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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份协议由奥斯曼外交官草拟，措辞精妙。它规定，只有在德国根据协议与其同盟国奥匈帝国都开战之后，奥斯曼帝国才会向俄国宣战。由于贝特曼受蒙蔽将重点放在合法内容上，柏林在先向俄国宣战后，条款却并不适用于土耳其（同样不适用于奥匈帝国）。意识到这点后，哈布斯堡王室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一直处于犹豫和拖延中，直到柏林向其施加重压后，才在1914年8月6日向俄国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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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雄在回忆录中称，他几乎只能指望英军出现懈怠或者不采取任何行动，并言自己有一种“本能——英军将领今天将不会挑战我，除非他们在主要力量上面拥有完全优势”。尽管这段评论有些“事后诸葛亮”的意味，但是苏雄显然清楚英军在追赶过程中充满了试探性，他此时的大胆也与此信念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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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鲁布里奇少将由于未能追赶“戈本号”且“让其逃跑”，而在之后受到责难及军事法庭的审判。由于这个错误是丘吉尔和米尔恩的含混指示引起，特鲁布里奇最终被体面地宣判无罪——尽管他之后便失去了海军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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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尽管战况不值一提，但是这场交战却广为人知——恰恰因为一艘意大利轮船在一旁经过时见证了这一场战斗。在这艘去往奥斯曼帝国的船上，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的女儿正处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旅途中。［在到达后，旺根海姆大使向她询问战况。摩根索6岁大的孙女巴巴拉也目睹了这场交战，并在50年之后将其记录在自己最畅销的历史作品《八月炮火》（Guns of August）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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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中最有名的要数丘吉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他在书中描述“戈本号”“超出一艘船的功能，（带来了）更多的杀戮、更多的不幸和更多的灾难”。与之相仿，另一位杰马勒帕夏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恩维尔在那天晚上告诉他，“一个孩子降临了”。而摩根索大使在他有趣但缺乏严谨的自传小说《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秘密》中写道，旺根海姆大使挥舞着电报，宣告苏雄的到来，“就像一个足球队员打赢比赛后的那种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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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他们完全可以向德国船只开火，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人们对米尔恩在1914年8月的消极举措有着各种各样的推测，包括最近杰弗里·米勒在其所著《不可抗力：“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逃脱背后的阴谋》（1996）中的说法：英国向希腊派出的海军代表团团长马克·克尔少将很可能牵连进了雅典的一个小团体，他们帮助消灭“戈本号”行动的证据，以避免丘吉尔和米尔恩发觉。