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571110
——德国海军“戈本号”战列巡洋舰（无畏舰）指挥官，海军总司令威廉·苏雄（Wilhelm Souchon）1
1706571111
1706571112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霍恩贝格（Hohenberg）公爵夫人，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Sarajevo）视察之时，被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刺杀身亡。事实上，还有另外一起同样由塞尔维亚籍青年实施的刺杀行动——这位塞族青年在致命袭击的一个小时之前向皇室车队投掷了一枚炸弹——据证实也卷入了阴谋之中（实际上，最后总共发现了7名密谋策划者）。在得到来自柏林的一张外交上的“空头支票”后，7月23日，一直踌躇不决的哈布斯堡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向塞尔维亚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称“线索显示阴谋来自贝尔格莱德”，并要求在48小时内得到答复。塞尔维亚也同样收到来自俄国的“空头支票”，它确信法国会支持其对抗奥匈帝国，因而在两天之后，塞方拒绝完全遵从贝希托尔德提出的条款。由此，欧洲的军事末日机器引擎开始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开始了动员，甚至俄国也在此之前进行了秘密动员以支持塞尔维亚，同时防备奥匈帝国和德国。当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1914年7月30日颁布总动员令时——用沙皇自己的话来说，当他做出这个令他痛苦不堪的预示着“可怕的杀戮”的决定时，似乎只有奇迹才能阻止欧洲战争的发生。2
1706571113
1706571114
令人奇怪的是，从1908—1909年第一次波斯尼亚危机，1911—1912年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到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奥斯曼一直处于所有事务的旋涡中心，但是在1914年七月危机发生时，它却在一开始置身事外。要知道，在6月份的第三周，欧洲的外交话题仍然聚焦在希土两国爆发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的威胁上。但是，萨拉热窝事件以及随后列强间的摊牌似乎淹没了在巴尔干半岛最近上演的戏剧。随着战事临近，列强更是将希土两国抛诸脑后。
1706571115
1706571116
然而，如果我们观察得更细致的话，会发现，当七月危机到达可怕的顶点时——尤其在圣彼得堡和柏林之间，奥斯曼问题其实仍处于列强战略的核心位置。早在6月30日，萨拉热窝事件前两天的时候，俄国外交大臣就要求海军部汇报俄军黑海舰队最新的战争准备情况。萨宗诺夫主持了二月计划会议。在会上，俄国现役长官宣誓他们会加快向君士坦丁堡派赴第一批两栖梯队的速度（由3万人，或者说大致一个兵团的兵力组成，其中还包括一个炮兵师），并将动员时间由10天缩至5天。正如外交大臣在其自传中回忆，如此紧迫的原因在于在场的每个人都认为，“如果欧战爆发，那么对君士坦丁堡发动进攻将不可避免”。1914年6月15日，随着希土两国的紧张态势一触即发，吉尔斯大使对萨宗诺夫发出警告，称如果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爆发，俄国必须“立即采取对策”占领海峡。而现在，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后，一个范围更广的欧洲战争可能会出现，萨宗诺夫向海军大臣I. K.格里戈里耶维奇［I. K. Grigorevich，“K”源自父名，指代康斯坦丁诺维奇（Konstantinovich）］提出一个“非常秘密和紧迫的要求”。他质询道，俄军第一支军队能否在“四到五天内”动员完毕，投入博斯普鲁斯海峡作战。3
