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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67 由年轻人构成的民族-宗教性群体的存在（他们将引爆阿克萨清真寺看作“清除仇敌”，是一种使救赎更加临近的梦想中的弥赛亚使命）可以被解释为犹太复国主义阵营中宗教犹太人和非宗教犹太人走向疏远的象征。它也显示出那些不再将犹太复国主义看成根植于真实世界的政治运动，并且试图将之转变为一场聚焦于实现神圣计划的极端主义群体之间的紧张。1982年，根据与埃及达成的和平协议，以色列撤出了亚米特区域。对于那些怀有拯救愿景的人来说，这是他们世界的终结；撤出行动证明救赎走向退却，而“救赎彼岸”（the redeeming end）的大门尚未开启。他们随后放弃准备登上圣殿山重建圣殿，这本来是他们计划中的要采取的下一步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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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69 引爆阿克萨清真寺的计划并没有成为可操作的行动。但是它们激发了“虔诚者”群体使用武力促进犹太人在占领土地上建立统治的想法，这一想法被认为是值得的。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这一群体开展街头黑帮行动，而行凶者从来未被抓到。这些定居者认为在犹地亚和撒玛利亚阿拉伯市长组成的民族监护委员会应该对组织针对他们和以色列当局的抵抗和恐怖活动负责。1980年，一场针对希伯伦定居者的袭击造成数名犹太人死伤，在这之后，该组织的几名成员决定杀死阿拉伯市长以进行复仇。这一行动计划周密并有几十人卷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确切地知道他们在行动中充当什么角色。两名市长失去了他们的腿，而一名试图拆除针对第三名市长爆炸装置的以色列国防军工兵在这次行动中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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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71 复仇行动成为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在希伯伦耶希瓦学生遭到谋杀后，一场针对希伯伦伊斯兰学院学生的射杀行动导致多人死伤。一开始，以色列当局并没有促使安全总部（General Security Service，GSS）采取针对“犹太地下组织”的行动，因为暗杀者受到以色列媒体的褒扬。但是，在伊斯兰学院事件发生后，贝京下令安全总部查找谋杀者。1984年，安全总部曝光了一个试图引爆5辆公交车炸死上面乘客的“地下”图谋，并且在最关键时刻逮捕了企图施暴者。他们被控有罪并被判处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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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73 “地下活动”的升级——从袭击被认为应对恐怖主义暴行负责的阿拉伯市长，到对具有反犹和伊斯兰倾向的伊斯兰学院无辜学生的袭击，再到试图对公交车上无辜乘客进行袭击——让人感到清醒。这些事件发生后，耶沙委员会履行了道德考量者的角色，揭露了其内部存在的地下暗流。大多数人反对地下行动，他们认为地下行动对于大多数定居者在不放弃犹太人定居犹地亚和撒玛利亚的情况下努力与巴勒斯坦人共同存在起到反作用。但是另外一些人则对地下行动表示欢迎。他们得到拉比梅耶·卡哈内（Meir Kahane）的支持，他在1971年从美国移民到以色列。1984年，他因支持激进宗教意识形态和针对阿拉伯人的恐怖主义行动被选举进入以色列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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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75 日益增强的宗教好战性在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的转变中也有明显表现。如果说，过去在左翼政府的领导下，宗教党实际上满足于在兵役法、“谁是犹太人”以及在公共领域守安息日和犹太饮食法等犹太事务上捍卫自身权利的话，现在他们却坚持要在形塑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成为执政党主要搭档。他们宣称，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列车的餐车上，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成为犹太饮食法的监护者。他们现在想驾驶这辆列车。过去，一直掌控在工党部长手中的以色列教育部，现在却是民族-宗教部长控制的领域。尽管这一点实际上对世俗课程产生的影响非常微小，但却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世俗主义者将宗教党日益增强的对于教育部的控制视为对国家教育世俗特征的真正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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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77 在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尤其是定居者当中，一种要求更严格遵守犹太宗教律法的趋势发展起来。在民族-宗教运动阿奇巴之子青年运动中常常见到的光着脚、穿短袖衫以及男女共同参加活动的情景逐渐消失了。在带有宗教性的以色列国防军部队中举行军事仪式时，在吟唱国歌的同时，经常也会唱“我相信”的宗教歌曲，甚至有时只唱宗教歌曲。有时候在有笃信宗教士兵在场的情况下，女歌手不得不取消演出，因为女性的声音相当于裸露。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耶希瓦赫斯德尔（Hesder，如之前提到的，将高级《塔木德》研究同军役结合在一起）都有极端正统派背景并且影响到他们的学生采纳更为严苛的宗教礼仪。