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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伦敦在1882年占领埃及以后勉强算得上奥斯曼的战略伙伴，奥斯曼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投入的简单防守便使人不难理解。但是，这仍是一个致命的疏忽。奥斯曼统帅部的一些人——恩维尔、布龙萨特或是利曼——早该明白这一点，而非选择相信英国不顾一切想让奥斯曼置身战争之外的立场。[1]因为事实上，在东地中海、爱琴海、印度洋、波斯湾以及红海拥有无可争议掌控力的英国皇家海军从战争爆发之日起就在各战略要点驻兵，并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以应对土耳其——实际上，英军在战争正式开始之前就着手此事了。如我们看到的，丘吉尔早在1914年10月31日就下令海军指挥官同土耳其交战。毫无迟疑，两艘英国驱逐舰在11月1日——宣战前4天——进入士麦那（伊兹密尔）湾“摧毁了一艘大型土耳其游艇”。11月3日，在英国向土耳其宣战的前两天，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如实回忆道，卡登上将自9月起便下令地中海分舰队对达达尼尔海峡实施封锁后，在当天长距离（1.3万码，约11.9千米）“从欧洲一边朝塞迪尔巴希尔（Sedd［ul］ Bahr）和海丽丝岬的炮台进行炮击”；与此同时，法军战列舰则“朝亚洲方向的库姆卡莱和欧哈涅（Or［h］ anie）的炮台进行射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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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湾上段，英国一支由装甲单桅帆船、河流拖船、明轮船及两栖登陆船组成的小型河流舰队在接到丘吉尔的命令后，迅速集结在阿拉伯河三角洲河口处对巴士拉和南部美索不达米亚的入口进行守备。一支数量庞大的英属印度远征军在进行了速成军事训练——“划桨、操作船只以及登陆作战排练”后，已经在巴林附近埋伏以待。这支10月16日（第一支部队于1914年10月23日到达巴林）派遣自孟买的两栖作战军队，告诉了我们英国在战争爆发前对土耳其的企图心。[2]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今天的英国石油公司，即BP的前身）在“阿拉伯斯坦省”边境线的波斯一侧拥有数量众多的油井，输油管道从井口连接至阿巴丹岛（名义上处于奥斯曼宗主国保护之下）的精炼厂。根据丘吉尔的指示，皇家海军在1912年便开始不再使用燃煤而装备更快捷、以石油为动力的引擎。为此，阿巴丹岛的精炼厂才得以建造。由于掌控着阿拉伯斯坦省的油田，输油管道又在边境线上纵横交叉，阿巴丹岛因此成了伦敦以及丘吉尔最高等级的战略重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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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土耳其象征性地部署了一支守备军队，但是整个海湾区域（包括南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几乎已被不列颠帝国名义上掌控。早在1846年，英国就从高门政府处获得了美索不达米亚河域的自由通航权。1903年，时任外交大臣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以兰斯多恩勋爵为人们熟知）宣布“在波斯湾推行门罗主义”，并且声明其他任何列强的侵略都将被看作“严重威胁”。5阿拉伯河三角洲水域由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以及卡鲁恩河的浅流汇集而成，并最终注入波斯湾；在和平时期，皇家海军在这条河上定期巡逻以保护印度售往巴士拉的单桅帆船贸易（当战争爆发的10—11月，正是此项贸易的旺季——作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主要出口季，此时负荷严重）。在更上游的位置，英国的商用明轮船在巴士拉和巴格达之间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来回穿梭。英国驻巴格达总领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算是帝国的地方总督，他监管着自印度次大陆而来的大部分什叶派朝圣者的往来以及相关资金（什叶派大穆夫提及其神职人员的薪金都由他支付）。