但是正如米勒在其扣人心弦的故事中逐渐呈现出来的，这个阴谋仅限于雅典的事实正日益清楚：混乱情报、错误的主张以及完全的行事无能，充分解释了米尔恩没能成功拦截“戈本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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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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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六章 争取奥斯曼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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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如果我在有利条件下遭遇俄国舰队或其支队，那么我将不会阻止炮弹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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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海军中将”威廉·苏雄，原德国无畏舰“戈本号”战列巡洋舰指挥官，在1914年10月25日如是诠释奥斯曼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的命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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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雄在1914年8月10日晚上抵达马尔马拉海的举动对德国在君士坦丁堡开展的活动而言可谓出乎意料的妙举，但是它对奥斯曼政府来说却并不那么受欢迎。即使是恩维尔，也曾置亲德派的同情心于不顾，在最后一刻还在犹豫如何面对苏雄（已进入奥斯曼）的既成事实，并在同俄国的结盟谈判中向俄国军事专员撒了谎。就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来说，作为一名外交艺术大师，他又花费了一两周时间向旺根海姆施加压力，并可能已经成功获取了德国助其恢复苏莱曼大帝时边界线的承诺。然而在苏雄的顽固意志下，赛义德·哈利姆帕夏的精明却难以施展，奥斯曼对德国的影响力随之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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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外交游戏，却远未结束。不可避免地，协约国的大使们要求德国战舰在24小时内离开奥斯曼海域，或解除武装。正如我们所知，大维齐尔早已策划好如何进行回应。8月11日，星期二，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对外宣布，奥斯曼政府已经以8 000万马克的价格“购买”了“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尽管实际上并无金钱易手）：它们将分别被重新命名为“亚沃士·塞利姆苏丹号”和“米迪里号”，并编入奥斯曼海军。由此，协约国们对土耳其让一艘交战军舰停靠在本国码头的控诉变得无所适从。[1]在一次官方授意的接洽中，赛义德·哈利姆帕夏补充道，购买“戈本号”明显是针对英国扣押“苏丹奥斯曼一世号”的报复行为。2这产生了两个有益的效果：它使得君士坦丁堡对英国的憎恶更甚一步，同时让德国人方寸大乱。正如旺根海姆向柏林方面抱怨的，德国要如何才能够对这场战舰的“虚假”交易抵赖。要知道，这件事在土耳其已经人所共知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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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由于之前强占了奥斯曼的无畏舰，英国人此时只能责怪自己。尽管丘吉尔最终将在使土耳其疏远的问题上遭受大部分责备，他却并不乏同伴。英国大使馆官员H.博蒙特（H. Beaumont）先生在摊上这份平息奥斯曼政府（因损失其无畏舰）怒气的苦差事后，于1914年8月6日向爱德华·格雷爵士抱怨道，奥斯曼海军大臣杰马勒帕夏“在扣押‘苏丹奥斯曼一世号’问题上表现得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出于怨恨，杰马勒不仅要求赔偿，还威胁“由于奥斯曼位于君士坦丁堡的造船厂要组织重建”——因为本来要停泊在此处的无畏舰不再属于土耳其，他们将撤销维克斯—阿姆斯特朗（Vickers-Armstrong）合同。丘吉尔在获悉杰马勒的反应后，写道，“勿用着急”对土耳其进行赔偿，“他们可能会加入德国同盟，这样的话，我们还能省一笔钱。先继续保持谈判和拖延”。四天以后，当“戈本号”的到来米已成炊，由此威胁到英国在高门本来就不牢靠的地位时，博蒙特的态度才有所缓和。他在给伦敦发出的报告中记录到，“苏丹奥斯曼一世号”的资金由新的贷款负担，而购置“雷沙迪耶号”的费用却来自“普通民众的小额资金征收，所以成千上万的穆斯林捐款人才会对它的命运尤为关心”。“在损失了这些船舰后，”他此刻才注意到，“（每一位土耳其人）感同身受，并引起了他们广泛的憎恶”，因而英国有必要承诺进行赔偿：土耳其人的索赔要求是1 500万英镑。[2]4第二天，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又敦促伦敦通过他的赔偿要求——德国战舰——以避免土耳其舆论难以原谅丘吉尔的侮辱对其造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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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对英国大使馆已怀有更多的不满。