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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的达成和持续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政治主权可以在一张地图上勾勒，可以在合法的协议中表达，可以靠M-16来加强，但缺乏历史性、神秘感和情感的手段将是无用和无意义的。“三分之二的阿以冲突是心理上的”，萨达特说。和平的真正条件不仅仅是把希律水池划归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这样的细节问题，还有双方彼此之间真诚的信任和尊敬。双方都有人否认对方的历史。如果这本书具有任何使命的话，我热切希望它能够鼓励双方承认和尊敬对方的古老遗产：阿拉法特对耶路撒冷犹太历史的否认连他自己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是荒谬的（私下里他们都乐意接受那段历史），但没人愿意冒险反驳他。到2010年，仍只有哲学家萨里·努赛贝有勇气承认谢里夫圣地就是圣殿山之所在。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打击了阿拉伯人的信心，破坏了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可能。除此以外，巴勒斯坦人对犹太人的古老遗产和现代以色列国犹太性的否认，对于和平的缔结同样具有灾难性。在这之后还有更大的挑战：双方必须承认对方兼具悲剧色彩和英雄主义的现代神圣叙事。这有点强人所难，因为在双方的故事中，在一方担任主角的人到了对方的故事里就变成了恶棍——不过，这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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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耶路撒冷，一个人很容易想象到这种不可想象的事儿：耶路撒冷还能存在五年或四十年吗？极端分子随时可能摧毁圣殿山，毁坏世界的核心，使每个派别的基要主义者相信审判日近在眼前，基督与反基督之间的战争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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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居内盖夫沙漠的耶路撒冷作家阿莫司·奥兹提出了这样诙谐有趣的解决方案：“我们应该挪走圣地的每一块石头，把它们运到斯堪的纳维亚，放在那里一千年，直到耶路撒冷的每个人都学会和平共处时再把它们运回来。”悲哀的是，这个方案有点不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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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被犹太人独占了一千年，被基督徒独占了大约四百年，被伊斯兰教徒独占了一千三百年，并且三大宗教没有一个是不依靠刀剑、投石器或榴弹炮获得耶路撒冷的。他们的民族史讲述了一个必然走向英勇胜利和突然爆发灾难的毫无悬念的故事，但在讲述这样的历史时，我已经努力展现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总是有很多选择。耶路撒冷人的命运和身份并不明确。希律时代、十字军时代和英国人统治下的耶路撒冷的生活和我们今天的生活一样复杂、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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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既有悄无声息的演变，也有戏剧性的革命。有的时候，是炸药、兵器和鲜血改变了耶路撒冷；有的时候，是漫长的世代传承，是传唱的歌曲、讲述的故事、吟诵的诗文、雕刻的塑像，是几个世纪以来模糊的例行其事的日常家庭生活，就像缓步走过回旋的阶梯，而后突然越过邻近的门槛，或是像不断打磨粗糙的石块，直到其平滑光亮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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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在许多方面如此可爱，在其他方面又如此可恨，这里层层覆盖着圣物和残骸，充斥着反常的粗俗和审美的精致，她似乎活得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加紧张；一切都保持着原样，但事事都在变化。每天黎明，三大宗教的三大圣地都会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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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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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4点30分，西墙和圣地的拉比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Shmuel Rabinwilz）醒来后开始他日常的祈祷仪式，诵读《摩西五经》。他穿过犹太区走到永不关闭的西墙，巨大的希律时代的方石在黑暗中散发着光芒。犹太人在那儿整日整夜地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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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已过而立之年的拉比，是七代前来到耶路撒冷的俄国犹太移民的后裔，他的家族是来自古尔和仪式派的信徒。