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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1914年冬天的两场外交危机帮助德土进一步巩固其仍然是非正式的伙伴关系。第一场外交危机涉及亚美尼亚改革计划的重新启动，这个计划由俄国的代理外交大臣A. A.涅拉托夫（A. A. Neratov）在1913年6月2日两次巴尔干战争的短暂间隙中提出。整个秋冬季，俄国驻土大使M. N.吉尔斯（M. N. Girs）借助奥斯曼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暴露出的劣势，设法联合在君士坦丁堡的欧洲外交界，使其支持由俄国策动的亚美尼亚改革计划：任命一位欧洲管理者以及一支国际宪兵队以监管土耳其东部的6个“亚美尼亚人”省份的改革进展（这些省份将会被合并为一个行政区）。此计划内容和1897年对克里特岛、1903年对马其顿地区的做法如出一辙。只有一位大使表示反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新巨人——德国的汉斯·冯·旺根海姆（Hans von Wangenheim），他还向土耳其人告知了俄国人准备做的一切事情。考虑到整个活动本质上其实是一场俄国人的阴谋，旺根海姆便要求吉尔斯当面坚持土耳其人同意争议点，诸如欧洲检察官的任命，这样一来德国人就能逃脱土耳其人的责难了。正如吉尔斯在1913年10月17日向旺根海姆抱怨道，“我们独自做出这个要求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到那时土耳其会将所有愤怒发泄到我们［俄国］身上”。改革协议的最终条款敲定于1914年2月8日。正如俄国人同亚美尼亚活动家抱怨的那样，其中甚至没有（应归于德国的坚持）提及“亚美尼亚人”或是“亚美尼亚人省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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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场外交危机很快同第一场缠结在了一起。1913年12月14日，德国的一个由42名军官组成的军事代表团在奥托·利曼·冯·桑德斯将军的带领下到达土耳其。在早先的春季，土耳其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受挫的时候，奥斯曼驻柏林大使、将军马哈茂德·穆赫塔尔帕夏（Mahmud Muhtar Pasha）就已经向德国代表团发出邀请。尽管恩维尔支持与德国建立一个更加亲密的军事合作关系的主张早已尽人皆知，但是这个倡议在他掌控政权之前就已存在（阿德里安堡在7月下旬才被重新夺回）。早在1913年4月，奥斯曼大维齐尔兼战争大臣马哈茂德·谢夫凯特（直到6月遭到刺杀）告诉旺根海姆大使，他“指望德国”能在巴尔干战争结束后重组奥斯曼军队。塔拉特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正如内务大臣向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所说，他早已判断出土耳其必须“决定与德国站在一起，要么与德国人一起游泳，要么一起沉下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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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利曼·冯·桑德斯将军自己后来如何反对，这个由他带领的德国改革代表团（Heyet-i Islahiye Reisi）因此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支持团队，更带有政治色彩。当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在1913年12月4日任命利曼为奥斯曼第一集团军司令官后，博斯普鲁斯海峡防御线的实际指挥权便被赋予了一位德国国民。1912年夏天过后，由于保加利亚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这甚至促使萨宗诺夫在1912年10月26日请求沙皇将黑海舰队指挥权移交给驻君士坦丁堡的吉尔斯大使）对君士坦丁堡造成了威胁，俄国为占领海峡而制订了日益详尽的应急计划。俄国人已经对海峡状况高度警惕，但是利曼任职的消息仍如晴天霹雳，给俄国人以沉重一击。之后的两个月，柏林和圣彼得堡之间弥漫着一种严峻的战争恐慌，而亚美尼亚改革谈判更是为“利曼事件”增添了恐惧气息。俄国军队向高加索边境聚集，萨宗诺夫认为占领东巴济耶德（East Bayazit）或埃尔祖鲁姆能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1914年1月6日，在一封送往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照会中，俄国的外交大臣提出主张要求对奥斯曼帝国进行大致的势力划分，其中英国登陆部队占领士麦那（伊兹密尔），法国占领贝鲁特，俄国占领黑海的特拉布宗港。11在一周之后的一场紧急内阁会议中，萨宗诺夫和俄国的军队首脑开诚布公地讨论是否有必要就“利曼事件”铤而走险，挑起欧洲大战，只有主席科科夫佐夫（重演他在1912年11月担当的保守派角色）表示反对。