8月15日，星期六，杰马勒帕夏令苏雄向北部帝都进发，并准备好在一接到命令后“升起土耳其国旗”。星期日，这艘前“戈本号”战列巡洋无畏舰及其辅助巡洋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中靠近金角湾的入口处抛下锚。在一场盛大的公开典礼中，被博蒙特指责为“被宠坏的孩子”的海军大臣骄傲地将“亚沃士·塞利姆苏丹号”和“米迪里号”编入奥斯曼军队。尽管一支象征性的土耳其海军分遣队登上了舰，但是当苏雄和其德国军官招摇地戴上土耳其毡帽并升起奥斯曼国旗时，这次交接的真实本质继而昭然可见。（当天晚上，苏雄在航海日志中记录：“不言而喻，这些船舰仍属于德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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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官方上仍保持中立，土耳其却有着向协约国，尤其是俄国靠拢的迹象。8月12日，土耳其将水雷布列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出入口，并且关闭了灯塔；所有进入船只此时都被要求获得许可且由导航船引导进入。6为了造成假象，让人以为苏雄的战舰已经被中立化，恩维尔和杰马勒要求德国海军部向其运送最先进的水雷，并且派遣一组军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替换英国海军代表团，同时对奥斯曼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岸防线进行巩固。苏雄将这一请求转呈给铁毕子，后者同意向奥斯曼帝国派遣一支由令人敬畏的吉多·冯·乌泽多姆上将（Admiral Guido von Usedom）率领的特遣队。这支特遣队的组成人员包括海军军官、炮兵、工程师、鱼雷及水雷专家和好几百名训练有素的德国军事学员，此外还有大量水雷、扫雷舰、鱼雷和其他技术设备被一同运往奥斯曼。这支特遣队的第一分队早在8月18日就离开德国前往君士坦丁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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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奥斯曼加入战争已成必然，德国似乎取得了一次重大的外交胜利。8月17日，在“戈本号”及“布雷斯劳号”战舰被“转让”给奥斯曼军队的新闻传至英国后，丘吉尔向战时内阁建议，“进入全面战时状态”，并授权米尔恩上将派遣“一支鱼雷分舰队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形成威慑，并在必要情况下击沉“戈本号”及其僚舰”。[3]但是这个建议在内阁内部却遭到强烈反对，一部分原因是担心会引起埃及和印度的穆斯林的反对，另外则是由于整件事的根源：很多人责备丘吉尔，认为他起初扣押无畏舰的举动激怒了土耳其人。8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早已命令黑海舰队司令官安德烈·埃伯哈特上将（Admiral Andrei Eberhart）“用尽一切手段阻止［‘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进入黑海，即使侵犯土耳其领海权也要歼灭之”。9由于苏雄在奥斯曼政府明显的默许下控制着两艘“土耳其”战舰，如同他曾经的誓言，似乎再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将世界战争带入黑海，对抗俄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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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却不打算在土耳其还没准备充分时就将其带入战争。尽管在“戈本号”安全抵达问题上未能获得旺根海姆的让步，但是他仍然可以决定苏雄能否在黑海进行活动。满心渴望离开的并不止苏雄一人。利曼将军早已同恩维尔展开协商，计划让奥斯曼军队在靠近敖德萨的黑海沿岸登陆，以对俄国第八集团军（为抵抗东加里西亚的奥匈帝国，正处在动员的最后艰难阶段）的侧翼形成威慑。海军部的铁毕子向奥斯曼驻柏林军事专员杰米尔·贝（Cemil Bey）提议道，苏雄可以驶入黑海并朝俄国目标开炮，其他奥斯曼战舰尾随其后向空中开炮，以造成抗议其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假象。德皇威廉二世深解其中味，他在8月18日给旺根海姆的信件中写道，毫无疑问，“（我们）欢迎奥斯曼采取任何［形式的］行动”。10但是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在1914年8月17日坚决告知苏雄，以旺根海姆的方式，将不会许可任何形式的突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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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阵营遭受的挫折还在不断加剧。