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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421 在盟国战时的外交历史中，很难想象还有比此时的联络效率更高的记载了。仅仅在三天之内，俄军最高统帅部总司令在遥远的东欧中心地带的一个不现实的愿景却变成了一个高优先级的（英国极具权势的战争大臣及其海军大臣）作战话题。当然，这三天时间也见证了土军侵略者在萨勒卡默什的彻底溃败。据推测，土军的这场失利使英方对大公要求其向土耳其派出牵制性力量的必要性提出了怀疑。实际上，汉伯里—威廉斯在第三天（1915年1月3日）向基奇纳汇报时就指出：“在当前来说，高加索方面形势稍有好转，溃败的紧急危险已经过去了。”但是，已经没有时间再去考虑了。新闻媒体将一些战争之初有失偏颇的战事新闻刊登在封面，并以同样方式将撤退之类的新闻隐藏在刊物的附页位置。汉伯里—威廉斯最后在报告中重申，“如果土军施加的压力能被减轻一点儿”，俄国人“将大松一口气”。4随后，基奇纳加紧部署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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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423 为何基奇纳对大公的请求如此卖力呢？不管俄军总司令知不知晓，他请求的语气及时机都正合适。面对西线战场的僵局——德军已经从瑞士到英吉利海峡的制高点建立了牢不可摧的防御工事，英国战争内阁在1914年12月的最后一周就从哪个战场展开进攻进行了相当激烈的讨论。战时内阁秘书长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在一本涉及1914年12月28日所发生事件的“节礼日备忘录”[2]中记录了自己提出的建议：“我们或许应该对德国施以最有力的打击，若想取得最为长久的和平局面，我们还要同时朝它的盟国，尤其是土耳其发动进攻。”12月29日（也就是在收到大公的请求之前），丘吉尔在一封呈至首相阿斯奎斯的信件中建议波罗的海地区实施佯攻，以吸引德军在西线战场的军队——尽管如此，在阅读了汉基的备忘录之后，他也开始考虑对土耳其发动进攻。阿斯奎斯同样有此考虑，不管内阁提出什么作战计划，都会“派遣大规模有生力量对敌军进行牵制”。尽管如此，仍没有人清楚向奥斯曼帝国发动攻击的最佳地点：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一度认为在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叙利亚登陆效果最佳。直到英国收到俄军最高统帅部的爆炸性消息之后，他们才将注意力转移到达达尼尔海峡。但是，此时战时内阁的每一位成员已经开始考虑土耳其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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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425 尽管如此，基奇纳如此迅速地决定在达达尼尔海峡实施作战，而非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区——更不用说明智地选择袖手旁观，仍让人感到几分好奇。俄军最高统帅部的将领们早在1915年1月3日就获悉土耳其人正在撤离萨勒卡默什。到1915年1月中旬，他们已经知道自己在萨勒卡默什取得了充分的胜利：奥斯曼三个军团中的两个都被歼灭，而且此时是恩维尔而非俄国人正在请求紧急增援。6在某种程度上，英国甚至罔顾俄国人此时完全不“需要”牵制性援助的事实，在阿拉伯河发动了攻击。而且，同达达尼尔海峡相比，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与高加索的距离更近。此外，奥斯曼第六集团军正处于混乱不堪的状态，也为英俄两国近期向巴格达实施联合作战提供了契机。相比之下，俄国唯一能参加达达尼尔海峡作战的路线，正如大公尼古拉斯在1915年1月上旬建议的，乃从海参崴（Vladivostok，又名符拉迪沃斯托克）调遣西伯利亚军团，经由太平洋和印度洋（以及红海和苏伊士运河）7，到达地中海东部。更为重要的是，在吉多·冯·乌泽多姆率领下，一支由海军防御专家组成的特遣队经过数月的艰苦工作，将达达尼尔海峡筑造成奥斯曼帝国唯一一个最为坚固的防御区。根据对海峡沿岸炮台的最新情报分析——包括由重兵把守的王子群岛所处的马尔马拉海——尽管早在1914年7月就被判断为“极易拿下”，但俄国人此时已经取消了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外部的进攻计划。