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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月10日星期一凌晨一点，“将军号”向“戈本号”发去一封电报，内容如下：“进入达达尼尔海峡，并要求沿岸要塞投降。”两个小时之后，当苏雄还在仔细斟酌这个奇怪的指示时，他从英军分舰队获得了无线电信号，并成功进入了爱琴海。早晨6点，在未接到进一步的指示说明时，他决定不再等候，并向达达尼尔海峡进发。当接近中午，处于一半路程时，苏雄解译了另一封在夜里由柏林海军部发送的电报：“此事至关重要，‘戈本号’须尽快进入达达尼尔海峡。确认收悉。”不论是这条或是从士麦那发送的信息，都没有提到奥斯曼政府已经批准了通行许可权，其中的奥妙在于，这个许可权并未实际给予。苏雄只能猜测其中的含义：他应该闯入还是假装作势以给予土耳其人借口让他进入。不管怎样，他将很快弄清原委——按照当前航线，他将在傍晚时分到达目的地。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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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周的剑拔弩张，8月10日星期一下午，形势进入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下午4点，在以18节航速向达达尼尔海峡进发的途中，苏雄望见了忒涅多斯岛（Tenedos）和伊姆罗兹岛（Imbros）。随着德国通过多方面活动以迫使奥斯曼信守8月2日的结盟条约，加入战争对付俄国，“戈本号”战列巡洋舰和“布雷斯劳号”轻巡洋舰此刻的命运维系于南部海岸的海丽丝岬（Cape Helles）和库姆卡莱（Kum Kale）在苏雄的船舰进入射程内时会做何反应。他们会开火吗？由于未收到战争部给出的明确命令，当德国船舰在傍晚7点左右被发现的时候，恰纳卡莱这座宏伟的城塞的司令官便向君士坦丁堡拍去电报请求指示。中校弗里德里希·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Lieutenant Colonel Friedrich Freiherr Kress von Kressenstein）在战争部与恩维尔进行了会晤，回忆如下：恩维尔刚开始拒绝在没有首先咨询大维齐尔的情况下给予答复，但是克雷斯紧逼他要求他做出决定。恩维尔随后陷入了沉默，在克雷斯面前犹如静止了一般。终于，他开了口：“他们应该被放进来。”克雷斯依然不满意。“如果英国战舰也紧随［‘戈本号’］进来，”他要求得到确认，“你们会朝他们射击吗？”恩维尔再一次回避了这个问题，并且抗议道，他无法在不与其他大臣商议的情况下就轻易做出如此重大的、关乎战争与和平的决定。但是，克雷斯仍坚持要求得到答案。“如果那样的话，”恩维尔最终回复道，“是的。”晚上9点，一艘土耳其鱼雷艇被派出接洽“戈本号”，并发出“戈本号”期待已久的信号：“跟上我。”苏雄终于如释重负，跟随这只土耳其引航船穿过布满水雷陷阱的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了马尔马拉海。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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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戈本号”战列巡洋舰抵达奥斯曼领海的消息便传遍了欧洲。经过一周，苏雄终于侥幸逃脱出具有强大优势的英国舰队的各种围追堵截，而他（进入奥斯曼）的妙举也几乎立马被视为对君士坦丁堡向协约国靠拢的一次关键性打击。诚然，我们应该对事后之谈对事件真相的扭曲报以谨慎之心。[5]此时，米尔恩和丘吉尔仍认为当前形势只是一场关于边境线的闹剧，仅仅下令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出入口以防苏雄出逃。35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尽管敏锐觉察到事态的不一般，但是依然几乎充满着自以为是。他告知内阁，“尽管我们应该坚决要求由土耳其人而非德国船员来操纵‘戈本号’，但是这并无大碍：要知道，土耳其水手哪懂得驾驶它——除非是在岩石或水雷上”。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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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一旁漫不经心，恩维尔下令让德国船舰进入却对英国和法国船舰（暗中）进行了封锁——这个决定在晚上10点，由胡曼向柏林的德国海军部发去的电报中得以确认。另外，当日益增多的英法船舰群集结在贝斯克海湾，对达达尼尔海峡进行监视，在一旁抛锚等待之时，奥斯曼的沿岸炮群在星期二早晨又放行了两艘德国民用供应船，其中包括“将军号”（刚从士麦那而来）和“洛多斯托号”（Rodosto）。[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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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样，奥斯曼已经加入了战争，它显然已经违背了中立法，并且将一只强大的饿狼放进了高门的外交羊圈。如苏雄在1914年8月12日向铁毕子发去电报时所称：“土耳其政府热烈欢迎‘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同奥斯曼舰队的合作也在进行着。我打算尽快在黑海展开作战。请立即运输军火弹药。这儿的煤料十分充足。”38不管有没有得到土耳其的许可，苏雄已做好准备将战争带入黑海以对抗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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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份协议由奥斯曼外交官草拟，措辞精妙。它规定，只有在德国根据协议与其同盟国奥匈帝国都开战之后，奥斯曼帝国才会向俄国宣战。由于贝特曼受蒙蔽将重点放在合法内容上，柏林在先向俄国宣战后，条款却并不适用于土耳其（同样不适用于奥匈帝国）。