念，战争应当总是在国家处于危险的边缘时必要的战争。以色列社会和以色列国防军最终都不接受贝京对这种理念的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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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沙龙的逐步扩大战争的概念是贝京的崇拜者和批评者之间一个争议的焦点。可以肯定的是，贝京批准了沙龙的行动，有时在行动之前，而有时是在行动之后。当以色列国防军入侵黎巴嫩时，贝京确信行动只会持续几天，造成很少的伤亡。他既不熟悉地图也不熟悉军事行动。如政府中其他无军事背景的成员一样，他相信沙龙的预测，即在贝卡谷地从侧翼包抄叙利亚部队能迫使他们撤退而不与以色列国防军发生冲突。但是所有看到这个计划的以色列国防军官员都意识到他们将要和叙利亚人进行战争。沙龙向贝京和内阁成员解释说，将战争从距边界40千米扩大到贝鲁特，从与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到袭击叙利亚人，对于保护以色列国防军并避免损失是必要的。战争期间采访贝京的外国记者认为很难判断他是骗子还是无能，因为他不知道战场上正在发生什么。他的所有决定都是基于沙龙的误导性报告，后来通知贝京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在贝鲁特的人是美国调解员菲利普·哈比卜（Philip Hab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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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逐渐扩大了。战争已不再是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有限战斗，它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其中包括对叙利亚人激烈的装甲战以拔除在黎巴嫩的叙利亚地对空导弹阵列，在西顿难民营进行的鏖战，以及后来在贝鲁特难民营的鏖战。以色列国防军进入西贝鲁特并随后对这个城市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封锁，旨在向阿拉法特施加压力，从而把他的总部和战斗人员赶出黎巴嫩。与此同时，西贝鲁特的巴勒斯坦平民遭受着猛烈的轰炸以及电力、淡水供应的中断，直到该城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叙利亚部队同意在1982年8月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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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政府陈述这项行动时，沙龙估计将会有几十名以色列人伤亡，这与以色列国防军官员估计的人数完全不同，他们的看法没有被提交给政府。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撤离贝鲁特之前，战争造成了近500名以色列人员伤亡。这是以色列国防军第一次进入阿拉伯国家的首都，几乎是秘密完成的，没有政府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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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以色列国防军首次不是为了国家安全而参加战争，而是通过无限制地利用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在中东实现新的政治秩序。沙龙的计划是，在以色列坦克的掩护下，巴希尔·杰马耶勒将当选为黎巴嫩总统，然后黎巴嫩将成为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的第二个阿拉伯国家。叙利亚人将被迫撤离该国，巴勒斯坦人不得不大量撤离至约旦。沙龙的想法是，约旦成为巴勒斯坦，约旦河的整个西岸将落入以色列人的控制中。贝京也怀有这个梦想，显然这是他继续支持沙龙的原因，即使他的内阁同僚反对沙龙未经政府批准无限地使用武力。1982年9月1日，当贝京于停火期间在纳哈里亚（Nahariya）会见巴希尔·杰马耶勒时，他意识到，杰马耶勒无意将与以色列的关系从秘密联络变成公开的关系，这令他很懊恼。他既无意与以色列和平相处，也不公开地与之合作。叙利亚人声称他们无意离开黎巴嫩。当杰马耶勒在1982年9月15日被暗杀时，以色列国防军进入西贝鲁特防止报复行为，但是许可右翼基督教民兵进入难民营。右翼基督教民兵在萨布拉夏蒂拉（Sabra Shatila）难民营里进行大屠杀以替巴希尔的死报仇。数以百计的无辜巴勒斯坦人遇害。虽然以色列人没有直接参与屠杀事件，但是他们负责难民营的事实使得他们要对居民的安全负责——然而他们从未承担起这一责任。大屠杀在以色列和世界各地引起强烈愤怒和抗议，反对战争的呼声达到新的高度（稍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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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8月以后，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没有任何的使命，但是找不到从黎巴嫩撤军的方式，因为以色列想在撤退之后在黎巴嫩南部维持40千米的缓冲区。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停留的时间越长，他们在“黎巴嫩的泥潭”中就陷得越深。黎巴嫩国内种族和宗教团体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停止。作为占领军，以色列国防军与当地居民保持密切联系，这引起了各个群体的敌意。当以色列国防军入侵黎巴嫩时，他们的队伍受到当地民众以撒大米的方式热烈欢迎。现在，这些部队成了恐怖袭击和狙击手打击的靶子。本应该持续几天的战争已经变得旷日持久，并造成了重大损失。虽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经撤离了贝鲁特和黎巴嫩南部，但该组织没有被打败，而且现在其位于突尼斯的总部仍然是代表巴勒斯坦人的政治实体。虽然叙利亚人受到猛烈的打击，但他们也证明了自己是以色列国防军难缠的对手。他们没有撤退，仍然是黎巴嫩战区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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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战争，特别是轰炸贝鲁特，在以色列和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对，并提高了人们对巴勒斯坦人困境的认识。