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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世纪50年代的集权性质的以色列截然不同，90年代的以色列是一个支持自由市场、私营企业、服务私有化和减少国家干涉的国家。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的移民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他们不存在重新适应现代社会和经济观念的困难。因此，他们来到以色列社会之后，政府并没有将移民集体安置在居住地或集体安排就业，而是以“自行应对”（do it yourself）为基础，或者以官方所定义的“直接吸收”来接纳移民，他们也自主选择职业和居住地，也被允许选择自己满意的医疗服务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政府习惯把移民放在吸收中心几个月，在那里他们接受希伯来语课程的集中培训，职业安置，并得到住房、健康和福利等方面的服务。政府吸收移民的机构也会安排他们在国家各地参观旅行，参加各种讲座等，以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并适应国家的文化。离开移民吸收中心这个温室的过程是缓慢的，取决于新移民何时获得住房和就业。而现在，新移民得到了一笔与他们在移民吸收中心受到服务等价的钱，并必须设定自己的优先支出。因此，根据私有化服务的政策，将吸收的责任从国家转移到个人、地方当局或志愿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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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移民的到来使以色列的工程师和医生人数翻倍。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通过了卫生部的专业能力考试，没通过考试的则被迫接受较低的职位，从事辅助医疗或其他领域的工作。移民通常意味着较低的社会地位，苏联的移民也不例外，至少在回归以色列的前10年是这样。但是，这个移民吸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20世纪末，这批移民的失业率与总人口的失业率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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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移民带来了大量的技术和科学知识。正如我们前文所讨论的，20世纪90年代，高科技成为以色列领先的产业和出口来源之一。但是如果没有苏联的大规模移民，以色列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就转变为一个高科技大国，并在全球范围内取得非凡的经济成就。移民们展示了创新、创业精神和对自由开放市场的适应性。但他们也没有从艰苦的体力劳动中退缩，哪怕只是为他们的家庭提供尊严。苏联移民是20世纪90年代前5年以色列经济繁荣的因素之一。移民潮通常伴随着人口增长带来的经济繁荣，需要投资来吸收移民，最终是移民对经济的贡献。这波移民浪潮在和平进程中出现，政治乐观情绪与移民潮带来的乐观情绪也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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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苏联的移民并没有与他们出生的国家完全分离。与母国的联系、俄罗斯文化以及俄罗斯语言的保存都对他们很重要。直接吸收并没有要求他们绝对融入以色列文化和社会。先前来自东欧社会的犹太移民，苏维埃的世俗化政策已经完全隔断其母国之间的联系，而新移民则是由于苏联解体，故继续维持与之前国家的朋友和家人的联系。双向联系迅速发展：前苏联公民来到以色列以检视吸收移民的可能性，以色列公民则会访问他们移民前的故土。俄罗斯的娱乐剧团、剧院和音乐演出的需求量很大，它们也帮助保持了这些新移民与俄罗斯的文化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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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来自苏联的犹太人移民是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在以色列培养俄罗斯的高雅文化有很大的兴趣。于是，俄语日报和高质量杂志出现了，并且这种需求也催生了许多专门出版俄语书籍的出版社。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以及移民之间的社会互动，很快就在以色列建立起一个俄罗斯犹太社区。这些移民在他们的祖国不知道社区生活，因为几乎任何形式的社团都被禁止，现在在以色列建立了一个以俄罗斯文化为基础的繁荣社区，这是过去移民群体中未见到的现象。来自德国的移民确实试图保存德国的语言和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在他们居住的城镇和社区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这种文化没有公开的存在，因为德语是纳粹压迫者的语言，它的使用是不可接受的。令人好奇的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移民——除了来自巴格达的犹太知识分子——是否参与了阿拉伯邻国的世俗文化呢？但无论如何，其文化世界的基础不是阿拉伯文化，而是犹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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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移民渴望一个讲俄语的社区，保留俄罗斯文化，但没有遭到以色列政府的反对。