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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私有化趋势继续发展。这些以色列总工会所属的企业，以及基布兹和莫沙夫，都习惯于在国家补贴的信贷框架下运作。由于国家脱离了资本市场的直接引导，补贴信贷不能持续，导致以色列总工会所属的企业、莫沙夫和基布兹无法在昂贵的信贷市场上运营，并面临破产。这些总工会所属的企业倒闭了，被出售给私人所有。以色列总工会成为一个自愿的工会，工人不再有义务加入。高技术工人在总工会中不受到认可，总工会因此失去了对精英员工的影响力，其影响仅限于电力公司、供水和传统产业等重要服务业部门中从业的工人。随着外国工人来到以色列，填补了农业和护理行业的空缺，以色列总工会又失去了另一个市场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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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名资深劳工党人物哈伊姆·拉蒙（Chaim Ramon）离开了该党，在总工会中形成了一份独立的（追随者）名单，他们的目标是国有化医疗服务，换句话说，将库帕特·霍利姆健康维护组织（HMO）从以色列总工会中抽离出来。哈伊姆·拉蒙在以色列总工会的选举中赢得了绝大多数选票。在改革后的医疗体系中，所有公民都将向国家缴纳健康税，而国家将为他们提供一揽子医疗服务，让他们可以在自己选择的健康维护机构中获得医疗服务。因此，私有化与国有化结合在一起，对工人与以色列总工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来许多工人成为总工会成员是因为其健康维护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现在两者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工人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医疗服务提供者，而总工会成员资格意味着只是工会成员。由此导致的总工会会员人数急剧下降，暴露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工人当中的弱化。在医疗服务之后，其他机构相继被私有化，包括退休基金、养老基金、银行、邮政公司、通信公司和国家航空公司。公共资产的公有制和国有制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以色列和国际大亨们购买了这些资产准备出售，这也为他们自己购买了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中心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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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适应了全球化，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这一竞技活动的代名词。跨国公司渗透到以色列各行各业，以色列人也在全世界各地投资和经营，开放的世界市场欢迎他们的创业精神。由于和平进程的影响，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联合抵制削弱，以色列和该地区其他国家（摩洛哥、突尼斯和海湾国家）之间的接触带来了经济合作项目，并促进了经济增长。那些在紧张时期避免投资的以色列投资者看到积极的政治氛围与和平的曙光，纷纷前来投资。在和平进程之前，西欧国家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政策持保留态度，现在它们“重新发现”了以色列，并更加开放地与以色列接触。东欧国家现在向西方开放，也为经济和其他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丰厚土壤。先前以色列对美国援助和犹太人捐款十分依赖，国际收支一直是经济弱点，而现在这一状况也趋于好转，以色列银行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以色列在世界信贷市场的可靠性吸引了国际投资者，每年吸引投资的规模在50亿~100亿美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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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年里，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这种差距主要发生在那些知识和才干能够适应新的经济现实的人与那些不能适应和融入新经济的人之间。以色列从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变成了20世纪90年代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贫困的两个主要部分是极端正统派和阿拉伯人，极端正统派的“学习者社会”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而阿拉伯人在融入以色列经济过程中受到社会和安全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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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气也发生了改变。在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工人在总工会或政府工作，领薪水，就是铁饭碗，但私有化引起的经济动荡打破了这种社会惯例。工人的流动性增强，但工作场所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先前被认为是以色列经济基石的公司或是破产，或是转让，或是精简裁员。高科技公司也不能确保会永久性雇用工人，很多这样的公司很快出现，也很快消失。以色列社会的基本元素——稳定的住所和工作地点，与大家庭的亲密关系，从幼儿园到军队一直待在一起的儿时同伴，这些熟悉的元素突然被破坏了。虽然生活条件提高了，机会也更多了，但重要的，那种可能补偿以色列公民一直以来所面临的危险意识的安全感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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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提高了生活质量的新事物的出现也进一步侵蚀了以色列人之间相互熟悉和联系的意识。第一便是空调。以色列的天气炎热（尤其是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一年中有八个月都离不开空调。以色列人不想离开这种能够受到人为控制的天气。绝大多数的家庭都装有空调，工作场所、汽车，甚至是拖拉机驾驶室，大型购物中心都提供空调环境。随着空调的出现，户外活动逐渐减少，人们在过去的生活中最常去的街道，变得不那么受欢迎了。尽管户外咖啡馆依然存在，但他们的顾客更喜欢夏天室内的清凉环境。因此，以色列人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减少了。每一个社群都将自身封闭在自己的社区内，在自己的家里。因此，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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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多频道电视的引进。