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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5年1月13日决定性的战时会议之前,两件事的发生似乎将天平倾斜到了丘吉尔一边。1月7日,海军大臣从情报机构得到确切消息,“戈本号”战舰于圣诞节当天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触发了两枚俄军水雷(正是为同盟国准备的),而且将一直到4月之前都无法正常工作。第二件事是,费舍尔由于仍处在热情高涨的情绪中,在1月12日建议,虽然进行进攻的分舰队大部分都将由上一代军舰组成,但是正前往直布罗陀海峡进行炮弹试验的英国最新超级无畏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可以改换地点,在土耳其测试它的新型380毫米口径的大炮。丘吉尔在战时会议上指出,“伊丽莎白女王号”可以“对达达尼尔海峡沿岸要塞进行炮弹试验,而非对准某个目标”。联系到新出现的英国超级无畏舰和刚遭到破坏的德国“戈本号”,丘吉尔在他的游说中总结道:“一旦[达达尼尔海峡]沿岸要塞遭到削弱,水雷区将得以清除,舰队将一路开往君士坦丁堡,摧毁‘戈本号’。它们将对野战炮和步枪‘一无所惧’,那些只不过是‘小麻烦’而已。”13如果说要在任何文件档案中找到丘吉尔为计划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背负责任的文字记载的话,上述言论无疑是一个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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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在评判于头脑发热之时做出的草率决定时应该十分谨慎。要知道,此时情报不完善,而且所有的重要人物此时每天都被战场上的重要事务缠身——最重要的是,即使存在类似战役,也几乎没有得到如此仔细的研究。尽管如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丘吉尔、费舍尔、基奇纳以及其他听命于他们的内阁官员严重低估了其对手奥斯曼。正如他们从大公处听到了自己愿意听到的派遣牵制性军队的(语义含糊的)请求,这些英国决策者也同样选择了自己愿意相信的(敌军的部署情况及作战能力)事实。戈登在1914年11月3日向塞迪尔巴希尔发动的试探性进攻尽管十分有限,却毫无疑问地取得了胜利——他从足够远的距离(大约16千米)摧毁了一个大型炮台,其大炮组的所有成员,5名军官和60个士兵一同被炸死——敌军甚至无力还击。14在12月中旬,一艘英国潜水艇强行进入海峡,并向一艘土耳其巡洋舰“迈斯乌迪号”(Messudieh)发射鱼雷,在10分钟内将其击沉。1512月下旬,弗兰克·拉肯上校指挥“多里斯号”战列舰现身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伊斯肯德伦(Iskenderun)],在不费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征服了这座极小的防线沿岸港口,并在一份顾全体面的妥协协议中,迫使奥斯曼州知事同意以炸毁两个铁路机车为代价,取消了对其的炮轰计划(不过拉肯的进攻没能迫使杰马勒释放其拘押在大马士革的英国人质——这才是拉肯的真正目的)。16最后,苏伊士方面的战况在1915年2月3日传到了伦敦,并证实了战时会议上大家的普遍感觉——土耳其人软弱柔懦。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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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奥斯曼苏丹,1876—1909年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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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皇威廉二世,1888—1918年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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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马·冯·德·戈尔茨帕夏,奥斯曼军事顾问,陆军元帅,奥斯曼巴格达第六集团军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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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梅尔·恩维尔帕夏,奥斯曼军事大臣和最高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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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尔·贝,奥斯曼内政大臣和大维齐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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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马尔帕夏,奥斯曼海军大臣,大马士革第四集团军司令,叙利亚战时的实际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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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利曼·冯·桑德斯,陆军上将以及德国针对土耳其的改革任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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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苏雄,德国海军总司令,“戈本号”战列舰指挥官,奥斯曼海军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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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本号”战列巡洋舰,1914年8月并入奥斯曼海军,更名为亚沃士,停靠在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坦伊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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