与熔炉时代的以色列国家不同，20世纪90年代的以色列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它对移民的文化差异性比较包容，甚至赋予其合法性。然而，普遍的抱怨是，苏联移民在他们自身群体中只说俄语，而且习惯性地把讲希伯来语的人拒之门外。这个习惯反映了“以色列第一”的文化霸权的崩溃，以色列已经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没有价值观和文化的基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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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苏联移民看不起以色列文化。他们对以色列的科学教育标准不满意，也不赞成以色列学校的自由教育氛围。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友好与随意，低标准的纪律，以及没有很好地教授价值观的事实都令他们觉得不满意。因此，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教育体系，要么通过额外的充实课程，要么按照他们认为可接受的教学方法建立学校和幼儿园网络。这些学校高水平的成就让那些以色列人感到惊讶。这些学校用希伯来语授课，但包括俄语和俄国文化课程。这些移民还通过各种项目丰富了以色列文化，由苏联移民建立的格塞尔大剧院（Gesher Theater）是以色列主要的剧院之一。苏联移民们也提升了以色列的经典音乐，在苏联移民社区周边出现音乐合奏，体现了移民对高雅文化的兴趣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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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裔犹太人社区通过高度发达的俄语媒体所培育的社团凝聚力和内部便捷而通畅的交流，为政治组织发展奠定了极好的基础。早在1992年，俄裔移民对选举结果就有了不小的影响。那一年，作为左翼和右翼之间关键集团的移民团体，因为沙米尔政府移民吸收困难而投票支持拉宾，沙米尔政府没有得到吸收移民所需要的美国经济担保。俄裔移民处于民族主义宗教集团与非宗教的自由主义集团之间的边缘地带。他们大多是非宗教的，对于针对那些按照犹太律法被认为不是犹太人的群体所采取的歧视很敏感。《回归法》赋予那些他们自身并不必然是犹太人的移民后代，以及那些不是犹太人的配偶以移民的权利。结果，根据犹太法律，大约25%的移民不被认为是犹太人，并且面对着令人不安的问题：他们的地位、权利，他们自己在以色列的婚姻机会以及他们后代的婚姻问题，还有犹太人的安葬权利问题。拉比们在皈依问题上立场坚定，并且要求他们在移民之后遵守宗教法律。而按照这一要求所接受的这种选择只会成为极少部分人的可能性选择。与极端正统派就安息日仪式、出售不符合犹太饮食法要求的肉类，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所发生的冲突，导致这一群体成为非宗教集团的天然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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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苏联移民对阿拉伯人持怀疑和敌视态度，这一点使得人们质疑他们对非宗教自由阵营的支持。在来到以色列的第一个10年里，他们的政治立场是模糊的。如前所述，在1992年的选举中，他们支持工党。1996年，以色列的移民中首次出现了一个由纳坦·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所领导的移民党，夏兰斯基在20世纪70年代被认为是那些被拒绝的移民者的英雄。总理和政党选举的分离，使移民能够投票赞成一个照顾其特定利益的政党，同时也通过投票选举一个全国总理来表达他们新的以色列身份。1999年，许多人投票支持巴拉克，他杰出的军事能力给他们以深刻的印象。在这次选举中，以色列移民党（Yisrael Ba‘aliya）赢得了6个席位，由阿维格多·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领导的另外一个移民政党以色列家园党，赢得了2个席位。俄裔移民也积极参与到市政圈当中，在那些占人口20%以上的地区获得权力和影响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以色列移民党是巴拉克政府的联盟伙伴之一，但在戴维营峰会前夕离开政府。俄裔移民对与社会主义的过去有联系的任何人都不感兴趣，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对犹太复国主义左翼持怀疑态度。但他们确实对拉宾和巴拉克予以积极响应，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具有象征以色列爱国主义的军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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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俄裔移民的右翼倾向逐渐显露，这从阿维格多·利伯曼的崛起就能明显看出。除了利伯曼的人格魅力和组织能力之外，俄裔移民对他的支持也源自那些已经形成强大权力的族群日渐发展的公民心态。这些俄裔移民透过一种类似于美国公民看待世界的棱镜，来看待以色列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与阿拉伯邻国的关系。他们原来生活的国家对真实的或想象的威胁，总是做出有力且具有战斗性的反应。事实上，以色列并不是一个大国，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但这些移民中大多数人的思想仍停留在大国强权的思维模式上。但也正是因为以色列国家较小，以色列社会在许多现存问题和文化问题上存在分裂，使得一个小众的政党在恰当的时机能够获得一种较为重要的地位。