这位总领事有一艘特殊、灵便的“浅水武装舰”，它被适切地命名为“彗星号”（Comet），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上巡逻；这只舰艇配备着老式但尚可使用的努登费尔特机枪（Nordenfelt guns）。“彗星号”的舰桥由“轻薄的硬化钢装甲板”包裹，使它能够免于贝都因狙击手的袭击。同治理巴格达和巴士拉两个行政区相比，这艘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船舰使这位英国领事的威望大增。大部分阿拉伯部族都接受英国的保护，一些当地的主要族长，比如阿拉伯河河口附近的战略港市科威特酋长，则完全由大英帝国支付薪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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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14年，奥斯曼对南部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埃及等一些地区名义上的宗主权对于维持其在德里的统治来说已经成了一种方便而有益的谎言。随着印度次大陆潜在的一亿左右穆斯林日益增加，对他们的英国主人来说，使这些穆斯林意识到他们在伊斯兰世界里可以享受到的优越性显然不合时宜。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奥斯曼苏丹—哈里发宣布向协约国列强发动的圣战就像在要求英国摊牌。但是对于正在一个省一个省地宰割最后一个伊斯兰帝国的英国而言，它又怎能假装维护穆斯林的利益呢？英国外交部此时则表现得非常完美——1914年12月——在它占领埃及32年之后，宣布埃及成为自己的保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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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随着战争的爆发，土耳其和英国对此地区的统治权很快发生更迭，尽管这个过程没少流血。在奥斯曼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第六集团军撤出两个军团后，由苏莱曼·阿斯凯里·贝（Süleyman Askeri Bey）统率的巴士拉守备部队——包含奥斯曼第三十八步兵师中的精良队伍，只有少于5 000人的兵力（英国情报机构曾高估其兵力达到了8 000人），并受到下游阿巴丹岛和法奥港两支小股部队的策应支持。土耳其人还有一艘排水量为420吨的河流炮舰“马尔马里斯号”（Marmaris）以及四艘英国造“桑尼克罗夫特号”（Thornycroft）机动巡逻船，后者的航速能够达到10或者11节。与此相对应，英军部署了一支由“顽童号”（Espiègle）和“奥丁号”（Odin）装甲单桅战舰为先锋的舰队，两艘战舰各有120名船员，排水量达到1 070吨；此外，还有“武装到螺丝钉”的明轮船“达尔豪西号”（Dalhousie）和“劳伦斯号”（Lawrence），以及小型武装拖船：“马绍那号”（Mashona）、“迈纳号”（Miner）、“刘易斯·佩利号”（Lewis Pelly）、“斯特达·纳佩特号”（Sirdar-i-Naphte）、“卡姆瑟号”（Carmsir）和“恶魔号”（Shaitan）。在英国波斯湾分舰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用以把军队运进海湾的前无畏舰“海洋号”（Ocean），以及领事的灵便的武装舰“彗星号”，后者在10月份战争爆发之前，就从上游巴格达来到了此处。而来自印度的军队，由中将A. A.巴雷特（A. A. Barrett）爵士率领的远征军，总共有差不多一个整师的兵力——第六师或称浦那师，由三个整旅组成，其中包含由沃尔特·德拉曼将军指挥的第十六旅。由于区域作战序列向英国这方严重倾斜，结果不言而喻。无论如何，科威特酋长的结局表明了这一点——早在1914年11月4日，他就向英国交出了白旗，宣誓效忠，也因此保证了科威特在未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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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土耳其人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意识到自己的小型舰队落后于英军舰队后，苏莱曼·阿斯凯里·贝征用了德国一艘往来于汉堡和亚美利加的商业班轮“埃克巴坦那号”（Ekbatana），并将其填满沙子沉入河底，以封锁阿拉伯河通向巴士拉的入口处。