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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埃尔祖鲁姆的迈吉狄要塞，俄国士兵站在缴获的土耳其大炮旁摆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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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萨宗诺夫，沙俄外交大臣，1910—1916年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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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英军在加沙的战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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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希·冯·法金汉上将，1914—1916年任德军总参谋长，1917年任德军巴勒斯坦F集团军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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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令人好奇的是，在作战方式上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极为相似的阿拉伯河海军/登陆战尽管取得了辉煌胜利，却无人问津。不可否认，阿巴丹岛、法奥、巴士拉和古尔奈都已被攻陷，但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在人数和大炮数量上远超敌军的土耳其人却付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在阿巴丹岛，奥斯曼防御者建造了原始但行之有效的泥沟作为战壕，使得英军只能凭借运河地势从侧面对土军进行纵向射击。仅仅在萨希尔之战中，英—印远征军的伤亡人数就达到将近500名，其中有54人死亡。古尔奈战役同样并不轻松，它耗时整整一周，而且损失数百人。阿拉伯河战役无疑是英军的一场胜利，但是它进行得尤为艰苦卓绝，耗时一个月才获得土军毫不在意的一条航道——这条航道自从恩维尔赶往高加索和苏伊士运河参加作战后几乎被奥斯曼遗弃。除了压倒性的海军优势，更重要的是作战地点——英军在古尔奈最后的推进需要海军火力和登陆军队进行密切的协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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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以西线战场的残暴标准来看，英军在阿拉伯河战役中的伤亡数可能并不算多。但是从英国在奥斯曼战场的战略计划来说，这场战役的相关度则更为紧密一些。一支小型但极具破坏力的内河舰队以及一支步兵师已经成功占领大英帝国最重要的一个炼油厂，并迫使土军一路向河流上游的巴格达撤退。高加索战况的消息随后传来，土耳其人似乎击溃俄军的美索不达米亚军队，取得了局部性的重大胜利——但是很快这些消息开始反转，以至于土耳其人遭受了灾难性的溃败。尽管在联合作战上缺乏深思熟虑，英军和俄军仍对奥斯曼帝国的南部和东部防线施以重击，并且损失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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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丘吉尔和基奇纳对于区域和盟军间的战略思考更有连续性的话，那么其合乎逻辑的举措应该是像劳埃德·乔治在12月下旬的集体研讨会上建议的，下一步将沿着“叙利亚”海岸向土耳其亚洲防线的中心位置发动进攻。[3]但是事实上，基奇纳在1915年1月7日的战时会议上“放飞了一个试验气球”（指试探性行为），建议派遣一支3万—5万兵力的军队登陆亚历山大勒塔，以“攻击土耳其的交通设施”（不过这只是一个假想——正如基奇纳自己保证的那样，此时并无多余兵力可供调度）。18地中海的东北角正处于咽喉要道位置，在这条必经之路上，巴格达铁路在杰伊汉（Ceyhan）和德尔特约尔（Dörtyol）之间穿过，但是由于它离海岸不足10千米，因此很轻易便处于英国海军的大炮射程范围之内。从奇里乞亚山区（Cilicia），铁路和道路连接通向东北正在高加索战场战斗于埃尔祖鲁姆的奥斯曼第三集团军，通向南部身处大马士革和巴勒斯坦的奥斯曼第四集团军，通向东南部身处巴格达的奥斯曼第六集团军。如果英国能有一支远征军占领这片沿岸地带的话，那么奥斯曼的两支军队（第四和第六集团军）将被彻底切断联系，而第三集团军（此时已从萨勒卡默什溃退）也会被迫只能从锡瓦斯到埃尔祖鲁姆的一条碎石路上补充供给。如此一来，奥斯曼帝国也将被一分为二，英国人就此向CUP领袖们展示他们为与德国一同作战付出的沉重代价。之后，英国将同高门政府单独媾和，青年土耳其党人将只能统治被划分后的阿拉伯省份的剩余部分——这和它后来在1923年确定的边境线相差无几（仅仅没有随后而来的8年大屠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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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到此就结束了吗？“多里斯号”战列舰事件证明了亚历山大勒塔防线的名存实亡，并且在开罗引发了巨大的传闻，称一支数量众多的军队将在奇里乞亚登陆。在地中海东北沿岸抛锚并非难事，而且，不同于在海峡之中，此区的水雷所存无几。此外，甚于阿拉伯河战役，登岸部队遇到的抵抗也会更软弱，而从海岸到附近的阿马努斯山脉［Amanus，努尔山（Nur）］和托罗斯山脉（Taurus）之间的山坡由于斜度平缓，比起加里波利和特洛伊半岛更易于攀登。最为有趣的部分在于，奇里乞亚的人口主要由亚美尼亚人构成，因此我们并不难想象其间的亲协约国立场。事实上，在拉肯发动对亚历山大勒塔的袭击之后，要求英军登陆杰伊汉或亚历山大勒塔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萦绕在开罗的亚美尼亚放逐者心头的一个想法。博戈·努巴尔帕夏（Boghos Nubar Pasha），这位埃及出生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代表在埃及政权与处在胚胎状态中的亚美尼亚政府之间充当着联络人的角色。