在大战来临之前，一次外交妥协事件在1914年1月15日上演，见证着利曼从被提升为整个奥斯曼军队的元帅和检查长，到“大材小用”转任海峡防御线指挥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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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同几周之后亚美尼亚改革运动的决议，德俄关于利曼任职问题上的妥协得以将欧洲的战争恐慌驱散。但是，这却令奥斯曼政府感到不快。正如俄国在1912—1913年通过它支持的巴尔干同盟国展示的那样，改革运动和利曼事件赤裸裸地暴露了俄国妄图分裂奥斯曼帝国且不再掩饰的野心。以防土耳其人并未领会亚美尼亚改革运动传递的信息，萨宗诺夫在1914年1月召唤来奥斯曼驻圣彼得堡大使图尔汗帕夏（Turhan Pasha），“不止一次”地警告他，如果再有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在土耳其东部发生，俄国将会进行干预。13似乎德国仅仅通过旺根海姆的坚定不移所施予的抵抗，就阻止了萨宗诺夫和吉尔斯实际上将土耳其东部六省纳为俄罗斯保护国，并联合欧洲列强支持的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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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曼代表团对于帝国的生存希望同样重要。诚然，德国人并没意识到这一点。但事实上，至少奥斯曼军队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的一些惨重损失，可以追溯到德国军官在1912年之前教授给土耳其人的“包围和歼灭”战术（尽管在日俄战争、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和巴尔干战争中出现的以固守为主的防御作战方式显示了其威力，但是这种流行于欧洲的凭借进攻时的锐气包抄敌方侧翼的战术打法仍然为总参谋部需要）。由于缺乏大炮的有效配合，先头步兵部队在进攻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时损失极其惨重。然而，同许多战场上的失利一样，这些教训十分有益，奥斯曼通过这些失利加快了经验的积累。土耳其人希望利曼代表团能使他们学得更快。操着一口流利德语的恩维尔帕夏在1909年被任命为驻柏林军事专员后，全身心贯注于“德国化”军官群体。从德国副参谋长到奥斯曼总参谋部，上校弗里茨·布龙萨特·冯·舍伦多夫（Fritz Bronsart von Schellendorf，恩维尔与他的关系比与利曼更紧密）又被升任为战争大臣。受此激励，恩维尔将1 000名兵团军官“解职”，其中包括2名陆军元帅、3名中将、30名少将、95名准将和184名上校，为在巴尔干战争中证明了自己价值的青年军官的快速提拔铺平了道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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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4月7日，在俄国沙皇批准了一项旨在征服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海军建设计划两天后，土耳其总参谋部也通过了一项新的以增进奥斯曼针对俄国的防御力为目的的“基本作战计划”。这项新计划摈弃以往难以达到成效的进攻策略，强调在色雷斯（第一集团军在第一、二、三兵团部署九个师的兵力）采用灵活的防守战略，同时也允许在有利条件下对俄军实施“有限攻击”（总部设在埃尔祖鲁姆的第三集团军，包括在第九、十、十一兵团的九个师，再增加两个骑兵旅，以监管边界）。15尽管各方面的短板使奥斯曼在与意大利、巴尔干同盟的作战过程中吃尽苦头，但是军队的士气仍然出人意料的旺盛——至少对于改进过的军官兵团而言是这样。在利曼和布龙萨特的帮助下，恩维尔实施了新型军团级别操作训练。这使人充分相信，只要给予时间恢复，奥斯曼将在下一场战斗中有引人注目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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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4年6月，战争的乌云又一次笼罩在君士坦丁堡上空。激愤于爱琴海地区希腊人遭受虐待的谣言，以及担忧“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和“雷沙迪耶号”[2]战列舰将在几周之内下水——这将会使土耳其撤销巴尔干战争中有关爱琴海的相关决定，希腊的民族主义者在雅典擂响了战争之鼓。6月12日，希腊向高门提出正式抗议照会，要求立即结束对小亚细亚希腊东正教属民的迫害，此外还需归还没收的财产。奥斯曼政府回复道，虽然会处理希腊的相关控诉，但是真正应该为此动乱负责的乃是巴尔干同盟——是他们将穆斯林难民赶往了土耳其。与此同时，俄国外交官正极力设法阻止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爆发，以免海峡被再次封锁。16对于大多数驻雅典及君士坦丁堡的欧洲外交家来说，随着“苏丹奥斯曼一世号”无畏舰将在7月进入马尔马拉海，希腊（在奥斯曼的无畏舰到达之前先发制人）或者土耳其（在第一艘无畏舰到达之后）似乎将马上发动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然而，与逐渐上演的土希剧本一样引人注目的，是一伙在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阴谋者，他们决心伺机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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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种伤害相当彻底，英国大使密谋造谣财政大臣贾维德·贝是犹太人（事实并非如此），从而使他被解除职务。