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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重启的战争给奥斯曼带来了6 000名死者和1.8万名负伤者（布莱），包括战俘在内的3.3万伤亡人数（约阿尼纳），以及1.5万名死者和6万名战俘（阿德里安堡），此外，一无所获。1913年5月30日，所有交战国签署了《伦敦条约》，见证了奥斯曼的欧洲部分——以挪士—米迪亚界线和加里波利半岛背后的狭长地带——从此进入了历史书。26经过垂死挣扎，恩维尔的政变明显使巴尔干诸国（以及其他仍在伦敦开会的列强）间的分歧进一步恶化，并为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埋下了伏笔。3月，保加利亚和希腊军队早已在位于萨洛尼卡东北方向的尼格尼塔交过火。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也在马其顿东部地区发生小规模冲突。这其中的共因在于，塞尔维亚和希腊早已开始密谋对抗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支持希腊占有萨洛尼卡；作为交换，希腊支持塞尔维亚在马其顿西部地区和阿尔巴尼亚驻兵。1913年6月1日，雅典和贝尔格莱德正式结盟，承诺将保加利亚赶出马其顿地区。在巴尔干战争中保持中立状态的罗马尼亚觉察到风头，要求保加利亚将其多瑙河流域的西里斯提亚（Silistria）要塞割让给它（1913年5月8日，保加利亚在俄国施加的压力之下被迫同意）。感觉到自己被同盟国侮辱，保加利亚首相伊万·格什霍夫（Ivan Geshov）在5月递交了辞呈，达内夫博士接任。达内夫作为伦敦与会代表，对其同盟国的阴谋有最直接的了解，并对报复行动有强烈的动力。达内夫作为亲俄派，试图博取俄国人的支持，但是保加利亚军队之前向马尔马拉海推进的举动暗示了保国沙皇斐迪南妄图征服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计划是空穴来风，这对俄国来说无疑是个威胁。正如萨宗诺夫在1913年6月24日向达内夫坦陈：“不要对我们抱有任何指望。” 27保加利亚人只能靠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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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6月29—30日晚上，保加利亚第四集团军向沿着马其顿东部和萨洛尼卡北部的布雷加尔尼察河（Bregalnitsa river）和泽洛托维卡河（Zletovska river）驻扎的塞军发动袭击。由米哈伊尔·萨沃夫指挥，保加利亚军队能够穿过泽洛托维卡河，其左翼同时到达瓦尔达尔河。从索非亚赶到的首相达内夫否认了这一进攻，并要求米哈伊尔·萨沃夫辞职——只不过斐迪南最后驳回了此请求。由此带来的混乱给了塞尔维亚人几天时间来准备回击，在此期间，甚至连希腊的色雷斯军团也发动了一场进攻（同一小撮保加利亚士兵在萨洛尼卡发生了冲突，并成功歼灭之）。黑山也进行了宣战，尽管它的干预很快变得毫无意义——罗马尼亚在7月10日向保加利亚宣战，并命令一支将近25万人的军队穿过多瑙河，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多布罗加（Dobruja）。罗马尼亚的骑兵部队自由无阻地进入了保加利亚北部，占领了黑海沿岸的瓦尔纳，之后调头深入内陆，在1913年7月23日又占领了距索非亚仅7英里（约11千米）的维扎德贝纳（Vrzhdebna）小镇。失败已成定局，达内夫引咎辞职，而斐迪南则呼吁意大利和俄国进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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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除当前困境，奥斯曼抓住保加利亚的这次混乱，发动了一场进攻。6月11日，大维齐尔兼战争大臣马哈茂德·谢夫凯特帕夏在君士坦丁堡的巴济耶德广场被枪杀于自己的车中，据称是自由主义者联盟的反CUP特工所为。另一场勉强算得上CUP的阴谋随后而至，帝都军指挥官杰马尔帕夏在宣布戒严令以后，16名自由主义者联盟成员遭到逮捕并被宣判有罪（包括不在场的萨巴赫丁亲王）。一位委员会成员赛义德·哈利姆帕夏（Said Halim Pasha，埃及总督和改革者穆罕默德·阿里的孙子）被任命为大维齐尔，还有4位CUP大臣被任命为内阁成员，其中包括塔拉特，他任职内务大臣。而风云人物却是恩维尔·贝，他说服内阁重启对保加利亚的战争，并且亲赴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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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7月12日，查塔加军队穿过以挪士—米迪亚界线向阿德里安堡进发。侦察显示，这里只有一些保加利亚占领过的痕迹留存着。7月22日早上，天资卓越的恩维尔加入骑兵主力队伍，进入城内。上午10点30分,他给帝都发去电报：“我现在已进入埃迪尔内［阿德里安堡］。