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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49 第二，拉比奥瓦迪亚·约瑟夫是伊拉克家庭的后代，他发展了一种按照以色列所要求的形式，即盛行的宗教律法版本应当是拉比约瑟夫·卡罗所编纂的《布就筵席》（犹太律法的权威法典），来重新恢复密兹拉希犹太教以往荣耀的观念。这一观念体现了这样一种主张，即塞法迪版本的哈拉哈（也包括其祈祷书形式）要优于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密兹拉希拉比倾向于普遍接受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版本。奥瓦迪亚的观念也要求不同东方流散地（伊拉克、埃及、叙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移民所使用的不同版本的法典应当予以废止，并同意采用单一的、统一性的塞法迪/密兹拉希版本的律法。这样，拉比奥瓦迪亚的主张不仅卷入了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宗教圈的冲突，也同那些遵守不同的本地传统的密兹拉希发生了冲突。拉比奥瓦迪亚的人格魅力，他作为拉比权威的声誉，他作为大拉比的至高地位，以及无数将他看作密兹拉希集团最终宗教权威的狂热信徒都使得他成为沙斯党无可争议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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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51 第三，沙斯党迎合了试图寻求宗教经验、神秘主义亢奋和精神提升的大批密兹拉希群体的需求。在沙斯党支持下形成的忏悔运动，成为一种广泛而流行的运动，该运动适合于一种新类型的拉比，他们不是在宗教学术之中，而是在将会堂更新为一种同时带有传统宗教特征和社团活动功能的社会中心的过程中发展了他们的权力。那些为成千上万的听众组织精神更新和“强化”事件的忏悔运动的拉比主要吸引的是人们的情感和宗教想象力。他们提升了大众宗教信仰——其中包括本该同传统连接在一起的神秘主义元素，而事实上是一种在他们原来居住国家并不为人所知的现代以色列发明——同哈拉哈学术和现代主义这两者相对。这些拉比表达了他们的听众对以色列社会甚嚣尘上的世俗主义、那种使得世俗教育成为必需的以现代成就来定位的生活，以及以色列精英对于他们傲慢的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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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53 在1984年选举中，沙斯党赢得4个席位；1988年和1992年获得6个席位，而在1999年选举中获得17个议席。在其发展顶峰时期，它所获得的议席超过其他两个宗教政党（以色列正教党和全国宗教党）的总和。沙斯党对待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的国家态度比起立陶宛极端正统派显得更加温和与谨慎。它选择进入联合政府，甚至是由左翼力量领导的政府。它也支持总拉比署，这是一个以色列国家机构，以色列正教党拒斥这一机构。沙斯党对国家的同情态度反映了在极端正统派顽固内核之外更加广泛的投票者相对温和的政治态度，这些投票者并不严格遵守律法，同时他们的世界观是民族主义的，而沙斯党凭借自己的能力利用其作为两大主要政党之间的关键性政党地位，以为其支持者获得经济和政治权益。不同于看起来像一个宗派，并竭力保护自身封闭领地的以色列正教党，沙斯党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传教性目标，竭力——至少在理论上——按照其自身的形象将以色列在整体上转变为一个极端正统派社会。沙斯党参与政府旨在构建起一种介入关乎自身追随者事务以及以色列社会普遍性事务的杠杆机制，它努力在诸如“谁是犹太人”、宗教皈依、在公共领域守安息日等问题上利用其地位施展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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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55 随着自由化和以色列转变为自由市场经济而造成的以色列福利国家的弱化，沙斯党获得了扩展影响的机遇。它建立起学校、幼儿园、慈善和福利机构网络，这些机构由公共财力支持，但按照沙斯党的精神来运营，以在形成其选票资源的广大人口中提升宗教认同。通过进入由以色列国家主义衰退所造成的力量真空，沙斯党成功地在极端正统派密兹拉希之外赢得一批追随者。拉比奥瓦迪亚·约瑟夫重新恢复密兹拉希犹太教昔日荣光的箴言意味着要给予约瑟夫·卡罗《布就筵席》中所体现的宗教裁决版本以优先权。但普通大众是在一种更为宽广的背景下来看待沙斯党，认为它是重建来自伊斯兰国家移民行为特征、传统和文化的需要。这种回应是对无数密兹拉希所感受到的冒犯的一种回应，他们的家园和童年记忆一直以来遭到世俗以色列人、倡导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全国宗教党以及极端正统派的以色列正教党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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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57 极端正统派很难接受的传统宗教虔诚下宽容又宽松的框架构成广泛的传教性的“觉醒运动”的基础，这一运动旨在使得沙斯党更加接近mithazkim——那些生活在国家偏远地区的人，他们正在通过沙斯党的忏悔运动回归宗教。一种新的大众宗教阶层由此出现，布道者和流行的喀巴拉主义者成为这一潮流的传导者，他们表面看来是号召人们恢复对律法的遵从，但实际宣扬的是一种简单的、不加修饰的宗教信仰，而非哈拉哈所擅长的律法论辩。忏悔运动的浪潮席卷了那些在极端正统派耶希瓦中不能找到自己位置，也不倾向于采纳极端正统派生活方式的广泛的大众信仰阶层。运动的布道者或者以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布道盛会，或者通过录像带传播他们的福音。