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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当天，奥斯曼第九军团的先头部队到达萨勒卡默什城郊。但是由于气温骤降，军队的简陋装备难以应付零度以下的酷寒：第九军团将士们在越过寒冷的约尔峰山脊时被要求丢掉大衣以减轻负担。而且，由于哈菲兹·哈基·贝在鲁莽追击伊斯托明的途中浪费了时间（第十军团的主力军在12月26日才到达巴迪兹），导致第十军团被远远滞留在后方，使得在行进至萨勒卡默什的道路上又增加了75千米（约47英里）。[3]为了弥补浪费的时间，第十军团在筋疲力尽的情况下，面临被冻伤的危险，决定攀登3 000米（约9 843英尺）高的危险的安拉许埃克贝尔山（Allahükbar）。很多士兵在哈菲兹·哈基·贝命其“搜集伤亡者的步枪武器以弥补其他人员装备不足”的途中丧生。23意识到自己的士兵已经到达耐力极限之后，恩维尔下令第九军团12月27日向萨勒卡默什发动袭击之前，等候最后一个师的到来（即第十七师，它还严重滞留于约尔峰的后方）。两天过后，第十军团部队加入了进攻，此时土军有1.8万兵力，俄军有约1.4万兵力。第十军团的先头部队在向卡尔斯急行的一路，攻克了塞利姆镇，并且暂时切断了俄军连接东边的补给路线。如果土军攻下萨勒卡默什，那么俄军的高加索第一军团同第比利斯指挥部的联系将被截断，而恩维尔随后将在第比利斯发动一场有名的战役（并且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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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勒卡默什战役在1914年12月29日激烈交锋了整整一个白昼，继而又进入了夜晚——它标志着“一战”的第一个冬季进入了尤为关键的时刻。从第比利斯指挥部的动静来看，一种对奥斯曼压倒性胜利的真正恐惧将回荡在整个区域，并且严重打击俄国的威望。和坦能堡的萨姆索诺夫不同，梅什拉耶夫斯基将军认为他们已经彻底失败了。由于12月24—25日在从克普吕柯伊撤退的途中负伤，他已经回到第比利斯接受治疗。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将他逼向绝境的是一场情报泄露事件：一个携带恩维尔密令的土耳其师部的参谋长被一支哥萨克巡逻队俘获，从他身上，俄方获悉了奥斯曼的进攻企图——尽管写在纸上——但奥斯曼的野心暴露无遗并且令人恐惧。或许梅什拉耶夫斯基已经判断出恩维尔的最有利方案，在此时离开战场以应对当前的残酷现实——就这样，他将恐慌传遍了卡尔斯、耶烈万（Yerevan）和第比利斯。很快，铁路车站上挤满了俄国人和格鲁吉亚人，他们不顾一切地逃离本地，以躲离土耳其在取得胜利之后开始其穆斯林狂欢式的复仇屠杀。“情势危急，”第比利斯指挥部在12月30日下午3点35分向位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附近的巴若尼维西（Baronivichi）的俄军最高统帅部发去电报称，“萨勒卡默什受重挫。铁路已落入土军手中。三支土耳其军团还在作战。土军渐渐占据上风。建议先从阿尔达比勒（Ardebil）及阿塞拜疆（Azerbaijan）撤退。第比利斯方面军随后在下午4点撤退。”数分钟以后，第比利斯指挥部又拍发急电：“阿尔达比勒已被土军攻下！我们已决定从整个外高加索地区开始部分撤离。”1915年1月1日下午3点31分，第比利斯指挥部向最高统帅部汇报他们已经开始按计划撤退。在收到这些描述高加索军队溃败且极度让人痛苦的电报后，俄军总司令尼古拉斯大公请求英国军事专员少将约翰·汉伯里—威廉斯（John Hanbury-Williams）爵士从英国方面派出一支军队以牵制土军——这导致了1915年的达达尼尔—加里波利战役。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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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在萨勒卡默什一般，浓雾笼罩，且持久不散。这场在零度以下进行的战役，对双方都是一个残酷的考验。土军躲避在城镇上方高地的“石屋”的浅垒中，使用山炮向下方的俄军轰袭，炮火如同弹雨一样将俄军围困。俄军不甘示弱，使用重机枪（恩维尔曾向其将士保证对方并无此类型武器）予以反击。[4]到了晚上10点左右，随着子弹告罄，奥斯曼第十七师主力部队奋起冲过萨勒卡默什—恰伊大桥，从西翼像一把刺刀一样插进城镇。很快，大约300名土耳其士兵淹没在了俄军第156团的兵营之中，俄军随后使用大炮对这些被土军占据的兵营进行了轰击。在土军进行了殊死抵抗之后，到第二天拂晓，只有少数土耳其士兵幸存下来，并向敌方投降。到1914年12月30日早晨，随着在战斗以及整夜的低温中丧失了6 000名士兵，土军从萨勒卡默什的“石屋”上退却了下来。至此，萨勒卡默什危机——更不用说卡尔斯或更东边的第比利斯——在高加索军队司令部于恐慌之中下令总撤退的12个小时之前——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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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尽管俄军处于慌乱之中，奥斯曼第十军团却并没有切断卡尔斯铁路。