他曾经在1915年2月3日向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许诺，如果英军在奇里乞亚登陆，当地的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将向其提供“彻底和完备的支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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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是，登陆奇里乞亚的主张或许由于规模过小、过易，很难对基奇纳和丘吉尔产生任何吸引力，他们更在意的是在整体战局上谋划一个规模与影响更大的行动（基奇纳曾在1915年1月7日的战时会议上形容假设中的奇里乞亚登陆战“微小但却有用”）。从1月到2月，内阁会议都围绕是否要登陆亚历山大勒塔进行着激烈的讨论，但是仅从在达达尼尔海峡发动的主要进攻这层意义而言——这顶多只是一种佯攻行为，或者以最糟的情况来说，是一种基于撤退的选择。正如莫里斯·汉基在1915年2月17日给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的信件中展望英军向达达尼尔海峡推进的前景时提到的：“在海军的进攻下，我们或许能成功征服海峡；另一方面，如果未能完成目标，我们还可以装作这只是一次佯攻行动，再向士麦那或者亚历山大勒塔进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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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丘吉尔来说，他之所以忽略在奇里乞亚采取行动的主张，有一部分是出于政治因素考量。英军在此地登陆会很容易引起法国的不安——后者在此区域有自己的战后谋划，因而对任何强国派遣舰队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举动都异常敏感。根据1914年8月6日的一份协定，按照1912年协商达成的战前协议，法国本应该在地中海拥有全面的海军支配权，而北海、海峡沿岸和大西洋（包括法国自身的西北沿岸）则由英国负责。在比斯开湾，如果不是采用“实际上的”对海峡进行封锁的掌控权，那么戈登其实已经违反了协议精神。丘吉尔在1月13日的战时会议之后，告知法国海军专员圣·塞内伯爵，尽管他们也欢迎法国人的加入，但是戈登将不受其约束，仍会按照达达尼尔海峡计划开展进攻。此外，丘吉尔还小心翼翼地提及了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的可能性。这两封丘吉尔作风的信函激怒了法国海军大臣维克托·奥加尼厄，他随后亲自到伦敦进行抗议，并言法国必须掌控制海权。为平息这位法国人的怒火，丘吉尔在1915年1月26日告知奥加尼厄，法国身处地中海的海军中将埃米尔·保罗·阿马布勒·盖普拉特可以控制“勒旺”，包括亚历山大勒塔——他还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在这些地区登陆。为绝对确保丘吉尔不会“激发［法国］对叙利亚地区的怀疑”，爱德华·格雷爵士在次日正式知会奥加尼厄，称英国将不会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21就这样，为了使多疑的法国同盟满意，英国的决策者舍弃了摆在他们眼前的闪闪发光的亚历山大勒塔的良好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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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明显支持达达尼尔海峡作战计划的是同时发生的希腊对奥斯曼欧洲领土的入侵战，以及/或者说加里波利半岛登陆战，它们同外交上的纠纷交缠在了一起。希腊至少10万人的兵力只是费舍尔最初设想的一部分。22回溯至11月，希腊总理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曾经宣布他“乐意协助”英军的任何达达尼尔海峡作战行动，尽管希腊此时置身事外，但他却在极力地为希腊的参战讨价还价。由于并不确定叙利亚在奥匈帝国的进攻之下命运会如何，以及出于对其侧翼保加利亚的担心，韦尼泽洛斯明确向伦敦提出，他希望英法援兵在他冒险进攻加里波利之前先登陆萨洛尼卡。但是即使英国接受了希腊的苛刻条件，还有一个更为巨大的绊脚石存在着：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坚决不同意希腊加入。正如爱德华·格雷爵士在1月和2月许多场合下不得不向他失望的同僚们做出的解释：“俄国人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有其他任何人胜利入［君士坦丁堡］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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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俄国人来说，当前的复杂状态更令人受挫。正如基奇纳在1915年1月7日解释的那样，整个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目标是要“重新与俄国建立联系……以及解封在黑海被封锁输运的小麦和船舶”。因此，正如大公尼古拉斯被迫承认的，虽然西伯利亚军团可能不会准时抵达参战，期望俄国在战役中能“有所为”便成了一件很合理的事。俄军最高统帅部尽管名义上为大公负责，但是实际上由军需长尤里·丹尼洛夫（Yuri Danilov）掌控，他曾明确拒绝为欧洲战场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登陆战分援兵力。在整个事件中，大公的感觉糟糕透顶，并开始抱怨。1915年1月24日，他告诉汉伯里—威廉斯，称尽管他无法承诺会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参战支持，但是他“自然会运用一切力量，在时机到来之际，向盟军施以援手”。大公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如果不是太过匆忙的话，大公在1915年2月14日正式要求俄军黑海舰队司令安德烈·埃伯哈特上将开始准备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袭击。但是，埃伯哈特的热情随后被最新情报浇灭——情报暗示土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部分拥有8万有生兵力以及15万预备兵力。在1915年整个2月和3月，俄国人的承诺每隔一定时间就会抵达伦敦——但是确切日期却从未提及过。