俄裔移民倾向于保护他们的社会和文化的独特性，他们利用媒体和志愿组织组成一个社区，为他们提供了创造政治框架的工具，以保护他们的利益。在仅仅10年的时间里，没有其他的移民群体似乎能够达到类似的自我意识和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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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社会学家预言，苏联移民融入以色列社会注定要失败。他们认为，这种融合仍将是表面和实用的，而当前来自老以色列人的文化和社会孤立将会占据上风。但对以色列历史的检视所显示的是一种不同的结局，那就是苏联移民是注定会融入以色列主流社会中去的。以色列的教育系统、军事部门、工作场所等所进行的社会化和文化适应过程实际上比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要弱。但即使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过程也必然会占上风，而苏联移民的孤立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将在一两代之内消失。这一预测是基于以色列社会过去的经验，其前提是这一进程不会受到不可预想的事件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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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移民到以色列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埃塞俄比亚移民抵达以色列。关于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起源有许多不同的推测，他们被称为“贝塔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社区）。根据他们自己的传说，他们是来自以色列地的犹太人后裔，他们与示巴女王和她的儿子孟尼利克（Menelik）一起来到埃塞俄比亚，孟尼利克被所罗门王封王，成为埃塞俄比亚的皇帝。有些人认为，最初的犹太人在第一圣殿被毁后，被放逐出耶路撒冷，向南部进发，定居在上埃及的耶布（Yebu，大象之地），并最终来到了埃塞俄比亚。这些犹太人不熟悉犹太口传律法，脱离了拉比犹太教。他们遵守部分《托拉》，并坚持一种不同于第二圣殿时期以来犹太教所接受的传统。直到20世纪初，与他们之间的联系才逐步建立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到达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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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埃塞俄比亚人犹太人的怀疑，最初阻止了以色列采取任何行动将他们带回国。1973年，以色列大拉比奥瓦迪亚·约瑟夫宣布他们确实是犹太人；1975年，他们被认为有权根据《回归法》移民到以色列。随后，各种犹太组织发起了一项运动，说服以色列政府将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带回国。与此同时，由于埃塞俄比亚政局不稳，这些犹太人开始逃往南苏丹的联合国难民营。这些难民处境恶化的消息传到了以色列，以色列决定派遣摩萨德特工去协助他们移民。在20世纪80年代，大约17 000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被带到以色列，包括在“摩西行动”中带回近7 000人。1991年，由于以色列担心埃塞俄比亚的政治不稳定会对该国犹太人不利，遂发起“所罗门行动”，在两天内将近14 000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空运到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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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移民的吸收与俄裔移民不同。他们的宗教文化与以色列所接受的犹太教有很大的不同。作为拉比确认其犹太教信仰的一部分，他们被要求参加“返回”犹太教的象征性仪式，在这个仪式上，他们必须经历象征性的割礼。这一要求质疑了他们所信仰的犹太教，导致他们——尤其是社团宗教领袖凯泽斯（kaises）——感觉受到了极大的冒犯。后面有段插曲更是广为流传，以色列卫生部害怕传染性疾病，而没有使用埃塞俄比亚移民捐赠的血液。这一点激怒了移民，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强烈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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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移民适应以色列的生活是相对困难和漫长的。移民吸收中心认为埃塞俄比亚移民在没有适当准备的情况下，直接接触现代生活将会遇到许多困难，故而采用了20世纪70年代所用的监护方式。在最初的两年里，孩子们被送到了国家宗教学校，这种教育渠道比非宗教学校更合适。而后，他们父母被允许为他们选择想要参加的教育系统。政府在吸纳埃塞俄比亚移民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据估计，埃塞俄比亚移民的成本是苏联移民的两倍。20世纪70年代他们艰苦跋涉到苏丹，中间有数百人死亡的史诗，以及他们的英雄故事，形成了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人的身份的基础，并很好地融入了犹太复国主义所接受的苦难和英雄主义的观念。但他们对以色列的认同充满了问题，因为在回应主流社会对他们有所保留的负面看法的过程中，他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一种他者的意识。