保加利亚人在撤退……我们已经取得大炮和装备。”在没遭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土耳其人继续向西部进军，直到8月2日才停止前进。保加利亚最终被迫和土耳其在1913年9月30日签订《君士坦丁堡和约》，将界线往回撤退整整200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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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巴尔干战争造成奥斯曼帝国34万人伤亡（5万人丧生，10万人负伤，7.5万人染病，还有11.5万人被俘），并失去了马其顿地区、4个爱琴海岛屿以及对阿尔巴尼亚的控制（尽管谈判还在继续）。28随着另外40万名巴尔干的穆斯林被驱逐或自己往东逃至土耳其，这些痛苦的逃难者的涌入加重了帝国种族间的紧张态势：大约20万名东正教徒——主要是来自色雷斯、士麦那［Smyrna，伊兹密尔（Izmir）］以及爱琴海地带的希腊人被反之向西驱逐。29然而，在最终的判定中，奥斯曼重获一定程度的帝国骄傲——而令人尊敬的穆斯林英雄恩维尔，则成为埃迪尔内的征服者（光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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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维尔的胜利同样帮助CUP牢固地确立了权力。1月和6月，当敌人在进行挑衅的时候，委员会的领导者选择继续战斗。不管公平与否，自由主义者联盟现在由于6月大维齐尔刺杀事件而染有污点，他们似乎特别希望帝国置身于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外——土耳其以获取巨大成就结束了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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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秘而不宣，随后几乎公开化——一个躲身于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政府之后的三巨头政治逐渐在君士坦丁堡显现：杰马尔·贝担任帝都军队指挥官，塔拉特·贝担任内务大臣，而恩维尔（现在）帕夏则在1914年1月4日担任战争大臣，此时他还处于年轻的32岁。CUP党人在1908年后的所有骚乱中认识到政治连续性的重要性，遂不再采用过去的手段：推翻政府的各个部门、海军和军队——甚至是苏丹自己——这样只会促使土耳其的敌人发动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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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政府，而且它似乎将会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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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管俄国和德国双方外交官在1910年11月就相关条款达成一致，但直到1911年9月，这场交易才正式在波茨坦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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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据说保加利亚的“沙皇”斐迪南在他的衣橱里挂着一套完整的拜占庭时期皇帝的冠服，并准备有朝一日在这样的场合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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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哈特维希在贝尔格莱德时并无此疑虑。在10月初，他支持塞尔维亚袭击土耳其，并且让塞尔维亚无须担心“愚蠢的萨宗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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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四章 寻找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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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要想强大，必须与德国结盟，并对俄国和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采取守势。