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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叙利亚保持在和平调解的圈子之外。以色列自1993年签署《奥斯陆协议》以来，曾试图与叙利亚恢复谈判。1995年春天，在以色列国内对《奥斯陆协议》抗议的喧嚣声中，出版了一份《斯陶贝尔文件》（The Stauber Document），提出一项以色列-叙利亚和平计划，包含以色列从戈兰高地撤出的内容。尽管这份文件只是假设性的，但它引爆了本已高涨的以色列舆论。这一次是来自温和的以色列中左翼的戈兰高地定居者以及他们的同情者加入了反对政府的行列。戈兰高地的定居者主要是非宗教的工党支持者。他们没有拒绝从戈兰高地撤离的可能性，但他们在这一行动上所提出的条件将使阿萨德完全无法接受。反政府运动在“人民与戈兰高地在一起”的口号下获得了极大的声势，它成功地招募了一些军事史上的名流和文化精英当中具有相当重要地位的人物。这些人是伊扎克·拉宾的帕尔马赫战友，他们现在对他的逻辑提出了质疑。除了个人攻击之外，这个运动被称为“第三条道路”，进一步破坏了政府的稳定，因为几名以色列议会的工党成员已经站在该运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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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1月4日，在支持总理与和平进程的群众集会结束时，一名刺客连开三枪刺杀了伊扎克·拉宾。虽然自从总理生命遭到公共威胁以来，墙上一直写有威胁的话语，而且有人举行神秘的宗教仪式借以获取神圣力量的支持来杀死拉宾，但似乎很少有人能接受以色列总理真的被犹太人暗杀的想法。这是一个禁忌，而违背这一禁忌是不可想象的。杀死拉宾的子弹伤害了以色列民主组织，暴露了它的脆弱性，并指出需要提高公众对什么是合法的政治争论的认知，而不是百无禁忌。控诉之手指向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阵营，因为凶手来自这一阵营，而且最严重的煽动也来自此。这场刺杀起着发人深省的作用，并冷却了公众辩论的热情，降低了暴力行为的程度，包括言语和身体上的暴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以色列公众话语的理智和共识。虽然关于领土的未来、和平进程以及犹太-阿拉伯关系的分歧并没有消失，但来自右翼的煽动却变得不那么极端。像“拉宾是杀人犯”，“拉宾是叛徒”，或者“按追捕者法令（处死拉宾）”等口号被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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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克林顿总统为首的多国领导人都参加了拉宾的葬礼，向和平进程的殉难者表示最后的敬意，并表达对和平进程的支持，他们也希望拉宾的继任者，他的同志和对手西蒙·佩雷斯将追随他的脚步。的确，佩雷斯也试图走上同样的道路。1995年9月，拉宾签署的“第二份奥斯陆协议”，即《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定》已成功执行，而以色列国防军则从西岸城市和地区撤出，并将其转交给巴勒斯坦自治领导机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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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活动的钟摆现在又回到了叙利亚。1995年年底，在美国的积极斡旋下举行的怀伊种植园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没有取得突破。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拉宾政府与叙利亚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伊塔玛尔·拉比诺维奇认为，阿萨德对以色列的提议和美国的调停表示不满，阻挠了任何进展，而美国谈判代表马丁·因迪克却声称，和谈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在会谈期间发生的一系列暴力和恐怖主义活动，导致了谈判的破裂。拉比诺维奇认为，叙利亚向恐怖组织和真主党发出信号，指示他们可以自由地对以色列采取行动。马丁·因迪克说，暴力是由伊朗煽动的，伊朗想要破坏和平进程，并对拉宾的死幸灾乐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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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怀伊种植园谈判正在进行的同时，在以色列几天内发生了4起严重的恐怖主义暴行，而叙利亚拒绝公开表示遗憾。同时，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安全缓冲区路边埋下炸弹，造成数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伤亡。佩雷斯被迫以“愤怒的葡萄行动”进行了报复，在以色列的一枚炮弹炸死大约100名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平民后，这一行动被提前终止。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的舆论对以色列的行为表示愤慨，以色列被迫在没有击溃真主党的情况下从黎巴嫩撤军。叙利亚在谈判中利用了以色列的尴尬处境并获得了制胜点，但它没有考虑到这些事件会导致什么结果。以色列的选举日期即将到来。拉宾被刺杀之后，以色列公众向左翼倾斜，佩雷斯的当选似乎是确定的，但最近这一系列恐怖袭击改变了这个国家公众的情绪。