在有些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圈子中，成员甚至被要求在诸如撤出领土等世俗事务上遵守托拉的观点（意味着遵守拉比的命令）——这也模糊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自20世纪20年代就已存在的分离原则，即神圣事务归拉比管辖，而世俗事务归世俗领导人，比如政治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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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79 极端正统派模式对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渗透强化了在国家舞台上宗教犹太人和非宗教犹太人的差别。在公共层面，争论体现在关于犹太文化的“满满的手推车”（the full cart）问题上。最杰出的“立陶宛”拉比沙赫宣称，那些遵守诫命的人拥有满满的手推车，而那些世俗犹太人的手推车则是空荡荡的。这一立场挑战了之前时代所创造的全部世俗的犹太和希伯来文化。面对宗教圈所表现出来的日益强烈的好战性和侵犯性，非宗教公众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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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81 右翼与左翼之间的平衡削弱了政治体系的力量，因为双方彼此中和了对方。与此同时，信仰者集团和定居者、“现在就和平”运动以及沙斯党支持的忏悔运动所进行的超议会活动在不断增加，于是就出现了两种并行不悖的现象。一方面，人们逐渐倾向于放弃公共领域而选择待在家中。这表明公众对政治活动以及影响国家政治进程的可能性不再抱有幻想。同时，这一现象的出现也是电视影响日益增强的结果，电视成了以色列人的“部落篝火”。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电视还只有两三个频道。看电视创造了一种囊括以色列大多数公众的想象的共同体。随着生活标准的提高，空调在以色列变得越来越普遍，这样，户外集会就没有以前那样有吸引力了。同时，左翼和右翼的激进群体召集它们的追随者搞街头戏剧表演。电视将街头发生的每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带到普通以色列人的家中。一些怪诞的、超议会的事件获得了不成比例的重要性，而报道这些事件的媒体则给公众强化了领导层衰弱、缺乏可信度且已失去对局势控制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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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83 政治体系权力衰弱所造成的真空被司法体系所填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它开始明显表现出日益增强的权力。一系列的问题不是由政府，而是由法庭来决定。显著的例证就是出于公众压力，国家调查委员会（赎罪日战争后的阿格拉纳特委员会和萨布拉与夏蒂拉大屠杀之后的卡汉委员会）的决定对政府构成了约束。最高法院成为公民求助的对象，他们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涉及人权的问题上，而且在有关文化和政策问题上控诉当局的专断。正是最高法院决定在安息日前夕允许播放电视，以及埃隆摩利（Elon Moreh）定居点非法且应当撤离。20世纪80年代，最高法院自动阻止批准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总部有关在占领土地上实行行政拘留和土地征用的请求。尽管被占领土上的阿拉伯居民不是以色列公民，但他们却获准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诸如以色列国防军、警察局和安全总部等机构自动丧失了组织自治和抵抗法律行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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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85 在新的司法地位上升时代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一个事件是1986年的300路公交车事件。这一事件开始于恐怖分子劫持公交车未遂。根据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的说法，恐怖分子被击毙。但是，现场的记者报道说他们看到两名恐怖分子被安全部队人员带走。后来又出现他们遭到拷问并被安全总部拷问者处死的说法。安全总部试图掩盖其卷入这一事件。其特工人员在法庭上所做的证词被证明是虚假的，这严重影响了法官对安全总部报告的信任。这一事件被曝光后，总理伊扎克·沙米尔、他的副手西蒙·佩雷斯和国防部长拉宾都不同意安全总部特工应按司法部长的要求接受审判。结果司法部长被迫辞职。他的继任者同意接受一项诉辩交易，按照妥协方案，总统将在被控诉者受审之前赦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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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87 那是以色列政府最后一次可以解雇司法部长。在司法体系和政治体系之间的这种特殊斗争以政府表面的胜利而告终，但实际上该事件强调了这一事实：政府权威必须服从法律，司法高于政治体系。自此，司法体系不再视以色列国防军、国防部、警察的证言证词为当然真实有效，这些机构也要接受司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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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89 最高法院采取司法行动主义路线，而这背离了以色列司法体系的旧有惯例。