1706571117
1706571118
与此同时，仍然与高门保持隐匿不宣的同盟关系的柏林，一旦其外交被孤立程度在7月底开始突出，那么奥斯曼政府无价的重要性就会日益显现出来。7月24日，星期五，德皇威廉二世命令驻土大使旺根海姆重启结盟对话。7月28日，星期二，奥斯曼将第一份双边军事协议拍电至柏林，结果却淹没在了同一天中午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的喧嚣之中。7月31日，星期五，随着俄国总动员的开展，以及英国将与德国交战的倾向性显现，形势对于柏林愈发绝望，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花时间给君士坦丁堡发去电报，向旺根海姆询问道，土耳其会否以德国与之签署同盟协定作为交换条件，准备“采取实质行动对抗俄国”。48月1日，星期六，德国向俄国发去的最后通牒期满之后，贝特曼的抵抗信心进一步崩溃：此时，利曼仅仅向德国方面保证土耳其的军队已经做好战斗准备，采取实质行动对抗俄国。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将与奥斯曼签署结盟协定。5
1706571119
1706571120
同时，俄国的政治家正准备向土耳其发动一场武装冲突，并且预计在欧战爆发后立即进行。7月27日，在塞尔维亚拒绝维也纳通牒两天后，也是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的前一天，俄国的总参谋长N. N.亚努什克维奇（N. N. Yanushkevitch）向在第比利斯（Tiflis）的高加索方面军参谋长尼古拉·尤登尼奇下达绝密命令，要求其进行动员以对抗奥斯曼帝国。6在同一天，吉尔斯向萨宗诺夫递送了一份绝密的外交备忘录，并且警告道，如果俄国放弃在欧洲抵抗奥匈帝国—德国，它将会在君士坦丁堡和近东面前暴露出自己致命的弱点，“［我们］可能会被迫主动开战［以对抗土耳其］”。77月29日，正当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犹豫（就像哈姆雷特的抉择一样纠结）是否要签署最终举手无回的总动员令时（实际上,他在晚上9点左右颁布了总动员令，但不到一小时,他改变了主意，撤销了命令），亚努什克维奇鼓励尤登尼奇应该遵照动员令率领高加索方面军往前行进，加入“土耳其在一开始并不参加的”欧战。87月30日，沙皇终于打消顾虑，颁布了最终的总动员令，萨宗诺夫随后向驻伦敦大使贝根道夫伯爵（Count Benckendorff）发去急电，让他阻止英国向奥斯曼帝国移交即将交付的“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和“雷沙迪耶号”无畏舰（土耳其船员原计划在8月2日接管这两艘舰）。回溯至5月，贝根道夫曾以一种非常非常谨慎的态度请求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首肯此事，当时只有格雷和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反对，理由是英国政府没有权力干涉私人的商务合同。而现在，随着欧战将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内爆发，萨宗诺夫再难继续拖延。“这些军舰，”他坚决要求贝根道夫劝诫丘吉尔和格雷，“必须留在英国。”9
