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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皇帝和赫茨尔都不喜欢耶路撒冷。威廉曾写道：耶路撒冷是“一个凄凉贫瘠的、堆满了石头的地方”，“被大片非常现代的犹太聚居地组成的郊区给毁掉了。有六万犹太人住在那里，油腔滑调，污秽不堪，善于逢迎，卑躬屈膝，他们什么也不干，每天只想从其邻人那里榨取每一分钱——他们就是大批现世的夏洛克”。[3]不过，他给其表亲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写信说，他对天主教徒的“圣物崇拜”更加鄙视：“当离开圣城的时候，我在穆斯林面前感到非常丢脸。”而赫茨尔也完全同意这样的话：“哦，耶路撒冷，将来记起你时，我将不会产生任何高兴的情绪。两千年来由残忍、偏执、肮脏而形成的腐朽沉淀物，就在那散发着烟臭味的小巷里。”至于西墙，赫茨尔认为，那里遍布着“可怕、悲惨和混乱的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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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赫茨尔却梦想着“如果耶路撒冷从来都是我们的，我将清除掉任何不洁的东西，摧毁充满污秽的事物”，把耶路撒冷老城维护成像卢尔德或麦加那样的圣地：“我想在圣地周围建造一个空气舒适、下水道设施良好的崭新城市。”赫茨尔随后决定耶路撒冷应该被共享：“我们要扩张耶路撒冷的领土，这样它就不会属于任何人，而是属于每一个人，它那些神圣之地是所有信仰者的共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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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德皇离开耶路撒冷来到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时（在那里他宣布自己是伊斯兰教的保护者，并捐资修建了一座新的萨拉丁陵墓），赫茨尔从三个身穿土耳其长衫、身材魁梧的犹太搬运工身上看到了未来，他说：“如果我们能往这里带来三十万像他们这样的犹太人，所有的以色列地都将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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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耶路撒冷确实已经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中心。在四万五千三百个居民中，有两万八千人是犹太人，这种人口上的增长引起了阿拉伯领导人的担忧。1899年，年长的优素福·哈立迪对其朋友、法国首席拉比扎多克·卡恩（Zadok Kahn）说：“谁能对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的权利提出异议呢？”“上帝知道，从历史上来说，巴勒斯坦实际上是你们的领土”，但“残酷的事实”是“巴勒斯坦现在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为严肃的问题是，这里居住的人不只是以色列人”。哈立迪的这封信提前提及了巴勒斯坦民族的一个观念（哈立迪是个耶路撒冷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最后才是这个世界的公民），也否定了犹太人声称的占有锡安的必要性，他预见犹太人的回归尽管是古老的、合法的，但必将与阿拉伯人古老的、合法的存在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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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4月，在沙皇内政部长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列韦（Viacheslav von Plehve）支持下在基希讷乌（Kishinev）对犹太人进行的集体迫害，在俄国全境掀起了一轮反犹主义杀戮和恐怖的疯狂行为。[4]惶惶不安当中，赫茨尔赶到圣彼得堡与普列韦这个极端反犹主义者进行磋商。在与德国皇帝和苏丹的商谈毫无进展后，赫茨尔便开始在圣地之外寻找一个临时性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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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茨尔需要一个新的支持者，他提出犹太人的家园要么建在塞浦路斯，要么就建在英国掌控下的埃及西奈半岛的阿里什附近，这两个地方都离耶路撒冷比较近。1903年，第一任罗斯柴尔德勋爵内森终于开始接受犹太复国主义，他将赫茨尔介绍给了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张伯伦直接排除了塞浦路斯的可能性，不过他却同意考虑阿里什。赫茨尔雇了一个律师为犹太人定居地起草了一份特许权申请书。这个律师就是四十岁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大卫·劳合·乔治，他随后的决定将会比自萨拉丁以来任何人的决定更能改变耶路撒冷的命运。令赫茨尔非常失望的是，这个特许状申请被驳回了。