而原先奥斯曼卡尔斯、阿尔达汉或是萨勒卡默什中的穆斯林也并未前来对土军进行支援。12月30日，俄军在萨勒卡默什以南的斜坡对土军第九军团发动了反击，并将其赶回巴迪兹。而将整支队伍拉伸至难以防守的北部及萨勒卡默什东侧的第十军团在1月1日开始撤退的时候，却遭到了由N. N.巴拉托夫（N. N. Baratov）将军率领的一支由两个师组成的强大骑兵部队的袭击（奇怪的是，这场袭击由于梅什拉耶夫斯基将军的提心吊胆被下令长时间延期）。1月4日，第九军团在被围困住后，全体投降。而第十军团的大部分士兵死于安拉许埃克贝尔山上的大雪，只有大约2 500人幸存下来并回到哈珊卡尔堡。由于折回的路线更短，第十一军团行进相对顺利一些，并且在阿拉斯河流域（Aras River basin）与敌方发生了一次激烈冲突。在更北边，施坦格的特别支队从阿尔达汉撤回至乔鲁赫谷地，并且一直待到1915年3月。第三集团军的剩余力量则退回到整个进攻起始的克普吕柯伊线以后。恩维尔本人回到埃尔祖鲁姆——向全体参谋进行了拿破仑式的告别后，又同布龙萨特在1915年1月9日匆忙赶回君士坦丁堡，以确保对新闻媒体的掌控（即禁止其报道他的军队遭受的溃败）。土耳其人压倒性的士气不仅没有助其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中取得胜利，反而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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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奥斯曼方面的估计，土军第三集团军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中死亡3万人，负伤7 000人，或者说将近伤亡一半有生力量。在其他版本的估计中，伤亡数字还要更大，称俄军“仅仅在萨勒卡默什周边就发现了3万具冻僵的尸体”，这还不算另外2.7万名活着的土耳其战俘。最近一名军事史学家判断，奥斯曼死亡4.7万人，俄军死亡2.8万人，这意味着双方在前线都失去了将近一半军队。25不管真实数字如何，很清楚的一点是，绝大多数牺牲者很可能死于冻伤、低温抑或其他与寒冷相关的原因，而不是敌人的炮火之下（圣诞节过后，气温从未高于零下25摄氏度，甚至低至零下40摄氏度）。奥斯曼第十军团面临的致命的恶劣气候条件可以在哈菲兹·哈基·贝身上得到佐证：他在1915年2月上旬死于斑疹伤寒。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次野心勃勃的对俄军高加索军队实施包围战的失败，并不能看成是一种耻辱的象征，正如恩维尔在他的告别辞中指出：他们勇敢地克服了“天气和地势的恶劣影响，丝毫不逊色于敌人”。尽管恩维尔在土耳其内部实施了非常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但是在外界，他的溃败无可掩盖。这是一场大灾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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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奥斯曼资源的有限及高加索战役的广阔范围，另一场在南边几乎同步进行的战役同样值得注意。在某种程度上，在苏伊士运河方面发动进攻比萨勒卡默什更具有企图心，其目标不只是简单地征服一个战略要地或者驱赶敌军势力，而在于通过隔绝大英帝国联系全球的关键要地，将其一分为二。由于运河至关重要，除了在战略层面上进行局部攻击外，向英军发动整体突袭似乎并无可能。伦敦在1914年12月18日正式宣布埃及成为其受保护国时，由约翰·马克斯韦尔（John Maxwell）爵士率领的埃及远征军队（EEF）大约有7万人之众。尽管他们不都驻防在苏伊士运河，但是只要在西奈半岛发现敌军进攻的动静，他们中的大多数就能够在数小时以内赶赴运河。沿运河西侧，英国人还有一条铁路，这意味着增援部队能够轻易从南北两边赶赴任何危险的角落（英国人很明智地将铁路线设置在离运河大约6 000米的地方。这样一来，只有远距离重机枪才可能对其构成危害）。在东侧，运河受到西奈沙漠的天然屏障的防护，而英军也派遣了一支小型巡逻分队进行侦察保障——巡逻队为此要在一片极端炎热及缺水的地区穿行160英里（约257千米）。仅仅到达苏伊士运河，更不用说穿过运河或者攻下运河，就已经是一项现实的后勤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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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土耳其人却有理由保持乐观。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第十二军团向位于大马士革、阿勒颇（Aleppo）和胡姆斯（Homs）正在组建中的叙利亚主力军队增派了两个师部的有生力量，同时又从色雷斯和爱琴海沿岸调派两支全副武装的师部到巴基斯坦加入向苏伊士运河发动袭击的第八军团。而驻扎于汉志的第二十二步兵师同样被吸纳进第八军团。