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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处境要比它表面上显示的虚弱得多。协约国在马恩河战役中的胜利摧毁了它妄图迅速赢得战争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在东部战线，随着俄军攻占了奥地利加里西亚省前的所有要塞，受到围困的奥匈帝国军队此时已经损失了35万名士兵，并被迫后退150英里（约241千米）。另一方面，在圣彼得堡，一个吞并（奥地利的加里西亚和普鲁士的波森及西里西亚）计划正被充分讨论，这个计划与柏林同一时间制订的臭名昭著的“九月计划”［攻占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以及法国北部的铁矿石区隆格维—布里耶（Longwy-Briey）］一样，充满了野心。291914年9月24日，苏雄被任命为奥斯曼海军中将的这一天，奥斯曼驻柏林军事专员杰米尔·贝在向恩维尔发出的报告中称：“起初［德国］要求我们参战，是因为他们想找一个盟友；现在他们需要我们的支持，则是因为他们遭受到的困难正与日俱增。相比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他们对我们抱有更大的期望。”30奥斯曼参战的索价由此水涨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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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伦敦，由于丘吉尔并不知晓德国在土耳其问题上遭遇到的困难程度，他渐渐失去了耐心。自从苏雄抵达之后，同外交上的僵局一样，英国海军也同其相持不下：英军派遣一支分舰队在靠近达达尼尔海峡出入口的伯西卡湾（Besika Bay）巡逻，但由于奥斯曼的敌对状态没能进入海峡，又碍于奥斯曼的中立国身份而无法向沿岸炮台开火。身处君士坦丁堡而无法脱身的林普斯（Limpus）上将在1914年8月26日给丘吉尔的信件中称，在他身处帝都拼命保持中立姿态的时候，奥斯曼参战或许并非最坏的事情。如果土耳其加入，他建议道，（英国）皇家海军能够轻易“挑起阿拉伯和波斯湾问题”以对付它，同时鼓动希腊“在士麦那和达达尼尔海峡之间”进行两栖作战。如果土耳其的“加里波利半岛”防线遭到破坏，林普斯上将承诺“彻底歼灭土耳其的剩余力量”。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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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丘吉尔收到这份好战的报告书后第五天，以防奥斯曼加入战争，海军部和陆军部开始起草具体军事计划。9月2日，经过内阁投票，英军的地中海分舰队被授权在“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随航的情况下，向撤出海峡的土耳其船舰开火。一如既往先发制人的丘吉尔更进一步发挥主动性。9月25日，星期五，这位英国海军大臣任命萨克维尔·卡登（Sackville Carden，米尔恩则在“戈本号”事件后被不光彩地召回）接任新的地中海分舰队指挥官，并在是否允许土耳其战舰离开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上授予他自行决定权。[4]9月27日，星期日，卡登截住一只土耳其鱼雷艇，并令其折返。恩维尔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即命海峡防线指挥官乌泽多姆上将关闭了海峡通道，禁止一切船只进出，并开始在海域布雷，接拉钢缆，还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出入口处布下了防潜（艇）网。尽管缺乏一个正式的名分，这实际上已是一种战争行为。土耳其同时还一次性切断了俄国唯一一条通往世界市场且终年处于暖水区的通道——与1912年不同，这是俄国第一次正处于战争时被截断通道。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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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雄、乌泽多姆以及德国人早在几周前就开始要求关闭达达尼尔海峡。终于，恩维尔如约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然而，高门政府此时仍未宣战。奥斯曼这种模棱两可的姿态不仅激怒了德国人，也惹恼了丘吉尔，后者试图与奥斯曼在达达尼尔海峡开战，却无奈因内阁反对而作罢。但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战争大臣——因“喀土穆征服者”（Conqueror of Khartoum）而颇负盛名的陆军元帅霍拉肖·基奇纳却认为战时内阁的其他成员不敢反对他的意见，仍坚决建议应该由土耳其主动发动战争，以避免引起英属埃及和印度成千上万穆斯林属民的敌对。