德国和土耳其海军从巴格达出发向下游疾驰，对德国的“埃姆登号”（Emden）轻型巡洋舰进行增援，以防它在通过英国海湾屏护舰队时遭到毁坏而无法到达巴士拉。“埃姆登号”配备4.1英寸（104.14毫米）口径火炮，射程甚至超过英国分舰队最大的单桅舰，因此它足以在捍卫巴士拉的战斗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苏莱曼·阿斯凯里·贝的汽艇快到足以在英军发动袭击前将物资送至法奥港和阿巴丹岛，但是这艘被朝思暮想的“埃姆登号”却从未现身（它在英军5艘巡洋舰的追击下，逃进了印度洋。这5艘巡洋舰中就有“格洛斯特号”——它曾经在8月份勇敢地炮击过“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埃姆登号”最终在1914年11月9日为避免被俘获而被毁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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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军主力开始发动攻击时，实力悬殊的奥斯曼要塞守备军此时才发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1914年11月6日上午10点刚过，在向奥斯曼迫近大约1 800码（约1.6千米）之后，由“奥丁号”领衔从5 500码（约5千米）处向驻守法奥港，只有350名士兵及4门加农炮的土军发动了攻击。“奥丁号”一开始确实承受了来自港岸的“重型步枪扫射”，但是不到一个小时，火力渐渐枯竭。到上午11点的时候，英国海军陆战士兵在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成功登岸。下午两点，英军占领电报站，而撤退的土军及其伤兵则无处可寻。经过一天的战斗，包括地雷工兵和坑道工兵在内，总共有600名英国及印度士兵登岸。联合王国国旗此时在法奥要塞上空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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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巴丹岛的抵抗则惨烈得多。尽管土军量小力微，但他们依靠160名轻武器装备的士兵在这个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位置上进行了十分凶猛的防御。苏莱曼·阿斯凯里·贝下令在泥堤后挖掘战壕，使其巧妙地隐蔽在河岸的灌木丛和芦苇丛里。1914年11月6日正午刚过，土军在“顽童号”向阿巴丹岛靠近时发动突袭，凭借隐匿起来的步枪扫射，击中敌方船壳和船底20到30次，但仍未能将其击沉。英军立刻使用4英寸（101.6毫米）口径火炮和若干马克西姆重机枪进行回击，只是大部分炮弹和子弹都射进泥沼，收效甚微。“顽童号”指挥官威尔弗里德·纳恩（Wilfrid Nunn）上校随后转移到可以向战壕里的土军进行纵向射击的位置继续发动攻击。当他看到十几个土耳其士兵躲进一所小房子时，遂朝其发射了一枚炮弹，并用密集的榴霰弹火力覆盖泥堤后的战壕，直到对方再无力回击。在这场交战中，大约46名土耳其士兵丧生，英军似乎至此取得了胜利。尽管英国海军陆战士兵能够夺取阿巴丹岛精炼厂，但是，守备军们又卷土重来，在岛内警察局重组之后，继续在一处泥堡进行防卫，在英军的围攻下坚守阵地。一场拉锯战就此又持续进行了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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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莱曼·阿斯凯里·贝此时再度对英军进行了突袭。他从巴士拉沿河两岸向下游派遣了增援力量——一支由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大约300人的主力分遣队——由萨米·贝带领，在边境线波斯一边的英军后方基地及泊地莫厚姆莫达（Mahommerah）的相反方向某处安营扎寨。11月10日，萨米·贝命令士兵向前挺进，但是他们在进入英军防线50码（约46米）的范围之后，又被英军凶残的火力逼退，并且损失了80名士兵。阿拉伯河上游，在英军单桅船舰前进的同时，同样激烈的战斗也在继续进行。苏莱曼·阿斯凯里·贝准备在距离河西差不多500码（约457米）的萨希尔泥堡（the mud fort of Sahil）展开防御，通过战略纵深减缓英军两栖登陆部队和河流炮兵的冲击。但是，这还远远不够。11月17日，在英军确定好射程朝泥堡猛烈炮轰时，海军陆战士兵也蹚过河岸向萨希尔发动了袭击。奥斯曼在这场混乱而残忍的战斗中惨败，损失了大约800名兵力。