1996年6月以色列大选，佩雷斯以微弱的差距输给利库德集团新任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马德里和会以来得以保持的和平进程的势头，特别是自1992年选举以来的和平进程受到阻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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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对和平进程的暂停表示如释重负。埃及、约旦对于“新中东”（佩雷斯提出的概念）、经济合作以及以色列与其邻国之间的联合项目持保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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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佩雷斯而言，这些概念昭示着该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但阿拉伯国家却对此很警惕。在以色列眼中的和平祈福，被它的未来伙伴解释为企图在中东建立以色列的霸权。在和平进程中，各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在加快前行——包括在卡萨布兰卡和安曼举行的经济会议，以色列发挥了主导作用，但这威胁到了阿拉伯国家，它们宁愿减缓和平进程的步伐。阿萨德反对这些会议和新中东的愿景，他认为这与该地区的阿拉伯特征相冲突。“为什么要建立（新）中东？”阿萨德问道，“中东本来就存在，但是如果中东的阿拉伯因素被取代……我们阿拉伯人当然反对这一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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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德的半官方传记作者帕特里克·塞勒（Patrick Seale）分析了阿萨德不愿参与和平进程的深层原因。以色列主导的国家正常化将使叙利亚暴露在以色列的影响下，并被要求更加开放自由市场，以及人员和物资交流，这些很可能会改变叙利亚国家的性质，这一国家性质是由阿萨德所领导的激进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所塑造的。此外，塞勒认为，以色列可能会把和平作为增加其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杠杆，而对阿萨德来说，它代表的是一种阻止以色列的方式，即“将以色列的影响力缩小到更为温和和不那么激进的程度，缩小到中东阿拉伯国家可以接受并能与之共处的程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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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选期间，内塔尼亚胡曾承诺遵守《奥斯陆协议》，现在他必须证明他确实认可上届政府的国际承诺。内塔尼亚胡的处境本来就自相矛盾。一方面，他得到的是右翼激进集团的支持，他们的意图是破坏协议；另一方面，他希望与克林顿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但克林顿的目标是推进和平进程。他想得到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却是双方都不满意。阿拉法特认为，从现在起，他的谈判伙伴将是美国政府。为了确保美国的支持，他做了一些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发起了一场激烈的反恐运动，逮捕了哈马斯激进分子，并威胁他们的活动中心。结果——也可能是阿拉法特和哈马斯之间达成了一项默契的协议——以色列境内变得较为平静，自杀性爆炸也停止了。很明显，伊朗及其代理人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和平进程应该不会再有进展，也没必要将局势升级。因此，阿拉法特能够在美国面前表现为支持协议的一方，而内塔尼亚胡在不放弃《奥斯陆协议》的情况下，拒绝推进和平进程。这样一来，阿拉法特忽然成为美国可靠的伙伴，以色列的政策和动机反而很可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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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9月，内塔尼亚胡打开了西墙隧道，向以色列公众开放，这条隧道毗邻哈斯蒙尼安王朝时期的城墙。这一行为并没有事先通知巴勒斯坦当局，阿拉伯人怀疑以色列有接管圣殿山的企图，最终发生了暴乱和流血冲突，并造成数十名以色列人和数百名阿拉伯人死伤。其中包括以色列训练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美国迅速在双方之间斡旋，组织停火。为了把内塔尼亚胡从流血暴乱中解脱出来，美国要求他履行佩雷斯政府对以色列从希伯伦撤军的承诺。内塔尼亚胡感到不安，他试图为以色列取得更为宽松的条件，但最终签署了《希伯伦协定》（1997年），并且将国防军部队重新部署在希伯伦。这一举动体现了以色列右翼对《奥斯陆协议》的国际合法性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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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以蜗牛般的速度进行，但并没有终止。