张伯伦和英国首相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又提出用另一块土地——乌干达或者肯尼亚的一部分，作为犹太人的领地，赫茨尔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暂时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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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赫茨尔未能成功争取到皇帝和苏丹的支持，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却成功激励了俄国那些备受迫害的犹太人，尤其是普朗斯克一个富裕的律师家庭出生的孩子——戴维·格鲁恩（David Grün），这个只有十一岁的男孩认为赫茨尔就是弥赛亚，能带领犹太人回到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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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耶路撒冷所谓的“波兰犹太人”主要是来自俄国的哈西德派教徒，不过他们中的一些派别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他们认为由人来决定上帝“回归”和“审判日”的时间这种行为是在亵渎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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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威廉二世那难以预知的行为经常让其周围人员惊诧不已。他早期性生活中那些特别的嗜好，如戴手套、SM、恋物癖等，不得不对外人进行掩饰；他的一个朝臣——一位人过中年的普鲁士将军，在给他跳舞时死于心脏病，因为除了芭蕾舞裙和一个羽毛做成的女用长围巾外，这位将军什么也没穿；另一个朝臣在供他娱乐时，打扮得像只行乞的卷毛小狗：“穿着裁剪过的紧身衣，衣服上画着直肠标记的地方开着口，上面是一条真正的狗尾巴。我已经看到皇帝在和我们一起大笑了。”最终，他的朋友奥伊伦堡亲王在其私密的同性恋生活被揭露出来后，因陷于性丑闻而身败名裂。当涉及他人的道德问题时，威廉同样是个自负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后来再也没有同奥伊伦堡亲王说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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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国皇帝日耳曼式的巨人症改变了现代耶路撒冷的天际线。他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要塞耸立在橄榄山上，这是一座中世纪式的德国堡垒，带有一个极其丑陋的塔楼，塔楼非常高，从约旦河那里都可以看到。他那建在锡安山上的天主教长眠教堂，外表模仿的是沃尔姆斯大教堂，内部模仿的是亚琛的查理曼的小礼拜堂，该教堂有着“众多的塔楼，更适合于莱茵河谷地区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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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概在这个时候，沙皇的一个顶级秘密警察、巴黎的奥克瑞纳首长及保卫部部长彼得·拉奇科夫斯基命人杜撰了一本名为“锡安贤达议事录”的小册子，他宣称这是1897年赫茨尔在巴塞尔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秘密记录。实际上该书是由1844年法国出现的一部反对皇帝拿破仑三世的讽刺性作品以及1868年德国人赫尔曼·古德切所写的反犹主义小说改编而成的（大部分都是直接剽窃过来的）。《议事录》所写的是犹太人深入到各个政府部门、教会以及新闻媒体中，并挑起战争和革命的荒谬的、恶魔般的计划，目的是创建一个犹太独裁者所统治的世界帝国。该书于1903年出版，旨在在俄国激起反犹主义浪潮，因为当时俄国沙皇的统治受到了犹太革命者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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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三千年 43 耶路撒冷的乌得琴演奏者公元1905年—公元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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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格鲁恩成为了戴维·本-古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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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格鲁恩的父亲已经是当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先驱——“圣山热爱者”运动的领导人，他是一个热心的希伯来语文学家，所以戴维从小就开始学习希伯来语。不过，就像其他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格鲁恩在得知赫茨尔接受了乌干达计划方案时，非常震惊。在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赫茨尔试图兜售他所谓的“乌干达主义”，然而他取得的唯一成功便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分裂。他的竞争对手、英国剧作家、发明了“熔炉”一词来描述美国犹太移民的同化的以色列·冉威尔另起炉灶，创建了“犹太领地主义组织”，寻求建立一个不切实际的没有巴勒斯坦人的锡安；奥地利富豪莫里斯·德·赫尔希男爵支持在阿根廷建立犹太垦殖地，纽约金融家雅各布·希夫则在推动“加尔维斯顿计划”，即在得克萨斯为俄国犹太人建立一个“孤星锡安”；还有更多的人支持将犹太家园建在阿里什，因为这个地方离巴勒斯坦很近，而且犹太复国主义如果没有锡安山的话便什么也不是。然而，这些计划没有一个发展良好，[1]而赫茨尔本人也因多次巡游而筋疲力尽，随后不久便英年早逝，享年四十四岁。他成功地发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其作为解决犹太人苦难，尤其是俄国犹太人苦难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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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年轻的戴维·格鲁恩认为“我们总结出打败乌干达计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以色列地定居”，他还是对赫茨尔的死深表哀痛。