意识到这点后，哈布斯堡王室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一直处于犹豫和拖延中，直到柏林向其施加重压后，才在1914年8月6日向俄国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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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雄在回忆录中称，他几乎只能指望英军出现懈怠或者不采取任何行动，并言自己有一种“本能——英军将领今天将不会挑战我，除非他们在主要力量上面拥有完全优势”。尽管这段评论有些“事后诸葛亮”的意味，但是苏雄显然清楚英军在追赶过程中充满了试探性，他此时的大胆也与此信念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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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鲁布里奇少将由于未能追赶“戈本号”且“让其逃跑”，而在之后受到责难及军事法庭的审判。由于这个错误是丘吉尔和米尔恩的含混指示引起，特鲁布里奇最终被体面地宣判无罪——尽管他之后便失去了海军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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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尽管战况不值一提，但是这场交战却广为人知——恰恰因为一艘意大利轮船在一旁经过时见证了这一场战斗。在这艘去往奥斯曼帝国的船上，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的女儿正处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旅途中。［在到达后，旺根海姆大使向她询问战况。摩根索6岁大的孙女巴巴拉也目睹了这场交战，并在50年之后将其记录在自己最畅销的历史作品《八月炮火》（Guns of August）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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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中最有名的要数丘吉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他在书中描述“戈本号”“超出一艘船的功能，（带来了）更多的杀戮、更多的不幸和更多的灾难”。与之相仿，另一位杰马勒帕夏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恩维尔在那天晚上告诉他，“一个孩子降临了”。而摩根索大使在他有趣但缺乏严谨的自传小说《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秘密》中写道，旺根海姆大使挥舞着电报，宣告苏雄的到来，“就像一个足球队员打赢比赛后的那种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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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他们完全可以向德国船只开火，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人们对米尔恩在1914年8月的消极举措有着各种各样的推测，包括最近杰弗里·米勒在其所著《不可抗力：“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逃脱背后的阴谋》（1996）中的说法：英国向希腊派出的海军代表团团长马克·克尔少将很可能牵连进了雅典的一个小团体，他们帮助消灭“戈本号”行动的证据，以避免丘吉尔和米尔恩发觉。但是正如米勒在其扣人心弦的故事中逐渐呈现出来的，这个阴谋仅限于雅典的事实正日益清楚：混乱情报、错误的主张以及完全的行事无能，充分解释了米尔恩没能成功拦截“戈本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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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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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六章 争取奥斯曼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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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如果我在有利条件下遭遇俄国舰队或其支队，那么我将不会阻止炮弹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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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海军中将”威廉·苏雄，原德国无畏舰“戈本号”战列巡洋舰指挥官，在1914年10月25日如是诠释奥斯曼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的命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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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雄在1914年8月10日晚上抵达马尔马拉海的举动对德国在君士坦丁堡开展的活动而言可谓出乎意料的妙举，但是它对奥斯曼政府来说却并不那么受欢迎。