虽然关于最后地位的谈判没有在1996年确定的日期开始，但一个积极情况出现了。经过美国政府的密集调解努力，以及漫长而艰苦的谈判，1998年10月，在怀伊种植园签署了一项协议，在西岸的国防军重新部署，并将西岸的另外13%的领土转让给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美国观察人士猜测，阿拉法特和内塔尼亚胡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默契，这样内塔尼亚胡就会将相对较小的地区转移给巴勒斯坦人，以换取和平与安宁。内塔尼亚胡的首席谈判代表伊扎克·莫乔（Yitzhak Molcho）将这一政策比作吞噬青蛙：你可以吞下10只小青蛙，但可能吞不下一只大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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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塔尼亚胡有严重的信誉问题。他对政府中的温和派和激进派都做了承诺，但他无法兑现。右翼要求内塔尼亚胡废除《奥斯陆协议》，因为他不可能做到落实协议。他们认为《怀伊协议》是违约的承诺。由于政治上的束缚，他向温和的政治伙伴所承诺的和平进程进展缓慢，这些政治伙伴备感挫折，因为没有任何承诺得以实现。利库德集团从内部开始分裂，先前加入的小党派纷纷退出，从而导致其在议会中的支持率下降。为了防止政府垮台，内塔尼亚胡呼吁进行信任投票。投票失利将意味着新的选举，现任议会成员通常不愿意接受。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右翼议员却釜底抽薪，投票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倒台，他被迫举行全国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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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5月，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以微弱优势赢得了总理选举。巴拉克是“一个以色列党”（One Israel）领袖，这个政党是工党和其他小党派的联盟。1996年以后，以色列的选举制度发生了变化，总理由选民直选。人们希望，这一体系更像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将创造更稳定的政府。但实际效果是选举更为碎片化。在议会选举中，各主要政党赢得了较少的席位，而中小型政党受益匪浅。“一个以色列党”赢得了26个席位，利库德集团19个，沙斯党17个，梅雷兹党10个席位，剩下的席位由众多小党派获得，每一个都赢得了2~6个席位。随着总理变为选民直选，旧的议会结构得以维持，允许选民分开他们的投票，把一张票投给总理，而另一张票投给他们选择的政党。但希望总理直选能够抵消党派联盟中的争论和讨价还价，结果证明是一种悲剧性的误判。总理直选很快被取消，旧的选举一个政党名单的制度得以恢复。然而，旧制度的恢复也不再会导致80年代统治以色列政治的两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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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大规模选举后的胜利集会上，巴拉克的支持者高呼：“不要沙斯党。”这个政党被认为涉嫌贪污腐败，给人以既得利益政党的形象，仅仅关心其支持者的福利，在政治上也不牢靠。但巴拉克别无选择，他不得不与沙斯党联合，同时也说服左翼的梅雷兹党——该党曾承诺它的选民不与沙斯党联合——在重新恢复和平谈判的基础上加入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还包括中心党（一个前利库德集团分出来的新政党），极端正统派的圣经犹太教联盟（Yahadut Hatorah）和来自苏联的移民党派——以色列移民党。这是一个松散的联合政府。1999年9月，圣经犹太教联盟离开，以抗议不遵守安息日的行为；2000年6月，梅雷兹党在与沙斯党发生争执后离开，尽管它为和平进程继续支持政府。当巴拉克于2000年7月出国参加戴维营峰会时（详见下文），沙斯党和以色列移民党也离开了联合政府。然后，中心党开始崩溃。因此，尽管他在选举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但他却是没有真正的政治基础的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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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克不愿一点点地达到和平，内塔尼亚胡的“小青蛙”方法并不适合他。他把自己看作拉宾政治遗产的继承人，准备成为像本-古里安那样做出伟大决定的人物，并以结束阿以冲突为目标。拉宾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较为谨慎，巴拉克与拉宾正相反，他试图以一种宏伟的姿态达成最终地位协议。他认为，由于以色列在没有任何实际回报的情况下，逐步将约旦河西岸的一小部分地区转移给巴勒斯坦人，却没有得到让步，失去了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是一个战略错误。他推迟了继续执行已经签署的协议，理由是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直到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值得与他的联盟伙伴制造紧张关系，这可能危及他的政府。无论如何，他打算解决一切棘手的问题，并达成最终地位协议，即与巴勒斯坦人“结束冲突”。