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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于奥斯曼帝国使用儒略历，比格里历迟13天，所以在土耳其历史上，这一事件被称为“三三一”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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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字再一次无可救药地产生了矛盾。一份初始的奥斯曼声明称在阿达纳，更多的穆斯林（1 900）被杀害，而亚美尼亚人（1 500）被认为并无伤亡。亚美尼亚声称多达3万名基督徒死亡数同样由于数目过大而不被接受。一个奥斯曼的质询委员会之后承认基督徒中的平民受害者多于穆斯林，后者还包括宪兵和士兵（两者数字分别为4 196和1 487），但是这个数字由于过少而没有被普遍认可。根据学术界的一致意见，阿达纳1909年暴动中的死亡人数，除了1 000到2 000名亚美尼亚基督徒受害者之外，20 000应该是最准确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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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1909年4月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强大回音中，正是由于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总理将绿树成荫的加济公园（Gezi Park）改建为老塔克西姆兵营的决定，才导致了2013年5—6月的“土耳其之春”，并在加济公园进行了游行示威活动。不管是在1909年3月31日开始于塔克西姆的支持哈米迪耶浪潮（读作：伊斯兰主义者），或是反CUP叛乱（读作：反世俗主义者）中，这一回响从未在土耳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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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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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三章 豺狼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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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战争爆发，列强将宣布禁止对［巴尔干半岛地区］领土现状做出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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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0月10日，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和巴尔干同盟的声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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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陛下苏丹向各联盟国陛下割让其在欧洲西部大陆［划定范围起至爱琴海的以挪士（Enos）到黑海的米迪亚（Midia）］除阿尔巴尼亚的所有领土。边境的确切界线将由列强委派的委员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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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5月30日，土耳其和巴尔干同盟在伦敦签署的和平协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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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09年4月对支持哈米迪耶的反革命的镇压，青年土耳其党人铲除了其在奥斯曼军队中最强劲的对手，赢得了影响力，也为现代化争取了时间。在20世纪早期的国际环境中，危险总是倏然即至。1908年的7月革命将CUP带进了最后一个危机之中，促发了保加利亚和奥地利—黑塞哥维那进攻性的举动，而克里特岛和希腊也随即效仿。第一次波斯尼亚危机几乎将欧洲拉进战争泥淖，而在德国的介入威慑促使沙俄撤退之前，不论是奥匈帝国或是俄国，在整个冬天都处于一触即发的警戒状态。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为了避免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重蹈国内革命。到1909年冬天，当CUP的军事改革开始渐臻佳境的时候，国际紧张气氛开始断断续续地消散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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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给老欧洲带来了一种类似小阳春的愉悦宁静，似乎最坏的都已过去。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海军竞赛随着1906年英国“无畏号”战列舰的登场攀上高潮，并最终慢了下来，其间多半是因为德国人处于决定性的劣势。德国新任总理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希望以牺牲德国的高级海洋舰为代价完全退出海军竞赛，从而与伦敦和解［尽管他并没有得到德皇或是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铁毕子（Alfred von Tirpitz）的支持］。