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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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苏雄在9月24日被任命为奥斯曼海军中将后，将很快带领“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到达黑海，这自然受到了圣彼得堡的瞩目。但是俄国人并不亚于基奇纳，他们同样打算谨慎处理土耳其的“准入条款”（俄国也需要担心其成千上万名从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到中亚的穆斯林属民）。高门政府要求在参战之前得到柏林的所有让步。对于俄国和英国而言，则必须要让奥斯曼首先开战，这样他们就能尽可能获取最有利的政治条件。因此，吉尔斯大使在10月上旬就告知萨宗诺夫，俄国应该对苏雄即将发动的“偷袭”表示欢迎，因为这会给俄国提供宣战的理由，且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海峡问题”。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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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斯有充分理由相信奥斯曼此时已做好参战决定。由于在奥斯曼内阁会议安插了眼线，这位俄国大使大概是君士坦丁堡消息最灵通的人。早在1914年10月4日，吉尔斯便向圣彼得堡方面汇报称奥斯曼海军大臣杰马勒已被主战派说服，加入了恩维尔、内务大臣塔拉特和奥斯曼议会议长哈利勒·贝一边，支持参战。35尽管赛义德·哈利姆帕夏仍然公开宣称与主战派保持距离，但是他的反对声却不如贾维德·贝坚定——事实上，正是这位据称是中立派的大维齐尔在10月2日坦率而肯定地告诉吉尔斯的眼线，称苏雄将会“击败俄军舰队”。36吉尔斯告知萨宗诺夫，若土耳其决意孤注一掷，那么它唯一需要的则是德国的资金援助。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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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斯的判断相当准确，德国人如果想让土耳其向俄国宣战，这将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土耳其军队在两个月前就开始的动员几乎将奥斯曼国库消耗殆尽。恩维尔在1914年10月3日告诉他的朋友胡曼上尉，奥斯曼的军官也只能拿到一半军饷。此外，在8月份发布的征集令由于动员了近50万名士兵，使得夏末丰收被迫中断，并导致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恩维尔使德国人深刻认识到，如果没有他们全方位的援助，土耳其简直绝无可能与列强抗衡。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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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德国对奥斯曼战争进行实质性支援的想法早已在1914年8月的结盟条约和9月向君士坦丁堡派遣军官及设备的行动中不言自明。德国外交秘书阿瑟·齐默尔曼甚至早在9月10日就建议向奥斯曼拨付一笔直接的参战款项，只为结束奥斯曼的拖延策略。10月1日，奥斯曼驻柏林大使马哈茂德·穆赫塔尔正式向德国要求一笔500万土耳其镑的贷款，折合成2 500万美元（合今天的25亿美元左右）。德国外交部并不反对这个主意，但是齐默尔曼和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雅戈（Gottlieb von Jagow）强调任何贷款协议必须严格确保奥斯曼能参战。然而，马哈茂德·穆赫塔尔还不能确保这一点。尽管如此，齐默尔曼和雅戈还是要求德意志银行筹集了一笔必要的黄金储备。危急情况下，这笔储备将能直接存进奥斯曼大维齐尔的账户，以便绕过贾维德·贝和财务部（同吉尔斯一样，德国人早已笃定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只是故作中立姿态给别人看的）。39在表明了德国的认真态度后，雅戈又告知旺根海姆，这500万土耳其镑只是为确保奥斯曼参战的预付款：一旦土耳其投入战争，柏林将再向它投放一笔一亿镑的贷款。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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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柏林在1914年10月1日批准向土耳其拨付一笔德国金马克以支援其在战争中做出的努力，“一战”的倒计时就开始了。早在10月8日星期四傍晚，恩维尔和塔拉特便向旺根海姆承诺道，苏雄将很快被批准在奥斯曼宣战之前——很可能在10月11日星期日——进入黑海向俄国海军发动“偷袭”。尽管德国大使对土耳其在黑海“过早地”开展袭击还心存疑虑，但是当这个主意传到柏林，雅戈和贝斯曼则表现出异常的狂喜。因此在1914年10月11日，星期日早晨，旺根海姆邀请恩维尔、杰马勒、塔拉特和哈利勒共进早餐。恩维尔使大使确信他现在在委员会内拥有大多数人的坚定支持。