1706571121
1706571122
像是看穿了萨宗诺夫的意图（实际上对于俄国最新的要求一无所知——英国此时还未收到俄国方面的情报），温斯顿·丘吉尔此时通过其富有争议性的举动，书写了历史的注脚。7月31日，星期五，当俄国的总动员还在进行中（丘吉尔显然也不知晓这个消息），德国也正要向圣彼得堡发出最后通牒时，英国海军大臣命令海军士兵登上“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和“雷沙迪耶号”无畏舰，阻止土耳其船员在军舰上升起奥斯曼国旗。由于丘吉尔这种明目张胆的非法举动，英国在战争（至少对丘吉尔而言是无可避免的）中对抗德国公海舰队问题上的立场昭然若揭。他在不经意间彻底完成了俄国首要战略目标之一——没有让奥斯曼得到它渴望得到的无畏舰——在无畏舰的帮助下，奥斯曼可以掌握黑海的控制权——这个结果给奥斯曼政府主战派献上了一份尤其珍贵的礼物，更不用说拼命想把土耳其一同带入战争的德国领导者们。10
1706571123
1706571124
恩维尔帕夏绝不会放任此等机会溜走。随着绝望感的加深，德国总理贝特曼在与土耳其签署正式联盟的条款中不断变软，从7月31日星期五要求土耳其许诺“采取实质上的行动”以对抗俄国到第二天下午变成土耳其仅仅做好“作战准备”，最终奥斯曼战争大臣决定互相让步。星期六早上，恩维尔获悉英国船员已经强占了两艘无畏舰（尽管丘吉尔的做法并未获得内阁的赞同，也未公布）。星期日下午，恩维尔向旺根海姆大使承诺，为换取条件宽厚的结盟协定，他将把“苏丹奥斯曼一世号”无畏舰移交给德国。（恩维尔的想法是将此舰停靠在德国位于北海的港口——他只字未提如何在途中逃脱大批英舰，因为他知道这艘舰已不再由他处置了!）11
1706571125
1706571126
在比照过贝特曼的最新指示（仅仅要求土耳其表明自己做好了“作战准备”）后，旺根海姆认为恩维尔满足了德国首相的要求。1914年8月2日星期日下午4点，这位大使在一份秘密双边防御协议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与之一起的是奥斯曼大维齐尔兼外交大臣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协议有效期截至1918年12月31日。在这份协议中，土耳其承诺如果德国与俄国开战，它将代表奥匈帝国加入德国共同战斗；作为交换，德国承诺“如果土耳其遭到威胁，它将有义务在必要情况下动用武力保卫奥斯曼领土”。[1]12旺根海姆也承诺尽快实现恩维尔的迫切需求，将德国由“戈本号”战列巡洋舰和“布雷斯劳号”轻巡洋舰组成的地中海分舰队派往君士坦丁堡。旺根海姆并未意识到自己受奥斯曼战争大臣蒙蔽签署了一份欺诈协议，他全心全意支持恩维尔的主张，并向柏林指出“在拥有‘戈本号’的情况下，（奥斯曼）甚至在俄国领土登陆也是有可能的”。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利曼·冯·桑德斯向军事代表团的德国军官发布了动员令，此军事代表团身处奥斯曼军营，且已有71人之众。13
1706571127
1706571128
很自然地，利曼同德国陆军司令部的莫尔特克（Moltke），以及海军部的铁毕子大元帅推断，旺根海姆已从恩维尔处获得一个约束性承诺，即奥斯曼将很快加入战争对抗俄国。这个错误的想法很快就得到了进一步证实。8月1日，星期六，恩维尔颁布总动员令以对抗俄国（土耳其内阁在星期日批准了这条动员令）；8月3日，星期一，他又下令（尽管没得到内阁授权）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北部入口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南部入口进行布雷。14莫尔特克原计划的动员安排反应迅速，安排紧凑（比如他要求对巴黎实施闪电战），但是现在看来，却已经落后于其进度表——俄国早先就已进行了秘密动员，而比利时也决意抵抗德国对其领土的侵蚀。在这种形势下，莫尔特克开始激烈质问旺根海姆，并让其催促奥斯曼介入战争对抗俄国——同时，他对英国和法国也抱有相同的希望。15一旦法德两国在8月3日星期一下午开战，德国海军部势必会在英国宣战之前为“戈本号”战列巡洋舰和“布雷斯劳号”轻巡洋舰找到一处安全的停泊点，以免英国优良的协约国地中海舰队将其击溃。铁毕子勉强接受了丘吉尔的这份礼物，同时出于对恩维尔许诺的信任，他命令苏雄在1914年8月4日星期二凌晨即刻赶赴奥斯曼首都。16