从埃塞俄比亚山区的小村庄到工业化的、以成就为导向的以色列社会的过渡，同时也造成了家庭生活、亲子关系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出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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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志愿组织仍然意识到对埃塞俄比亚的移民需要容忍，并分配特别资源以吸收他们。在更广泛的民众当中多少缺乏上述意识，他们被号召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与埃塞俄比亚儿童一起读书，或住在他们的隔壁。这里，人们并不太愿意接受外来移民的异质性，也不愿意接受他们适应新现实的困境，这种现象常常可以看到。未来的情况是无法预测的，但是埃塞俄比亚移民的范围相对较小，使人们对他们融入以色列多元族群社会持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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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的特点，一方面是不断增加的多元化的趋势，对他者的容忍，以及社会当中日益加强的自由元素；另一方面是社会不同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1992年的《基本法》，围绕“以色列是犹太国家，还是民主国家”这一概念的辩论，聚焦于以色列社会在宗教和非宗教的犹太人之间，以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出现的两大分裂态势。犹太民主国家的概念假定以色列认同中的民主和犹太因素之间并没有固有的矛盾。一个国家可以是犹太民族的国家，也就是说，一个犹太人占大多数的国家，它的本质将保留大多数人的属性，其主导文化具有犹太特征，包括语言、日历、希伯来文化、象征和仪式。国家在维护这种犹太特征的同时，也致力于维护民主价值观，如平等、法治和其他族群对于政治生活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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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犹太国家这个概念，有一些人试图强调民主中固有的普世价值，他们想要不断增强平等和自由主义、个人权利，捍卫少数民族和弱者权利。他们通常是非宗教的犹太人，但并不仅仅是非宗教群体。他们中的极端激进分子倾向于在这样的方程式中以牺牲犹太因素为代价来强调民主因素。因此，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以色列政府放弃其对犹太因素的承诺，成为一个中立的公民社会，无视种族身份，成为“所有公民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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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有两个群体则试图强调犹太国家的民族宗教特质。第一个群体是宗教和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第二个群体则包括一些非宗教的犹太人，他们同样不愿意保留和提高非犹太人的权利。他们并没有停止将犹太国家定义为一个犹太人占大多数的国家和一个具有犹太文化特征的公共空间，但要求加强国家的犹太属性。这将意味着将犹太人与那些根据犹太律法（哈拉哈）被认为是非犹太人的群体区分开来，并加强犹太司法体系和宗教法庭的权威。这两个组织都试图以牺牲民主因素为代价来强化犹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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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被宣布为非法的种族主义政党卡赫党（Kach，“这样”）的创始人拉比梅厄·卡赫纳（Meir Kahane）声称，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民主国家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矛盾——事实上，民主与国家的犹太性确实相冲突。更重要的是，在这一问题上支持该党立场的重要群体，即一些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认为世俗的法律通常在地位上要次于哈拉哈。他们有条件地承认民主，并不时挑战国家法律，支持“托拉的观点”或哈拉哈。伊扎克·拉宾被暗杀，以及之前的煽动行为表明，以色列社会的边缘群体在他们认为自己的规范体系与国家法律之间存在冲突时，便会毫不犹豫地将法律的解释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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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色列作为犹太和民主国家的定义的第二个裂痕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犹太人将以色列视为理所当然的犹太国家。绝大多数人并不怀疑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正义，它试图为犹太民族在其故土创建一个家园。《回归法》规定，犹太人和他们的子孙享有相比其他移民更优先的公民权利，这看来是在对犹太人表达这个国家作为犹太流散者聚集地的本质。正是这一观念使以色列尽管偶尔会出现不满，例如，在东方犹太人底层感觉受到苏联移民的威胁，或者当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移民给以色列社会造成沉重财政负担的时候，但还是愿意接受大规模的犹太人移民。