这是做出所有明智决策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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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4月，阿卜杜勒—拉赫曼·卡米·巴伊库特（Abdurrahman Cami Baykut），土耳其国家宪法党创始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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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意大利和巴尔干战争对奥斯曼帝国及其国民而言是一场灾难。领土的丧失除了给其带去了战略上的损害，更是一种羞辱；但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对手们几乎在数着战利品咯咯发笑，列强还在密谋着分赃。但是人类遭受到的磨难却难以评估，战场与平民的伤亡人数相对整个种族和种群经历的蹂躏而言只是短短的一瞬。怀着复仇情绪，巴尔干半岛施行种族清洗政策，成百上千名穆斯林由此被赶出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而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的土耳其人此时也以迫害当地基督徒的方式进行报复。帝国正在经历厄运，然而雪上加霜的是，由阿杜卜勒·哈米德小心呵护的土耳其亚洲领土穆斯林种族间的团结，也遭到了分化瓦解。一些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重要库尔德部落首领抓住帝国在欧洲溃败的时机，宣布向俄罗斯帝国效忠。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秘密社团开始在大马士革进行密谋，与此同时，英国人与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的密谋策划甚至将运动推向了小高潮。祸不单行，在阿拉伯半岛，一个强大的处于穆斯林沙特（al-Saud）和瓦哈卜（al-Wahhab）家族之间的新“兄弟会”，或称伊赫万（Ikhwan），早已盘踞利雅得（Riyadh，开始于1902年），并在1913年征服了哈萨的绿洲地带（即今天沙特阿拉伯的东部省份）——在沙特—瓦哈比（Saudi-Wahhabi）的强大优势前，奥斯曼在伊斯兰中心地带的势力和威望遭到沉重打击。到1913年秋天，当代的所有灾祸似乎都降临在了蹒跚而行的奥斯曼帝国身上——它在5年内失去了40%的领土。这位病夫被列强遗弃，行将就木，无疑不久于人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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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位病夫自己却不愿意坐以待毙。尽管可能是出于对自己命运的不确定，但是恩维尔在埃迪尔内的“胜利”只够给土耳其党人带来一丝希望。受到临终奇迹的鼓舞，CUP的思想家和批评家们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一致采用一种惊人的乐观主义撰文，并冠以诸如“土耳其，觉醒了！”之类的标题，而主旨也如同它的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敌人，大多为土耳其民族现在“经过数世纪的沉睡已经醒过来了”。3基于很多土耳其党人知识分子花费时间在法国或学习法语的事实，不足为奇的是，一种在君士坦丁堡的新的恢复失地爱国运动思潮同样也反映了同一时间在法国出现的民族主义觉醒运动（法国自身的“觉醒”源于1911年摩洛哥危机中对德国采取的强硬立场，并且在1913年民族主义者雷蒙·普恩加莱竞选总统，以及同年《三年义务兵役法》的通过中得以体现，其中兵役法更是极大扩充了和平时期的军队规模）。虽然土耳其党人知识分子主张（并且施行）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对这个国家多数目不识丁的穆斯林平民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难以评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思潮紧紧抓住了奥斯曼的政治家和决策者们。正如1914年5月19日众议院议长哈利勒·贝（Halil Bey）在一场激情澎湃的演讲中如是劝告议员同伴们，土耳其人绝不能“忘记我们自由和宪法的摇篮：我们挚爱的萨洛尼卡、青翠的莫纳斯提尔、科索沃……整个美丽的如梅利（Rumeli）”，也不能忘记“我们的兄弟姐妹被滞留在边界彼端的历史，我们必须设法拯救他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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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到政策上来，这便意味着土耳其需要武装自己，并且时不我待。