而英国同样损失惨重——4名军官和50名士兵丧生（21名英国人和29名印度人），另外有17名军官和414名士兵负伤。到目前为止，英军虽说势不可当，但是可谓步履维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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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士拉，正在阿拉伯河下游进行的战役却充满了奇特和不安。奥斯曼的州知事苏卜希·贝（Subhi Bey）出于安全考虑将英国居民全部关押起来，其中还包括领事。一位美国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严重造谣基督徒受到屠杀威胁”，但是如此的屠杀事件从未被披露于世（而且这些英国囚犯似乎还受到了极好的待遇）。英军赶赴上游三角洲的疾速给当地阿拉伯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越来越多的土耳其和阿拉伯伤员不断涌入此区从而表明了战争的走向后，他们对于当初改变立场丝毫不觉得后悔。尽管巴雷特将军在经历过萨希尔战役的严重损失后也不确定当前到底处于何种形势，但是到了11月20日这天，消息传来，称土耳其守军（不仅包括苏莱曼·阿斯凯里·贝，还有州知事苏卜希·贝及其顾问）在释放了英国囚犯之后从巴士拉逃走了。尽管如此，由于担心敌军会从沿岸狙击以及一些毁坏的船只（其中就有德国的“埃克巴坦那号”，它已经差不多——并非完全——封锁住了阿拉伯河）挡住了去路，英国河流舰队还是小心翼翼地向城镇行进。不到两天的时间，英军大规模登陆并夺取了城镇。11月23日下午，“顽童号”指挥官纳恩上校如此回忆当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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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A.巴雷特爵士在进入城镇时举办了正式仪式，在军队最前端步入……而外国领事和显要也出席并站在布拉德先生身旁——布拉德最近被任命为当地领事。随后，他代表将级指挥官宣读了由珀西·考克斯（Percy Cox）爵士准备的阿拉伯文宣告书，而在西边靠近阿沙溪（Ashar creek）入口的一所显眼的房屋上方，联合王国国旗被缓缓升起。“顽童号”战舰鸣炮31响，军队举枪致敬，将士为国王欢呼三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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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拉的陷落对奥斯曼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座拥有6万居民的繁荣城市的进口贸易以及关税从此就要脱离奥斯曼苏丹掌握，惠及英属印度了。但是，河流下方的美索不达米亚战役还未结束。苏莱曼·阿斯凯里·贝、苏卜希·贝携奥斯曼第三十八师的数千人剩余力量退守阿拉伯河上方40英里（约64千米）处的古尔奈（Qurna），呈一定角度坐落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初次汇流处。作为《圣经》中描绘的伊甸园的典范，传统的古尔奈要比巴士拉小一些——它在1914年只有2 000名居民，以及一个小型海关——但是在地理位置上却极具战略意义。古尔奈只能允许中等吃水深度的船只通行，比如英国的单桅舰——它在进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深度大约3.7米）之前，通常只有1.2米的吃水深度，在干燥月份的某些时段则比这还要浅。一旦古尔奈落入英国人手中，整个阿拉伯河三角洲地带将或多或少变得更加安全（除了零散的贝都因人的突袭），而印度军队也能够更加安全地将战争物资运输至上游更远处，直达巴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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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夺取古尔奈并不是一件易事。阿拉伯河在流经巴士拉之后水位变浅，英军单桅舰开始在入口处搁浅。由于河底基本都是泥沼，所以搁浅倒不至于太严重，但是却致使其暴露在了敌军炮火中，十分容易受到攻击。土军于撤退途中在一处浅水域沉没了另一艘小型钢驳船，以此给英军通行造成麻烦。“奥丁号”战舰的船舵由于沉没船舰影响遭到了损坏，不得已退出了行动。而吃水深度较浅的拖船，比如有着凌厉名字的“恶魔号”此时则加入了战斗。