“占领海峡的最佳时机，”正如俄军最高统帅部在1915年早些时候的推断，“已经丧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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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427 如果英国的战时情报机构在奥斯曼问题上能像俄国一样准确的话，那么基奇纳和丘吉尔将得出同一个结论。达达尼尔海峡防线在1914年8月的时候还相当脆弱，但到1915年1月，已经牢不可摧。在乌泽多姆到来之前，达达尼尔海峡指挥部配备了20门口径从150毫米到280毫米的近岸榴弹炮以供使用，尽管其中的大型榴弹炮“最长射程”能达到15千米（9.3英里），但是大部分只在短程比较精准一些。正如英国所知，敌军的主力炮台设置在加里波利半岛南端（海丽丝岬，或者土耳其人称之为塞迪尔巴希尔），以及对面亚洲部分的库姆卡莱；而欧洲部分的基利得—巴希尔（Kilid Bahr）以及位于亚洲部分的哈米迪耶和恰纳卡（恰纳卡莱）要塞则成为海峡第二防线。英国人不知道的是乌泽多姆及其170位德国重炮专家带来了许多重型大炮，其中包括架设在恰纳卡南部、口径355毫米的克虏伯“怪物”。许多新架设的大炮被灵巧地饰以遮蔽物隐藏起来，而别处虚设的炮台则充当吸引敌军火力的角色。到了年末，达达尼尔海峡（恰纳卡莱）指挥部已经拥有足够的大炮组建起第三炮营，并在海峡入口背后的库姆卡莱/塞迪尔巴希尔操纵一片新的“榴弹炮区”，“负责全力炮轰敌船”。海峡两岸此时都已覆盖了移动炮台，5门位于欧洲一侧，3门位于亚洲一侧。总的来说，到1915年2月，沿岸防线已有235门大炮，包括82门固定大炮和230门移动大炮。在水里，11条水雷线——一共323枚水雷——都被布置在海峡之中，包括被搁置在大袋子里，一路从德国运送而来的最先进型水雷（参见第214页地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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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429 最重要的是，乌泽多姆成功向土耳其沿岸炮兵们灌输了德国式的纪律和信心文化，使其掌握了职业伦理和能力。反之，炮兵们的优异表现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德国士官也分散半岛各地，使得每一位土耳其炮手都至少有一名德国人在旁协助。“土耳其炮兵们接受的训练，”乌泽多姆在1914年12月18日骄傲地向德皇威廉二世汇报称，“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最后在海峡进行的射击操练目的不仅在于训练射击的精准度，还在于训练土耳其炮台军官的指令调度。事实证明，这些军官的表现远超预想，证明了自己快速学习的能力。”101915年，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在参观完防线之后，感叹他有一种“身处德国军营的感觉……每一处，德国人都在用一袋一袋沙子建造扶壁，或者加固炮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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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431 由于那些为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负责的人之后被迫在调查委员会中为自己辩护，我们大概有更多的书面证据去证实他们在战争的讨论计划阶段，而非进行阶段的所思所想。我们还能因此断言，尽管出人意料，但是十分确定，截至1915年1月，英国海军对乌泽多姆在达达尼尔海峡沿岸炮台的所作所为近乎一无所知，而此时作战计划已经开始启动。即使是自我吹嘘对作战计划持“异议”的海军重炮专家，比如亨利·杰克逊爵士——他在之后没完没了地重申自己对支持这场战役的人的不信任——也多次慎重表达出他对海军仅仅依靠单方面作战而非准确判断奥斯曼沿岸炮台实力的战略要点的怀疑态度。“要想依靠废弃的弹仓和几乎停止运转的船舰躲过敌军炮火到达君士坦丁堡，”杰克逊在1915年1月5日给丘吉尔写的一封批评函中说，“将是致命的错误……即使［奥斯曼首都］被拿下，要想在没有军队的情况下据守这座城市也将是不可能的。”1915年1月，海军部普遍持有的“怀疑论调”仍然认定他们可以单方面凭借海军力量拿下达达尼尔海峡——但是这其中没有提到水雷、敌军大炮的口径、沿岸炮台的架设位置，伪装物的使用及“虚设”炮台、移动大炮的部署，或者还有土军从乌泽多姆处经月接受的德式强度训练。另一位更加声名狼藉的“沉默的”异见者，第一海务大臣约翰·阿巴思诺特·费舍尔上将（Admiral John Arbuthnot Fisher）在1915年1月11日给杰利科上将的私人信件中说：“我并不赞同采取单方面行动。”尽管他并没有对在1月下旬举行的两场战时会议上讨论的达达尼尔海峡进攻决定表示反对，我们也难以在他反复无常的信函中认定他知晓奥斯曼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新近举措。