随着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在第一次波斯尼亚危机中蒙羞，并被迫递交了辞呈，他的继任者谢尔盖·萨宗诺夫主要采取了一种更加柔和的路线，以便俄国能从1905年革命中恢复元气之时，杜绝其他外交危机发生。1910年秋天，萨宗诺夫与柏林制定出交易要点，保证俄国允许德国造巴格达铁路从美索不达米亚到波斯边境的进一步扩展。作为交换，德国将同样保证不会进一步支持维也纳对巴尔干半岛地区的“侵略性处置”。[1]1910年5月，在伦敦为英王爱德华七世举行的葬礼上，国际的和解气氛可见一斑。巴巴拉·塔奇曼在《八月炮火》中记载了这一值得铭记的场景：欧洲所有君王最后一次齐聚一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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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注定难以持久。正如同1909年4月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最终的暴力收尾给奥斯曼政治文化留下的深刻创伤一样，第一次波斯尼亚危机同样也留下了数个外交上的定时炸弹，它们将同时或者在其他时间爆炸。这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俄国和塞尔维亚因奥地利人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而感到的强烈愤恨。伊兹沃尔斯基在辞去俄国外交大臣之职后，作为安慰，被派往巴黎任驻法大使。在这个岗位上，他为报奥地利—德国的一箭之仇，暗中进行密谋策划。在塞尔维亚，愤慨的情绪几乎感染了所有人，首先发出声音的是半保密的“人民自卫组织”（或称民族自卫组织），其目的在于推翻对本国的吞并。除此之外，还有更加秘密的恐怖主义组织：“不统一毋宁死”，或“团结或死亡”，或通俗上讲的“黑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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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更多组织。为了缓和吞并带来的外交冲击，埃伦塔尔空头承诺俄国人帮助其修订海峡公约，并通过多种方法暗示维也纳可能会给予列强补偿。“补偿”原则最开始得追溯至1884—1885年的柏林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众欧洲列强确定了对非洲殖民势力范围的划分。而在巴尔干半岛问题上，埃伦塔尔实际上将列强在非洲实行的帝国主义黑魔法贯彻到了奥斯曼的欧洲部分领土上。为了补偿土耳其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宗主权的丧失，埃伦塔尔将奥地利军队从新帕扎尔区（Sanjak of Novi Pazar）撤走，此区域从塞尔维亚和黑山（如此划分主要是为了将这些国家分开）之间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延伸出来。与愉悦地接受这份“厚赐”不同，奥斯曼的战略专家们意识到这只是一份安慰奖，毕竟这个区域的凸出部分实际上是无法防御的。通过把军队从这个危险的地方撤走，奥匈帝国实际上在诱导除了塞尔维亚和黑山之外的其他国家来进行入侵，而其他国家但凡觅得良机，也一定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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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危险的还有埃伦塔尔对罗马施行的怀柔策略。意大利自1861年统一之后，同德国一样，成为这场帝国间角逐游戏的后来者。作为“新贵”强国，它对早先已确立势力范围的其他列强充满了嫉妒，并强烈要求确定自己的位置。尽管意大利在1882年就被俾斯麦拉进同盟体系，与柏林、维也纳一同成为三国同盟的一员，但是更普遍来说，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在巴尔干地区和亚得里亚海问题上乃是天然的宿敌。意大利从不掩饰其对奥地利的里雅斯特（Trieste）和南蒂罗尔（South Tyrol）的企图。意大利人差不多同俄国人一样，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奥匈帝国吞并感到愤怒——实际上，伊兹沃尔斯基在1910年辞职之前就已在其最后一次倡议中，设法将罗马和圣彼得堡拉进一个基于对维也纳共同敌视的双边安全协议之中。意大利支持修订对俄国有利的海峡公约；作为交换，伊兹沃尔斯基也认可意大利在奥斯曼的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和昔兰尼加（Cyrenaica，包含当代的利比亚）发展势力。意大利已经为利比亚从德国（双方组成共同对抗法国的防御同盟）和伦敦（以换取意大利对其占领埃及的支持）处获得担保。埃伦塔尔在波斯尼亚被吞并前曾暗示过，维也纳可能会支持意大利声称占有的黎波里，以此交换意大利对其吞并行为的接受。4这种围绕着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外交把戏，激励了俄国对奥斯曼海峡的企图心以及意大利对奥斯曼在非洲剩下的唯一据点的野心。尽管俄国想要进驻海峡的愿望依然遭受来自柏林和伦敦的强大阻力，利比亚在欧洲的视线范围内却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只需要一个借口——某个新的外交危机——就会促使意大利对的黎波里采取行动。而这个危机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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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春天，随着法德两国因摩洛哥问题摊牌，欧洲短促的小阳春到此结束。1905年3月，德皇威廉二世在丹吉尔（Tangier）访问摩洛哥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德国意图挑衅性地迫使巴黎修订摩洛哥的独立状态（德国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的恐吓没有起作用），来破坏1904年签订且处在发展中的英法殖民协定。