1914年12月3日，英军向古尔奈守军发动了第一次试探性袭击——主力海军在正面保持进攻的同时，军队在古尔奈南部海岸得以登陆。由于古尔奈有两条小河拱卫，土军遂在枣椰树丛中挖掘了数条壕沟。在壕沟之中，土军使用步枪朝迎面而上的进攻者扫射，意图通过密集的火力遏制敌军的脚步。在河流之上，奥斯曼的枪炮对英军的拖船进行了残酷的重击，几乎将其搁浅的旗舰“顽童号”和“迈纳号”战舰击沉，这两艘战舰随后在12月4日傍晚的交战高峰到来之前向下游逃去。英军这次袭击代价巨大：一名英国军官和一名印度军官，以及3名英兵、19名印度兵丧生，另外有一群60人的印度士兵负伤。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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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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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休整数日进行重组之后，英军在1914年12月7日又一次发动了总攻。这一次，英军的单桅舰和拖船在猛烈炮火下驶过古尔奈进入了底格里斯河，以图在敌军的后方登陆。其中“恶魔号”的舰楼被一枚炮弹直接击中，舰长身亡，两名军官负伤——但是它依旧没有沉没。“顽童号”指挥官纳恩冒着搁浅的风险，不止一次“拉拽船舰在泥沼中前行”，为登陆部队火力支援。整个下午，两军在底格里斯河西岸（古尔奈在河东）的椰林中进行激烈的交战，直到黄昏时分，“顽童号”才得到消息称奥斯曼主力已经北撤。然而这一次，传闻被证明来得过早，因为整个晚上，英军的单桅舰都遭受炮火的狂轰滥炸。12月8日早晨，三名印度士兵终于成功穿过底格里斯河东岸，夺取了海滨，并在当天下午帮助70名海军陆战兵成功登陆。最终，英军完成了从翼侧对古尔奈的包围，并且“向北部防线进行纵射”。在子夜之前，土军派一支代表团同英军商议古尔奈的投降事宜——由巴士拉的州知事苏卜希·贝担任担保人（苏莱曼·阿斯凯里·贝携同少数高级军官乘坐“马尔马里斯号”逃往北部，船舰上的浓烟在底格里斯河上游遥遥可见）。总共有45名奥斯曼军官和989名士兵缴械，其中包括克虏伯枪和“大量步枪及弹药”。1914年12月9日下午两点半，联合王国国旗在古尔奈上空升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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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在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月就夺取了巴士拉和古尔奈这两个战略意义非凡的前哨城镇，以及实际上整个阿拉伯河河域。由此看来，恩维尔似乎为其放弃高加索地区及苏伊士的进攻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是从某种程度而言，这场战役难以避免。恩维尔和奥斯曼第十二及第十三军团留守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两个军团都兵力不足却守备着过长的战线——前者驻守摩苏尔，后者驻守巴格达——以影响阿拉伯河（英军主要凭借海军优势夺取了此地）战役的结果。英军的胜利使奥斯曼猝不及防，他们此时只能采取不同的激进方案——比如在战役开始前将第十三军团从巴格达派往下方的底格里斯河——才能够真正扭转战局。作为柏林—巴格达铁路终点的巴格达，则是另一番景象——但是在此时，由于在底格里斯河及幼发拉底河领航极其困难，只要恩维尔在合理时间内向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调遣增援力量，此地仍然能得以防御。事实上，苏莱曼·阿斯凯里·贝已经尽自己的力量在古尔奈上方沉没了两艘钢驳船以封锁底格里斯河。而毁坏的“埃克巴坦那号”同样继续发挥着延缓英国汽船向巴士拉运输战争物资的作用，数月后，它终于完全沉入泥底，来往船只才得以相对自由地通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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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止恩维尔一人严重低估了阿巴丹岛和阿拉伯河的重要性。德国人在最开始便期望能直接控制炼油厂，遂在1915年1月派弗里茨·克莱因（Fritz Klein）上校率领一支特别小组从巴格达赶赴南部。克莱因的特别小组由高度熟练的德国军官专家及两个土耳其步兵团组成，他们对输油管道的多个输运路线实施了破坏，总计12英里（约19千米），使英国皇家海军丧失了大约7 000万加仑石油，并直到6月份才开始对毁坏的线路进行修复。