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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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433 丘吉尔本人的态度是事件前后最有意思的部分。在初期，由于更倾向于在波罗的海派出牵制性力量，他对在达达尼尔海峡发动战役的主张持冷淡态度。后来，这位善变的海军大臣出于某种诡秘的原因逐渐接受了这个主张。1915年1月3日，丘吉尔给地中海分舰队指挥官戈登上将发电报，询问他是否“考虑［过］向达达尼尔海峡单方面派遣军舰实施有效作战”。这个主意实际并非出自丘吉尔，而是费舍尔。几乎同威严并具有英雄色彩的“喀土穆征服者”基奇纳勋爵（他掌控着内阁军务）一样，费舍尔的阶层和名声笼罩着这位平民出身的年轻大臣。丘吉尔在战争开始阶段任命费舍尔为第一海务大臣，但从此以后就备受他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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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435 在1915年1月13日决定性的战时会议之前，两件事的发生似乎将天平倾斜到了丘吉尔一边。1月7日，海军大臣从情报机构得到确切消息，“戈本号”战舰于圣诞节当天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触发了两枚俄军水雷（正是为同盟国准备的），而且将一直到4月之前都无法正常工作。第二件事是，费舍尔由于仍处在热情高涨的情绪中，在1月12日建议，虽然进行进攻的分舰队大部分都将由上一代军舰组成，但是正前往直布罗陀海峡进行炮弹试验的英国最新超级无畏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可以改换地点，在土耳其测试它的新型380毫米口径的大炮。丘吉尔在战时会议上指出，“伊丽莎白女王号”可以“对达达尼尔海峡沿岸要塞进行炮弹试验，而非对准某个目标”。联系到新出现的英国超级无畏舰和刚遭到破坏的德国“戈本号”，丘吉尔在他的游说中总结道：“一旦［达达尼尔海峡］沿岸要塞遭到削弱，水雷区将得以清除，舰队将一路开往君士坦丁堡，摧毁‘戈本号’。它们将对野战炮和步枪‘一无所惧’，那些只不过是‘小麻烦’而已。”13如果说要在任何文件档案中找到丘吉尔为计划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背负责任的文字记载的话，上述言论无疑是一个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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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437 当然，我们在评判于头脑发热之时做出的草率决定时应该十分谨慎。要知道，此时情报不完善，而且所有的重要人物此时每天都被战场上的重要事务缠身——最重要的是，即使存在类似战役，也几乎没有得到如此仔细的研究。尽管如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丘吉尔、费舍尔、基奇纳以及其他听命于他们的内阁官员严重低估了其对手奥斯曼。正如他们从大公处听到了自己愿意听到的派遣牵制性军队的（语义含糊的）请求，这些英国决策者也同样选择了自己愿意相信的（敌军的部署情况及作战能力）事实。戈登在1914年11月3日向塞迪尔巴希尔发动的试探性进攻尽管十分有限，却毫无疑问地取得了胜利——他从足够远的距离（大约16千米）摧毁了一个大型炮台，其大炮组的所有成员，5名军官和60个士兵一同被炸死——敌军甚至无力还击。14在12月中旬，一艘英国潜水艇强行进入海峡，并向一艘土耳其巡洋舰“迈斯乌迪号”（Messudieh）发射鱼雷，在10分钟内将其击沉。1512月下旬，弗兰克·拉肯上校指挥“多里斯号”战列舰现身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伊斯肯德伦（Iskenderun）］，在不费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征服了这座极小的防线沿岸港口，并在一份顾全体面的妥协协议中，迫使奥斯曼州知事同意以炸毁两个铁路机车为代价，取消了对其的炮轰计划（不过拉肯的进攻没能迫使杰马勒释放其拘押在大马士革的英国人质——这才是拉肯的真正目的）。16最后，苏伊士方面的战况在1915年2月3日传到了伦敦，并证实了战时会议上大家的普遍感觉——土耳其人软弱柔懦。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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