即使是恩维尔，也曾置亲德派的同情心于不顾，在最后一刻还在犹豫如何面对苏雄（已进入奥斯曼）的既成事实，并在同俄国的结盟谈判中向俄国军事专员撒了谎。就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来说，作为一名外交艺术大师，他又花费了一两周时间向旺根海姆施加压力，并可能已经成功获取了德国助其恢复苏莱曼大帝时边界线的承诺。然而在苏雄的顽固意志下，赛义德·哈利姆帕夏的精明却难以施展，奥斯曼对德国的影响力随之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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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外交游戏，却远未结束。不可避免地，协约国的大使们要求德国战舰在24小时内离开奥斯曼海域，或解除武装。正如我们所知，大维齐尔早已策划好如何进行回应。8月11日，星期二，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对外宣布，奥斯曼政府已经以8 000万马克的价格“购买”了“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尽管实际上并无金钱易手）：它们将分别被重新命名为“亚沃士·塞利姆苏丹号”和“米迪里号”，并编入奥斯曼海军。由此，协约国们对土耳其让一艘交战军舰停靠在本国码头的控诉变得无所适从。[1]在一次官方授意的接洽中，赛义德·哈利姆帕夏补充道，购买“戈本号”明显是针对英国扣押“苏丹奥斯曼一世号”的报复行为。2这产生了两个有益的效果：它使得君士坦丁堡对英国的憎恶更甚一步，同时让德国人方寸大乱。正如旺根海姆向柏林方面抱怨的，德国要如何才能够对这场战舰的“虚假”交易抵赖。要知道，这件事在土耳其已经人所共知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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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由于之前强占了奥斯曼的无畏舰，英国人此时只能责怪自己。尽管丘吉尔最终将在使土耳其疏远的问题上遭受大部分责备，他却并不乏同伴。英国大使馆官员H.博蒙特（H. Beaumont）先生在摊上这份平息奥斯曼政府（因损失其无畏舰）怒气的苦差事后，于1914年8月6日向爱德华·格雷爵士抱怨道，奥斯曼海军大臣杰马勒帕夏“在扣押‘苏丹奥斯曼一世号’问题上表现得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出于怨恨，杰马勒不仅要求赔偿，还威胁“由于奥斯曼位于君士坦丁堡的造船厂要组织重建”——因为本来要停泊在此处的无畏舰不再属于土耳其，他们将撤销维克斯—阿姆斯特朗（Vickers-Armstrong）合同。丘吉尔在获悉杰马勒的反应后，写道，“勿用着急”对土耳其进行赔偿，“他们可能会加入德国同盟，这样的话，我们还能省一笔钱。先继续保持谈判和拖延”。四天以后，当“戈本号”的到来米已成炊，由此威胁到英国在高门本来就不牢靠的地位时，博蒙特的态度才有所缓和。他在给伦敦发出的报告中记录到，“苏丹奥斯曼一世号”的资金由新的贷款负担，而购置“雷沙迪耶号”的费用却来自“普通民众的小额资金征收，所以成千上万的穆斯林捐款人才会对它的命运尤为关心”。“在损失了这些船舰后，”他此刻才注意到，“（每一位土耳其人）感同身受，并引起了他们广泛的憎恶”，因而英国有必要承诺进行赔偿：土耳其人的索赔要求是1 500万英镑。[2]4第二天，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又敦促伦敦通过他的赔偿要求——德国战舰——以避免土耳其舆论难以原谅丘吉尔的侮辱对其造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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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对英国大使馆已怀有更多的不满。8月15日，星期六，杰马勒帕夏令苏雄向北部帝都进发，并准备好在一接到命令后“升起土耳其国旗”。星期日，这艘前“戈本号”战列巡洋无畏舰及其辅助巡洋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中靠近金角湾的入口处抛下锚。在一场盛大的公开典礼中，被博蒙特指责为“被宠坏的孩子”的海军大臣骄傲地将“亚沃士·塞利姆苏丹号”和“米迪里号”编入奥斯曼军队。尽管一支象征性的土耳其海军分遣队登上了舰，但是当苏雄和其德国军官招摇地戴上土耳其毡帽并升起奥斯曼国旗时，这次交接的真实本质继而昭然可见。（当天晚上，苏雄在航海日志中记录：“不言而喻，这些船舰仍属于德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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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官方上仍保持中立，土耳其却有着向协约国，尤其是俄国靠拢的迹象。8月12日，土耳其将水雷布列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出入口，并且关闭了灯塔；所有进入船只此时都被要求获得许可且由导航船引导进入。6为了造成假象，让人以为苏雄的战舰已经被中立化，恩维尔和杰马勒要求德国海军部向其运送最先进的水雷，并且派遣一组军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替换英国海军代表团，同时对奥斯曼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岸防线进行巩固。苏雄将这一请求转呈给铁毕子，后者同意向奥斯曼帝国派遣一支由令人敬畏的吉多·冯·乌泽多姆上将（Admiral Guido von Usedom）率领的特遣队。这支特遣队的组成人员包括海军军官、炮兵、工程师、鱼雷及水雷专家和好几百名训练有素的德国军事学员，此外还有大量水雷、扫雷舰、鱼雷和其他技术设备被一同运往奥斯曼。