然而，尽管克莱因的小型土—德部队出色地逃过了追捕，却未能彻底威胁英军对海湾的控制——考虑到英国早已在此区部署了1.2万名士兵，这并不让人意外。14在更一般的情况下，德国负责土军作战的优先次序，正如柏林就曾要求土军向英俄两国发动突袭，作为其向土耳其参战支付金钱和黄金的回报。因而，德国人很难责备他们要求恩维尔做的具体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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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维尔在1914年12月向高加索发动的攻击笼罩着一层迷雾，这是因为这场战役极大地违背了常理，甚至为满足恩维尔的需要，在初冬时节向俄国战场派遣增援力量以“取悦”德国人。要知道，这个时机非常糟糕。正如俄国人在1877—1878年沿色雷斯平原向圣斯特凡诺急速行军并到达希普卡一样，当时军队穿过关口进入低地平原也成为土耳其人的一个目标。但是在土耳其东部，即使是在山谷城镇——比如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守备着的埃尔祖鲁姆——海拔高度为2 000米（约6 562英尺），而群山海拔高度为3 500米（约1.1万英尺）。到12月，山谷通常会形成两米深的积雪，而山上则有这里的两倍。温度也会降到零下20到零下30摄氏度。由于正对俄国的前线在树木线上方，这意味着土军在进攻时没有森林予以掩护，也没有柴火可以用来煮饭或者生火给士兵取暖。除此之外，第三集团军还处于悲惨的物资短缺状态——司令官哈桑·伊泽特（Hassan Izzet）在1914年11月29日报告称，集团军缺少1.7万件大衣、1.74万双靴子、2.3万条毛毯和1.3万个背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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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进攻处于种种不利条件之下，恩维尔还是期待早日在高加索战区取得一些战术上的胜利。为掩饰苏雄海军袭击带来的愤恨，俄国人在1914年11月2日正式宣战这一天（也有报告称在前一天）向土耳其发动了攻击，由贝格曼将军率领一个旅的兵力穿过奥斯曼南部边界的奥尔图，向奥斯曼小镇哈珊卡尔堡（town of Hasankale）挺进，后者处于从萨勒卡默什（Sarikamıs）至埃尔祖鲁姆的主路的交会点上。贝格曼的目标是派A. Z.梅什拉耶夫斯基（A. Z. Myshlayevskii）将军率领高加索第一军团包围沿萨勒卡默什到埃尔祖鲁姆道路分布的奥斯曼军队。哈桑·伊泽特亲自主持这场战役，他从哈珊卡尔堡以南的高地向俄军发动了反攻，迫使贝格曼的旅部向东南撤退，并加入了克普吕柯伊（Köprüköy）东部的梅什拉耶夫斯基部队——这条线路固若金汤，奥斯曼部队并未受到包围。在更北边，一支来自巴统的俄军沿黑海沿岸向土军发动了攻击，土军在格鲁吉亚穆斯林非正规部队的援助下，得以击退俄军。诚然，新克普吕柯伊前线位于土耳其边境线以内25千米（约16英里），但即便如此，俄军的进攻还是遭到了坚决抵抗，这使得恩维尔相信，奥斯曼能够成功进行一次袭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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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恩维尔来说，在高加索边境线上存在实施其“大战略”的一个重要条件——“泛突厥主义”，即从安纳托利亚到中亚和阿富汗，成立一个由突厥种族组成的联盟。尽管这有时被认为不切实际，但是恩维尔的真正目的却更加现实，而且同样意义重大。在这片穆斯林和东正教的分界线之间，由于各种少数民族群体的盘根错节，开战牵系的利害关系相当巨大。早在1914年11月2日俄土双方正式开战以前，双边就已暗中派代理人在土耳其东部及高加索地区煽动民族宗教仇恨，制造冲突。奥斯曼主要在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群体中挑起骚乱，这些群体包括鞑靼人、车臣人、切尔克斯人、达吉斯坦人、阿瓦尔人、阿扎尔人和阿塞拜疆人。但是也有基督徒：德国人除了在此区积极推动奥斯曼的伊斯兰圣战观念之外，还花费数年时间努力培植格鲁吉亚人对俄国的仇恨态度，他们甚至在第比利斯（格鲁吉亚首都）也有自己的代理人。恩维尔在奥斯曼特别机构的组建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个组织负责从高加索的穆斯林中招募游击队员，对俄国人进行扰乱袭击——就像阿扎尔人1914年11月在巴统的所作所为。