在宣传他们宗教福音的同时，他们也宣称对律法系统和现代科学没有信心，还嘲弄左翼人士、老兵以及非宗教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精英，攻击代表古老精英立场的媒体，并且在整体上拒斥与老旧的以色列性相联系的一切。忏悔运动的文化给沙斯党支持者提供了他们自己的叙述，一种对他们自身现实的阐释。从其信奉者中获得公共资金支持的沙斯党政治系统与招募大量投票者的忏悔运动之间的合作是沙斯党选举力量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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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59 沙斯党代表的是一种在1977年首次出现在以色列社会中的新的身份政治。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经济等级划分是沙斯党力量的主要来源。但对于那些卷入这场运动的人来说，其首要且最为重要的驱动力是宗教力量，而这种宗教力量又是由族群力量所激发的。沙斯党的出现并在20世纪末成长为以色列第三大政党显示出由20世纪50年代熔炉和国家主义理论所塑造的以色列身份认同的弱化，以及以色列多元文化社会的出现。在这个社会中，各种不同群体之间出现相互斗争的态势，它们竞相形成这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议程。在20世纪80年代，看起来这种斗争的焦点是在以色列社会的非宗教群体和宗教群体之间。单一的主导性政党的缺乏以及两大主要民族性政党之间的僵局为特定利益政党，如宗教党留下了活动空间。这种斗争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国家的蛋糕应如何分割。非宗教公众将极端正统派，包括沙斯党为他们自己的权益要求增加财政拨款的努力看作国家为那些只要求权利而不履行他们对国家责任的人而快速消耗公共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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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61 在涉及犹地亚、撒玛利亚和加沙地带定居点的每一个问题上，世俗和宗教力量之间的分裂日渐显现。这些年里，定居者的弥赛亚倾向经历了起起落落。而以色列定居点耶沙（Yesha，犹地亚、撒玛利亚和加沙的希伯来语缩写）委员会则仍然忠诚于国家主义观念，并且继续将以色列国家视为最重要的救赎工具，但在边缘性地区则显示出这一委员会权威正在弱化的征兆。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信仰者集团（Gush Emunim）是一种超议会运动，其活动偏离现存的政党政治，它认为通过大众压力和突破法律将自己的议程施加于政治体系之上是合乎情理的。从拒绝接受大多数人的准则生发出来的麻烦的种子内在于信仰者集团的意识形态，它认为自身正在承担一种民族-宗教使命，这一使命的重要性赋予自身在以色列民主的边缘发挥作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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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63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个地下定居者群体开始采取行动。它开始于通过引爆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来引领犹太民族实现救赎的一项弥赛亚计划。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围绕着两大宗教都视为圣地的圣殿山区域的所有权进行的斗争自委任统治时代就已开始。在占领西岸之后，以色列为犹太民族占据了西墙，疏散了马格里布区居民——他们的家园位于毗邻的小巷，沿着西墙修建了宽广的广场，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会在犹太节日时来这里集会。摩西·达扬将圣殿山区域本身置于穆斯林瓦克夫（宗教基金会）的管理之下。多年以来，西墙区域的宗教影响在不断增强。原本西墙只是一种民族-宗教象征，现在成为一种会堂的类型，男子和女子相分离，西墙拉比确保举行适当的宗教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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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65 随着西墙区域变得更加正统，其作为民族象征的地位日渐减弱。作家A. B. 约书亚（Yehoshua）对“（民族）山”——赫茨尔山，世俗的以色列民族的万神殿，军人公墓所在地，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赫茨尔、亚博廷斯基以及历任以色列总理和总统的安息之地——与“西墙”，一种可选择的、基于宗教的犹太认同的关注焦点之间进行了比较。这种比较不仅是在宗教与世俗主义、传统和现代之间，也在利用过去形成现代议程与致力于未来之间。“（民族）山”代表的是竭力成为民族大家庭成员一部分的以色列，而“西墙”则象征着犹太特殊主义，一种对隔都孤立的回归。考虑到人们在聆听1967年莫迪凯·古尔上校发表声明——“圣殿山就在我们手中”时那种抓住整个国家的热情，由世俗的和知识分子的以色列人从西墙所感受到的疏远，象征着由日益退却的和平可能性、占领的现实，以及以色列犹太社会中崛起的、很难评估其权力的宗教势力等问题而产生的幻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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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67 由年轻人构成的民族-宗教性群体的存在（他们将引爆阿克萨清真寺看作“清除仇敌”，是一种使救赎更加临近的梦想中的弥赛亚使命）可以被解释为犹太复国主义阵营中宗教犹太人和非宗教犹太人走向疏远的象征。它也显示出那些不再将犹太复国主义看成根植于真实世界的政治运动，并且试图将之转变为一场聚焦于实现神圣计划的极端主义群体之间的紧张。