在这场战争之后，里根总统要求以色列从西岸撤出，并将其归还给约旦——这个问题以前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如果贝京和沙龙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加强以色列在其占领地区的地位，而已经发生的事实却正好相反。以色列和1983年5月当选为黎巴嫩总统的阿明·杰马耶勒（Amin Gemayel）之间商定的和平条约草案被叙利亚人挫败。草案显然没有按所写的文本那样产生预期的价值。很明显沙龙的战略思想是站不住脚的。像过去一样，以色列可以赢得战争，但没有能力强制实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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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9月，以色列国防军开始从黎巴嫩逐步撤出，当地的游击队紧追其后。阿迈勒（Amal）是一个在战时被削弱的温和的民族武装，现在被真主党所取代，真主党是一个激进的民兵组织，其目的不仅是将以色列国防军赶出黎巴嫩，而且还要在伊朗的支持下和以色列持续战斗下去。以色列国防军从黎巴嫩的撤离一直持续到1985年6月，当时部队沿着国际边界部署，同时继续控制着黎巴嫩的一个狭窄缓冲带，那里有基督徒所指挥的南黎巴嫩军（SLA），帮助维护边界的安全。战争期间，有670名以色列士兵丧生，1982—2000年（此时以色列国防军最后一批人员撤离至国际边界），在黎巴嫩境内共有1216名以色列士兵丧生。黎巴嫩战争中有近18 000名阿拉伯人死亡，其中至少有1万人是叙利亚军队和巴勒斯坦战斗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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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战争是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这是第一次没有达成共识就被控诉的战争。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公众和媒体都认为，这次作战类似于1978年的利塔尼行动，该行动是对以色列海岸公路发生恐怖主义暴行的报复。以色列国防军越过边界进入黎巴嫩，进行了惩罚性行动，并返回以色列。这次的想法包括可能建立一个缓冲区，以防止喀秋莎火箭炮袭击北部定居点。正如最初向公众所展示的那样，这次行动获得普遍支持。而一旦行动超出预定的限度，公众和军事支持就会削弱。右翼分子被媒体对战争的批评激怒了。他们声称不应该去批评一个处于战争中的政府，正如贝京在作为反对派的时候，保持着自我克制一样。当时出版的一篇著名的文章题目是“安静，有人正在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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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在此以前，以色列政府一直是站在反对派的左翼，而反对派总是好战的，永远愿意支持军事行动，而不是撤军。这一次情况发生转变，政府和反对派产生了分歧，政府比反对派显得更加右倾，未公开、坦诚地向反对派说明它的目标就参与了战争。随着战争的进行，军队和平民之间相互反馈信息并进行着互动。装甲旅司令伊莱·盖瓦上校（Colonel Eli Geva）辞职，拒绝参与对贝鲁特的袭击——这是以色列战争史上第一次出现高级官员拒绝服从命令。盖瓦的行为反映了遍及整个军队的沮丧和不安。军队认为他们正在远远超出防卫以色列的作战。士兵们反应强烈：“人们一定觉得他们冒死奋战不是为了捍卫以色列，而是出于掌权者突发的奇想。”[10]他们还觉得政府一直在操纵媒体；媒体向公众报道的不是他们所看到的真实情况。同样地，公众在家里的电视屏幕上和国际媒体上看到的与指挥官所说的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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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国防军是一支建立在预备役士兵基础上的军队，公民应召入伍。这意味着平民和军事现实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从上到下，从军队到民间社会，从文职领导到军队，虚假的报道严重损害了双方之间的信任。对于大部分公众，甚至军队来说，由于不确定的和不能接受的目标而使得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引起了对诸如进入西贝鲁特这一行动的反对，这样的城市战斗肯定会导致很高的伤亡人数。除此之外，贝鲁特行动的残暴和伴随着平民伤亡的轰炸激怒了军队和他们的官员，他们将这些行动视为抛弃了以色列国防军的“武装纯洁性”和保护人类生活这一原则的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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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引发了以色列公众的怒火。以色列国防军甚至可能要负间接责任，因为它躲在了一边，而没有去干预难民营中右翼基督徒民兵的行动，这颠覆了在士兵和平民眼中军队的高尚道德形象。以色列国防军电台记者罗恩·本-伊沙（Ron Ben-Yishay）怀疑营地里正在发生着大屠杀，于是打电话给沙龙告诉他自己的担心。沙龙未采取任何行动。感到震惊的记者给贝京发了一封个人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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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采取行动，当平民遭到屠杀时置身事外，将成为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的常态。对以色列国防军道德和自我形象的损害将是严重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和以色列公民是否应当对我们立场的公正和行为的道德效力产生怀疑？这将会削弱他们的动机。而总理，动机是立在我的三个女儿和数百万阿拉伯人之间的护城墙，后者中的大多数人都想把我们从地图上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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