直到20世纪80年代，最高法院都一直认为自己是在法律先例的框架下被授权阐释法律，同时也保持对法律文本的忠诚。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它开始根据法官所持有和感知的按照《独立宣言》所陈述的，以及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人的民主国家的标准价值来阐释法律。这是一种由司法形式主义向司法行动主义的转变：最高法院寻求参与塑造这个国家的特征和价值。“非常让人怀疑的是，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司法机构能像以色列最高法院那样，其司法行动主义和对政策的卷入程度如此之大。”法学家阿姆农·鲁宾斯坦（Amnon Rubinstein）声称。[2]这种司法行动主义的一种体现也延伸至诉讼资格领域，即公民或团体向最高法院申诉的权利。过去，这一权利只被赋予那些对这一申诉感兴趣或者同这种诉讼请求有直接联系的人。现在，任何关乎公众利益的事务都可以由任何公民向最高法院提起申诉——这意味着最高法院也可以审查行政官员，甚至是立法机构。“一切都是可以裁断的”，在1995—2006年担任最高法院院长的大法官阿哈龙·巴拉克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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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91 这一变化显然受到了美国司法体系的影响。在以色列国建立的最初几年，法官主要受到大陆法律传统的影响。现在这种影响的来源主要是美国，有许多的以色列法官在美国学习法律。美国司法体系不惜以牺牲对共同体的忠诚为代价来鼓励个人主义，谨慎地看待国家，并寻求约束其权力。以色列最高法院促进了一种相似的自由主义议程，其在司法上的显现主要是1992年两部基本法的颁布：《人类尊严和自由基本法》和《职业自由基本法》。自以色列国家建立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以色列议会不可能通过一部宪法，所以，一系列基本法的颁布起到了替代宪法的作用。这些法律比普通法律（尽管从来没有在法律等级划分上做过如此的声明）拥有更高的地位，而且只有以色列议会多数通过才能废止这些法律。以色列议会在1992年选举前的几天几乎在没有引发任何公众争论的情况下通过了这两部基本法。它们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大法官巴拉克所推动的以色列“立法革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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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93 这两部基本法构成了以色列的“人权宣言”。在它们颁布之前，公民的基本自由主要受到《独立宣言》的保护，但《独立宣言》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在这两部法律通过之后，它们就成为司法正义的基础。根据大法官巴拉克的阐释，因为这两部法律的地位在以色列议会通过的普通立法之上，所以其赋予最高法院在普通法律侵犯公民平等或个体自由和权利的情况下废止这一法律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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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95 这些法律也包含着按照《独立宣言》精神对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人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定义。这两种体现以色列国家本质的元素，围绕着它们之间的平衡问题，成为激烈争论的主题。大法官巴拉克以犹太复国主义的术语，如《回归法》、国歌、国旗、国徽、希伯来语言和文化、犹太日历、犹太节日等来定义这个国家的犹太特征。用这些术语来定义犹太特征与对于这个国家犹太特征的世俗观念是相协调的，但却与宗教圈的犹太教观念不相协调，犹太教观念要求通过哈拉哈律法和传统来加深这个国家的犹太特征。此外，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正如现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倾向于称呼自己的那样），以及犹太人中的后犹太复国主义团体（我们将在后面讨论）也声称在以色列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特征与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特征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后者表现出对犹太人的优待，例如《回归法》。这一问题仍然是以色列重要的议事日程（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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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97 得以增强的司法机构的权力也源于对政治体系信赖的减弱。巨大的司法权力也常常因为日趋好斗的媒体而得以增强。随着对政治当局敬畏感的逐渐消散，检视政府行为的调查性的新闻报道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发展起来。新一代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开始出现，他们既不忠诚于左翼，也不忠诚于右翼，只忠实于新闻自由和他们自己职业上的提升。他们偏爱司法机构，因为司法机构保护他们免受政治家的侵害，他们倾向于接受最高法院的权力，认为这种权力是正当与合理的。通常用以表达其所有者政治立场的古老的政党媒体在经济自由主义时代到来的情况下，几乎很难生存下去。这些政党报纸一个个地逐渐消失，关门停业，并被电子媒体和地方报纸取而代之。