旺根海姆在1914年8月2日签下的密约对土耳其基本上没有约束力，而8月6日的结盟条约和胁迫之下的让步除了默许“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进入达达尼尔海峡外，并未获得任何回报——两艘战舰仅仅被奥斯曼扣押在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并被阻止进一步行动。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和恩维尔非但没有向俄国宣战，还悄悄地讨好它，揣测圣彼得堡会向土耳其提出什么样的条款以保证土耳其置身战争之外。8月中旬，奥斯曼的亲法派财务大臣贾维德·贝（也是一位亲英派，尽管由于菲茨莫里斯的缘故，英国大使馆并不知晓这一点）在位于席拉皮亚（塔拉布亚）的协约国大使避暑别墅分别与大使们进行了会晤，试图获寻保证奥斯曼中立的条件。即使是杰马勒也在尽力讨英国大使路易斯·马利特爵士（Sir Louis Mallet）的欢心，后者在8月20日向格雷报告称，与土耳其签订协议保证其中立位置是切实可行的。128月19日，当大维齐尔同保加利亚签署了一项“友好同盟条约”后，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意图保持中立地位的要求便失去了最强说服力——但是此时仍未宣战。不足为奇的是，被奥斯曼的表里不一激怒的利曼将军，被传出要与恩维尔和杰马勒决斗。在这一切到来之前，同旺根海姆的关系十分冷淡［旺根海姆在去年12月抵达土耳其之后，拒绝同利曼在西鲁克兹驻地（Sirkeci station）会见］的利曼在8月19日直接写信给德皇威廉二世，请求批准他及德国改革代表团的同僚军官回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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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利曼请求辞职的威胁很可能毫无意义，但是他的愤怒可以理解。一方面，恩维尔请求铁毕子向土耳其派遣数百名海军专家和专门设备以巩固舰队和岸防线，同时他还承诺旺根海姆称会以“泛伊斯兰革命”的名义在8月19日出兵法属北非、俄国高加索地区、英属埃及和印度，进行干预。另一方面，他在隔天又告诉旺根海姆，尽管同索非亚签署了条约，但是土耳其参战的时机尚未成熟：战争大臣甚至威胁如果德国再逼其出兵干预的话，他将会遣散奥斯曼军队。恩维尔十分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自从德皇威廉二世1898年在大马士革的萨拉丁陵墓前宣布自己是伊斯兰世界“永远的朋友”后，向德国的敌人发动伊斯兰圣战就成了他最中意的方式。“哈吉”威廉从未打算让利曼离开他当前的岗位，更别提允许他同奥斯曼的战争大臣进行决斗。“我期望同恩维尔合作，”德皇威廉二世对德国改革代表团团长轻责道，“请你务必替我传达我对他的充分信任及问候。”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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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曼并不是唯一一个被土耳其拖延战术逼疯的人。苏雄上将在躲过了敌人从地中海一端到另一端的追击之后，很难再满足于坐以待毙，否则他早就同奥地利人躲藏在普拉港，而非历尽艰辛躲过英军的围追堵截。同这艘军舰的历史一样有趣的还有中世纪的木船海战——其中最著名的要数1453年奥斯曼的君士坦丁堡围攻战，彼时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将船只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经由陆地搬运到金角湾，并从侧翼包抄拜占庭船只——奥斯曼首都并不适合一艘庞大的具有2.3万吨排量的无畏舰来进行军事演习。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伊斯坦伊（Istinye，位于今天的美国新领事馆）受压抑许久，苏雄无法测试他的锅炉是否泄漏，无法开炮，或者保持士兵的锐气。为了维持士气，有一天，他在俄国大使馆前抛锚，于是他的“军官和士兵在舱板上排列成行……庄重地摘下头上的土耳其毡帽，并戴上德国军帽”。军乐队随后奏响《德意志高于一切》以及《保卫莱茵河》，德国海员们在重新戴回毡帽之前“引吭高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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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弄俄国人一定多少帮助苏雄平息了他的不安情绪。但是为了开个玩笑，苏雄不惜人身安全向达达尼尔海峡疾驶。25日，在15名海军军官及将近300名海军炮兵（其中大多数被派至达达尼尔海峡从事沿岸炮台固防工作）陪同下，乌泽多姆上将抵达西鲁克兹驻地。9月的第一个星期，另外400名德国人到达君士坦丁堡，加入了乌泽多姆的特遣队。很自然，在这样一个锋镝交加的时刻从欧洲主要前线战场调遣700名技术兵种到土耳其，使德国统帅部的莫尔特克认为为了让土耳其加入同盟契约，德国已经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诚意。在坦嫩贝格战役（Battle of Tannenberg）中，萨姆索诺夫（Samsonov）的俄国第二集团军在东普鲁士遭到歼灭，德军从而赢得了8月26—30日的交战时间。