实际上，贾维德是奥斯曼政府中最为热忱的亲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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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雷沙迪耶号”后被英国政府扣押，编入英国皇家海军，更名为“爱尔兰号”（HMS Erin）。——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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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二部分 1914年“一战”：土耳其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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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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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神兵天降：“戈本号”战列巡洋舰抵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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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推动土耳其人，甚至在违背其意志的情况下，将战争蔓延到黑海，以对付它的老对手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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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海军“戈本号”战列巡洋舰（无畏舰）指挥官，海军总司令威廉·苏雄（Wilhelm Souch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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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霍恩贝格（Hohenberg）公爵夫人，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Sarajevo）视察之时，被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刺杀身亡。事实上，还有另外一起同样由塞尔维亚籍青年实施的刺杀行动——这位塞族青年在致命袭击的一个小时之前向皇室车队投掷了一枚炸弹——据证实也卷入了阴谋之中（实际上，最后总共发现了7名密谋策划者）。在得到来自柏林的一张外交上的“空头支票”后，7月23日，一直踌躇不决的哈布斯堡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向塞尔维亚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称“线索显示阴谋来自贝尔格莱德”，并要求在48小时内得到答复。塞尔维亚也同样收到来自俄国的“空头支票”，它确信法国会支持其对抗奥匈帝国，因而在两天之后，塞方拒绝完全遵从贝希托尔德提出的条款。由此，欧洲的军事末日机器引擎开始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开始了动员，甚至俄国也在此之前进行了秘密动员以支持塞尔维亚，同时防备奥匈帝国和德国。当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1914年7月30日颁布总动员令时——用沙皇自己的话来说，当他做出这个令他痛苦不堪的预示着“可怕的杀戮”的决定时，似乎只有奇迹才能阻止欧洲战争的发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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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奇怪的是，从1908—1909年第一次波斯尼亚危机，1911—1912年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到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奥斯曼一直处于所有事务的旋涡中心，但是在1914年七月危机发生时，它却在一开始置身事外。要知道，在6月份的第三周，欧洲的外交话题仍然聚焦在希土两国爆发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的威胁上。