帝国迫切需要新的军舰来使自己的舰队有能力参与竞争，甚至控制通往达达尼尔海峡的爱琴海，以和希腊和/或意大利抗衡，以及守护通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黑海，以和俄国对抗。因此，大量的无畏舰订单被发往英国造船厂，其中有两艘在巴尔干战争后期得以确认：1913年1月22日下水的“苏丹奥斯曼一世号”，能够架置比其他船舰更多的机枪（12英寸口径，约30毫米）——14挺机枪，以及更先进一代的“雷沙迪耶号”（Reshadieh），它于1913年9月3日下水，能架置13.5英寸（约34.3毫米）口径的机枪。一个英国海军代表团在令人敬畏的海军司令亚瑟·林普斯（Arthur Limpus）率领下来到土耳其，帮其训练“骨干船员”，以保证无畏舰到达之时能尽快配齐人员。在1914年春夏的某一天，无畏舰在马尔马拉海完全装备好——而土耳其军官现在则被要求学习英语并且在英国待两年以完成培训。除此之外，奥斯曼海军司令部还订购了三艘意大利巡洋舰、两艘德国潜水艇和六艘法国扫雷舰——以及供沿岸炮台使用的新一代克虏伯枪，以守卫达达尼尔海峡。虽然所有这些舰炮到达还要花数月时间，但是奥斯曼海军在1913年秋冬的大规模订单已经足够给圣彼得堡和雅典敲响警钟；而在雅典，与君士坦丁堡的一场关于爱琴海岛屿未来处置途径的外交争论正在艰难进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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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实力通过1911—1913年的战争显示出了自己的重要性，但在某些方面，外交手腕却暗含着更大的作用。抛开一切事后分析奥斯曼半改革化军队表现不佳的结论，一个基本事实在于，其仅仅比欧洲战场拥有更多的人和武器。如果说奥斯曼的无畏舰能在1912年提早到达，而非计划的1914年，海军在拥有了对爱琴海的掌控权后——来自北非或安纳托利亚的军事巩固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不足。然而，即使假设海军有优势，对于巴尔干而言，调遣成千上万人马的军队将花费远超奥斯曼的时间。毕竟，向保加利亚打开了色雷斯平原门户的克尔克拉雷利防御战在开战后不到一周时间就发生了。外交策略的重要性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就得到了无可争辩的证实，奥斯曼之所以能够撤销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的色雷斯决定，并不是因为战术上的创新或者军队的改良，而仅仅是因为敌国同盟遭到了分化瓦解。保加利亚对其贪婪的对手的憎恨实际上抵消了它向奥斯曼施加的威胁。如果这种憎恨进一步激化，那么索非亚很可能会同土耳其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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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从意大利及巴尔干战争中学到的苦涩的外交课在于，将民族主义的豪言壮语扔向一边，因为奥斯曼帝国还远远没有强大到在缺少至少一位强国保护人有能力阻止针对它的集体侵略行动的情况下，完好无损地生存下来。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理解这一点，所以他狡猾地培养同德皇的友谊。德国的保护，或者至少暗中的支持，使得他能够在1896年的亚美尼亚危机、1897年的希腊战争以及1903年的马其顿危机中生存下来而不失一寸土地。相比之下，当1913年1月17日列强发出最后通牒后集体行动时，帝国除了沮丧地或是在没有任何胜算的情况下做无望抗争之外无以应对（土耳其人同时做了这两件事）。不管德国会否回归哈米迪耶时期更加坚定的伙伴关系，或者英国能够再次拾起旧有的坦齐马特热忱，奥斯曼亟须得到“某者”的支持。到1914年春天，奥斯曼外交官们依次拜访欧洲列强，恳求结成双边同盟，尽管还没有一位同意签订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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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帝国遭到孤立，输掉两场战争（以及在没有实质性战斗的情况下“赢了”第三场），却还是有迹象表明更好的外交形势将会到来。不可否认，英国（争取与之结盟）是在做无用功，这不仅因为奥斯曼对其占领埃及和波斯湾国家感到憎恨，还因为英国外交官的傲慢态度［在反犹使馆译员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Gerald Fitzmaurice）的影响下，外交部认为土耳其党人是“秘密犹太人”国际主义者，不值得信任］。[1]6至于德国方面，形势则在好转。