到1914年12月，集结在巴基斯坦的苏伊士运河方面进攻力量包括非正规军在内，大约已有5万兵力，而且据报道士气高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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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第八军团的真正优势在于其令人敬畏并且名字悦耳的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中校。克雷斯有一位非常出色的语言专家库尔特·普吕弗（Kurt Prüfer），他帮助军中既不说阿拉伯语也不说德语的土耳其军官消除了交流障碍（同时，第四集团军的总指挥官杰马勒·贝也只说法语而不会说德语）。普吕弗还利用自己的语言技巧招募了大量贝都因部族居民，并且为第八军团集结了1万只骆驼——由于英国人不断抬价，这笔生意进展得十分困难且昂贵。对于克雷斯来说，他已实现了后勤上的奇迹——尽管缺乏同耶路撒冷之间的铁路联系，他却将巴基斯坦南端的贝尔谢巴（Beersheba）变成了一个前方的补给仓库。由于不论是从北部穿过西奈的沿岸路线还是南部的红海沿岸路线（后者为从埃及去往麦加的朝圣者采用的路线）都处在英国海军的射程范围之内，所以克雷斯明智地选择了一条中间的沙漠路线，将从贝尔谢巴直接到达伊斯梅利亚（Ismailia，此间的沙漠地形由于地底的石灰岩构造，因此比较坚硬结实，使其比沿岸路线还要更加容易和安全地通过）。随后德国工兵和工程师被分成小组派往沙漠地带，并按照计划的行进路线在合适的间距之间挖掘深井。相比恩维尔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中的表现，可以说克雷斯对人的体能极限更加熟谙，他规定士兵只能携带行进15千米的装备，从而保证他们不会出现体力衰竭的情况，同时还规定行军只能在夜晚进行，这样就能躲过沙漠白天炎热天气的影响（此举也能帮他逃过敌军的空中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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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斯和杰马勒还相信他们在苏伊士运河拥有一个秘密武器，而这个秘密武器主要存在于穆斯林对埃及与北非的观点。尽管争取埃及总督阿拔斯·希里米二世支持的努力在苏伊士运河战役中由于相互猜忌（大维齐尔赛义德·哈利姆帕夏作为阿拔斯的堂兄弟，成为其在未来统治埃及的潜在对手）而受阻，但是人们仍有理由相信英国在埃及和苏丹境内的统治受到了普遍憎恶。与此同时，德国和土耳其特工出现在开罗，煽动穆斯林对异教徒的仇恨。而一支由利奥·弗罗贝纽斯（Leo Frobenius）带领的秘密小组则在红海及厄立特里亚（Eritrea）传播英国背信弃义的骇人故事，意图激起伊斯兰圣战以推翻英国在苏丹的统治。同时，在埃及西部，穆斯林在萨努西的命令下仍在不断给意大利占领者制造事端，德国人和土耳其人将火力对准英国的目的似乎有了希望。从1914年8月起，奥托·曼内斯曼（Otto Mannesmann）便在外交掩护下被派往的黎波里从事分发圣战宣传册的活动——这些宣传册通过热气球的方式被带入埃及。虽然一起萨努西袭击威胁事件得到了英国驻开罗总领事米尔恩·奇塔姆（Milne Cheetham）的严肃处理，但倘若土军武力侵入埃及，将会引发穆斯林暴动，造成更广泛的威胁。开罗军事情报部门的头子吉尔伯特·克莱顿（Gilbert Clayton）对敌军兵力做出的估计过高，他认为土军在巴基斯坦有10万人。如果这是真的，一旦土军穿过苏伊士运河，英军将陷入困境。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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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雷斯雄心勃勃地准备在苏伊士发动战役之时，圣战的号角同样也助涨了土—德士兵的斗志。一面神圣的绿色旗帜被从麦加携带而来，在到达耶路撒冷的时候，由于“每一位虔诚的穆斯林都想亲吻圣旗”，还险些引发一场骚乱。一种类似圣战的列队长龙在这座圣城行进着，人潮涌动在每一个大街小巷，正如克雷斯回忆道，一种“难以描述的欢腾和狂热”的气氛包裹着“所有人群”。为当前发动圣战增添了可信度的是，志愿者们从伊斯兰世界各地赶来：来自黎巴嫩的德鲁兹教派，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库尔德骑兵部队，高加索地区的切尔克斯人，以及来自的黎波里的2 000名穆斯林逃难者，而且很多人在此之前同意大利人交战过。杰马勒甚至将一群特殊的马拉维教团旋转托钵僧，连同其传统圆锥帽带至贝尔谢巴（不过他们并没有跟随军队进入西奈沙漠）。为了增强伊斯兰圣战气氛，第八军团中的一些少数基督徒和犹太人被特意留在了后方的贝尔谢巴（而克雷斯、普吕弗和德国军官则继续向前行进）。这支大约拥有1.9万兵力且只有穆斯林与德国人的第八军团在到达了阿普塞洛贾绿洲之后，杰马勒身着华丽的奥斯曼帕夏官袍，从扛着来自麦加的绿色圣旗的士兵身前走过，命令每一名士兵向其宣誓。军队随行教职人员随后宣读了“一些激烈言辞”。