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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被宣布为非法的种族主义政党卡赫党（Kach，“这样”）的创始人拉比梅厄·卡赫纳（Meir Kahane）声称，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民主国家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矛盾——事实上，民主与国家的犹太性确实相冲突。更重要的是，在这一问题上支持该党立场的重要群体，即一些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认为世俗的法律通常在地位上要次于哈拉哈。他们有条件地承认民主，并不时挑战国家法律，支持“托拉的观点”或哈拉哈。伊扎克·拉宾被暗杀，以及之前的煽动行为表明，以色列社会的边缘群体在他们认为自己的规范体系与国家法律之间存在冲突时，便会毫不犹豫地将法律的解释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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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色列作为犹太和民主国家的定义的第二个裂痕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犹太人将以色列视为理所当然的犹太国家。绝大多数人并不怀疑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正义，它试图为犹太民族在其故土创建一个家园。《回归法》规定，犹太人和他们的子孙享有相比其他移民更优先的公民权利，这看来是在对犹太人表达这个国家作为犹太流散者聚集地的本质。正是这一观念使以色列尽管偶尔会出现不满，例如，在东方犹太人底层感觉受到苏联移民的威胁，或者当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移民给以色列社会造成沉重财政负担的时候，但还是愿意接受大规模的犹太人移民。在这个国家保持犹太人占大多数是维持其犹太和民主特征的先决条件。从犹太人的观点来看，这是不言自明的。因此，以色列政府反对阿拉伯难民的“回归权”，并试图阻止阿拉伯移民从被占领土进入以色列。由于阿拉伯难民的要求和以色列阿拉伯人口的高增长率，虽然现在犹太人占以色列公民的80%，但这一事实并不能消除在将来犹太人口是否能继续维持大多数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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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阿拉伯人来说，这种情况看起来就像一个镜像。对他们来说，确保犹太人口的大多数是在继续着1948年开始的进程，这使他们成为他们自己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多年来，阿拉伯人发表了一种“本土”少数民族的言论，他们的“本土性”赋予其特殊的权利。他们已建立起一系列的纪念日，如“灾难日”（Nakba Day）、“土地日”、“阿克萨起义纪念日”等，这些纪念日已经成为民族神话的焦点，强调他们在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掌控的国家中成为受害者。一些学者，如社会学家塞米·斯穆哈（Sammy Smooha），坚持认为大多数以色列阿拉伯人对以色列有一种务实的态度。他们已经接受了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存在，并且作为公民寻求平等的机会和文化自主权。但至少有一些阿拉伯人的立场，以阿拉伯领导人为代表，则不那么乐观，他们不愿意接受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国家的定义。根据以色列阿拉伯领导人和知识精英的观点，以色列阿拉伯人准备接受以色列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存在，而不是一个旨在实现犹太人民族自决权的国家，也就是犹太国家的存在。他们要求废除《回归法》，因为对他们来说，它体现着这个国家对犹太人的优待和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他们还要求更大程度的自治，在教育上有更大的自主权，并在他们占多数的城镇和村庄自主管理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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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色列阿拉伯人还声称在加利利和三角洲地区的领土自治，后来他们转而要求在教育、宗教和文化领域实行全国性自治。多年来，在以色列阿拉伯人中出现了一批精英知识分子，他们完全熟悉国家法律，并能有效地保护阿拉伯人的权利。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最高跟进委员会，由阿拉伯地方当局的代表、以色列议会的阿拉伯成员和阿拉伯非营利性组织及人权组织的代表组成，构成这一行动领域事实上的领导机构，具有十分强大的动员支持者的能力。而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语媒体、电视台和互联网，都促进了阿拉伯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倾向。近几十年来，这一少数民族的伊斯兰化趋势大大加强，与整个中东地区出现的类似趋势形成呼应。阿拉伯少数民族在以色列的人口增长较快，2000年大约有90万人，这增强了他们的自信。但看似矛盾的是，这种日益增长的自信也表明，以色列阿拉伯人正在将以色列的民主精神内化，这使他们能够利用他们的人口增长来实现权利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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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的经济发展和与之相伴的自由主义倾向增长的过程中，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教育和收入水平的差距继续存在。这一差距是由几个因素造成的：在安全敏感的行业中存在的对阿拉伯人就业的限制，犹太雇主对雇用犹太人的偏好，阿拉伯人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以及阿拉伯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低参与度。此外，政府在教育、发展和工业项目方面对阿拉伯人的拨款远远低于犹太人。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歧视在缓慢但确定地减少，并且越来越认识到今后有必要防止歧视。但是，未来公民平等的前景并不能满足阿拉伯公众的要求，而其精英阶层中地位显赫者要求国家认同做出基本改变，以此作为他们接受这个国家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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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犹太民主国家”的定义是“所有公民的国家”，即民族和族群中立的国家，其公民身份只具有世俗的以色列人的含义。在这种公民身份的框架内，所有人口将在移民法中受到单一标准的约束。事实上，这将是“一个所有民族的国家”，因为阿拉伯人要求作为一个民族群体获得承认，在决定与他们有关的事情上与犹太人建立合作关系，争取区域自治以及阿拉伯语的平等地位。