1982年，根据与埃及达成的和平协议，以色列撤出了亚米特区域。对于那些怀有拯救愿景的人来说，这是他们世界的终结；撤出行动证明救赎走向退却，而“救赎彼岸”（the redeeming end）的大门尚未开启。他们随后放弃准备登上圣殿山重建圣殿，这本来是他们计划中的要采取的下一步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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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69 引爆阿克萨清真寺的计划并没有成为可操作的行动。但是它们激发了“虔诚者”群体使用武力促进犹太人在占领土地上建立统治的想法，这一想法被认为是值得的。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这一群体开展街头黑帮行动，而行凶者从来未被抓到。这些定居者认为在犹地亚和撒玛利亚阿拉伯市长组成的民族监护委员会应该对组织针对他们和以色列当局的抵抗和恐怖活动负责。1980年，一场针对希伯伦定居者的袭击造成数名犹太人死伤，在这之后，该组织的几名成员决定杀死阿拉伯市长以进行复仇。这一行动计划周密并有几十人卷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确切地知道他们在行动中充当什么角色。两名市长失去了他们的腿，而一名试图拆除针对第三名市长爆炸装置的以色列国防军工兵在这次行动中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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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71 复仇行动成为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在希伯伦耶希瓦学生遭到谋杀后，一场针对希伯伦伊斯兰学院学生的射杀行动导致多人死伤。一开始，以色列当局并没有促使安全总部（General Security Service，GSS）采取针对“犹太地下组织”的行动，因为暗杀者受到以色列媒体的褒扬。但是，在伊斯兰学院事件发生后，贝京下令安全总部查找谋杀者。1984年，安全总部曝光了一个试图引爆5辆公交车炸死上面乘客的“地下”图谋，并且在最关键时刻逮捕了企图施暴者。他们被控有罪并被判处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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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73 “地下活动”的升级——从袭击被认为应对恐怖主义暴行负责的阿拉伯市长，到对具有反犹和伊斯兰倾向的伊斯兰学院无辜学生的袭击，再到试图对公交车上无辜乘客进行袭击——让人感到清醒。这些事件发生后，耶沙委员会履行了道德考量者的角色，揭露了其内部存在的地下暗流。大多数人反对地下行动，他们认为地下行动对于大多数定居者在不放弃犹太人定居犹地亚和撒玛利亚的情况下努力与巴勒斯坦人共同存在起到反作用。但是另外一些人则对地下行动表示欢迎。他们得到拉比梅耶·卡哈内（Meir Kahane）的支持，他在1971年从美国移民到以色列。1984年，他因支持激进宗教意识形态和针对阿拉伯人的恐怖主义行动被选举进入以色列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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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75 日益增强的宗教好战性在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的转变中也有明显表现。如果说，过去在左翼政府的领导下，宗教党实际上满足于在兵役法、“谁是犹太人”以及在公共领域守安息日和犹太饮食法等犹太事务上捍卫自身权利的话，现在他们却坚持要在形塑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成为执政党主要搭档。他们宣称，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列车的餐车上，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成为犹太饮食法的监护者。他们现在想驾驶这辆列车。过去，一直掌控在工党部长手中的以色列教育部，现在却是民族-宗教部长控制的领域。尽管这一点实际上对世俗课程产生的影响非常微小，但却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世俗主义者将宗教党日益增强的对于教育部的控制视为对国家教育世俗特征的真正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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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77 在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尤其是定居者当中，一种要求更严格遵守犹太宗教律法的趋势发展起来。在民族-宗教运动阿奇巴之子青年运动中常常见到的光着脚、穿短袖衫以及男女共同参加活动的情景逐渐消失了。在带有宗教性的以色列国防军部队中举行军事仪式时，在吟唱国歌的同时，经常也会唱“我相信”的宗教歌曲，甚至有时只唱宗教歌曲。有时候在有笃信宗教士兵在场的情况下，女歌手不得不取消演出，因为女性的声音相当于裸露。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耶希瓦赫斯德尔（Hesder，如之前提到的，将高级《塔木德》研究同军役结合在一起）都有极端正统派背景并且影响到他们的学生采纳更为严苛的宗教礼仪。