克雷斯回忆道，“他们甚至给信仰另一种宗教的德国士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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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八军团而言，在胜算微弱的情况下维持全军士气并非易事。要到达伊斯梅利亚，第八军团必须先凭借充足的进攻力量拿下运河以南的桥头堡。为此，他们不得不在水井之间携带着水罐，走上很长一段距离。而其他武器装备还包括两门150毫米口径的榴弹炮，每门配备8支完整的炮兵连队和炮弹、重型机枪和弹药库、医疗补给。此外，还有尤为重要的船只和架桥工具，包括德国造重型钢驳船。多亏普吕弗的壮举，杰马勒和克雷斯才有了1.2万只骆驼帮助全军背负各种军需补给。此外，300头牛和1 000匹马也分担了驼袱任务。但是士兵们也帮助背负补给品，这也是为何他们会被限制（除了杰马勒）只能携带个人装备行走15千米——这意味着他们没有便携床可以休息。许多土耳其士兵甚至缺少鞋子，只能光脚在沙漠上行走。不管怎样，这支由1.9万名士兵以及1.3万只驮兽组成的部队在1915年1月14日从贝尔谢巴出发后，以在夜晚行进7个小时、白昼休息一整天的速度，最终在1月31日到达了集结地点。此地处于图森姆（Toussum）和塞拉比尤姆（Serapeum）之间，在运河东北方向10千米之处。如克雷斯回忆起这一刻时所说：“我们从附近的沙丘高处第一次看到了苏伊士运河。它就像一条银色的丝带缠绕在白色的沙丘上，从四面八方汇聚成一片广阔的海，但是之后又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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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领大量部队穿过近乎无水的西奈沙漠到达运河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后勤成就。然而，尽管克雷斯做好了各种预防措施——避开沿岸路线，只在夜晚行军——仍然没能逃过敌军的监视。1915年2月2日下午，正当克雷斯准备对运河发动夜袭之时，英国军事情报机构得到消息，“此时一支总数有1.9万人的敌军携16门大炮距苏伊士运河4英里（约6.4千米）到12英里（约19千米），这支军队从坎塔拉（Kantara）延伸至苏伊士运河地区；据信敌军将向前推进”。2月2日下午5点，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在战前最后一份电报中向基奇纳汇报道：“今天一整天，威尔逊将军都在监视伊斯梅利亚城外的敌军。他认为敌军将于今晚发动袭击，并且称对方兵力在6 000到8 000人之间，而他们现在正在挖掘战壕。”英国人早早就做好了准备。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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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克雷斯而言，扭转胜率仍显艰巨。当天晚上，一场凶猛的沙尘暴席卷运河地区，迫使他将原计划晚上10点30分发动的进攻推迟了5个小时。2月3日凌晨3点30分，土军第一支纵队开始在苏伊士运河上放置钢驳船。到了黎明时分，三支架桥的纵队——约两个连队的力量，成功穿过运河到达图森姆和伊斯梅利亚——尽管这是一次皮洛士式的胜利（意即代价很大的胜利），却将其暴露在英军凶残的机关枪之下。马克斯韦尔在2月3日向基奇纳汇报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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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试图在夜晚穿过运河南部的图森姆。一开始，我们允许他们向运河接近，并使用装备登岸，但随后在他们已经开始架桥时，我们发动了一次成功的袭击。土耳其人开始逃跑，并且将所有架桥装备丢给了我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掉到水里被淹死，架桥装备现在正在被运回……我们还抓获了40名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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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梅利亚，土耳其人一开始进展还算顺利，并且在早晨夺下了易守难攻的桥头堡，但是他们随后又被赶回原地，还被俘获了8名军官和282名士兵。英军扫射土耳其军队的过程相当残忍。在一位英国军官的描述中，当时就像在“轰赶松鸡”。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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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这场战役来去匆匆。土军表现勇敢不屈，直到2月3日下午4点，他们都在伊斯梅利亚坚守着运河的西部桥头堡，而克雷斯则从东岸使用榴弹炮向运河上的英舰（并对“哈丁号”造成了严重损坏），连同英军在佛丹、伊斯梅利亚、坎塔拉和图森姆的要塞进行轰击。