尽管如此，在“释放”出苏雄之前，他仍坚持先收到前两笔100万土耳其镑的款项。这阻止了星期一的一场攻击。但是恩维尔在这一次针对德国船舰提出的通行条款中，不仅明确无误地规定了允许苏雄发动袭击，还包括奥斯曼军队将开始准备针对英属埃及和俄国高加索地区的攻击行动。终于，在俄国咬到苏雄这个鱼饵并且向土耳其宣战后，“苏丹陛下就会向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敌人发动圣战”。为防德国对恩维尔的郑重产生怀疑，大维齐尔——继续维持他一贯为他带来不少好处的中立态度，回避了这次早餐——但他却在10月12日星期一，经由奥匈帝国大使约翰·马克格拉夫·冯·帕拉维奇尼（Johann Markgraf von Pallavicini）使他们确信，他并不真的反对德国向俄国的海军发动突袭。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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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奇怪的等待游戏现在开始了。10月16日，星期五，第一笔100万镑黄金已经通过铁路运送至奥斯曼西鲁克兹驻地。当柏林收到票据后，遂在星期六发送了另一笔款项。10月19日，星期一，当第二批黄金一抵达奥斯曼，吉尔斯大使便向萨宗诺夫报告，苏雄将被批准发动攻击。星期二，萨宗诺夫向俄国位于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的海军指挥部发了一份绝密电报，传达了苏雄将立刻发动袭击的可能性。10月21日，星期三——第三批抵达奥斯曼这天——来自塞瓦斯托波尔的克特林斯基（Ketlinskii）上将回复萨宗诺夫的电报称，黑海舰队已经“完全准备好了”。为了确保俄国内部和中立国家最大程度的政治效应，俄国特别指示黑海沿岸的所有海军和港口军官，如果可能与奥斯曼战舰交战的话，严禁开第一枪。10月25日，星期日，吉尔斯向萨宗诺夫发去最后一条信息，称苏雄将在10月29日星期四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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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位德国上将行动更快。恩维尔在10月24日星期六向苏雄及其随行军官颁布了密令（用德语及土耳其语两种语言书写），并嘱咐他们在舰队到达黑海，并且在苏雄接到从奥斯曼位于奥梅丹（Okmeidan）的海军部发出的电报指示时再打开。理论上而言，只有大维齐尔和内阁进行了表决批准，这位“奥斯曼海军中将”才能获准打开密令（如果获得批准，他们将会在读完密令后迅速将其毁掉）。4310月25日，星期日，恩维尔告诉德国海军专员胡曼上尉，他仍未得到奥斯曼内阁批准——但是他补充道，如果苏雄自行决定，也是合适的——“可以生米煮成熟饭再说”。正如苏雄顽皮地诠释恩维尔的命令：“所以我将尽快将整支［奥斯曼］舰队带进黑海进行演习。可以说，如果我在有利条件下遭遇俄国舰队或其分支，那么我将不会阻止炮弹自己发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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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星期二——在吉尔斯所预测日期的前两天——苏雄指挥无畏舰（旧称）“戈本号”、僚舰（旧称）“布雷斯劳号”和一些较小的奥斯曼战舰驶出博斯普鲁斯海峡。表面上来看，这只是一次单纯的训练演习，但是同德国人和土耳其人一样，俄国人知道这只是个托词。在这场戏码中，为给奥斯曼保留一着后手，狡猾的恩维尔自始至终未向苏雄发电说明是否要打开密令（密令中包含要进攻的俄国海军目标）。因此，这位“奥斯曼海军中将”只能自行决定。正如他在8月份郑重宣誓所言，不管有没有得到土耳其的许可，苏雄已将战争带进了黑海。1914年10月28日接近子夜时分，奥斯曼战舰朝俄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外部入口附近的布雷舰“普鲁特号”（Prut）和炮舰“库班内兹号”（Kubanetz）开火［据奥斯曼和德国方面消息来源称是在这个位置，而俄国却更令人信服地称“普鲁特号”在第二天靠近赫尔松（Kherson）的克里米亚半岛沿岸地区遭到鱼雷袭击，“库班内兹号”则在敖德萨港遭到攻击］。“戈本号”在一些土耳其驱逐舰的陪同下，向塞瓦斯托波尔驶进，而“布雷斯劳号”则向新罗西斯克（Novorossisk）前进。10月29日星期五清晨的几个小时里，苏雄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击中了5艘俄国军舰，并且将“顿涅茨号”（Donetz）击沉［据苏雄称；而俄方却说苏雄在被俄军的“格奥尔基·罗贝多诺谢茨号”（Georgii Pobedonosets）战舰赶走之前，只击沉了装载着710枚水雷的“普鲁特号”布雷舰］。一艘土耳其巡洋舰“哈米迪耶号”在炮击费奥多西亚之后，朝雅尔塔进发，并袭击了它的沿岸粮仓。“布雷斯劳号”在新罗西斯克发射了308炮，击沉了大约12艘粮食运输船，并且使50个油箱着火。据俄方消息，土耳其的鱼雷船“盖雷号”在被“库班内兹号”驱赶出海湾之后，在敖德萨击沉了炮舰“顿涅茨号”。