巴拉克深远的目标与他有限的政治能力之间的矛盾导致他必然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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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采取重大措施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年是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他想把以色列-阿拉伯的和平条约作为他的伟大政治遗产。来自大马士革的声音暗示，阿萨德总统的立场发生了巨大变化。生病的阿萨德不知道如何处理将政权移交给他儿子的问题，现在试图在转交政权之前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协议。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好像和平的机会来临了。2000年1月，以色列和叙利亚的和平谈判在西弗吉尼亚州的谢泼兹敦举行。讨论围绕着1967年6月4日的分界线展开，巴拉克在决定性的时刻立场出现倒退。他拒绝批准拉宾的“保证”。目前尚不清楚这种拒绝是不是一种谈判策略——因为事先同意撤军将大大减少他的回旋余地——或者他是否希望避免达成一项迫使以色列全面撤出戈兰高地的协议。巴拉克准备放弃哈马飞地，但不会放弃对加利利湖的绝对主权，因为加利利湖是以色列最重要的水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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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一项民意调查很可能使巴拉克明白，这样的让步不会让他得到他所期望的广泛支持。无论如何，他并没有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然而谈判仍在继续。2000年3月，克林顿和阿萨德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峰会，旨在消除最后的困难，并起草最终协议的大纲。但事实所发生的情况并非如此。以色列方面无意中泄露了叙利亚人同意在以色列撤军之后在戈兰高地建立以色列预警站的消息，叙利亚精英界产生了负面反应，这一情形很可能阻止了阿萨德。随后，这位叙利亚领导人放弃了先前的协议，并完全改变了他之前让以色列和美国对谈判前景感到乐观的立场。似乎阿萨德已经认定，确保儿子的继承，同时与以色列达成和平条约超出了他的权力范围，以色列-叙利亚之间的谈判以完全失败告终。阿萨德于2000年6月去世，以叙和平条约从和平议程中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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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叙利亚谈判的失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巴拉克曾向他的选民保证，他将结束与黎巴嫩持续不断的流血冲突，并将国防军撤出两国边境的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区域从1985年撤军以来一直处于以色列实际控制之下。如果与叙利亚达成协议并撤军，也会被视为和平进程的可喜结果。但是现在，以色列在2000年5月24日单方面撤军，并没有与叙利亚或真主党达成协议，这被认为是真主党的胜利，真主党紧随撤退的以色列军队占领了该地区，并且巩固了其胜利者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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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所谓的胜利对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地位产生了影响。真主党声称，作为打击以色列、解放黎巴嫩土地的组织，有合法理由继续在那里维持自己的军队。此外，叙利亚继续支持总部设在大马士革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削弱了寻求与以色列和平的巴勒斯坦武装力量。自《奥斯陆协议》签订6年多来，约旦河西岸一直处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腐败统治下，没有独立的国家。真主党吹嘘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取得成功，这触动了约旦河西岸年轻人的心弦。真主党的暴力在没有谈判或让步的情况下成功了，这似乎让阿拉法特也对真主党的模式印象深刻。也许这正是与以色列达成一项提升性协议的途径，因此，至少不急于达成协议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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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以色列与叙利亚人的谈判以及与巴勒斯坦人的谈判都出现了摇摆停滞的状况。每个人都知道，叙利亚可能是与以色列达成协议道路上的最后一个谈判伙伴，这一点将削弱其讨价还价的地位。现在叙利亚选项显然已退出谈判议程，与巴勒斯坦人的谈判显然比以前更加困难。时间不多了，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即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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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年里，以色列和美国在和平进程中，在参与谈判的优先顺序问题上有分歧。