尽管柏林勉强签署了一份正式结盟协定，但是德国和奥斯曼的利益在巴尔干战争的爆发中再次趋同——尽管很奇怪的是这种共同利益并不在于巴尔干国家本身，比如德皇仍继续支持希腊和塞尔维亚对阿尔巴尼亚的领土索求（威廉同愤怒的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关系并不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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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德国和土耳其联系一起的不如说是对俄国实力增长的共同恐惧。俄国的人口在激增，自从1900年以来已经到4 000万。它的经济也在快速发展，每年几乎有10%的增速。此外，与1913年法国通过的《三年义务兵役法》相比，俄国颁布了《最高纲领》，它拟议将其和平时期的军队人数扩充至220万，大致3倍于德军，并且加快动员速度，以争取到1917年能在3天之内赶上德军的军事准备，这样就能够使德国同法俄两面作战的战术失效。1914年2月，俄国召开了一场海军规划会议，与军队的《最高纲领》并行，拟议大规模扩张黑海舰队（包括建造4艘新的无畏舰），使其足以强大到至1917年能通过武力轻松夺取君士坦丁堡和奥斯曼海峡。这个计划由沙皇尼古拉斯二世1914年4月5日批准。7尽管并非所有细节为外界所知，但是不仅限于柏林，这条趋势线已足够清晰。正如一位重要的CUP军事家阿卜杜勒—拉赫曼·卡米（巴伊库特）1914年4月30日在《共鸣》中主张：“斯拉夫世界正在超过它的邻国快速发展……奥斯曼要想强大，必须与德国结盟，并对俄巴（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采取守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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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1914年冬天的两场外交危机帮助德土进一步巩固其仍然是非正式的伙伴关系。第一场外交危机涉及亚美尼亚改革计划的重新启动，这个计划由俄国的代理外交大臣A. A.涅拉托夫（A. A. Neratov）在1913年6月2日两次巴尔干战争的短暂间隙中提出。整个秋冬季，俄国驻土大使M. N.吉尔斯（M. N. Girs）借助奥斯曼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暴露出的劣势，设法联合在君士坦丁堡的欧洲外交界，使其支持由俄国策动的亚美尼亚改革计划：任命一位欧洲管理者以及一支国际宪兵队以监管土耳其东部的6个“亚美尼亚人”省份的改革进展（这些省份将会被合并为一个行政区）。此计划内容和1897年对克里特岛、1903年对马其顿地区的做法如出一辙。只有一位大使表示反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新巨人——德国的汉斯·冯·旺根海姆（Hans von Wangenheim），他还向土耳其人告知了俄国人准备做的一切事情。考虑到整个活动本质上其实是一场俄国人的阴谋，旺根海姆便要求吉尔斯当面坚持土耳其人同意争议点，诸如欧洲检察官的任命，这样一来德国人就能逃脱土耳其人的责难了。正如吉尔斯在1913年10月17日向旺根海姆抱怨道，“我们独自做出这个要求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到那时土耳其会将所有愤怒发泄到我们［俄国］身上”。改革协议的最终条款敲定于1914年2月8日。正如俄国人同亚美尼亚活动家抱怨的那样，其中甚至没有（应归于德国的坚持）提及“亚美尼亚人”或是“亚美尼亚人省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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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场外交危机很快同第一场缠结在了一起。1913年12月14日，德国的一个由42名军官组成的军事代表团在奥托·利曼·冯·桑德斯将军的带领下到达土耳其。在早先的春季，土耳其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受挫的时候，奥斯曼驻柏林大使、将军马哈茂德·穆赫塔尔帕夏（Mahmud Muhtar Pasha）就已经向德国代表团发出邀请。尽管恩维尔支持与德国建立一个更加亲密的军事合作关系的主张早已尽人皆知，但是这个倡议在他掌控政权之前就已存在（阿德里安堡在7月下旬才被重新夺回）。早在1913年4月，奥斯曼大维齐尔兼战争大臣马哈茂德·谢夫凯特（直到6月遭到刺杀）告诉旺根海姆大使，他“指望德国”能在巴尔干战争结束后重组奥斯曼军队。塔拉特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正如内务大臣向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所说，他早已判断出土耳其必须“决定与德国站在一起，要么与德国人一起游泳，要么一起沉下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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