6年之后，摩洛哥新苏丹阿卜杜勒·哈菲兹在遭到一场种族叛乱的威胁下，请求巴黎派兵捍卫其王座。这一次，德国皇帝并没有出马，而是调遣了一艘强大的战舰——“黑豹号”，在1911年7月1日抵达大西洋的阿加迪尔（Agadir）港。一种严峻的战争恐慌在巴黎和柏林间形成，而英国海军部也开始第一次郑重地研究作战计划，并和法国站在同一阵线。幸运的是，为了欧洲的和平，冷静的头脑战胜了战争的狂热，一次顾全情面的妥协得以达成：法国将两条位于刚果的几乎没什么价值的江河流域割让给德国。作为交换，德国正式承认法国对摩洛哥的保护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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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就没这么幸运了。当欧洲的新闻媒体都聚焦在德国和阿加迪尔港时，意大利的新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诺·圣朱利亚诺（Antonino San Giuliano）利用法国这一步棋推动意大利索求北非地区的“补偿”。随着法德两国在摩洛哥上的冲突，英国对柏林的战争警戒，俄国全神贯注于海峡问题，以及盟友德奥两国在波斯尼亚被吞并之后再无立场拒绝，圣朱利亚诺精确地安排好了他的每一步。唯一严正反对意大利占领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的是奥斯曼帝国自身，但是这种反对正是它所指望的。当CUP政府在1909年4月后坚决主张穆斯林民族主义的时候，拒绝了意大利想要攫取新的特许权以整修的黎波里海港的要求，罗马正好找到了它需要的口实。1911年9月23日，圣朱利亚诺正式向高门政府提出抗议，声称意大利国民正在的黎波里遭受虐待。不久，他又发出最后通牒：奥斯曼政府必须在24小时以内同意意大利占领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1911年9月29日下午两点半，通牒期满。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正式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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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场单独的冲突能充分证明欧洲帝国主义的归谬性的话，这场战争无疑能排得上号。这两个北非省区稀稀落落地坐落在地中海的少数港口城镇之外［昔兰尼加的托布鲁克（Tobruk）、德尔纳（Derna），以及在地理上毗邻埃及的昔兰尼加地区的班加西（Benghazi）；的黎波里塔尼亚的的黎波里，在西边和突尼斯相邻］。这个地区只是奥斯曼帝国事后的想法，它是欧洲最薄弱的区域。当时那里还没有发现石油，该区域90%都是沙漠，其原始的经济由萨努西的狂热的贝都因部落主导，他们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未受现代世界影响。奥斯曼坚守这两个省份主要出于感情原因：只要这个位于非洲的最后前哨站还没丢，它依然能够象征性地声称自己是一个“横跨三大陆的帝国”。正如英法在划分北非的剩余地盘之时，却撇下了利比亚，并认为它毫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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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奥斯曼的守备部队还是进行了出人意料的抵抗。保卫这两个省份的总共有大约1.5万名正规军，并被分成四个步兵团和一个主要由阿拉伯人组成的骑兵团，此外在沿岸还有一个野战炮兵营和一些固定炮台。为抵抗防御，意大利投放了数量更多的海军部队，并在一开始就输送了一支3.4万人的两栖部队。10月3日，意大利开始炮击的黎波里。第二天，意大利1 7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登陆的黎波里，在没有遭到激烈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这座城市。更多的军队登陆托布鲁克，又一次基本上如入无人之境。到10月中旬，大约已经有两万名意大利士兵在的黎波里和托布鲁克登陆。从后者——昔兰尼加的港口城市，意大利士兵开始在沿岸呈扇形分散开。德尔纳也被占领，土耳其和阿拉伯部队仅仅扎营在城镇外。当10月23日意大利人终于在班加西遭遇奥斯曼主力军队时，他们才经历了第一次重大挫折。双方在城镇郊区激烈交火。意大利人此时遇上了真正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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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心壮志的奥斯曼军官抓住了这次让自己青史留名的机会，并要求拨付佣金以在利比亚进行抵抗。晋升为中校的恩维尔·贝首先到达战场，并很快被授予在昔兰尼加的总指挥权。晋升为少校的穆斯塔法·凯末尔经由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抵达战场，并同样被授予了在的黎波里的名义指挥权，同行的还有他的CUP老朋友厄梅尔·纳吉。然而凯末尔从未赶赴的黎波里，相反，他相继投身于托布鲁克和德尔纳的战斗。在意大利凭借舰炮控制港口的情况下，凯末尔和恩维尔、萨努西酋长、阿拉伯非正规军通力协作，阻止其向昔兰尼加中心地带挺进。意大利不得不投放更多的士兵到战区——仅仅为控制沿岸就有总共14万名左右兵力。在这种程度下，这些游击队员可以说成功达到了目的。但是，要想将意大利人逐出北非则困难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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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时没人知道（后来被称为的）意土战争或的黎波里战争，但这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军事史上的分水岭。