这些地方报纸相对浅薄，而且并不致力于维护国家价值。毕竟它们所感兴趣的是它们自己的媒体和经济上的成功。只有《国土报》作为一家私人拥有的独立报纸仍然致力于公开地促进自由主义的议程。另外，还有两家晚报《新消息报》（Yedioth Ahronoth）和《晚报》（Ma‘ariv）。所有这三家报纸，尤其是《国土报》对于司法体系给予了无条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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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699 司法行动主义以及电视等新闻媒体对自由主义倾向的支持，在其他许多方面，反映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体现以色列特征的共和主义精神的衰落，以及西方自由主义，主要是美国式自由主义精神的兴起。在共和主义精神下，公民在承担义务的同时享有权利。它强调集体，而非个人；强调公共利益，而非个人权利。最初的以色列认同正是建立在这种精神的基础上。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出现集体主义价值衰落和个人主义兴起的征兆。然而，那个时代的精神仍然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影响，西方仍然刮起强劲的民族主义飓风。在以色列，爱国主义在塑造民族特征方面发挥巨大的能量。对安全的紧张和生存的焦虑几乎永不停歇地回荡在以色列社会之中，这自然延缓了放弃对公共利益忠诚的进程。于是，普通大众仍然愿意应征入伍并承担预备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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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701 只是在六日战争之后才刮起一股削弱“被围攻的和正义的”（the besieged and the just，按照诗人哈伊姆·古里的话来说）意识形态，对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正当性的怀疑随之出现。贝京执掌政权、经济自由主义、消费文化以及生活标准的提高都在摧毁这种古老精神的支柱。新的精英人士，无论是宗教人士还是非宗教人士，过去从来就没有接受过这种共和主义精神，并一直偏好一种宗教-犹太精神（一部分人）或者一种自由主义-西方精神（另一部分人），正是这些人开始走到时代前列。从左翼和右翼都开始出现一股寻求塑造一种不同的以色列认同的力量。极端正统派、民族-宗教派、沙斯党密兹拉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有这些人都竭力争取在塑造以色列公共领域和规划国家议程方面发挥他们的角色和影响力。由这些斗争所生发出来的多元文化主义看起来不仅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即现实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一种理想。在当代多样性的背景下，古老的以色列认同看起来太过强调统一和一致性，好像接受自上而下的命令，从而压制了其他形式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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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703 尽管旧精英失去了政治上的控制，而且他们在创造民族精神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在下降，但是他们仍然统治着经济、军队、高等教育、媒体和司法系统。然而，地位的丧失，政治对手所体现的让人恐惧的形象，以及对受到民族主义者和宗教世界观影响的大众权力兴起的关注，这一切都结合起来，表现为一种以色列将要丧失民主的担忧。按照学者梅纳赫姆·莫特纳（Menachem Mautner）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的以色列，在自由主义者（也就是说旧精英）当中，因受到以色列社会中反民主权利对于权力中心的攻击而存在着一种典型的焦虑。这些自由主义者将司法系统尤其是最高法院看作以色列民主的捍卫者和保护以色列作为民主国家特征的最后堡垒。因此，他们并没有对最高法院司法行动主义削弱以色列议会作为立法机构的地位以及行政机关的自治权力提出抗议，而是在几乎所有司法系统与政府的对抗中支持司法系统。极端正统派和沙斯党的代表有足够的理由抱怨最高法院所坚持的平等阻碍了他们利用其政治权力为其支持者谋取经济利益。最高法院以定位于以色列基本价值的机构的面目来呈现自身，这些价值正通过以色列议会中出现的民粹主义趋势引导这个国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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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705 像其他的知识风尚一样，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末从美国引入以色列。价值和文化的无等级观念对于那些感到古老的以色列文化阻碍了他们表达家园、语言、风俗和生活方式记忆的人来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多年以来，这些记忆被掩藏在一种怀乡式的浪漫主义迷雾中。多元文化主义同后现代主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后现代主义坚持认为没有文化准则，并且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具有同等价值。善与恶、崇高与卑微、真理与谎言、美丽与丑陋都是相对的，这样一些判断源于特定的价值体系，并不代表普遍真理。这种观念不仅很好地契合了多元文化主义，而且与电视日益增强的作为国家文化塑造者的地位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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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707 密兹拉希歌曲和音乐发展的历史展现了在以色列认同方面发生的这些变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电台和电视台仍然被以色列地的歌曲和希伯来语的怀乡曲所统治。