但是，萨拉热窝事件以及随后列强间的摊牌似乎淹没了在巴尔干半岛最近上演的戏剧。随着战事临近，列强更是将希土两国抛诸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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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我们观察得更细致的话，会发现，当七月危机到达可怕的顶点时——尤其在圣彼得堡和柏林之间，奥斯曼问题其实仍处于列强战略的核心位置。早在6月30日，萨拉热窝事件前两天的时候，俄国外交大臣就要求海军部汇报俄军黑海舰队最新的战争准备情况。萨宗诺夫主持了二月计划会议。在会上，俄国现役长官宣誓他们会加快向君士坦丁堡派赴第一批两栖梯队的速度（由3万人，或者说大致一个兵团的兵力组成，其中还包括一个炮兵师），并将动员时间由10天缩至5天。正如外交大臣在其自传中回忆，如此紧迫的原因在于在场的每个人都认为，“如果欧战爆发，那么对君士坦丁堡发动进攻将不可避免”。1914年6月15日，随着希土两国的紧张态势一触即发，吉尔斯大使对萨宗诺夫发出警告，称如果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爆发，俄国必须“立即采取对策”占领海峡。而现在，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后，一个范围更广的欧洲战争可能会出现，萨宗诺夫向海军大臣I. K.格里戈里耶维奇［I. K. Grigorevich，“K”源自父名，指代康斯坦丁诺维奇（Konstantinovich）］提出一个“非常秘密和紧迫的要求”。他质询道，俄军第一支军队能否在“四到五天内”动员完毕，投入博斯普鲁斯海峡作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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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仍然与高门保持隐匿不宣的同盟关系的柏林，一旦其外交被孤立程度在7月底开始突出，那么奥斯曼政府无价的重要性就会日益显现出来。7月24日，星期五，德皇威廉二世命令驻土大使旺根海姆重启结盟对话。7月28日，星期二，奥斯曼将第一份双边军事协议拍电至柏林，结果却淹没在了同一天中午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的喧嚣之中。7月31日，星期五，随着俄国总动员的开展，以及英国将与德国交战的倾向性显现，形势对于柏林愈发绝望，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花时间给君士坦丁堡发去电报，向旺根海姆询问道，土耳其会否以德国与之签署同盟协定作为交换条件，准备“采取实质行动对抗俄国”。48月1日，星期六，德国向俄国发去的最后通牒期满之后，贝特曼的抵抗信心进一步崩溃：此时，利曼仅仅向德国方面保证土耳其的军队已经做好战斗准备，采取实质行动对抗俄国。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将与奥斯曼签署结盟协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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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俄国的政治家正准备向土耳其发动一场武装冲突，并且预计在欧战爆发后立即进行。7月27日，在塞尔维亚拒绝维也纳通牒两天后，也是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的前一天，俄国的总参谋长N. N.亚努什克维奇（N. N. Yanushkevitch）向在第比利斯（Tiflis）的高加索方面军参谋长尼古拉·尤登尼奇下达绝密命令，要求其进行动员以对抗奥斯曼帝国。6在同一天，吉尔斯向萨宗诺夫递送了一份绝密的外交备忘录，并且警告道，如果俄国放弃在欧洲抵抗奥匈帝国—德国，它将会在君士坦丁堡和近东面前暴露出自己致命的弱点，“［我们］可能会被迫主动开战［以对抗土耳其］”。77月29日，正当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犹豫（就像哈姆雷特的抉择一样纠结）是否要签署最终举手无回的总动员令时（实际上,他在晚上9点左右颁布了总动员令，但不到一小时,他改变了主意，撤销了命令），亚努什克维奇鼓励尤登尼奇应该遵照动员令率领高加索方面军往前行进，加入“土耳其在一开始并不参加的”欧战。87月30日，沙皇终于打消顾虑，颁布了最终的总动员令，萨宗诺夫随后向驻伦敦大使贝根道夫伯爵（Count Benckendorff）发去急电，让他阻止英国向奥斯曼帝国移交即将交付的“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和“雷沙迪耶号”无畏舰（土耳其船员原计划在8月2日接管这两艘舰）。回溯至5月，贝根道夫曾以一种非常非常谨慎的态度请求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首肯此事，当时只有格雷和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反对，理由是英国政府没有权力干涉私人的商务合同。而现在，随着欧战将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内爆发，萨宗诺夫再难继续拖延。