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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这支行动部队冲进帝都。当阿卜杜勒·哈米德意识到他将要面对的麻烦时已经太迟，他命令自己的军队放弃抵抗，但是仍有一些人拿起了武器。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双方主要交战于塔克西姆、[6]法提赫（Fatih）和位于斯坦布尔的旧高门，并在耶尔德兹宫（正是为了应付紧急状况，苏丹将其加筑成一个武装防御工事）进行了决战。但是，决战并没有耗费太长时间。到了傍晚，守备军战败投降。行动部队切断了供电，使耶尔德兹宫陷入漆黑之中。宫中侍从们“携带着成捆亚麻布和宝石首饰”，逃出皇宫。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儿子们也逃至他们出嫁的姐姐的宫殿中寻求庇护。宫里的宦官和宫女据说陷入了歇斯底里状态。最后，据苏丹的一个女儿回忆，“在这个伟大的皇宫中只剩下了女流之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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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将军塞夫凯特帕夏对君士坦丁堡实行戒严，随着将支持哈米迪耶政权的士兵、官员进行公开处决，整个城市被恐怖的景象包围。两天之后，议会重新召开，并下令废黜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另立其弟穆罕默德·赖希德（即穆罕默德五世）为苏丹。似乎是为了嘲弄这位受尽羞辱的退位苏丹，CUP决定将他放逐至萨洛尼卡——此地正是密谋推翻其统治的中心。与1908年7月不同，这一次，将不再会有倒退和复辟。塞夫凯特帕夏接管了帝都内的一切军事力量，并被任命为第一、二、三集团军的检阅官，以防支持哈米迪耶的情感再次抬头。CUP这一次真正掌控了权力。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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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政权的状态仍处于不确定之中。从外交上来说，1908年10月的耻辱开始导致德意志帝国逐渐疏远奥斯曼帝国，后者的支持力量对稳定哈米迪耶政权而言起了关键性作用。甚至马沙尔男爵，这位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巨人，也由于奥匈帝国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深受德土关系带来的打击，尤其在1909年3月，俄国迫于柏林压力，默许了这一行为，从而结束了危险的第一次波斯尼亚危机（正如它后来被称呼的那样）。对德国人来说，他们不仅为德皇的朋友阿卜杜勒·哈米德的下场感到不安，也几乎因一系列罢工事件停止了巴格达铁路的施工进程。尽管柏林和君士坦丁堡间旧有的战略伙伴因素，在诸如戈尔茨军事任务等事件中得到了及时恢复，但是这种关系的内核早已丧失殆尽。“（到麦加朝圣过的穆斯林）哈吉”威廉对阿卜杜勒·哈米德尤其信任，是因为其作为奥斯曼苏丹（和哈里发），拥有传统的伊斯兰教宗教领导权，而这似乎能帮助德国削弱其殖民竞争者的势力。既然青年土耳其党人已经废除了阿卜杜勒·哈米德及其泛伊斯兰教政策，德皇便再没有热情支持奥斯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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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而言，CUP的反对力量仍旧处于朦胧状态。对于开创大众政府的新纪元而言，戒严令很难成为一个激励人心的口号。4月24日，在一场看起来似乎相当熟稔的政治运动中，恩维尔·贝组织了一场公开葬礼，将50名身份不明者在帝都处刑。似乎是为了治愈豁裂革命造成的政治伤口，恩维尔使民众想起“反革命”和“反—反革命”在此处则是指“肩并肩躺着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在CUP新时期，他承诺道，所有的奥斯曼公民将成为“无种族和宗教之分的爱国同胞”。32然而正如一些穆斯林批评者宣称的那样，恩维尔通过强调宗教少数派的权利，隐约承认了CUP实际上并不信任伊斯兰教法。在行动军打碎苏丹—哈里发的权威之后——他们实际上侵入了帝国圣殿这个神圣庄严的领域——对很多虔诚的穆斯林来说，青年土耳其党人似乎已根本不是穆斯林，而或许甚至是东马派教徒，或是秘密犹太人。正如马沙尔大使在1909年10月的一次外事活动中记录的，“当穆斯林得知［新近任职的］哈里发软弱无能，且只是一群几乎脱离了伊斯兰教的人的傀儡之后，一场重大危机将不可避免”。为此，CUP的领袖们需要注意他们的言辞。“自从4月13日的剧变以来，”他注意到，“（青年土耳其党人）已经变得更加谨慎。妇女解放正被搁置一边，而伊斯兰教法则再次被提起。尽管如此，一些严格的穆斯林若非出自完全的敌意，则对整个［CUP］政权报以极大的不信任。”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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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源于信念、投机主义还是单纯的害怕，青年土耳其党人在1909年后废除了实证主义信条，以期和占统治辖境绝大多数的穆斯林和平共处。到1911年4月CUP议会召开的时候，党内领袖们已经在公开提及伊斯兰教法，并指责相关成员，诸如萨洛尼卡的精于世故的金融家贾维德·贝，就被怀疑与秘密犹太人——东马派有联系。1911年4月22日，CUP的180名议员通过了“带有浓厚伊斯兰教保守色彩”34的党内纲领。在革命的一切狂飙突进之后，阿卜杜勒·哈米德似乎从未离开过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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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奥斯曼军队的改革在1908—1909年的剧变中失衡之后，由现代军事学院军官同反—反革命一起，1909年4月24日确立了在军中的支配地位，开始呈现出愈加严峻的形势。1909年6月26日，一部法律获得通过，限定了各类官员的最大职别年龄，以清除“朽木”（指军团内，或未受过教育的官员，同时这些人也将老去），精兵简政，并为雄心勃勃的青年军官打通晋升渠道。1909年8月7日，为达到相同目的，军衔整肃法令获得通过，对委员会委员提出了新的学历要求。一些更长期的改革项目，已经在哈米迪耶后期进入实施提速阶段。