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以色列阿拉伯人寻求作为少数民族获得承认，并取得其固有的权利，例如承认他们的组织作为民族性组织存在，他们的领导人在国家舞台上有代表他们的权利，以及文化和教育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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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阿拉伯人（或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在最近的说法中反对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国家，这反映在巴以关系上。以色列的许多阿拉伯人强烈反对巴勒斯坦承认以色列是犹太人国家，就像巴勒斯坦将成为巴勒斯坦民族国家一样。以色列阿拉伯人把自己看作国家的公民，因此有资格获得国家赋予的所有权利。但他们不承认犹太国家本身就是他们的国家，也不认为犹太国家能够代表他们。这种缺乏代表性的一种反映是，他们不在国防军中服役。国家怀疑他们的忠诚，也避免他们可能发现自己与他们的兄弟作战，所以也不热衷于让他们服兵役。但这种态度也出现在他们领导层中，反对年轻男女做任何形式的所谓的国家服务，即使这将有利于他们自己，比如在医院、福利机构等从事公民服务，因为这样的服务体现他们对国家权威的认可。他们的理由是，“国家服务”是在没有咨询他们的情况下实施的。他们需要没有被强加“国家服务”的平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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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认同变得激进，他们准备在以色列民主制度下最大化他们的权利。他们的部分领导人认为，即使以色列在与真主党、哈马斯或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处于战争状态，他们也有资格公开表达对反以色列一方的支持。另一方面，以色列阿拉伯人强烈反对关于重新划分国家的建议，包括将绿线以色列一侧阿拉伯人聚居区转让给巴勒斯坦当局，以换取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他们指责那些持种族主义立场的以色列人。尽管以色列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相比较以色列的民主和国家所提供的经济优势，巴勒斯坦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不稳定还是令以色列阿拉伯人无法接受。然而，只要以色列坚持其犹太复国主义的特征，他们仍然拒绝承认以色列是他们的国家。一般来说，以色列阿拉伯人领导人反对国内阿拉伯人参与恐怖主义行为，但有些人将暴力视为推动实现政治目标的正当手段，这一点体现在这些领导人所进行的挑衅性的煽动导致了前面所描述的2000年10月暴力冲突的爆发。即使在这次创伤性暴乱之后，这些领导人也不会谴责使用暴力。这些事件再次加深了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怀疑。与此同时，当以色列部队在所占领土上对巴勒斯坦人采取了同样的强力手段，以色列阿拉伯人立即被激怒，而不是对这个国家公民的暴力示威表达应有的关切。这样做的结果是使两个民族彼此距离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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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老移民和新移民、宗教和非宗教犹太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大规模移民使得在犹太-以色列特性以及犹太人大多数与阿拉伯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的潜在紧张态势日渐浮出水面。在那些年里，在（传统）历史学家和“新历史学家”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新历史学家”强调以色列的建立对阿拉伯人造成的不公正，而（传统）历史学家认为新历史学家的说法是片面的，也是对历史的歪曲。这场辩论在和平进程中形成了一种文化共鸣，再次提出了犹太-阿拉伯关系的基本问题，并再次提出了在犹太-以色列身份认同上相互矛盾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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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庆祝1998年以色列建国五十周年，国家电视台播放了一部纪录片，讲述了这50年的故事。“特库玛”（Tekuma，重生或复兴）系列，是1981年题为“安木德·哈什”（Amud ha’esh，意为火柱）的系列——涵盖从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召开到宣布建国的五十年）——的延续。“安木德”表达了一种共识，它描述了以色列建国历史上的犹太复国主义叙事。相反，“特库玛”是一个批判性的系列，它不仅反映了主流立场，也反映了以色列社会其他反对派运动的观点。关于以色列-阿拉伯的分裂，它试图表达的不仅有犹太版本的国家历史，还有阿拉伯版本的国家历史。特别有争议的是巴解组织和恐怖组织的部分，有些公众认为其中的部分内容对阿拉伯人方面过于倾斜。在艺术、戏剧、电影和电视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冲突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就像诗人哈伊姆·古里所说的那样，在“内疚和悔恨文化”的精神内核下，以色列的文化舞台培育了以色列对阿拉伯人施加不公正待遇的文化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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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欧集团解体后，参观波兰的死亡集中营和犹太纪念场所成为高中学生教学大纲的一部分。前往波兰的旅程旨在强化以色列青年对大屠杀的意识，使他们和参与这些旅程的美国犹太青年联结在一起，并促进犹太人对过去文化的记忆。作为关于后犹太复国主义身份认同公开辩论的一部分，关于年轻人是否应该在旅行中接受这些课程，仍处于争论之中。按照“整个世界都在反对我们”的逻辑，或者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在《如果这是一个人》中所说的普遍性，它们（这些旅程）是否应该只针对犹太人设计？旅游是否会引发潜在的对犹太人存在的恐惧，还是会强化反对种族主义和仇恨他者的自由主义趋势以及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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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旅行似乎成功地影响了年轻人的犹太认同，保留了大屠杀的记忆，并且由于大屠杀幸存者的参与，使得那段记忆变得可以触及。这些幸存者描述了他们在恐怖年代里的个人经历，将死亡集中营的陌生场景变成了与这些学生个人生活相关的某种感悟。大屠杀成为犹太人身份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所有以色列人所共有的以色列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以及将他们与流散犹太人联结在一起的共同基础。