“这些军舰，”他坚决要求贝根道夫劝诫丘吉尔和格雷，“必须留在英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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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看穿了萨宗诺夫的意图（实际上对于俄国最新的要求一无所知——英国此时还未收到俄国方面的情报），温斯顿·丘吉尔此时通过其富有争议性的举动，书写了历史的注脚。7月31日，星期五，当俄国的总动员还在进行中（丘吉尔显然也不知晓这个消息），德国也正要向圣彼得堡发出最后通牒时，英国海军大臣命令海军士兵登上“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和“雷沙迪耶号”无畏舰，阻止土耳其船员在军舰上升起奥斯曼国旗。由于丘吉尔这种明目张胆的非法举动，英国在战争（至少对丘吉尔而言是无可避免的）中对抗德国公海舰队问题上的立场昭然若揭。他在不经意间彻底完成了俄国首要战略目标之一——没有让奥斯曼得到它渴望得到的无畏舰——在无畏舰的帮助下，奥斯曼可以掌握黑海的控制权——这个结果给奥斯曼政府主战派献上了一份尤其珍贵的礼物，更不用说拼命想把土耳其一同带入战争的德国领导者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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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维尔帕夏绝不会放任此等机会溜走。随着绝望感的加深，德国总理贝特曼在与土耳其签署正式联盟的条款中不断变软，从7月31日星期五要求土耳其许诺“采取实质上的行动”以对抗俄国到第二天下午变成土耳其仅仅做好“作战准备”，最终奥斯曼战争大臣决定互相让步。星期六早上，恩维尔获悉英国船员已经强占了两艘无畏舰（尽管丘吉尔的做法并未获得内阁的赞同，也未公布）。星期日下午，恩维尔向旺根海姆大使承诺，为换取条件宽厚的结盟协定，他将把“苏丹奥斯曼一世号”无畏舰移交给德国。（恩维尔的想法是将此舰停靠在德国位于北海的港口——他只字未提如何在途中逃脱大批英舰，因为他知道这艘舰已不再由他处置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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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照过贝特曼的最新指示（仅仅要求土耳其表明自己做好了“作战准备”）后，旺根海姆认为恩维尔满足了德国首相的要求。1914年8月2日星期日下午4点，这位大使在一份秘密双边防御协议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与之一起的是奥斯曼大维齐尔兼外交大臣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协议有效期截至1918年12月31日。在这份协议中，土耳其承诺如果德国与俄国开战，它将代表奥匈帝国加入德国共同战斗；作为交换，德国承诺“如果土耳其遭到威胁，它将有义务在必要情况下动用武力保卫奥斯曼领土”。[1]12旺根海姆也承诺尽快实现恩维尔的迫切需求，将德国由“戈本号”战列巡洋舰和“布雷斯劳号”轻巡洋舰组成的地中海分舰队派往君士坦丁堡。旺根海姆并未意识到自己受奥斯曼战争大臣蒙蔽签署了一份欺诈协议，他全心全意支持恩维尔的主张，并向柏林指出“在拥有‘戈本号’的情况下，（奥斯曼）甚至在俄国领土登陆也是有可能的”。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利曼·冯·桑德斯向军事代表团的德国军官发布了动员令，此军事代表团身处奥斯曼军营，且已有71人之众。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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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自然地，利曼同德国陆军司令部的莫尔特克（Moltke），以及海军部的铁毕子大元帅推断，旺根海姆已从恩维尔处获得一个约束性承诺，即奥斯曼将很快加入战争对抗俄国。这个错误的想法很快就得到了进一步证实。8月1日，星期六，恩维尔颁布总动员令以对抗俄国（土耳其内阁在星期日批准了这条动员令）；8月3日，星期一，他又下令（尽管没得到内阁授权）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北部入口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南部入口进行布雷。14莫尔特克原计划的动员安排反应迅速，安排紧凑（比如他要求对巴黎实施闪电战），但是现在看来，却已经落后于其进度表——俄国早先就已进行了秘密动员，而比利时也决意抵抗德国对其领土的侵蚀。在这种形势下，莫尔特克开始激烈质问旺根海姆，并让其催促奥斯曼介入战争对抗俄国——同时，他对英国和法国也抱有相同的希望。15一旦法德两国在8月3日星期一下午开战，德国海军部势必会在英国宣战之前为“戈本号”战列巡洋舰和“布雷斯劳号”轻巡洋舰找到一处安全的停泊点，以免英国优良的协约国地中海舰队将其击溃。铁毕子勉强接受了丘吉尔的这份礼物，同时出于对恩维尔许诺的信任，他命令苏雄在1914年8月4日星期二凌晨即刻赶赴奥斯曼首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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