那些支持与巴勒斯坦人和谈的人认为，与叙利亚的谈判是在浪费时间，这将会错失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的机会。另一方面，能否与叙利亚达成协议，完全取决于阿萨德一个人的决定，似乎近在咫尺。在与叙利亚谈判的同时，巴拉克继续与巴勒斯坦人进行缓慢的对话。巴勒斯坦人抱怨说，巴拉克认为这样对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前期所商定的最终地位谈判日期过去了，谈判进展缓慢。到了春天，双方仍远未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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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夏天，阿拉法特、巴拉克和克林顿总统在戴维营举行首脑会谈。由于这次会谈是为了结束冲突，双方在前几轮会谈中试图避免的问题首次出现在谈判桌上：耶路撒冷、边界和难民问题。在此之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一直没有真正的关于耶路撒冷的讨论。犹太人珍视这座城市、圣殿山和西墙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在麦加和麦地那之后，伊斯兰教第三个最神圣的地点是谢里夫圣地（Haram al-Sharif，阿拉伯语字面意思是尊贵的圣所，或者又被称为圆顶清真寺），那是先知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巴勒斯坦人不仅想要一个巴勒斯坦国，而且是一个首都是耶路撒冷的国家。如何解决这样一种深刻的历史冲突呢？有充分的理由让耶路撒冷问题留到谈判的最后阶段。现在，真正的时刻已经到来，关键问题在于，双方在相互矛盾的愿望之间能否达成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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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问题也是爆炸性的。以色列人想要控制约旦河谷，以保护以色列免受来自东部的侵略。可以想象，这个问题可以通过适当的安全安排来取代管制，但在1948年阿拉伯难民问题上，任何一届以色列政府都不会妥协。巴勒斯坦人继续声称“回归权”（right of return），并教育了几代儿童坚持这一立场，这与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存在相冲突。但是可以达成一项妥协，让巴勒斯坦人进入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并允许一定象征性数量的难民进入以色列。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成为结束冲突的协议的一部分。以上是最终谈判的背景。情报报告显示，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巴勒斯坦人可能会采取暴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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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克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他的政府缺乏议会多数支持，有赖于联合政府之外的梅雷兹党和阿拉伯派系的支持。如前文所提到的，在巴拉克离开以色列参加戴维营峰会前夕，沙斯党和移民党离开联合政府以抗议他的政策。实现“结束冲突协议”可能会导致以色列公众的情绪和不同的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但是，在克林顿任期结束之前，巴拉克政府面临着糟糕的形势，巴拉克政府比阿拉法特更加迫切需要在戴维营会议上达成一项协议。奇怪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较弱的一方——巴勒斯坦，在谈判桌上却占据谈判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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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和评论者后来分析了戴维营漫长而曲折的谈判过程。如果在此之前缓慢的进展导致了双方之间的沮丧和紧张，而双方都没有履行承诺，那么现在，达成最终“结束冲突”协议的努力被证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可能双方都犯了错误。巴拉克采取的策略显然是错误的，他起初把牌藏在心里，但很快就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并愿意透露自己的底线。巴拉克认为，他可以一开始就提出最后的建议，并希望对方接受，这暴露了他缺乏谈判技巧和急于达成协议。另一方面，美国人越是催促巴勒斯坦人在谈判桌上提出反提案，他们越是坚定地遵守联合国在1967年6月4日关于难民问题的决议，并拒绝就难民问题提出妥协方案。在筹备会谈中，巴勒斯坦人表示愿意离开犹太人定居点区域，以换取领土。但现在仅让他们接收西岸和加沙地带92%的领土的建议令他们感到愤怒。以色列人也同意放弃对约旦河谷的控制，并准备接受安全安排和沿约旦一线部署的一支国际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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