在这个国家保持犹太人占大多数是维持其犹太和民主特征的先决条件。从犹太人的观点来看，这是不言自明的。因此，以色列政府反对阿拉伯难民的“回归权”，并试图阻止阿拉伯移民从被占领土进入以色列。由于阿拉伯难民的要求和以色列阿拉伯人口的高增长率，虽然现在犹太人占以色列公民的80%，但这一事实并不能消除在将来犹太人口是否能继续维持大多数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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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阿拉伯人来说，这种情况看起来就像一个镜像。对他们来说，确保犹太人口的大多数是在继续着1948年开始的进程，这使他们成为他们自己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多年来，阿拉伯人发表了一种“本土”少数民族的言论，他们的“本土性”赋予其特殊的权利。他们已建立起一系列的纪念日，如“灾难日”（Nakba Day）、“土地日”、“阿克萨起义纪念日”等，这些纪念日已经成为民族神话的焦点，强调他们在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掌控的国家中成为受害者。一些学者，如社会学家塞米·斯穆哈（Sammy Smooha），坚持认为大多数以色列阿拉伯人对以色列有一种务实的态度。他们已经接受了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存在，并且作为公民寻求平等的机会和文化自主权。但至少有一些阿拉伯人的立场，以阿拉伯领导人为代表，则不那么乐观，他们不愿意接受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国家的定义。根据以色列阿拉伯领导人和知识精英的观点，以色列阿拉伯人准备接受以色列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存在，而不是一个旨在实现犹太人民族自决权的国家，也就是犹太国家的存在。他们要求废除《回归法》，因为对他们来说，它体现着这个国家对犹太人的优待和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他们还要求更大程度的自治，在教育上有更大的自主权，并在他们占多数的城镇和村庄自主管理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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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色列阿拉伯人还声称在加利利和三角洲地区的领土自治，后来他们转而要求在教育、宗教和文化领域实行全国性自治。多年来，在以色列阿拉伯人中出现了一批精英知识分子，他们完全熟悉国家法律，并能有效地保护阿拉伯人的权利。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最高跟进委员会，由阿拉伯地方当局的代表、以色列议会的阿拉伯成员和阿拉伯非营利性组织及人权组织的代表组成，构成这一行动领域事实上的领导机构，具有十分强大的动员支持者的能力。而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语媒体、电视台和互联网，都促进了阿拉伯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倾向。近几十年来，这一少数民族的伊斯兰化趋势大大加强，与整个中东地区出现的类似趋势形成呼应。阿拉伯少数民族在以色列的人口增长较快，2000年大约有90万人，这增强了他们的自信。但看似矛盾的是，这种日益增长的自信也表明，以色列阿拉伯人正在将以色列的民主精神内化，这使他们能够利用他们的人口增长来实现权利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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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的经济发展和与之相伴的自由主义倾向增长的过程中，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教育和收入水平的差距继续存在。这一差距是由几个因素造成的：在安全敏感的行业中存在的对阿拉伯人就业的限制，犹太雇主对雇用犹太人的偏好，阿拉伯人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以及阿拉伯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低参与度。此外，政府在教育、发展和工业项目方面对阿拉伯人的拨款远远低于犹太人。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歧视在缓慢但确定地减少，并且越来越认识到今后有必要防止歧视。但是，未来公民平等的前景并不能满足阿拉伯公众的要求，而其精英阶层中地位显赫者要求国家认同做出基本改变，以此作为他们接受这个国家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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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犹太民主国家”的定义是“所有公民的国家”，即民族和族群中立的国家，其公民身份只具有世俗的以色列人的含义。在这种公民身份的框架内，所有人口将在移民法中受到单一标准的约束。事实上，这将是“一个所有民族的国家”，因为阿拉伯人要求作为一个民族群体获得承认，在决定与他们有关的事情上与犹太人建立合作关系，争取区域自治以及阿拉伯语的平等地位。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以色列阿拉伯人寻求作为少数民族获得承认，并取得其固有的权利，例如承认他们的组织作为民族性组织存在，他们的领导人在国家舞台上有代表他们的权利，以及文化和教育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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