1905年，沙皇尼古拉二世遇到一场几乎让他失去王位的革命，这场革命的许多革命者都是犹太人——列昂·托洛茨基（Lean Trotsky）是最有名的一个——不过，他们实际上都是对种族和宗教不屑一顾的国际主义者。然而，尼古拉却认为那个杜撰出来的反犹小册子《锡安贤达议事录》中的计划正在变成现实。他写道：“这个册子是多么有预见性啊”，“1905年真的是被犹太贤达们控制的一年”。在被迫接受宪法的同时，他借助诨名为“黑色百人团”的民族主义复仇者，煽动起了反犹主义大屠杀，试图恢复他那遭受重创的专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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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俄国的这种大屠杀使得戴维·格鲁恩登上了从敖德萨发往圣地的朝圣船，他当时已经是社会主义政党锡安工人党的一名成员。这个来自普朗斯克的男孩是第二次移民的典型代表，但这批移民多是世俗人士，其中许多人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将耶路撒冷视为中世纪迷信思想的一个巢穴。1909年，这些移民在古老的雅法港附近的沙丘上建立了特拉维夫；1911年，他们又在北部创建了一个新的集体农庄，即第一个基布兹（Kibbu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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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巴勒斯坦后的头几个月，格鲁恩并没有去参观耶路撒冷。他一直在加利利的田地里工作，直到20世纪10年代中期，二十四岁的他才动身前往耶路撒冷，为一份犹太复国主义报纸撰写文章。他体型瘦小，皮包骨头，长着卷发，经常穿着俄国式的工作罩衫以强调其社会主义者的身份，他采用了“本-古里安（Ben-Gurion）”的笔名，该名字源自西蒙·巴尔·科赫巴底下的一个中尉的名字。旧罩衫和新名字显示了这个正在冉冉上升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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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那个时代他的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同伴一样，本-古里安认为一个社会主义犹太国家应该没有暴力，不会奴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或者将他们逐走，相反，这个国家应该和他们共存。他确信犹太人和阿拉伯工人阶级会携手合作。毕竟，土耳其行省西顿和大马士革及其行政区耶路撒冷，正如巴勒斯坦当时被人所知的那样，都是穷困至极的闭塞地区，稀稀拉拉地住着约六十万阿拉伯人，那里有大量的空间可以发展。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阿拉伯人可以和犹太移民共同分享经济利益。然而，这两个民族几乎没有可以相融之处，而且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希望的大多数阿拉伯人对自己的定居没有什么利益诉求的结果也落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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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古里安在耶路撒冷租了一个没有窗户的地窖居住，不过他将大把时间花在老城的阿拉伯咖啡馆，在那里听留声机播放最新的阿拉伯歌曲。与此同时，一个本土耶路撒冷人，一个喜爱美丽和欢乐的阿拉伯基督徒男孩，也在同一个咖啡馆听着同样的歌曲，并学着在他的鲁特琴上弹奏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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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得琴手：瓦希夫·贾瓦哈里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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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希夫·贾瓦哈里耶（Wasif Jawhariyyeh）在还是孩子时便开始学习鲁特琴——或曰“乌得琴”——并且很快便成为那个音乐至上的镇子上最好的乌得琴演奏者，因此他得以与任何人接触，不管是地位高的还是地位低的。瓦希夫出生于1897年，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信奉希腊正教的地方官员的儿子，该地方官与耶路撒冷的大家族关系密切。不过瓦希夫因倾心于艺术而未能成为地方权贵。他曾跟着一个理发师做学徒，不过很快便违背了他父母的意愿，成为一个音乐家。他见证着所有的事情，知道每一个人：从耶路撒冷的显贵、土耳其帕夏，到埃及歌女、抽烟抽得很厉害的音乐家，以及各式各样的犹太女人。他在七岁时便开始写日记，该日记成为耶路撒冷文学的一件瑰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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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瓦希夫开始记日记时，他的父亲仍旧骑着白驴去工作，他看到了第一个不用马的交通工具：一个美国侨民在雅法路上开着的福特汽车。从不知电为何物的他，很快便对在俄国大院里观看电影产生了兴趣（入场费是一个比什里克，在门口交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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