1706571129
1706571130
海军总司令威廉·苏雄正是为此刻而生。将强大的军舰派往博斯普鲁斯海峡以抗衡俄国掌控黑海的主张并不新鲜。事实上，苏雄早先就已在黑海上停泊过，并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返回。这给奥斯曼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以至于CUP的领袖们，诸如卡米·巴伊库特开始公开要求将“戈本号”纳入奥斯曼军队。苏雄在君士坦丁堡得到的热烈欢迎与他之前在地中海停靠港受到的冷遇形成了强烈对比。在地中海，长期占据优势的英国舰队常常限制他在这里停留，以消除他可能产生的任何积极印象（或者如德皇喜欢说的，英国的做法如同“向汤里吐口水”）。俄国人也完全了解苏雄。随着一月份利曼事件的发生，萨宗诺夫向柏林发出警告称，“戈本号”绝不能为奥斯曼军队所有。对于俄国而言，它到拥有自己的第一艘军用无畏舰还需两年以上的时间，因而此时在奥斯曼海域上出现任何无畏舰级别的船舰对它来说都是巨大的威胁，且足以倾覆黑海上的海军实力平衡，朝向土耳其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俄国水陆攻击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企图也将几乎成为泡影。17
1706571131
1706571132
1914年8月4日星期二凌晨3点刚过，苏雄解码了发自柏林的命令，此时他正朝法国位于阿尔及利亚的菲利普维尔港（port of Philippeville）进发，殖民部队正在此地乘船前往西部前线。前一天下午6点，当苏雄正在从西西里岛向西南方全速前进的时候，忽然获悉德国向法国宣战，他的目标终于达成，并且如他晚年回忆道，“所有人都可以品尝到他们热烈渴望的战火时刻了”。苏雄暂时将铁毕子要求其赶赴君士坦丁堡的命令放到一边，继续朝菲利普维尔港开进。早上6点刚过，“布雷斯劳号”轻巡洋舰炮轰附近的波尼港之时，“戈本号”战列巡洋舰也朝法国运兵舰开火。尽管炮轰并未引起重大伤亡或者对运兵舰或港口造成实质性损坏，但是德国人的进攻还是引起了法国舰队司令官海军中将奥古斯丁·布韦·德·拉佩雷尔（Augustin Boué de Lapeyrère）的担忧。他命令分舰队组成护航舰队对运兵舰进行保护，这一艰巨的任务将耗时数日。这样，通过拖延法国将阿尔及利亚士兵运往前线，苏雄已成功达到目的。心满意足之后，他才撤回船舰，折回西西里岛，希望在往君士坦丁堡行进之前先给船舰添加煤料，两地间大约相距1 200英里（约1 931千米）。18
1706571133
1706571134
此时，最艰难的部分才刚刚开始。当苏雄在菲利普维尔港和波尼港播下恐慌，阻止法国司令官进行追赶之后，仍然不得不对付由三艘巨大的巡洋战舰领衔的英国地中海舰队。它们的名字令人印象深刻：“不屈号”、“不倦号”和“不挠号”，它们和1907年下水的“无敌号”属于同一类型。尽管这三艘还达不到无畏舰级别——排水量仅有1.8万吨，与之对应，“戈本号”战列巡洋舰为2.3万吨（仅仅勉强符合上一代无畏舰）——但是英国的巡洋战舰却装备了8门12英寸口径大炮，航速达到25或26节，这同最新的无畏舰相差无几。理论上，在1911年下水，且装备着11英寸口径大炮的“戈本号”在开启5 200马力引擎全速行进的时候，能达到28或29节的航速。