现在以色列人有无数的频道可以观看，而不是之前为以色列人所关注的两三个频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电视一直是“部落篝火”一样的存在，大家看的都是相同的频道，观察相同的事件，听到同样的评论。现在电视则与以往大不相同，相反，从小屏幕上出现的多种语言、文化、趋势和兴趣，给了分裂的社会以鼓舞和激励。在过去，国营电视台一直致力于在培养高雅文化的同时，满足公众对娱乐的渴望。现在，随着声音的多样化以及电视的普及，庸俗和琐碎的文化开始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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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的青年文化受到电影和电视屏幕上呈现的美国文化的影响。这是一种并不根植于以色列此时此地的普遍文化。学者盖迪·陶伯（Gadi Taub）写道：“这种文化在全身心地寻求并认为它可以逃离这里，属于某种《宋飞正传》和《墨菲布朗》观看者所体验的超国家的音乐共和国的存在，但同时他们也非常清楚，这个共和国并不存在。”[8]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消亡造成了青年人难以填补的意识形态真空。作家奥莉·卡斯泰-布鲁姆（Orly Castel Bloom）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开篇：“我有一个我无话可说的故事。”[9]生活突然变得无意义，亚科夫·罗伯特在1983年的一首《我正在平躺着》的歌曲中描述了这种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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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或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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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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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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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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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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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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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就像一个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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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如此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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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显示了普遍的存在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它显示了犹太复国主义使犹太人正常化的方案与其他民族一样成功。初期，民众的安全感和生存恐惧的消除是由以色列国防军的力量所赋予的。现在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消亡了，新的一代人出现了，他们与过去和未来没有联系，只对当下感兴趣，这些都是这种“正常化”的元素。但是，这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设想的吗？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旅程，从20世纪初作为新型犹太人的儿子反叛他的父母，到20世纪末这一代人的总体旋律，如果说它是对现在的宁静在某种程度上令人不安的接受的话，那么这恰恰表明犹太复国主义革命不仅是成功的，而且是一种常态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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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宾被暗杀在这个音乐录像带般风格存在的美妙泡沫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无法停止哭泣，他们在哀悼期的第七天聚集在拉宾遇刺的特拉维夫广场，点燃蜡烛，以纪念拉宾。他们不仅试图与这位已经死去的领导人待在一起，而且要以一种有意义的而非内容空洞的方式来体验与他的同在。他们试图找到一条与更广泛的公众的连接之线，并在生活中设定自己的目标。这次谋杀以及之后与拉宾同在的体验成为他们生活中共同的参照点。许多人开始转向和平，视和平为他们生活的使命。另外一些人则自愿参加到社会激进主义事业中。在发展城镇，出现了一些宗教或非宗教的核心群体，他们离开城市和基布兹，并想生活在这些城镇，帮助这里的居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世纪之交的以色列出现的新的志愿服务。它会不会开启一波新理想主义浪潮，或者仍是以色列社会生活中的边缘事件，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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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1989年的开放移民，开启了有史以来最全面地移民到以色列的浪潮。这次移民几乎有100万人，这绝对比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移民潮的规模还要大。50年代的移民使以色列犹太人的数量增加了一倍，而这次新的移民潮占到犹太人口的17%。这次移民与50年代的移民有巨大区别，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贫穷和资源匮乏是主流，如此大规模地吸收移民很困难。90年代以色列经济规模扩大并走向繁荣，经济基础稳固，并收到了美国担保的总额达到100亿美元的慷慨贷款援助，用以吸收移民。然而，20世纪50年代的移民们来到的是一个有着坚实价值体系的社会，有着共同的目标——建立国家，并迅速发展国家。