10月29日的行动无疑意义重大，尽管最终的战略效果远不及苏雄所期望——仅仅完全击沉了俄军一艘战舰和一艘布雷舰（其他6艘战舰遭到损坏，其中一些在从“布雷斯劳号”布下的雷网上驶过时遭到爆炸性袭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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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土俄双方至此还未正式宣战，外交局面一度令人迷惑不解。苏雄到底是扮演德国自由代理人的角色，还是由高门授意（或是由奥斯曼政府中的无赖分子，即恩维尔指示）？在某种程度上，两种看法都对，或者说都错。恩维尔的命令中详细指定了俄国海岸目标，但未获得内阁批准（即使是恩维尔本人也并未最终批准苏雄打开密令）。事实上，即使是苏雄本人对土耳其支持其进行进攻与否也不得而知。让德国人惶恐的是，从奥斯曼内阁早期传出来的信号来看，大维齐尔可能会设法与苏雄脱离关系，而非向俄宣战。即使是现在，大维齐尔在手中掌握着200万镑金马克，土耳其舰队指挥官“奥斯曼海军中将”又向俄国发动了一场清楚无误的作战行动的情况下，却一直在拖延时间。不大可能的是，奥斯曼政府在10月30日星期六发布了一份公报，称俄国在黑海率先开火，并正式向沙俄政府提出抗议。这对吉尔斯大使来说，实非其能力之所及，遂向赛义德·哈利姆帕夏请求回国，后者说需得等内阁商榷之后才能给予答复。恩维尔同样十分狡黠地采用了大维齐尔新的宣传方针，他在针对10月28—29日交战情况的官方报道中称俄国的布雷舰“普鲁特号”的驾驶军官由于曾在俄国大使的游艇上供职过，所以对海峡十分熟悉。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处外部布下水雷以图控制奥斯曼舰队：结果，苏雄在遭到俄军的非正义炮击之后，不得不在公海领域引爆水雷。但是鉴于俄国在黑海另一侧的6个不同港口被奥斯曼6艘以上战舰炮袭过，恩维尔的故事始终无法自圆其说。但是用以给这场袭击铺上外交掩护，这个故事却足以和实际情况（苏雄确实击沉了“普鲁特号”，尽管肯定不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相似。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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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0月31日，星期日，CUP召集27名资深官员讨论进攻事宜。由于这一次战争将切实一触即发，恩维尔本来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大多数奉行“先下手为强”的干涉主义者此时被削弱至10—17人之间。而贸易部大臣、劳工部大臣和邮政大臣则加入了大维齐尔和贾维德·贝的阵营，以辞职为威胁抗议苏雄的举动。为了平息怒火，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建议向俄国政府交付一份致歉书。当德国人听闻此事时，委派胡曼上尉警告他的朋友恩维尔，称德国与圣彼得堡单独媾和，分割土耳其并非难事。为打消德国人的疑虑，恩维尔在1914年11月1日交给吉尔斯的“致歉书”中插入了一句话，称奥斯曼为“在俄军舰队挑起的事端中表现出的敌对行动”致以歉意。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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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来说，一个正直的人在这出关于奥斯曼“会还是不会”参战的戏码中，很难忍受高门政府两面三刀的行为。协约国在欧洲大使抗议奥斯曼在9月份废除了《领事裁判权条约》时，通过财物买通土耳其保持中立的行为显示出了他们的虚情假意——尽管如此，却也比不上旺根海姆在8月份被迫同意后，又最终反悔。英国反对由苏雄或恩维尔批准的与军事有关的一切行动，尽管如此，它封锁达达尼尔海峡的战争行为同土耳其将航道关闭不相上下。俄国大使吉尔斯花费数周时间排练他的“这让人感到震惊，太震惊了！”以作为对这次（他曾再三警告过萨宗诺夫的）袭击的回应，而黑海舰队的命令随后而至。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在同英法俄大使会面的时候可算得上是和平主义的模板，而他在同德国人和匈牙利人交谈的时候，却又表现出极度的渴望——“歼灭俄军舰队”。作为这位狡黠的大维齐尔的“马前卒”，恩维尔无限拖延着奥斯曼参战的可能性，这使得德国人在最后一刻还在争取——即使他们已经向土耳其支付了参战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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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埋在种种欺骗与狡诈之下的其实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战争势必会发生，因为这是几乎每个能左右时局的人想要的结果。但是，在苏雄袭击事件上，所有的外交细节却忽略了英国政府在10月31日发出的电报——丘吉尔向英国皇家海军（包括卡登上将的地中海分舰队）的所有船舰发出命令，“立刻同土耳其交战”。