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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431 由于那些为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负责的人之后被迫在调查委员会中为自己辩护，我们大概有更多的书面证据去证实他们在战争的讨论计划阶段，而非进行阶段的所思所想。我们还能因此断言，尽管出人意料，但是十分确定，截至1915年1月，英国海军对乌泽多姆在达达尼尔海峡沿岸炮台的所作所为近乎一无所知，而此时作战计划已经开始启动。即使是自我吹嘘对作战计划持“异议”的海军重炮专家，比如亨利·杰克逊爵士——他在之后没完没了地重申自己对支持这场战役的人的不信任——也多次慎重表达出他对海军仅仅依靠单方面作战而非准确判断奥斯曼沿岸炮台实力的战略要点的怀疑态度。“要想依靠废弃的弹仓和几乎停止运转的船舰躲过敌军炮火到达君士坦丁堡，”杰克逊在1915年1月5日给丘吉尔写的一封批评函中说，“将是致命的错误……即使［奥斯曼首都］被拿下，要想在没有军队的情况下据守这座城市也将是不可能的。”1915年1月，海军部普遍持有的“怀疑论调”仍然认定他们可以单方面凭借海军力量拿下达达尼尔海峡——但是这其中没有提到水雷、敌军大炮的口径、沿岸炮台的架设位置，伪装物的使用及“虚设”炮台、移动大炮的部署，或者还有土军从乌泽多姆处经月接受的德式强度训练。另一位更加声名狼藉的“沉默的”异见者，第一海务大臣约翰·阿巴思诺特·费舍尔上将（Admiral John Arbuthnot Fisher）在1915年1月11日给杰利科上将的私人信件中说：“我并不赞同采取单方面行动。”尽管他并没有对在1月下旬举行的两场战时会议上讨论的达达尼尔海峡进攻决定表示反对，我们也难以在他反复无常的信函中认定他知晓奥斯曼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新近举措。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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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433 丘吉尔本人的态度是事件前后最有意思的部分。在初期，由于更倾向于在波罗的海派出牵制性力量，他对在达达尼尔海峡发动战役的主张持冷淡态度。后来，这位善变的海军大臣出于某种诡秘的原因逐渐接受了这个主张。1915年1月3日，丘吉尔给地中海分舰队指挥官戈登上将发电报，询问他是否“考虑［过］向达达尼尔海峡单方面派遣军舰实施有效作战”。这个主意实际并非出自丘吉尔，而是费舍尔。几乎同威严并具有英雄色彩的“喀土穆征服者”基奇纳勋爵（他掌控着内阁军务）一样，费舍尔的阶层和名声笼罩着这位平民出身的年轻大臣。丘吉尔在战争开始阶段任命费舍尔为第一海务大臣，但从此以后就备受他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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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435 在1915年1月13日决定性的战时会议之前，两件事的发生似乎将天平倾斜到了丘吉尔一边。1月7日，海军大臣从情报机构得到确切消息，“戈本号”战舰于圣诞节当天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触发了两枚俄军水雷（正是为同盟国准备的），而且将一直到4月之前都无法正常工作。第二件事是，费舍尔由于仍处在热情高涨的情绪中，在1月12日建议，虽然进行进攻的分舰队大部分都将由上一代军舰组成，但是正前往直布罗陀海峡进行炮弹试验的英国最新超级无畏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可以改换地点，在土耳其测试它的新型380毫米口径的大炮。丘吉尔在战时会议上指出，“伊丽莎白女王号”可以“对达达尼尔海峡沿岸要塞进行炮弹试验，而非对准某个目标”。联系到新出现的英国超级无畏舰和刚遭到破坏的德国“戈本号”，丘吉尔在他的游说中总结道：“一旦［达达尼尔海峡］沿岸要塞遭到削弱，水雷区将得以清除，舰队将一路开往君士坦丁堡，摧毁‘戈本号’。它们将对野战炮和步枪‘一无所惧’，那些只不过是‘小麻烦’而已。”13如果说要在任何文件档案中找到丘吉尔为计划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背负责任的文字记载的话，上述言论无疑是一个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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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437 当然，我们在评判于头脑发热之时做出的草率决定时应该十分谨慎。要知道，此时情报不完善，而且所有的重要人物此时每天都被战场上的重要事务缠身——最重要的是，即使存在类似战役，也几乎没有得到如此仔细的研究。尽管如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丘吉尔、费舍尔、基奇纳以及其他听命于他们的内阁官员严重低估了其对手奥斯曼。正如他们从大公处听到了自己愿意听到的派遣牵制性军队的（语义含糊的）请求，这些英国决策者也同样选择了自己愿意相信的（敌军的部署情况及作战能力）事实。戈登在1914年11月3日向塞迪尔巴希尔发动的试探性进攻尽管十分有限，却毫无疑问地取得了胜利——他从足够远的距离（大约16千米）摧毁了一个大型炮台，其大炮组的所有成员，5名军官和60个士兵一同被炸死——敌军甚至无力还击。14在12月中旬，一艘英国潜水艇强行进入海峡，并向一艘土耳其巡洋舰“迈斯乌迪号”（Messudieh）发射鱼雷，在10分钟内将其击沉。1512月下旬，弗兰克·拉肯上校指挥“多里斯号”战列舰现身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伊斯肯德伦（Iskenderun）］，在不费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征服了这座极小的防线沿岸港口，并在一份顾全体面的妥协协议中，迫使奥斯曼州知事同意以炸毁两个铁路机车为代价，取消了对其的炮轰计划（不过拉肯的进攻没能迫使杰马勒释放其拘押在大马士革的英国人质——这才是拉肯的真正目的）。16最后，苏伊士方面的战况在1915年2月3日传到了伦敦，并证实了战时会议上大家的普遍感觉——土耳其人软弱柔懦。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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