相比之下，20世纪90年代的移民们来到了一个分裂的社会，有宗教和非宗教、密兹拉希（东方犹太人）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西方犹太人），左翼和右翼等不同阵营，每个阵营都对未来有着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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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30年代德国犹太人向以色列地移民以来，以色列还没有遇到像苏联犹太移民这样受过如此良好教育并代表着优质人力资源的移民。那些年在以色列，人们听说，因为苏联的犹太裔数学家和医生大量移民至以色列，苏联一些主要大学数学系的数学教师和医院里的医生几乎完全空缺。和德国的犹太移民一样，苏联移民群体受教育程度比主流社会中的其他群体要高（60%的苏联移民持有学位，而当时的以色列人只有30%拥有学位）。同样与德国犹太移民一样，苏联犹太移民缺乏关于犹太传统的知识和教育。两到三代的共产主义统治抹掉了几乎所有的犹太文化和意识的痕迹。20世纪70年代来到以色列的苏联移民（约20万）主要来自苏联的外围加盟共和国，如波罗的海国家，这些国家自1939年以来一直处于苏联的统领之下，或者来自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在这些地区，积极的犹太记忆和犹太复国主义传统仍然盛行。20世纪90年代的移民却不是如此，他们主要来自斯拉夫地区（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主要城市（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辅）。在这些地区，犹太人多年来一直被苏联人口的多数所同化，而且是很成功的同化。来以色列的犹太人知道他们是犹太人，但除了民族-宗教的联系之外，他们对犹太文化的概念，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能够了解多少，是令人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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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苏联犹太人曾为他们自身的权利而战，选择性地从苏联移民到以色列（他们的许多同胞选择移民到美国）。但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犹太移民一样，20世纪90年代的许多苏联移民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或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情而来到以色列。大多数人因为苏联政局不稳，经济危机严重，想离开苏联。他们是在戈尔巴乔夫实行巨大变革、改革（重建）和开放政策之后移民来到以色列的。他们过去的痛苦经历教会了他们不要指望俄国一直敞开国门，于是赶紧离开。许多人会更喜欢美国，但华盛顿对东欧移民实行了配额制度，美国担心崩溃的东欧集团可能会涌入大批移民。因此，对许多犹太人来说，以色列是默认的不二之选。而加速向以色列移民的因素是，许多移民候选人在以色列有亲戚，这使得以色列这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家看起来更加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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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世纪50年代的集权性质的以色列截然不同，90年代的以色列是一个支持自由市场、私营企业、服务私有化和减少国家干涉的国家。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的移民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他们不存在重新适应现代社会和经济观念的困难。因此，他们来到以色列社会之后，政府并没有将移民集体安置在居住地或集体安排就业，而是以“自行应对”（do it yourself）为基础，或者以官方所定义的“直接吸收”来接纳移民，他们也自主选择职业和居住地，也被允许选择自己满意的医疗服务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政府习惯把移民放在吸收中心几个月，在那里他们接受希伯来语课程的集中培训，职业安置，并得到住房、健康和福利等方面的服务。政府吸收移民的机构也会安排他们在国家各地参观旅行，参加各种讲座等，以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并适应国家的文化。离开移民吸收中心这个温室的过程是缓慢的，取决于新移民何时获得住房和就业。而现在，新移民得到了一笔与他们在移民吸收中心受到服务等价的钱，并必须设定自己的优先支出。因此，根据私有化服务的政策，将吸收的责任从国家转移到个人、地方当局或志愿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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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移民的到来使以色列的工程师和医生人数翻倍。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通过了卫生部的专业能力考试，没通过考试的则被迫接受较低的职位，从事辅助医疗或其他领域的工作。移民通常意味着较低的社会地位，苏联的移民也不例外，至少在回归以色列的前10年是这样。但是，这个移民吸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20世纪末，这批移民的失业率与总人口的失业率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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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移民带来了大量的技术和科学知识。正如我们前文所讨论的，20世纪90年代，高科技成为以色列领先的产业和出口来源之一。但是如果没有苏联的大规模移民，以色列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就转变为一个高科技大国，并在全球范围内取得非凡的经济成就。移民们展示了创新、创业精神和对自由开放市场的适应性。但他们也没有从艰苦的体力劳动中退缩，哪怕只是为他们的家庭提供尊严。苏联移民是20世纪90年代前5年以色列经济繁荣的因素之一。移民潮通常伴随着人口增长带来的经济繁荣，需要投资来吸收移民，最终是移民对经济的贡献。这波移民浪潮在和平进程中出现，政治乐观情绪与移民潮带来的乐观情绪也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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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苏联的移民并没有与他们出生的国家完全分离。与母国的联系、俄罗斯文化以及俄罗斯语言的保存都对他们很重要。直接吸收并没有要求他们绝对融入以色列文化和社会。先前来自东欧社会的犹太移民，苏维埃的世俗化政策已经完全隔断其母国之间的联系，而新移民则是由于苏联解体，故继续维持与之前国家的朋友和家人的联系。双向联系迅速发展：前苏联公民来到以色列以检视吸收移民的可能性，以色列公民则会访问他们移民前的故土。俄罗斯的娱乐剧团、剧院和音乐演出的需求量很大，它们也帮助保持了这些新移民与俄罗斯的文化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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