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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良匆忙返回犹地亚，把他最优秀的指挥官朱利叶斯·塞维鲁（Julius Severus）从不列颠召回，他还集结了七个乃至十二个罗马军团。据狄奥·卡西乌斯（此人是记录这场无名战争的为数不多的历史学家之一）所说：“他们出发同犹太人作战，他们毫不留情地处置这些发了疯的人。”“他杀死成千上万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尸体成堆，而且根据战争法，征服了这块土地。”塞维鲁到达后采用了犹太人的战术：“把敌人分割成小团体，切断他们的食物供给，把他们关起来。”这样他就能“镇压、消灭他们”。当罗马人逼近时，巴尔·科赫巴需要依靠严厉的威胁来维持纪律：“如果你虐待和你一起的加利利人，”他告诉他身边的一个中尉，“我会给你戴上脚镣，本·阿富鲁尔就是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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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退到犹地亚的山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那里发现西蒙的信和他们哀伤的家眷。这些避难者和战士带着他们废弃房屋的钥匙——对那些注定不会归来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安慰——还有他们的奢侈品——一个玻璃餐具、皮箱里面的一块梳妆镜、一个木制首饰盒、一把香铲。他们在那里去世，因为他们的所有物品就在他们的骨头旁边摆着。他们破碎的信件简明扼要地记录了关于这场灾难的信息：“直到最后……我们毫无希望……我的兄弟们在南方……这些都在战争中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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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逼近巴尔·科赫巴的最后一个要塞——耶路撒冷以南6英里（约10千米）处的贝塔尔（Betar）。西蒙本人在贝塔尔的最后抵抗中牺牲了，根据犹太传说，他的脖子上缠着一条蛇。“把他的尸体带过来！”哈德良说，西蒙的头和他脖子上的蛇让哈德良印象深刻。“如果上帝没有杀死他的话，谁会战胜他？”哈德良可能已经返回罗马，但不管怎样，他实施了一场堪称种族灭绝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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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活下来，”狄奥·卡西乌斯写道，“他们的五十个前哨据点和九百八十五个乡村被夷为平地，58.5万人战死。”更多的人死于“饥饿、疾病和大火”，七十五个已知的犹太定居点不复存在。如此多的犹太人成为奴隶，以至于在希伯伦的奴隶市场上他们的价钱比马还低。犹太人继续在乡村生活，但犹地亚再也没有从哈德良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哈德良不仅禁止行割礼，还禁止犹太人靠近埃利亚，违者处以死刑。耶路撒冷已经消失了，为了将犹地亚从地图上抹去，哈德良故意将犹地亚改名为巴勒斯提纳（Palaestina）——以犹太人古时候的敌人腓力斯丁人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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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古罗马皇帝，哈德良广受称赞，但这次却没有成功可言：他在犹地亚的损失毁了他的一世英名，弄得他精疲力竭。当他向元老院汇报时，他已失去往日的自信：“我很好，军队也很好。”受动脉硬化（如他的雕塑中描绘的耳垂分裂而体力不支）和水肿的折磨，哈德良杀死了任何可能的继承者，甚至包括他那已经九十岁的姐夫，后者诅咒他：“愿他渴望死亡，但却死不了。”这个诅咒应验了：死不了的哈德良试图自杀。但是，没有一个独裁者像哈德良一样，写下了如此妙趣横生又伤感失意的关于死亡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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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流浪、充满魅力的小小灵魂，是寄宿于身体的客人和伴侣，如今你将前去哪里？去黑暗、寒冷、阴郁的地方——届时，你什么玩笑也都说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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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最终撒手人寰时——“所有人都痛恨他”——元老院拒绝奉他为神。犹太文学在提到哈德良时始终要加一句：“愿他的尸骨在地狱中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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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继任者安敦宁·毕尤（Antoninus Pius）稍微放松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再次允许他们行割礼；但继哈德良之后，安敦宁的雕像也在圣殿山上树起[7]，以强调犹太圣殿将永不会重建。现在，完全与犹太人分开的基督徒禁不住欢呼。“圣所之所在，”基督徒查斯丁给安敦宁写信说，“已成为诅咒，我们的父辈们享受的荣耀已被火烧得一干二净。”