这支特遣队的第一分队早在8月18日就离开德国前往君士坦丁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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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奥斯曼加入战争已成必然，德国似乎取得了一次重大的外交胜利。8月17日，在“戈本号”及“布雷斯劳号”战舰被“转让”给奥斯曼军队的新闻传至英国后，丘吉尔向战时内阁建议，“进入全面战时状态”，并授权米尔恩上将派遣“一支鱼雷分舰队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形成威慑，并在必要情况下击沉“戈本号”及其僚舰”。[3]但是这个建议在内阁内部却遭到强烈反对，一部分原因是担心会引起埃及和印度的穆斯林的反对，另外则是由于整件事的根源：很多人责备丘吉尔，认为他起初扣押无畏舰的举动激怒了土耳其人。8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早已命令黑海舰队司令官安德烈·埃伯哈特上将（Admiral Andrei Eberhart）“用尽一切手段阻止［‘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进入黑海，即使侵犯土耳其领海权也要歼灭之”。9由于苏雄在奥斯曼政府明显的默许下控制着两艘“土耳其”战舰，如同他曾经的誓言，似乎再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将世界战争带入黑海，对抗俄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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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却不打算在土耳其还没准备充分时就将其带入战争。尽管在“戈本号”安全抵达问题上未能获得旺根海姆的让步，但是他仍然可以决定苏雄能否在黑海进行活动。满心渴望离开的并不止苏雄一人。利曼将军早已同恩维尔展开协商，计划让奥斯曼军队在靠近敖德萨的黑海沿岸登陆，以对俄国第八集团军（为抵抗东加里西亚的奥匈帝国，正处在动员的最后艰难阶段）的侧翼形成威慑。海军部的铁毕子向奥斯曼驻柏林军事专员杰米尔·贝（Cemil Bey）提议道，苏雄可以驶入黑海并朝俄国目标开炮，其他奥斯曼战舰尾随其后向空中开炮，以造成抗议其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假象。德皇威廉二世深解其中味，他在8月18日给旺根海姆的信件中写道，毫无疑问，“（我们）欢迎奥斯曼采取任何［形式的］行动”。10但是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在1914年8月17日坚决告知苏雄，以旺根海姆的方式，将不会许可任何形式的突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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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阵营遭受的挫折还在不断加剧。旺根海姆在1914年8月2日签下的密约对土耳其基本上没有约束力，而8月6日的结盟条约和胁迫之下的让步除了默许“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进入达达尼尔海峡外，并未获得任何回报——两艘战舰仅仅被奥斯曼扣押在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并被阻止进一步行动。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和恩维尔非但没有向俄国宣战，还悄悄地讨好它，揣测圣彼得堡会向土耳其提出什么样的条款以保证土耳其置身战争之外。8月中旬，奥斯曼的亲法派财务大臣贾维德·贝（也是一位亲英派，尽管由于菲茨莫里斯的缘故，英国大使馆并不知晓这一点）在位于席拉皮亚（塔拉布亚）的协约国大使避暑别墅分别与大使们进行了会晤，试图获寻保证奥斯曼中立的条件。即使是杰马勒也在尽力讨英国大使路易斯·马利特爵士（Sir Louis Mallet）的欢心，后者在8月20日向格雷报告称，与土耳其签订协议保证其中立位置是切实可行的。128月19日，当大维齐尔同保加利亚签署了一项“友好同盟条约”后，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意图保持中立地位的要求便失去了最强说服力——但是此时仍未宣战。不足为奇的是，被奥斯曼的表里不一激怒的利曼将军，被传出要与恩维尔和杰马勒决斗。在这一切到来之前，同旺根海姆的关系十分冷淡［旺根海姆在去年12月抵达土耳其之后，拒绝同利曼在西鲁克兹驻地（Sirkeci station）会见］的利曼在8月19日直接写信给德皇威廉二世，请求批准他及德国改革代表团的同僚军官回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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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利曼请求辞职的威胁很可能毫无意义，但是他的愤怒可以理解。一方面，恩维尔请求铁毕子向土耳其派遣数百名海军专家和专门设备以巩固舰队和岸防线，同时他还承诺旺根海姆称会以“泛伊斯兰革命”的名义在8月19日出兵法属北非、俄国高加索地区、英属埃及和印度，进行干预。另一方面，他在隔天又告诉旺根海姆，尽管同索非亚签署了条约，但是土耳其参战的时机尚未成熟：战争大臣甚至威胁如果德国再逼其出兵干预的话，他将会遣散奥斯曼军队。恩维尔十分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自从德皇威廉二世1898年在大马士革的萨拉丁陵墓前宣布自己是伊斯兰世界“永远的朋友”后，向德国的敌人发动伊斯兰圣战就成了他最中意的方式。“哈吉”威廉从未打算让利曼离开他当前的岗位，更别提允许他同奥斯曼的战争大臣进行决斗。“我期望同恩维尔合作，”德皇威廉二世对德国改革代表团团长轻责道，“请你务必替我传达我对他的充分信任及问候。”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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