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是七个孩子的父亲，拥有蓝眼睛的他戴着眼镜，留着胡须，身着黑衣，头戴无边圆帽，无论天气冷热、下雨还是下雪，他都这副打扮，穿过犹太区，直到看到大希律的城墙出现在他面前。每次靠近“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会堂”时，他都会“心潮澎湃”，因为无法用尘世的方式描述个人与这些石头的联系，那是心灵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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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高耸于希律巨石之上，位于犹太人口中的圣殿山上，但是“我们都有足够的空间”，这个坚决抵制任何冒犯圣殿山之行为的拉比说，“总有一天上帝可能重建圣殿——但不用人类干涉。这仅仅是上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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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拉比，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负责保持西墙的清洁。石头间的裂缝里塞满了朝觐者写的字条。这些字条一年清理两次——分别在逾越节和新年前，因为这些纸条被认为是神圣的，所以他把它们埋在橄榄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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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到达西墙时，太阳正冉冉升起，已经有大约七百名犹太人在那里祈祷，但他总能找到同一个祈祷群体站在西墙边的同一地点：“仪式非常重要，它使人们能够全神贯注于祈祷词。”但是他并没有问候这个祈祷群体，他可能点了点头但一言不发——“第一句话是给上帝的”——与此同时，他将祈祷经匣缠缚到手臂上。他背诵着早祷文“沙哈里特（shacharit）”，这段祷文以“愿上帝赐给这个国家和平”结束。直到那时他才得体地问候了他的朋友。西墙下的一天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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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4点前不久，正当拉宾诺维茨出现在犹太区时，一块鹅卵石掠过谢赫贾拉瓦吉赫·努赛贝（Wajeeh al-Nusseibeh）家的窗户。他打开门，八十岁的阿迪德·朱达（Aded al-Nusseibeh）交给他一把沉甸甸的中世纪的12英寸（约30.5厘米）长的钥匙。现年六十岁的努赛贝是耶路撒冷其中一个最大家族[8]的后代，已经穿上西装、打好领带的他快步出发，穿过大马士革门，直奔圣墓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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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赛贝担任圣墓大教堂的守护人已有二十五年以上，4点他准时到达圣墓大教堂，并敲响梅利桑德的罗马式建筑的巍峨大门。前一天晚上8点，他从教堂里面锁上门，希腊人、拉丁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教堂司事们已经协商好在那个特别的日子里由谁去打开各扇门。三个主要教派的教士们已经在愉快的友谊和仪式性的祈祷中度过整晚。凌晨2点，占统治地位的东正教——凡事都优先——开始进行弥撒，由八个传教士围着圣墓用希腊语祝颂，之后他们把场地交给亚美尼亚人；大门打开时，亚美尼亚人用亚美尼亚语进行的巴达拉克（badarak）仪式才刚刚开始；大约上午6点，终于轮到天主教。期间，所有的教派一直唱着他们晨祷仪式的颂歌。只有一个科普特人被允许待到夜晚，他只用古科普特埃及语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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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门打开，埃塞俄比亚人开始在他们的平顶修道院和圣米歇尔礼拜堂用阿姆哈拉语祝圣，礼拜堂的入口就在正门的右边。他们的仪式如此之长，以至于他们必须要靠在教堂里给疲倦的朝觐者准备的牧羊人手杖上。夜晚，这座教堂里回荡着一种充满许多语言和圣歌的悦耳、低沉的声音，就像一个有许多种鸟类合唱的石林。这就是耶路撒冷，努赛贝从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知道有成千上万人在等待我打开大门，而我担心如果有一天门锁打不开或出现差错该怎么办。十五岁时，我第一次打开它，当时只觉得好奇，但是现在我才意识到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无论战争还是和平，他都必须打开这扇门。他说他的父亲为安全起见，常常睡在教堂的走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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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努赛贝知道，一年可能有几次教士间的争吵。即使在21世纪，这些教士们只是偶尔表现出礼貌的样子，借以打发漫长守夜的无聊，实际上，他们仍然被历史累积的憎恨左右着，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控制着教堂大部分区域且人数最多的希腊人不时与天主教徒和亚美尼亚人争斗，并且总能获得胜利。科普特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尽管都赞同基督一性论，但还是特别怨恨对方：六日战争之后，为惩罚纳赛尔的埃及和支持海尔·塞拉西的埃塞俄比亚，很少进行干涉的以色列人将科普特人的圣米歇尔教堂交给了埃塞俄比亚人。在和平谈判中，对科普特人的支持通常是埃及人的主要要求之一。尽管圣米歇尔教堂仍被埃塞俄比亚人占有，以色列最高法院还是将它判给了科普特人——十足的耶路撒冷情势。