对犹太人来说不幸的是，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帝国的既定政策限制对哈德良的政策进行任何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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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亚·卡皮托利纳是一个拥有一万人口的小型罗马殖民地，它没有城墙，现有城市只及原来的五分之二，从现在的大马士革门延伸到链门，这里有两个广场，朱庇特神庙就建在各各他遗址上，有两个温泉浴场，一个剧院，一座仙女庙［nymphaeum，环绕在池边的宁芙（nymph）的雕像群］和一座圆形露天竞技场，所有地方都装饰着柱廊、凯旋门和雕塑，包括第十军团的一头非常不洁净的大野猪的雕像。第十军团正慢慢从耶路撒冷撤走，因为对他们来说，犹太人不再是威胁，而更多地被视为刺激物。当前往埃及的马可·奥勒留皇帝路过这里时，“通常厌恶令人发狂又无法无天的犹太人”的奥勒留皇帝戏谑地拿这些人与其他叛乱部落作对比：“噢，夸地人，噢，撒玛利亚人，我终于找到比你们更难管束的民族！”除神圣外，耶路撒冷没有任何自然产业——而第十军团的离去使它更加落后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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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马的和平交接以公元193年的内战结束时，当时主要在加利利和地中海沿岸居住的犹太人开始骚动不安，要么同他们的地方敌人撒玛利亚人作战，要么转而支持王位的最终获得者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imus Severus）。这导致反犹政策的缓和：公元201年，新皇帝和他的儿子卡拉卡拉（Caracalla）拜访埃利亚，他们好像见了犹太领导人——以“王子”著称的犹大·哈纳西（Judah haNasi）。当卡拉卡拉继承王位时，他用戈兰和吕大（耶路撒冷附近）的土地和裁决宗教纠纷的世袭权力报答犹大，他还制定历法，承认犹大是社团领袖——犹太人的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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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的犹大似乎将拉比的学识和贵族的奢侈结合在了一起，他在加利利修建王庭，用哥特人做保镖，与此同时，他还编纂了后圣殿时期犹太教的口传律法《密西拿》。由于犹大与皇族的关系，加上时间的流逝，犹太人在贿赂了卫戍部队后，被允许在橄榄山或汲沦谷背对被毁的圣殿祈祷。他们相信圣灵住在那里。据说，犹大为犹太人的一个小的“神圣群体”争取得到允许在耶路撒冷定居，在今锡安山上的一个犹太会堂祈祷。但是，塞维鲁王朝的皇帝们始终没有考虑改变哈德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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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犹太人对耶路撒冷的渴望从未停歇。在接下来的世纪里，无论他们住在哪里，他们都要一日三次祈祷：“愿这是你的意愿，圣殿将在我们有生之年很快重建。”在《密西拿》中，他们将圣殿仪式的每个细节都汇编起来，为它的重建作准备。“一个女人可以戴上她的所有饰品，”口传律法的另一部汇编作品《陀瑟他》（Tosefta）教导说，“但要留出一件小东西来纪念耶路撒冷。”逾越节家宴是以这句话结束的：“明年在耶路撒冷相见。”如果他们有幸靠近耶路撒冷，他们会在看见这座被毁之城时举行一个撕破衣服的仪式。即使客居他乡的犹太人也想安葬在圣殿附近，以便审判日到来时第一个复活。于是便有了橄榄山上的犹太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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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是有机会重建的，事实上它之前就被重建过并且差点再次被重建。由于犹太人仍被明令禁止进入耶路撒冷，所以现在被罗马明确视为威胁的是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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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35年起，帝国经历了三十年的危机，从内到外支离破碎。在东方，一个生机勃勃的新波斯帝国取代帕提亚对罗马人发起挑战。危机期间，罗马皇帝怪罪基督徒是拒绝向他们的神献祭的无神论者，并残忍地迫害他们，尽管基督教与其说是一个宗教，不如说是一个不同教派的组合。[8]但基督徒在基本理念上观点一致：为那些被耶稣基督拯救的人准备的救赎和死后复生，证实了被他们借用并纳为己有的古老的犹太预言。他们的创始人是以造反者的身份被罗马人杀死的，但基督徒却把自己重塑成一个敌视犹太人，而不是罗马人的宗教。于是，罗马成了他们的圣城；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基督徒住在沿海的凯撒利亚；耶路撒冷成了“天国之城”，而它的实际地点埃利亚只是耶稣在此丧生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城镇。然而，当地基督徒延续着关于耶稣受难地和复活地的传说，现在这个遗址埋在哈德良的朱庇特神庙的下面，他们甚至爬进去祈祷，在墙上乱写乱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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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60年，在罗马最艰难的时刻，波斯人俘虏了皇帝（皇帝被迫喝下熔化的黄金，然后被取出内脏，填上稻草），而整个东方，包括没有屏障的城镇埃利亚，都被一个年轻女人芝诺比阿（Zenobia）执政的短命帝国巴尔米拉帝国占领。但是，在十二年的时间里，罗马收复了东方。世纪末时，戴克里先皇帝成功地恢复了罗马权威及对旧神的崇拜。然而，基督徒似乎在破坏复苏。299年，在叙利亚的一次阅兵礼中当戴克里先给众神献祭时，一些基督教士兵手画十字，非基督教占卜者宣布占卜术因此失效。