密兹拉希表演艺术家在徒劳地抗议着他们所遭受的排挤，过去他们一直被排斥在以色列文化的中心之外，他们的磁带只能在一些市场的边缘地带售卖。但是现在，随着密兹拉希政治力量的崛起，公众对过去密兹拉希所受歧视的更清醒的认识，以及新近对西方之外文化的开放，密兹拉希音乐——尤其是流行音乐，一种东西方元素的混合体，现在被定义为“地中海风格的音乐”——征服了迪斯科舞厅、婚礼大厅，而且最终也征服了电视和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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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709 与此同时，密兹拉希要求他们的文化传统成为犹太民族历史叙事，以及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叙事的一部分。教育部和大学也站出来应对这一挑战。一开始，他们只是做出一些象征性的尝试，但慢慢地，致力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者和研究开始出现，而犹太历史中之前没有得到适当体现的章节现在也被挖掘出来并被包含在民族叙事之中。同时，女性主义革命在美国发生并迅速波及以色列。这里，多元文化主义也提供了一种有利条件。在持续存在的父系社会，如阿拉伯社会和部分犹太社会中，以色列妇女开始要求在经济和文化领域获得她们的合理权利。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妇女数量持续增长——因为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要求丈夫和妻子都要出去工作——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为妇女打开了新的职业类型，导致了家庭关系以及两性关系的变化。在这方面，以色列同其他西方国家没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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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711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现并在90年代达到高潮的一种现象就是后犹太复国主义和“新历史学家”的出现，所谓“新历史学家”就是那些研究独立战争和以色列国家早先年代历史的年轻学者。他们的研究基于与这些年代相关的文献，这些文献正在被以色列国家档案馆解密。这些学者中的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观点出发，挑战对于独立战争和以色列建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叙事，强调了其带给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灾难——巴勒斯坦民族灾难日（Nakba）。这些研究当中有一些是有价值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调查结果也被融入对以色列过去新的洞见之中。然而，这种历史论辩明显带有一种伪善和愤怒的口气：“我们被误导了，他们兜售给我们的是一连串的谎言。以色列国的建立根植于一种反对巴勒斯坦人的原罪之上。”这些进行道德说教的学者强调了现实的一部分，但却忽视了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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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713 新历史学家的出现正好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出现相一致，后者挑战了将历史写作看成一门寻求尽可能接近真相的学科的观点。后现代主义翻译成以色列式的术语就是后犹太复国主义，它将书写的历史看成一种“叙事”，也就是一种使自身适应消费者和当下的叙事模式。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叙事。因此，没有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只有犹太复国主义的“叙事”，后者按照古老的劳工运动精神，建立在犹太复国主义正义性的基础之上，但却忽略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实现强加给阿拉伯人、密兹拉希、大屠杀幸存者、妇女等群体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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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2715 有些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以色列放弃其“犹太复国主义”特征——换句话说，停止给予犹太人优先待遇，成为像其他国家一样的民主国家，并且停止歧视其阿拉伯公民，这些阿拉伯公民感到自己在“犹太人的和民主的”国家里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说是二等的公民。他们声称犹太复国主义的时代已经走向终结，是该让以色列成为一个“所有公民的国家”的时候了。这一口号下所隐含的是要求以色列远离欧洲而转向中东，切断它同世界犹太人的特殊关系，废止《回归法》。在象征性的层面，这意味着改变以色列国歌——其歌词只提及了犹太人——国旗，而且可能在后面的阶段，也改变以色列国名，既然其国名很显然是同犹太民族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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