但是，苏雄（而非追赶他的英国人）痛苦地意识到，舰船上有三个锅炉已经损坏，其他的也发生了泄漏，因而舰船再也无法达到这样的壮举。8月3日，星期一，丘吉尔经由英国地中海舰队总司令伯克利·米尔恩爵士（Sir Berkeley Milne），下令“不倦号”和“不挠号”全力搜寻“戈本号”，并对它进行跟踪，“不管它去往哪里”。8月4日星期二上午10点32分，跟随着菲利普维尔港和波尼港传来的炮击声，很晚才到达的“不倦号”向阿尔及利亚行进，试图击退苏雄的进攻，在瞥见“布雷斯劳号”在船首右舷位置后，即“快速向东驶去”。几秒之内，“戈本号”被发现在船首左舷位置——几乎正对着“不倦号”。两艘军舰随即进行了交火，但是，由于英德两国还未正式宣战，因而“不倦号”的司令官肯尼迪上校只好向右转舵，切断了苏雄试图突围的通道，迫使他轻微偏离了航线。苏雄由此躲过了第一枚子弹。19
1706571135
1706571136
然而,他还没有逃离危险。随着“不挠号”加入追捕，英国海军部开始沸腾。丘吉尔由于接收到错误情报，认为苏雄向西南方的阿尔及利亚驶去，所以刚过正午，他就给米尔恩上将拍去电报，让其“截住”德国船舰，并且在给予“合理警告”之后，若对方还“袭击法国运输船”，则与之交战。然而即使是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模棱两可的命令，在丘吉尔于内阁上遭到斥责后，两个小时后便被废除：现在米尔恩在英国向德国宣战之前将不采取任何行动。回溯至7月31日，给这些令人困惑的命令增加了不确定性的还有，丘吉尔指示米尔恩“在开始的时候要克制使用武力”，以及必须“在现阶段不要采取行动对抗兵力占优势的敌方”。因为不知晓苏雄船舰的锅炉出了故障，丘吉尔及其舰队司令员仍然认为“戈本号”是地中海中速度最快、力量最强大的战舰。米尔恩因此有充足的理由保持谨慎。20
1706571137
1706571138
不管英军是否被授权与苏雄交战，对于苏雄而言，此时他再无法志得意满。为了逃脱“不倦号”和“不挠号”追击，并进入墨西拿——距离最近的西西里岛下风舷的“中立”港口，他在整个下午满负荷运行锅炉，在几乎要把司炉工累死的情况下才逐渐将“戈本号”加速到23节，并慢慢将追击者甩在身后。下午4点左右，英国的军舰丧失了有效射程。下午4点35分，海面上浓雾降临，“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消失在米尔恩的视野中。子夜时分（伦敦时间晚上11点），英国向德国（要求其撤离比利时领土）发出的最后通牒在期满之际仍未得到积极回复，两国至此终于进入战争状态，英国也得以许可向德军开火，但苏雄此时已完全摆脱射程，靠近中立海域墨西拿海峡了。根据中立法，任何在布林迪西港停泊的船只要在24小时之后离开。21
1706571139
1706571140
一场有关“戈本号”战列巡洋舰命运的激烈外交斗争就此展开。首先，苏雄对意大利当局“十分无耻的背叛行为”感到怒不可遏——意大利全然不顾自己同德国、奥匈帝国三国结盟的事实，在苏雄到达布林迪西港后仍按中立法限制他停泊的时间。在国家表明自己的真正立场后，布林迪西当局甚至拒绝给苏雄提供燃煤。苏雄不得不花费时间向罗马的奥斯曼外交使馆拍去电报，请求他们克服当局的阻挠。由于德国在地中海再无其他军舰，唯一能够护送“戈本号”的只有奥地利在普拉（Pola）港的亚得里亚海舰队。然而苏雄在8月5日凌晨两点向奥地利海军部拍电“尽快接走墨西拿的‘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的请求未获任何进展。米尔恩上将此时却已将英国战舰摆放在墨西拿海峡的两个入口处，按中立法规定，退避“6英里”（约9.7千米），守株待兔，只等苏雄超出时间限制后向其开火。奥地利考虑到即使冒险遵守约定进行营救也难以占得便宜，尤其是此时奥匈帝国和英国还未宣战。雪上加霜的是，苏雄又收到一封由铁毕子在8月5日星期三发自德国的加密电报，上面提到，“出于政治原因，［你］在当前到达君士坦丁堡是不现实的”。22