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欧洲19世纪殖民扩张的最后一次战争；从其他方面来说，它也是第一场以驱逐殖民国家为目的的现代化游击战争。这种游击战仅仅通过坚持迅速发动攻击以达到耗尽占领方精力的目的（意大利在这场战争中花费了超过10亿里拉，超出最初预算5倍之多）。在班加西的郊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通过挖掘壕沟来抑制敌方的火力攻势，这在后来成为一种经典的防御手段。随着意大利使用飞机轰炸奥斯曼阵地，这场战争同样也第一次见证了空中威力的使用，尽管这在当时效果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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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这场短促的战争使得奥斯曼统帅部痛苦且深刻地认识到制海权的战略意义。意大利凭借其极具优势的军舰——7倍于奥斯曼军舰的吨位——切断了地中海的交通联系（穆斯塔法·凯末尔被迫假扮成一名记者，并乘坐一艘俄国军舰前往亚历山大港）。这场战争对奥斯曼来说，根本就不可能赢。尽管妄图争取征服昔兰尼加，但是意大利海军在驶向下游的奥斯曼时，与其分别在红海的昆富达（Kunfuda）海湾（1912年1月）和地中海东部的贝鲁特港（1912年2月）发生了遭遇战。在北非接连受挫后，意大利移入爱琴海，占领了12个连接土耳其西南海岸线的多德卡尼斯岛屿（Dodecanese islands，包括罗得岛）。1912年4月18日，意大利开始炮轰达达尼尔海峡的外部要塞，意图突破马尔马拉海并对君士坦丁堡形成威慑。而奥斯曼由于在爱琴海或地中海缺乏多余的海军兵力，仅仅做了它唯一能做的事：封锁达达尼尔海峡，禁止所有船只通行，并布下冗长的雷线，以及在水中铺设钢链进行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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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土两国的海峡决战带来的战略后果非常严重。俄国由于其唯一位于暖水区的经济补给线被切断，陷入了恐慌。大体上，俄国的出口贸易有一半都是从其黑海港口出发，经由奥斯曼海峡，到达地中海，其中包括石油、锰以及国内90%的谷物，这些贸易产品收益占其本来就很困难的货币收入的主要部分。而从达达尼尔海峡的相反方向运输进来的，则是俄国的工业十分需要的元器件。在1912年夏天的黎波里战争期间，由于受到奥斯曼封锁海峡的影响，俄国当年的黑海出口量下降到之前的1/3，而收益也是如此。乌克兰的重工业几乎陷入停滞状态。俄国在1911—1913年的国际收支顺差几乎骤然跌落至零，威胁着它快速工业化的经济结构。自然而然，俄国在1912—1913年冬天召开了一系列商讨危机处理的会议，制订意外计划以应对海峡重新封锁——包括在黑海建造无畏舰的应急计划，以及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栖登陆计划。对奥斯曼来说，它从英国的造船厂订购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无畏舰，并希望以此帮助它赶走来自海峡的更多威胁——不论意大利、俄国，还是任何其他强国。希腊不甘心被奥斯曼甩在身后，也订购了无畏舰。就这样，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意大利向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挺进的举动，引发了地中海东部建造无畏舰的军备竞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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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黎波里战争将奥斯曼的弱点暴露无遗，并诱发帝国的其他敌人开始行动。哈米迪耶的外交官们用尽千谋百计避免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剩余领土被巴尔干同盟划分。马其顿的长久麻烦，在消极意义上无疑有助于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为接管奥斯曼的莫纳斯提尔省和萨洛尼卡省而发生争执，即使是在塞尔维亚的民族统一主义者贪婪地窥视着科索沃，特别是斯屈普（斯科普里）的时候。尽管这三个正在上升的巴尔干强国关于马其顿，以及塞尔维亚和黑山关于新帕扎尔区存在利益冲突，但是，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国家在摧毁奥斯曼的欧洲势力上的共同利益却更为一致。只需要两件事就能把它们团结在一起：一个有意愿和能力在它们之间斡旋协议的外部力量，以及一个开战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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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黎波里战争满足了所有条件。对于俄国政治家而言，尽管在奥斯曼海峡拥有自己的利益，但他们对于打破巴尔干半岛间的脆弱平衡总是心存疑虑。由于俄国对半岛国家独立运动的支持和宗教（东正教）的纽带联系，以及或许同为斯拉夫的种族渊源，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黑山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了俄国的附庸国。可是众所周知，这些附庸国将陷入麻烦的旋涡。俄国政治家们最想看到的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新兴强国，诸如保加利亚或塞尔维亚，能够突然出现在色雷斯平原上，独力将君士坦丁堡征服而无须俄国帮助。[2]然而从战略的角度，对俄国而言，更好的选择是有一个软弱而又温驯的奥斯曼政府——横跨海峡并能确保俄国的进口和出口不受限制（否则，俄国同样可以通过使用武力达到其目的，但这样一来，它就需要其他欧洲列强支持对《柏林条约》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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