奥斯曼最高统帅部甚至给这些志愿军起了一个昵称：Tavuk-Civciv（大意指“母鸡—小鸡”），是指每一只“母鸡”应该孵出另外50只小鸡（“母鸡”和“鸡蛋”在军事行动上也可代指武器和弹药）。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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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也在同奥斯曼的少数群体玩同样危险的游戏。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外交大臣萨宗诺夫指示俄国驻土耳其东部领事联合怨天尤人的库尔德人对抗奥斯曼政府，并得到库尔德三个主要部族首领的效忠。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库尔德部族族长马哈茂德便承诺向俄提供5万名配备武器的士兵。18俄军驻第比利斯高加索集团军参谋长尼古拉·尤登尼奇中将则早在1914年8—9月开战之前就已经开始武装土耳其边界上站在俄军阵营的亚美尼亚志愿军。到1914年12月，不少于4个亚美尼亚志愿营组建成立，从而有效填充了俄军的前线分遣队，并在监视土军移动动向上发挥了作用。19在边境线的土耳其一边，俄国驻埃尔祖鲁姆领事A. A.阿达莫夫（A. A. Adamov）1914年11月1日汇报称，在他离开土耳其的时候，埃尔祖鲁姆、埃尔津詹（Erzincan）、锡瓦斯（Sivas）、马纳·哈图（Mana Hatun）和开塞利（Kayseri）的亚美尼亚游击群体已经“将他们的武器藏在了秘密之处”，并且热切地等待俄军的到来，他们才能取出武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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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将俄土双方从事的暗中活动的政治爆炸性搁置一边，就这些无处不在的活动而言，已经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当前的战略思维了。期冀在奥斯曼爆发的暴动落空后，不难理解俄国为何在1914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已经开始降雪的情况下冒险向奥斯曼发动进攻，而俄军由于早先向欧洲战线派出了两个高加索军团（俄军共有三个高加索军团）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此时兵力严重不足。唯一被留在后方的第一军团最多有15万兵力，其中包括哥萨克和亚美尼亚志愿营，以及一支独特的由1.5万人组成的骑兵队配合作战的步兵力量，共10万人：这虽然优于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后者有7.5万正规军及3.7万非正规军——但双方的实力对比倒也不至于太过悬殊。在大炮数量上，俄军有256门，也多于奥斯曼第三集团军的168门，但是俄军在1914年11月的进攻中却只携带了很少一部分。俄军在奥斯曼境内沿着对方的补给线展开的进攻进展顺利，而且很幸运，未受到对方的追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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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恩维尔都应该在1914年12月谨慎从事，但是德国却要求他及早在高加索发动攻势以分担俄国在奥地利加利西亚省施加的军事压力。谨小慎微素来不是恩维尔的本性。1914年12月6日，利曼·冯·桑德斯同恩维尔进行了一次会谈——德国人认为在冬天向高加索山区发动进攻是极其鲁莽的——而恩维尔却回复道，一旦击败俄国人，他将“计划挥师南下，越过阿富汗到达印度”——这在事后备受指摘。不管恩维尔的言论如何夸大其词，他的勇气却无可否认：他在德国朋友布龙萨特·冯·舍伦多夫参谋长的陪同下离开帝都前往埃尔祖鲁姆。另一位恩维尔的哈尔比耶参谋则在数日之前到达了此地，这位36岁的哈菲兹·哈基·贝（Hafız Hakkı Bey）上校被认为是一位比哈桑·伊泽特还要可靠的人物，而在土军于冬季发动进攻的问题上，他也持反对立场。12月19日，恩维尔将哈桑·伊泽特革职，并亲自担任第三集团军司令官。正如俄军在1877年战争中攻占了阿德里安堡一样，恩维尔决定亲自带头重夺丢失的省份——阿尔达汉和卡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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