2002年7月，当一个科普特教士在埃塞俄比亚人破旧的平顶城堡附近晒太阳时，他遭到埃塞俄比亚人铁棍的殴打，埃塞俄比亚人以此惩罚科普特人以卑鄙的方式对待他们的非洲兄弟。科普特人赶去援助他们的教士，四名科普特人和七名埃塞俄比亚人（在此次冲突中似乎一败涂地）因此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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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真十字架节上，希腊主教伊列内奥（Ireneos）要求方济各会修士关闭圣母显灵教堂的大门。遭到拒绝后，他带领保镖和教士们抗击了拉丁人。以色列警察出面干涉但遭到教士们的攻击，他们作为仇敌，常常就像巴勒斯坦的投石者一样坚韧不屈。2005年的圣火游行上，当亚美尼亚人的修道院长取代希腊人手持圣火出现时，双方大打出手。[9]好斗的主教伊列内奥最终因为向以色列定居者出售雅法门的帝国饭店被解职。努赛贝疲倦地耸耸肩：“嗯，像兄弟一样，他们有他们的烦恼，而我帮助他们解决。我们是中立的，就像联合国，维持这片圣地的和平。”每一个基督教节日上，努赛贝和朱达都扮演着复杂的角色。在热情和拥挤的圣火游行中，努赛贝就是官方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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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教堂司事在右手边的门上打开一个小口子递出一个梯子。努赛贝将梯子放在左手边的门上。在爬上梯子打开最高处的门锁之前，他先用巨大的钥匙打开了右边门的低锁。他爬下来后，教士们先旋开巨大的右门，再打开左门。进入教堂，努赛贝向教士们问候：“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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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平安！”他们乐观地回答。自1192年萨拉丁任命朱达家族为“钥匙保管人”、任命努赛贝家族为“圣墓大教堂守护人和守门人”（瓦吉赫的名片上如此说明）以来，努赛贝家族和朱达家族一直负责开启圣墓大教堂的各扇大门。努赛贝家族还被任命为岩石圆顶清真寺中穆罕默德夜行登宵的那块石头的世袭清洁者。努赛贝们声称，萨拉丁仅仅是恢复了公元638年哈里发欧麦尔授予他们的职位。在19世纪30年代阿尔巴尼亚人征服之前，他们极为富有，但是现在，他们只能依靠做导游来勉强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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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两个家族始终处于彼此警惕、互相竞争的关系中。“努赛贝家族和我们毫无关系，”已保管钥匙二十二年的八十多岁的朱达说，“他们只不过就是守门人！”努赛贝则坚持“不允许朱达家族的人触摸门或锁”，这表明穆斯林之间的争斗就像基督徒的争斗一样。瓦吉赫做私人教练的儿子欧拜德（Obadah），是他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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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赛贝和朱达每天都要花些时间坐在走廊里，因为八个世纪以来，他们的祖辈们一直这样做，但是他们从不同时出现在那儿。“我了解这儿的每一块石头，它就像我家一样。”努赛贝若有所思地说。他敬畏这座教堂：“我们穆斯林相信穆罕默德、耶稣和摩西都是先知，圣母玛利亚也非常神圣，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如果他想去祈祷，他可以从侧门出去，到附近为威慑基督徒而建的清真寺，或者走上五分钟去阿克萨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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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西墙的那位拉比醒来、守护人努赛贝听到有人用鹅卵石敲击窗户宣布移交圣墓大教堂钥匙的同时，四十二岁的阿德巴·安萨里（Adeb al-Ansari），一个有五个孩子的父亲，身着黑色皮夹克走出他位于穆斯林区的马木鲁克之家——这栋房屋归他的家族所有——沿着街道走了五分钟，来到东北角的哈旺梅门（Bab al-Ghawanmeh）。他通过身穿蓝色制服的以色列警察的检查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警察常常由德鲁兹或者加利利阿拉伯人出任，他们的职责是阻止犹太人进入谢里夫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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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电灯光已经照亮神圣的休憩广场，过去安萨里的父亲常常要花两个小时点亮所有的灯笼。安萨里问候过圣地的保安，开始打开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四扇主门和阿克萨清真寺的十扇大门。这花费了他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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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萨里家族可以一直追溯到和穆罕默德一起迁到麦地那的安萨里人，他们声称哈里发欧麦尔任命他们为圣地监护人，但他们这个职位实际上是由萨拉丁确认的（这个家族的害群之马就是圣地的领袖，他接受了蒙蒂·帕克的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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