1706571141
1706571142
然而苏雄并未被这些坏消息吓倒，他将全舰将士的力量激发到最大程度。对于救援不再抱希望，“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则需要储备足够多的燃煤来急速穿过（他只能假设）一支重型英国屏护舰队。因此，苏雄紧握着每只他能抓住的（将士的）手，“伴随着军乐的氛围、上好的口粮、振奋军心的演讲、一起共事的军官的英雄事例，以及我自己的鼓舞”对其进行激励。在码头上，西西里岛的小贩们向德国人兜售纪念品和明信片，这些德国人如旧时的罗马角斗士一般致意，“准备赴死”。在全舰将士无了无休的苦干下，很多人由于体力透支或中暑而身体垮掉。在船舱内，当司炉工在卖力干活倒下后，另一位又紧接着被换上。其他的运煤船则“满载冷饮和洗澡水”，开始溜之大吉。然而时间有限，在8月6日星期四下午最后一名将士倒下时，“戈本号”仅仅装载了1 580吨煤料，“布雷斯劳号”装载了495吨煤料。这远不足以到达达达尼尔海峡。但是，苏雄不得不这样做。他随后命令将士进行“其急需的”休息，并准备在下午5点离开。23
1706571143
1706571144
尽管奥斯曼进入达达尼尔海峡的许可权遭到撤销，苏雄还有另一个选择。在绕过“靴形”的意大利后，他可以朝亚得里亚海行进，并躲藏进位于普拉港的奥地利舰队——之前曾拒绝救援他的那一艘。但是这样做会使苏雄和他挚爱的“戈本号”被优良的英军舰队包围，使其只能消极“等待”。但是性格固执、暴躁的苏雄显然无法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因此，在完全出于自己的意志的情况下，他决定，“不要动摇我的信念让战争提前在地中海东部爆发……我希望之后能到达君士坦丁堡，并把战争带到黑海”。24
1706571145
1706571146
苏雄的计划尽管莽撞，但是绝非愚蠢。预料到不管如何都会被追踪，他确保在傍晚之前离开，这样英国追踪者将能看到它向北朝亚得里亚海进发。他希望——一旦夜幕降临，便能摆脱敌人的视野；到那时，他将“偷偷摸摸向右转舵”——靠近东边的希腊岛屿，一艘德国运煤船正在此处的马里阿角（Cape Malea）等候对“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进行重新补给，以保证他能完成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旅程。尽管如此，苏雄知道要逃脱敌军的追击仍需足够好的运气。
1706571147
1706571148
1706571149
1706571150
1706571151
地图5
1706571152
1706571153
事实证明，他的英国对手相当乐于助人。[2]在海军部，温斯顿·丘吉尔并未了解到君士坦丁堡的重要性，以至于他强行扣押了奥斯曼军事家们魂牵梦绕已久的无畏舰——这两艘强大的战舰乃公开认购。不论是丘吉尔还是米尔恩上将都没料到苏雄会突出重围，奔向达达尼尔海峡。米尔恩十分肯定“戈本号”将会向西边的直布罗陀和大西洋的开敞水域移动，所以他仅仅在墨西拿海峡的东部入口处派遣了一艘轻型巡洋舰（“格洛斯特号”）进行堵截［尽管他命令海军少将厄内斯特·特鲁布里奇爵士（Sir Ernest Troubridge）率领一支由4艘装甲巡洋战舰、8艘预备驱逐舰组成的分舰队把守亚得里亚海，以防苏雄向普拉港靠近］。25
1706571154
1706571155