与此同时，奥匈帝国军队在加里西亚省被俄军击溃［伦贝格（Lemberg）/利沃夫（Lvov）在9月2日陷落］，而德国军队经过边境线的鏖战后——鏖战持续数日，极大地透支着将士们的精力——向处于西线西南方的巴黎进发。当英法的守备者们开始重组巴黎西部防线，准备投入这场可能性的决战时，德国参谋长在1914年9月4日隐晦提醒旺根海姆和利曼，对奥斯曼帝国来说，不论是登陆俄国黑海沿岸或是威胁苏伊士的英属埃及，立即采取行动牵制敌方力量将是“有利的”。三天之后，随着马恩河战役的进行，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劝告旺根海姆，要让土耳其人牢记“利用一切手段击溃英军的抵抗”迫在眉睫。到最后，大使被批准向恩维尔提供他要求的（向苏伊士发起攻势的）一切“武器和弹药”。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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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嗅到德军统帅部的绝望气息后，恩维尔和赛义德·哈利姆帕夏认为再次对德国进行榨取的时机已经到来。1914年9月8日，星期二，奥斯曼战争大臣向旺根海姆提出请求：德国送给他“至少6组速射野战列炮以及充足弹药”，同时最好配备105毫米口径榴弹炮，每组8 000发。作为恩维尔主要心腹的德国海军专员汉斯·胡曼要求柏林方面为奥斯曼在苏伊士展开行动支付一笔约135万土耳其镑的资金（大约800万美元，合今天的8亿美元）。17此外恩维尔还暗示德国人不用理会大维齐尔倾向于协约国的调解立场，因为赛义德·哈利姆帕夏“不再掌控当前局势”。对大维齐尔而言，这可算一个新闻，他立刻公开宣布废除所有仍保留着的由欧洲列强（包括德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其中包含贸易优惠权和法定的税费豁免权，以此抢过恩维尔的风头。旺根海姆曾于8月6日在理论上同意接受此项条件，但彼时由于苏雄还被困在布林迪西，此举乃迫于威胁之下。当知晓赛义德·哈利姆帕夏的最新政策后，这位德国大使勃然大怒，并效仿利曼，威胁离开君士坦丁堡。尽管旺根海姆最终还是抑制住了这个想法，但是他仍然与其他欧洲大使联合起来——包括那些同德国开战的国家大使——向高门政府发出了一份联合公报，以抗议此举。但是，当然，德国除了支持别无他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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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恩维尔而言，至少，在他向德国进行索取的背后并不仅仅出于机会主义。尽管他自己更倾向的选择是向苏伊士发起攻势——此举也受到德国统帅部的支持——为此他特意要求10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这位奥斯曼战争大臣也意识到了把所有要求合在一起会耗费很长时间，因为在苏伊士牵制英军的力量仍难以影响西线正处于高潮的马恩河战役。而距离君士坦丁堡更近的东线作战，则是另外一回事。单纯让苏雄在黑海展开攻势可以对俄国造成恐吓，还可能将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等中立国推向同盟国——这不会使奥斯曼付出任何代价。悄无声息地且在明显没有周知杰马勒或者其他大臣的情况下，恩维尔告诉苏雄，他可以在9月12—13日周末的某个时刻撤出博斯普鲁斯海峡，并在黑海进行训练演习。苏雄随后直奔主题，在过去了一个月后开始准备在9月15日星期二进行第一次严肃演习。但是在星期一，杰马勒在听说苏雄的准备活动后，遂下令禁止这位德国上将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并用凌厉的口气告诫道，此举将等同于一次“政治行为”，因此必须得到所有奥斯曼内阁的批准。与之前恩维尔的口头许可相悖，苏雄对于杰马勒“无耻”禁止他自由活动的命令感到怒不可遏。奥斯曼战争大臣当天晚上以蔑视的态度记录道：“完全理解我在黑海进行训练演习的计划，这一切会照常进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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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幕后，奥斯曼内阁，更主要是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内部，关于苏雄的问题上演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委员会内部，一名德国间谍在9月15日星期二报告称，恩维尔的亲德立场获得了大多数人支持，但是依然有少部分人表示反对，其中不仅包括财政大臣贾维德·贝，还有一些位高权重的人物，比如纳齐姆博士、沙基尔·巴切莱丁（Sakir Bachreddin）以及奥斯曼帝都警察局长贝德里·贝。209月16日星期三，内阁内由于恩维尔要求苏雄得到“释放”的提案遭到了否决（如果恩维尔确实提出此提案，相关记录并不明确），从而导致了一场冲突。21无论如何，恩维尔在9月17日星期四苏丹身处彭迪克之前，检阅海军期间告诉苏雄，批准其战舰进入黑海活动的决议遭到了“撤销，等候另行通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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