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引进了一个特有的兵团体系：在每个兵团中，包含3个步兵师，由1名陆军中将（如同兵团的概念一样，奥斯曼军队以前也从未听说过这个军衔）指挥。在认真研究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经验之后，戈尔茨帕夏提出构思，土耳其人同样将其步兵师简化为3个主要部分，每个师由原来的16个营缩减为9个，再分成3个步兵团，同时每个步兵团匹配3个相应的炮兵营和1个步枪营（每个师将有自己的军乐队）。这个构想将使每个师更加灵活，还有利于兵团在前线换防，同时使炮兵和步兵之间的战术配合更加紧凑。预备部队（土耳其的预备兵）也被划分为特有的军队兵团，每个兵团配备大炮以增强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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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要完全成熟将花费数年时间。新的动员和作战计划需要被拟定，而兵团层次指挥部的参谋人员组建却几乎是从零开始。军队的关键物资，从步枪、大炮到驮畜和药品，无不短缺。尽管如此，在1909—1910年的冬天，戈尔茨帕夏相当骄傲地注意到其在马其顿地区施展的策略并非乏善可陈。1910年10月，改革后的第二集团军（此刻正战斗在巴尔干半岛前线）向战场投放了超过6万名兵力以模拟作战，由君士坦丁堡派来进行观察的军事专员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经历了禁卫军75年的压制后，奥斯曼帝国似乎终于实现马哈茂德的梦想，创立了西式军队，即便还留有很多需要熨平的扭结。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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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P泛伊斯兰教的保守转向高潮，同时又被奥斯曼军队改革打动。德国调整政策，重新开始对这个帝国进行战略投资。在一本广泛流行的由突厥语言文学专家恩斯特·耶克（Ernst Jäckh）所著的泛德意志主义启蒙读本中，土耳其被出售给了未来的德国官员、工程师和有如上升的新月一般的商人们。1910年12月，德意志银行主导了一笔1.6亿法郎的全新贷款，用以支付巴格达铁路的下一阶段建设。克虏伯同奥斯曼签署了亿万枪弹合同。1912年6月，德国企业F. H.施密特开始对位于争夺中心马其顿地区斯屈普市的第三集团军兵营进行大整修，以期将其改造成奥斯曼帝国欧洲领域的重要战略点。毫无疑问，德皇威廉二世已经忘记并且原谅了青年土耳其党人将其耶尔德兹宫的好朋友废黜，他似乎已经准备好再一次全力以赴。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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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花了不少时间，但是帝国似乎终于从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的混沌中挣脱了出来。这位欧洲病夫虽然几乎在手术中休克，但是却最终恢复了过来，即便没有痊愈，也回到了之前的状态。这对于奥斯曼帝国再一次接受考验是非常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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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1839年那个极具历史意义的《哈特—艾—谢里夫法令》中特别提到，保证奥斯曼属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并要求苏丹不能肆意豪夺。人们可以从此处发现更多证据：哈米迪耶时期既是坦齐马特的“顶点”，也是与其割裂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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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女权主义者哈莉黛·埃迪布是这位发言者的邻居，她听到此番恐吓言论之后反复思考：“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他不把自己，却要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切成碎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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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和加和伊玛目都是对伊斯兰教的领袖或高级学者的称谓。——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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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于奥斯曼帝国使用儒略历，比格里历迟13天，所以在土耳其历史上，这一事件被称为“三三一”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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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字再一次无可救药地产生了矛盾。一份初始的奥斯曼声明称在阿达纳，更多的穆斯林（1 900）被杀害，而亚美尼亚人（1 500）被认为并无伤亡。亚美尼亚声称多达3万名基督徒死亡数同样由于数目过大而不被接受。一个奥斯曼的质询委员会之后承认基督徒中的平民受害者多于穆斯林，后者还包括宪兵和士兵（两者数字分别为4 196和1 487），但是这个数字由于过少而没有被普遍认可。根据学术界的一致意见，阿达纳1909年暴动中的死亡人数，除了1 000到2 000名亚美尼亚基督徒受害者之外，20 000应该是最准确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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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1909年4月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强大回音中，正是由于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总理将绿树成荫的加济公园（Gezi Park）改建为老塔克西姆兵营的决定，才导致了2013年5—6月的“土耳其之春”，并在加济公园进行了游行示威活动。