在有些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圈子中，成员甚至被要求在诸如撤出领土等世俗事务上遵守托拉的观点（意味着遵守拉比的命令）——这也模糊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自20世纪20年代就已存在的分离原则，即神圣事务归拉比管辖，而世俗事务归世俗领导人，比如政治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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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79 极端正统派模式对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渗透强化了在国家舞台上宗教犹太人和非宗教犹太人的差别。在公共层面，争论体现在关于犹太文化的“满满的手推车”（the full cart）问题上。最杰出的“立陶宛”拉比沙赫宣称，那些遵守诫命的人拥有满满的手推车，而那些世俗犹太人的手推车则是空荡荡的。这一立场挑战了之前时代所创造的全部世俗的犹太和希伯来文化。面对宗教圈所表现出来的日益强烈的好战性和侵犯性，非宗教公众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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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81 右翼与左翼之间的平衡削弱了政治体系的力量，因为双方彼此中和了对方。与此同时，信仰者集团和定居者、“现在就和平”运动以及沙斯党支持的忏悔运动所进行的超议会活动在不断增加，于是就出现了两种并行不悖的现象。一方面，人们逐渐倾向于放弃公共领域而选择待在家中。这表明公众对政治活动以及影响国家政治进程的可能性不再抱有幻想。同时，这一现象的出现也是电视影响日益增强的结果，电视成了以色列人的“部落篝火”。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电视还只有两三个频道。看电视创造了一种囊括以色列大多数公众的想象的共同体。随着生活标准的提高，空调在以色列变得越来越普遍，这样，户外集会就没有以前那样有吸引力了。同时，左翼和右翼的激进群体召集它们的追随者搞街头戏剧表演。电视将街头发生的每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带到普通以色列人的家中。一些怪诞的、超议会的事件获得了不成比例的重要性，而报道这些事件的媒体则给公众强化了领导层衰弱、缺乏可信度且已失去对局势控制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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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83 政治体系权力衰弱所造成的真空被司法体系所填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它开始明显表现出日益增强的权力。一系列的问题不是由政府，而是由法庭来决定。显著的例证就是出于公众压力，国家调查委员会（赎罪日战争后的阿格拉纳特委员会和萨布拉与夏蒂拉大屠杀之后的卡汉委员会）的决定对政府构成了约束。最高法院成为公民求助的对象，他们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涉及人权的问题上，而且在有关文化和政策问题上控诉当局的专断。正是最高法院决定在安息日前夕允许播放电视，以及埃隆摩利（Elon Moreh）定居点非法且应当撤离。20世纪80年代，最高法院自动阻止批准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总部有关在占领土地上实行行政拘留和土地征用的请求。尽管被占领土上的阿拉伯居民不是以色列公民，但他们却获准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诸如以色列国防军、警察局和安全总部等机构自动丧失了组织自治和抵抗法律行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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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85 在新的司法地位上升时代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一个事件是1986年的300路公交车事件。这一事件开始于恐怖分子劫持公交车未遂。根据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的说法，恐怖分子被击毙。但是，现场的记者报道说他们看到两名恐怖分子被安全部队人员带走。后来又出现他们遭到拷问并被安全总部拷问者处死的说法。安全总部试图掩盖其卷入这一事件。其特工人员在法庭上所做的证词被证明是虚假的，这严重影响了法官对安全总部报告的信任。这一事件被曝光后，总理伊扎克·沙米尔、他的副手西蒙·佩雷斯和国防部长拉宾都不同意安全总部特工应按司法部长的要求接受审判。结果司法部长被迫辞职。他的继任者同意接受一项诉辩交易，按照妥协方案，总统将在被控诉者受审之前赦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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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87 那是以色列政府最后一次可以解雇司法部长。在司法体系和政治体系之间的这种特殊斗争以政府表面的胜利而告终，但实际上该事件强调了这一事实：政府权威必须服从法律，司法高于政治体系。自此，司法体系不再视以色列国防军、国防部、警察的证言证词为当然真实有效，这些机构也要接受司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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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89 最高法院采取司法行动主义路线，而这背离了以色列司法体系的旧有惯例。直到20世纪80年代，最高法院都一直认为自己是在法律先例的框架下被授权阐释法律，同时也保持对法律文本的忠诚。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它开始根据法官所持有和感知的按照《独立宣言》所陈述的，以及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人的民主国家的标准价值来阐释法律。