事实上，哈伊姆·托波尔（Chaim Topol）扮演了20世纪50年代伊斯兰国家流行英雄萨拉·沙巴提（Salah Shabati）的角色，然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又塑造了在大屠杀中丧生的东欧犹太小镇中的犹太人代表泰维（Tevye）的形象。以色列借用了作为一种非以色列历史而消逝的犹太人记忆的共同体，构筑了世界上所有犹太人共同的情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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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种共同的以色列身份认同并存的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或者说是一个存在多元文化社团的社会，每一个都试图保持其独特性。统一的精神力量遭到削弱（尽管它并没有消失），而且简单地看来，和平进程使得加强民族认同变得越来越没有必要，而民族团结实际上有多么稳固也是令人怀疑的。经济增长带来物质的丰富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那些没有参与到消费主义盛宴中的人变得疏远。全球化和多元化取代了民族团结和认同，成为新的口号。然而，阿克萨起义的爆发，使以色列社会再次面临在一个持续动荡的区域中生活的生存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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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从20世纪90年代的和平与安宁希望（如娄贝利的歌曲中所体现的）中突然的幻灭，会带来一种新的团结和更大的社会与文化凝聚力的结果吗？2000年10月阿拉伯少数民族与犹太人大多数之间的冲突会导致分裂，还是会导致对需要寻找一种共存方式的再认识？这些问题只能找到局部的答案。当我们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期待上述的一切，但也可能会正好相反——总之，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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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关于屠杀》的诗中，比亚里克写道：“如果有正义的话——让它立即出现！”这首诗写于1903年，正是对那一年逾越节结束时爆发的基什涅夫大屠杀做出的及时回应。Chaim Nachman Bialik,Hashirim(The Poems), Avner Holtzman (ed.),Israel: Dvir, 2004, p.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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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aron David Miller,The Much Too Promised Land: America’s Elusive Searchfor Arab-Israeli Peace, New York: Bantam Books, 2008,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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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ennis Ross,The Missing Peace: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Fight for Middle EastPeac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5, 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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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l-Ahram, 11.10.1995, cited in Itamar Rabinovich,The Brink of Peace: TheIsraeli-Syrian Negoti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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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atrick Seale, “Assad’s Regional Strategy and the Challenge from Netanyahu,”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26, 1（Fall 1996), pp. 27-42, as cited in Rabinovich, The Brink of Peace, p.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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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Itamar Rabinovich,Waging Peace: Israel and the Arabs, 1948–2003,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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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ennis Ross,The Missing Peace, p.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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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adi Taub,Hamered hashafuf: al tarbut tze‘ira beYisrael（A Dispirited Rebellion: Essays on Contemporary Israeli Culture), Tel Aviv: Hakibbutz Hameuhad,1997,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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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Orly Castel-Bloom,“Sippur,” Mitokh sippurim bilti retzoniim(A Story, in Involuntary Stories), Tel Aviv: Zmora Bitan, 1993, p. 103, as cited in Taub, Hamered hashafuf, 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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