8月6日星期四晚上早些时候，苏雄离开了墨西拿海峡。性能低劣的“格洛特斯号”除了与他保持安全距离，同时将德国军舰位置通过无线电（苏雄始终没有干扰成功）发送给米尔恩上将之外别无他法。米尔恩在接收到无线信息之后又传递给亚得里亚海分舰队。特鲁布里奇在拦截苏雄的路线上位置绝佳，子夜刚过，他动身向南部进发，期望在拂晓之前与“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交战。凌晨4点左右，仍未发现敌军身影，特鲁布里奇不禁重新斟酌一番。他早先将驱逐舰派出以添加煤料，此时还未归来。由于担心自己仅有的4艘性能不佳的巡洋战舰在与“戈本号”偶遇后被击毁，同时丘吉尔不要与“兵力占优势的敌方”交战的命令萦绕耳旁，特鲁布里奇随后放弃了追赶。苏雄又躲过了一枚子弹。[3]26
1706571156
1706571157
尽管从主要对手那儿侥幸逃脱，苏雄仍要对付“格洛斯特号”的指挥官——霍华德·凯利上校（Captain Howard Kelly），他是一个性格同苏雄一样固执的爱尔兰人。在这种动荡的战争局势中，凯利以身示范了性格的重要性：特鲁布里奇如何规避责任，他就如何越权揽责。8月7日星期五凌晨，在获悉亚得里亚海分舰队停止追踪后，米尔恩在5点30分向凯利拍电，命其“跟在敌船后面，但不要追捕”。凯利同这位他所追踪的对手一样性情暴躁，即使特鲁布里奇抛弃他将他彻底暴露在“戈本号”的猛烈炮火下，他依然拒绝撤退。星期五正午，由于锅炉发生泄漏（同时，他在布林迪西装载的煤料使他的船舰冒出黑烟），“戈本号”被“格洛斯特号”超过，苏雄推测这位英国上校可能会更愿意追踪一艘尺寸更大的战舰，便下令“布雷斯劳号”引开追踪者。到下午1点30分，“戈本号”开始刻意落后于其他舰只，尽管此时“格洛斯特号”距离前方的“布雷斯劳号”只有11 500码（10.5千米）。下午1点35分，凯利下令将6英寸口径主炮对准对方开火，并且击中不止一处（尽管没有造成任何毁坏）。“布雷斯劳号”随后反击，并发射了一连串试射炮弹，尽管没有击中“格洛斯特号”，却在它周围投掷出可怕的巨大浪花。苏雄此时在“戈本号”上，从反方向向“格洛斯特号”远远地发射出一枚鱼雷，同样没有击中。像是担心他的不听话的上校会损害德国舰船一样，米尔恩此时命凯利后退，并禁止他越过马塔潘角（Cape Matapan）进入爱琴海，以免在希腊岛屿里遭到埋伏。至此，苏雄再次顺利逃脱。[4]27
1706571158
1706571159
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的政治斗争进入白热化。在8月2日与德国签订结盟协定以及旺根海姆许诺把“戈本号”送给奥斯曼的最初一股热情之后，恩维尔不仅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游布设好水雷，还下令征用俄国存放在奥斯曼港口的货物，包括石油和粮食。然而，当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在8月5日星期三探出风声时，他同暴怒的俄国人一样，对非法征用表示反对。这位大维齐尔忧心于：如果土耳其和俄国开战，土耳其将缺乏同保加利亚签订的足以保证色雷斯安全的协议。但是他却不可能与索非亚匆忙达成协议。因而，相比年轻、刚愎自用的战争大臣，他耍了一个聪明的滑头。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推理到，被在地中海巡查的敌方分舰队包围着的“戈本号”战列巡洋舰和“布雷斯劳号”轻巡洋舰除了君士坦丁堡将无路可去。当德国人在布林迪西添加煤料时，这位大维齐尔决定向其施压。在奥斯曼政府同意苏雄将舰只开进达达尼尔海峡之前，他在8月5日星期三通知旺根海姆大使，德国必须满足六项条件，包括支持废除领事裁判权——支持奥斯曼几十年外交的圣杯——坚定承诺帮助土耳其从希腊手中收复爱琴海岛屿，以及帮助土耳其扩展其东部的高加索边界以便“土耳其和俄国的穆斯林进行直接联系”。苏雄在布林迪西通过铁毕子收到了这封隐含外交敲诈意味的“黑色邮件”，电报上通知他由于“政治原因”，君士坦丁堡之行尚不可取。胁迫之下，同时不希望再进一步置苏雄于危险之境，旺根海姆在8月6日星期四同意了这些条件。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