但是到2月4日黄昏降临的时候，克雷斯和杰马勒下令全线撤退，一开始他们先退至距运河10千米的后方基地，随后又一路撤回到贝尔谢巴和加沙。在苏伊士运河战役中，英军伤亡人数超过100人，其中20人死亡，大约90人负伤（大部分是印度士兵）。33土军损失更为惨重，192人死亡，381人负伤，727人失踪或被俘（杰马勒在撤退途中穿越沙漠时，还丢失了7 000只骆驼）。34尽管如此，马克斯韦尔并没有勒令追赶土军，而土军在顽强的克雷斯的组织下进行了有序的撤退，使得第八军团仍保存了大量的完整实力——除了贝都因非正规军，他们在敌军一开火时就四散逃走。毫无疑问，英军在这场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但是苏伊士战役不同于萨勒卡默什战役：它只是奥斯曼的一次败仗，而非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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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伊士运河却有至关重要的战略影响。鉴于战前总领事奇塔姆和克莱顿在情报部门还在担忧如果土军取得胜利会对穆斯林造成何种影响，马克斯韦尔现在可以吹嘘他得胜的规模。“我收到的报告，”他在1915年2月18日给基奇纳的信件中说道，“表明土军已经撤离运河，并且正在返回耶路撒冷的途中，他们的士气多少都有些低落。现在［在埃及］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土军在运河遭到了挫败。”35在奥布里·赫伯特给他的朋友及同僚托利党（保守党）议员马克·赛克斯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苏伊士运河战役之后英国对开罗的看法。赫伯特在信件中对土军冷嘲热讽，还“机智”地建议：“土耳其人可以把这几千只骆驼带到运河前，朝它们的毛点一把火，骆驼就会猛冲到运河里把身上的火扑灭……之后土耳其人就可以踩着骆驼过河了。”再说伦敦，首相阿斯奎斯以充满轻蔑的口气给维尼夏·斯坦利（Venetia Stanley）写了一封信，信中称：“土耳其人妄图在苏伊士运河上架一座桥进入埃及。但这些可怜的家伙桥还没架好，就被轰了个粉碎，他们只好退到沙漠地带。”36由于在阿拉伯河和苏伊士运河取得了看似容易的胜利，而敌军又溃败，英国的作战决策者们大为振奋，并决意彻底终结奥斯曼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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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如丘吉尔在1914年9月23日——甚至在此事件导致奥斯曼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之前——给爱德华·格雷的信件中写道：“我们正在蒙受土耳其的敌意带来的苦难……我并不是建议我们应该对土耳其采取激烈行动或者向其宣战，但是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同巴尔干半岛国家谈好条件……不用顾及土耳其的利益或是否损害它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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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士兵们被告知去往法国。但是指挥官沃尔特·德拉曼（Walter Delamain）准将在孟买时收到密令，命其在巴林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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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耳其人或许同样遇到了一种自我强加的“幻想”效应，他们的地图低估了山道和城镇间的距离，因此军官们（及在其敦促下保持行进的士兵）在行进途中对迟迟未能到达下一目的地保持着强烈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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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心而论，恩维尔在圣诞节当天回到城镇，准备夺取萨勒卡默什时，俄军只有两门野战炮和两挺机关枪。如果梅什拉耶夫斯基按照自己的办法，那么整个军队都会撤离此区。但是尤登尼奇在意识到土军经由巴迪兹的补给线的脆弱性后，说服了这位摇摆不定的指挥官，并且每天向其投入增援装备。到12月29日，当这场关键性的战役爆发时，俄军在萨勒卡默什已经有了34门大炮以及将近50挺机关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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