48萨宗诺夫在收到恩维尔暗中带刺的“致歉书”后，同样带着讥讽的语气进行了回复，称俄国将接受道歉，但是恩维尔必须先驱逐德国军事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到目前为止，在土耳其的德国军事代表团成员达2 000名之多。正如恩维尔告知吉尔斯自己不会答应一样，俄国的外交大臣也清楚知道恩维尔的态度。1914年11月2日，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向其属民发布公告，“在完全平静的情况下”，俄国“将同新的敌人，这个古老的基督教信仰及所有斯拉夫民族的压迫者交战”。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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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奥斯曼的领袖们来说，且不管据传委员会和内阁成员会怎样的咬牙切齿，正如土耳其无法改变的命运一样，这场战争终于得以确认。赛义德·哈利姆帕夏一直到最后都保持着狡猾多变的策略，仅仅虚张声势称会为苏雄袭击事件辞职：事实上，他不仅没有辞职，还在恩维尔向俄国交递的“致歉书”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并且完全知道俄国人是如何接受这份“致歉书”的。而贾维德·贝只身一人到最后还在进行抵抗。在11月1日的内阁会议上，他建议驱逐德国军事代表团——他知道，这是唯一可以避免战争的方法。但是这个请求遭到恩维尔和杰马勒的否决，理由是“军队在缺失德军专员的情况下无法正常运转”。贾维德的反战决心是真切的，但是即便如此，他一直等到11月5日才辞职——这4天已经为时已晚，难以改变任何事。50最终，奥斯曼政府以不逊色于沙皇的“平静”达成了开战决议。1914年11月10日，苏丹穆罕默德·拉沙德五世（Mehmed Reshad V）正式向俄国及其英法同盟国宣战（连同比利时、塞尔维亚和黑山）。4天以后，谢赫·伊斯兰、于尔居普吕·哈伊里·埃芬迪（Ürgüplü Hayri Efendi）在法提赫清真寺（Fatih mosque）向苏丹进献先知之剑，以批准向协约国列强发动“伊斯兰教圣战”，或称护教战争。从欧洲延伸到高加索地区，从黑海到波斯湾，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将在战事的交汇中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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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亚沃士·塞利姆苏丹号”以塞利姆一世的名字命名，英语为“格里姆”，他曾在1517年征服了埃及和阿拉伯半岛，其中包括圣地。他信奉逊尼派。据说塞利姆曾屠杀了罗姆（Rum）省的数千名什叶派教徒［Shiites，主要为阿拉维教派教徒（Alevis）］。他的名字直到今天还在回响。2013年，土耳其政府以他的名字命名第三座博斯普鲁斯海峡悬索桥，土耳其的阿拉维人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在伊斯坦布尔加济公园的政治抗议声潮中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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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土耳其媒体人云亦云的报道相反的是，这些舰船实际并未被完整支付。奥斯曼政府采用季度性分期付款的方式（平均每季度为“雷沙迪耶号”支付846 400英镑，最后一笔在1916年6月才付清），仍然拖延了两年时间才付清这笔款项。尽管如此，奥斯曼政府还是筹集了数百万资金——其中包括一笔在1913年12月的125万英镑的付款以及一笔70万英镑的尾款，后者恰好发生在丘吉尔的强征事件数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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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些不一致的是，在他的提议被否决后，丘吉尔又向格雷提议没收英国政府每天为“苏丹奥斯曼一世”支付的1000英镑赔偿金——当然，除非土耳其政府将“隶属‘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的所有德国将士”驱逐出土耳其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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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丘吉尔更倾向的选择是让林普斯上将（英军派至奥斯曼帝国的海军代表团团长）接任分舰队指挥官，后者对达达尼尔海峡防线的情况十分熟悉（而且如我们所见，他还具备必要的好战性格）。但是丘吉尔的这个想法在内阁遭到否决，理由是“从内部”任命林普斯会被君士坦丁堡认为是另一次丘吉尔式的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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