不管是在1909年3月31日开始于塔克西姆的支持哈米迪耶浪潮（读作：伊斯兰主义者），或是反CUP叛乱（读作：反世俗主义者）中，这一回响从未在土耳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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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三章 豺狼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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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战争爆发，列强将宣布禁止对［巴尔干半岛地区］领土现状做出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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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0月10日，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和巴尔干同盟的声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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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陛下苏丹向各联盟国陛下割让其在欧洲西部大陆［划定范围起至爱琴海的以挪士（Enos）到黑海的米迪亚（Midia）］除阿尔巴尼亚的所有领土。边境的确切界线将由列强委派的委员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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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5月30日，土耳其和巴尔干同盟在伦敦签署的和平协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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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09年4月对支持哈米迪耶的反革命的镇压，青年土耳其党人铲除了其在奥斯曼军队中最强劲的对手，赢得了影响力，也为现代化争取了时间。在20世纪早期的国际环境中，危险总是倏然即至。1908年的7月革命将CUP带进了最后一个危机之中，促发了保加利亚和奥地利—黑塞哥维那进攻性的举动，而克里特岛和希腊也随即效仿。第一次波斯尼亚危机几乎将欧洲拉进战争泥淖，而在德国的介入威慑促使沙俄撤退之前，不论是奥匈帝国或是俄国，在整个冬天都处于一触即发的警戒状态。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为了避免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重蹈国内革命。到1909年冬天，当CUP的军事改革开始渐臻佳境的时候，国际紧张气氛开始断断续续地消散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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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给老欧洲带来了一种类似小阳春的愉悦宁静，似乎最坏的都已过去。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海军竞赛随着1906年英国“无畏号”战列舰的登场攀上高潮，并最终慢了下来，其间多半是因为德国人处于决定性的劣势。德国新任总理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希望以牺牲德国的高级海洋舰为代价完全退出海军竞赛，从而与伦敦和解［尽管他并没有得到德皇或是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铁毕子（Alfred von Tirpitz）的支持］。随着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在第一次波斯尼亚危机中蒙羞，并被迫递交了辞呈，他的继任者谢尔盖·萨宗诺夫主要采取了一种更加柔和的路线，以便俄国能从1905年革命中恢复元气之时，杜绝其他外交危机发生。1910年秋天，萨宗诺夫与柏林制定出交易要点，保证俄国允许德国造巴格达铁路从美索不达米亚到波斯边境的进一步扩展。作为交换，德国将同样保证不会进一步支持维也纳对巴尔干半岛地区的“侵略性处置”。[1]1910年5月，在伦敦为英王爱德华七世举行的葬礼上，国际的和解气氛可见一斑。巴巴拉·塔奇曼在《八月炮火》中记载了这一值得铭记的场景：欧洲所有君王最后一次齐聚一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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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注定难以持久。正如同1909年4月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最终的暴力收尾给奥斯曼政治文化留下的深刻创伤一样，第一次波斯尼亚危机同样也留下了数个外交上的定时炸弹，它们将同时或者在其他时间爆炸。这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俄国和塞尔维亚因奥地利人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而感到的强烈愤恨。伊兹沃尔斯基在辞去俄国外交大臣之职后，作为安慰，被派往巴黎任驻法大使。在这个岗位上，他为报奥地利—德国的一箭之仇，暗中进行密谋策划。在塞尔维亚，愤慨的情绪几乎感染了所有人，首先发出声音的是半保密的“人民自卫组织”（或称民族自卫组织），其目的在于推翻对本国的吞并。除此之外，还有更加秘密的恐怖主义组织：“不统一毋宁死”，或“团结或死亡”，或通俗上讲的“黑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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