这是一种由司法形式主义向司法行动主义的转变：最高法院寻求参与塑造这个国家的特征和价值。“非常让人怀疑的是，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司法机构能像以色列最高法院那样，其司法行动主义和对政策的卷入程度如此之大。”法学家阿姆农·鲁宾斯坦（Amnon Rubinstein）声称。[2]这种司法行动主义的一种体现也延伸至诉讼资格领域，即公民或团体向最高法院申诉的权利。过去，这一权利只被赋予那些对这一申诉感兴趣或者同这种诉讼请求有直接联系的人。现在，任何关乎公众利益的事务都可以由任何公民向最高法院提起申诉——这意味着最高法院也可以审查行政官员，甚至是立法机构。“一切都是可以裁断的”，在1995—2006年担任最高法院院长的大法官阿哈龙·巴拉克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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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91 这一变化显然受到了美国司法体系的影响。在以色列国建立的最初几年，法官主要受到大陆法律传统的影响。现在这种影响的来源主要是美国，有许多的以色列法官在美国学习法律。美国司法体系不惜以牺牲对共同体的忠诚为代价来鼓励个人主义，谨慎地看待国家，并寻求约束其权力。以色列最高法院促进了一种相似的自由主义议程，其在司法上的显现主要是1992年两部基本法的颁布：《人类尊严和自由基本法》和《职业自由基本法》。自以色列国家建立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以色列议会不可能通过一部宪法，所以，一系列基本法的颁布起到了替代宪法的作用。这些法律比普通法律（尽管从来没有在法律等级划分上做过如此的声明）拥有更高的地位，而且只有以色列议会多数通过才能废止这些法律。以色列议会在1992年选举前的几天几乎在没有引发任何公众争论的情况下通过了这两部基本法。它们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大法官巴拉克所推动的以色列“立法革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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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93 这两部基本法构成了以色列的“人权宣言”。在它们颁布之前，公民的基本自由主要受到《独立宣言》的保护，但《独立宣言》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在这两部法律通过之后，它们就成为司法正义的基础。根据大法官巴拉克的阐释，因为这两部法律的地位在以色列议会通过的普通立法之上，所以其赋予最高法院在普通法律侵犯公民平等或个体自由和权利的情况下废止这一法律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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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95 这些法律也包含着按照《独立宣言》精神对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人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定义。这两种体现以色列国家本质的元素，围绕着它们之间的平衡问题，成为激烈争论的主题。大法官巴拉克以犹太复国主义的术语，如《回归法》、国歌、国旗、国徽、希伯来语言和文化、犹太日历、犹太节日等来定义这个国家的犹太特征。用这些术语来定义犹太特征与对于这个国家犹太特征的世俗观念是相协调的，但却与宗教圈的犹太教观念不相协调，犹太教观念要求通过哈拉哈律法和传统来加深这个国家的犹太特征。此外，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正如现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倾向于称呼自己的那样），以及犹太人中的后犹太复国主义团体（我们将在后面讨论）也声称在以色列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特征与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特征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后者表现出对犹太人的优待，例如《回归法》。这一问题仍然是以色列重要的议事日程（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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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97 得以增强的司法机构的权力也源于对政治体系信赖的减弱。巨大的司法权力也常常因为日趋好斗的媒体而得以增强。随着对政治当局敬畏感的逐渐消散，检视政府行为的调查性的新闻报道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发展起来。新一代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开始出现，他们既不忠诚于左翼，也不忠诚于右翼，只忠实于新闻自由和他们自己职业上的提升。他们偏爱司法机构，因为司法机构保护他们免受政治家的侵害，他们倾向于接受最高法院的权力，认为这种权力是正当与合理的。通常用以表达其所有者政治立场的古老的政党媒体在经济自由主义时代到来的情况下，几乎很难生存下去。这些政党报纸一个个地逐渐消失，关门停业，并被电子媒体和地方报纸取而代之。这些地方报纸相对浅薄，而且并不致力于维护国家价值。毕竟它们所感兴趣的是它们自己的媒体和经济上的成功。只有《国土报》作为一家私人拥有的独立报纸仍然致力于公开地促进自由主义的议程。另外，还有两家晚报《新消息报》（Yedioth Ahronoth）和《晚报》（Ma‘ariv）。所有这三家报纸，尤其是《国土报》对于司法体系给予了无条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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