当戴克里先的宫殿被火烧毁时，他把这事归咎到基督徒身上，并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迫害活动，处死基督徒，烧毁他们的书，摧毁他们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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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05年，戴克里先退位时将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东方的新皇帝是伽列里乌斯（Galerius），他用斧头、炙烤和肢解加大了屠杀基督徒的力度；而西方的皇帝则是君士坦提乌斯·克罗鲁斯（Constantius Chlorus），一个强壮的、在约克称帝的伊利里亚士兵。已经得病的他此后不久便去世了，公元306年7月，大不列颠的罗马军团拥立了他年轻的儿子君士坦丁为皇帝。君士坦丁将用十五年时间先征服西方，再征服东方，更重要的是，和大卫王一样，他将用一个决定改变世界历史进程和耶路撒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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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于韦斯巴芗，他因为在意大利修建公共厕所而得到了最好的纪念，这些公共厕所至今仍被称为“vespasia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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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韦斯巴芗的钱币上，代表犹地亚的女性人物形象被捆绑着坐在一棵棕榈树下，旁边是倚在自己矛上的高高在上的罗马，以此吹嘘“JUDAEA CAPTA（犹太俘虏）”。耶路撒冷宝藏的命运仍然是个谜。455年，汪达尔国王金塞里克洗劫罗马并将圣殿珍宝带到迦太基，后来这些东西被查士丁尼皇帝的将领贝利撒留截获，后者又将它们带到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将烛台送回了耶路撒冷，但614年，它很可能又被波斯人掳去。无论如何，它就此消失了。由提图斯的胞弟图密善修建的提图斯凯旋门显示，烛台的枝架向上延伸，与三叉戟相像：它可能经过改装，或者是艺术家的失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马化的烛台（除了异教标志外）成了哈努卡节使用的以及作为以色列标志的现代犹太烛台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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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希律·亚基帕二世获得的奖赏是黎巴嫩的一个扩张的王国。他可能不想统治废墟中的犹地亚，但他可能考虑过在罗马的政治生涯。公元75年，为和平圣殿的落成典礼（展出了圣殿的一些器皿）拜访罗马之际，希律·亚基帕二世被授予执政官的头衔。希律·亚基帕二世在公元100年前后去世，他的统治期经历了十个皇帝。他的亲戚成为亚美尼亚国王和奇里乞亚国王，还有最终成为罗马执政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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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是一个未完工的家族墓，这家人可能在围城期间丧生，所以这个地点适合犹太人聚在一起哀悼圣殿。这些朝圣者雕刻的希伯来语铭文至今仍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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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令罗马人很不高兴。希腊人的爱情是传统的、具有男子气概的：凯撒、安东尼、提图斯和图拉真都是我们所说的双性恋者。但是，与我们现在的道德理念相反的是，罗马人认为与男孩们性交是可以接受的，与成年男人性交则不然。然而，即使在安提诺乌斯成年后，哈德良仍无视他的妻子，把他的情人当作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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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哈德良的建筑在一些奇怪的地方保留了下来：汉扎伊街9号的扎拉提莫糖果店将哈德良朱庇特神庙大门的遗迹和主广场的入口联结在一起。这家商店是在1806年由一个名叫穆罕默德·扎拉提莫的奥斯曼长官开办的；现在这个巴勒斯坦蛋糕王朝的长老萨米尔·扎拉提莫仍经营着这家糖果店。哈德良的城墙向另一个古老的巴勒斯坦家族企业阿布·阿萨布的果汁店的方向延伸，接着是俄国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哈德良小广场的拱门在苦路上保存了下来，许多基督徒错误地以为这是彼拉多说“Ecce homo（人在这儿）”，将耶稣介绍给群众的地方。事实上，拱门是一百年后的产物。大马士革门的地基已经被发掘出来，从中可以看出它在哈德良时代的富丽堂皇。现在的主干道哈盖伊或埃尔瓦德是沿哈德良大道的路线修建而成的，哈德良大道已经在西墙广场被发掘出来。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和后来的基督教史料《复活节编年史》暗示朱庇特神庙就建在圣殿山上。这是有可能的，但尚未发现神庙的任何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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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就在圣殿山南墙双子门（Double Gate）装饰剖面的正上方倒刻着这样一句铭文：献给皇帝凯撒·提图斯·埃利乌斯·哈德良·安敦宁·奥古斯都·毕尤，由此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安敦宁·毕尤的骑马雕像的基座，圣殿山上也有他的骑马雕塑。它想必曾遭到劫掠，然后被建造此门的倭玛亚哈里发再次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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