1915年2月17日，这位俄军上将暗中颁布军令，“除了极端紧急事件”，“禁止”黑海舰队离开塞瓦斯托波尔，这似乎是故意在达达尼尔海峡中与俄国的同盟为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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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5年2月中旬，当备战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丘吉尔必须忍受挫败。与其批评者声称的相反，这位海军大臣绝不反对地面部队同样参与的主张。他在刚开始询问戈登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是否只派遣“军舰进行单方面行动”的原因在于，基奇纳曾经告诉过他没有多余兵力可供调度。因此，丘吉尔将非常乐意［如果］俄军的西伯利亚军团或者希腊的10万兵力供其指挥——然而他最终却无一遂愿。1915年1月20日，丘吉尔向俄军最高统帅部发送了一个官方指令，要求俄军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投入海军和陆军作战，即“只要达达尼尔海峡外部要塞一经攻破”，俄军便开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两栖进攻。25直到1915年1月28日，当达达尼尔海峡作战小组委员会第一次召开时，丘吉尔指出，纵使军舰强行通过海峡通道，“只要敌军仍然占领沿岸，他们还是无法向商用船只开放航道”。诚然，他并没有强调该点，因而海军部在2月份的时候依然在商讨仅仅依靠海军进行单方面作战的计划，至少在开始是这样的——甚至在此时“怀疑论者们”，诸如费舍尔已开始汇集文字记录反对这个主张（不过他从未在战时会议上反对过，即使是在要紧之时）。但是总体而言，人们还是在会议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在必要之时会让地面部队加入——不管是来自英国的第二十九师还是俄国军队，抑或是由于在苏伊士运河战役中击溃了土—德军，而从埃及释放出来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大约3.9万人）。1915年2月19日，当一次战时会议正在伦敦进行之时，戈登开始对达达尼尔海峡外部要塞进行炮轰。实际上，丘吉尔在得知基奇纳不肯派遣第二十九师支援戈登后，便表达出了强烈的失望。“如果这次极有希望的作战行动因在关键时刻得不到充足支援而失败的话，”这位海军大臣对他的同僚说道，“我们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然而，基奇纳此刻却断定在埃及的联军兵力已经很充足（尽管尚不清楚联军在何时以及出于何种目的能够得以使用）。2月19日，国务大臣“最终”决定他将同意派遣第二十九师“以防万一”，但是他“并不想即时行动”。基奇纳在私下里以一种并不完全使人安心的语气宽慰丘吉尔：“你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我将找到援军。”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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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并且当这些“援军”能用以调度，同时戈登的分舰队又能成功通过海峡，这些“援军”将如何行动呢？很明显，正如批评家们当时指出的那样，直到戈登实施炮轰，关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作战计划仍未得以确定。在某种程度上，这其间涉及一个有希望但有点儿不可思议的想法。正如亚瑟·乔治爵士之后向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陈述的那样，丘吉尔不太可能直接跟基奇纳说，他们仅仅依靠超级无畏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及其“令人震惊的效力”，以及“不可思议的潜力”就能赢得这场战役。但是丘吉尔已经在1月份的战时会议上援引其381毫米口径大炮作为他辩论的有力论据，而且他在很多场合下坚称舰队能够独力通过海峡（尽管他再三强调只有在地面部队的配合下，他们才能够完全征服海峡）。基奇纳比任何人都反复无常，一会儿称没有任何多余兵力可供调遣，一会儿又同意调派第二十九师，然后又反悔，之后又再次建议另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埃及的军队。使众人更加困惑不解的是，1915年2月19日，基奇纳又坚决认为先在亚历山大勒塔开展两栖作战，之后再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正是在这一天，戈登开始对达达尼尔海峡外部要塞实行炮轰）的选择更为可取。[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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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面军队问题还未得以解决的情况下，英军为何要随海军发动进攻呢？部分原因在于丘吉尔似乎想在“戈本号”被修好之前尽快通过海峡（即早至4月中旬）。这支庞大的舰队集合在蒙德罗斯湾（Mudros Bay），如今的希腊利姆诺斯岛岸，一直是闲置状态。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它越来越容易成为敌军潜水艇的活靶子，遭到攻击。不论是否有多余的地面部队可供调遣，英国海军实力仍然足够强大，并且不缺乏造成敌军恐慌的真正袭击机会。在君士坦丁堡，人们整个冬天都在传言说英军将要袭击达达尼尔海峡。据美国大使摩根索和奥匈帝国大使约翰·马克格拉夫·冯·帕拉维奇尼所说，奥斯曼政府早在1915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开始准备特殊演练，以使苏丹及其青年土耳其党的大臣们以及奥斯曼国家档案和金库能够体面地撤离或转移至安卡拉和科尼亚。甚至据测连消息灵通的德国大使旺根海姆也出于担心，让摩根索帮助他“在美国大使馆存放了一些贵重物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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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夸张地说，英国外交部在得悉了这些谣言之后，最终决定实施攻击。爱德华·格雷爵士在1月28日的战时会议上主动提出，他“认为土耳其人在听到他们的要塞被一个接一个地摧毁后，将噤若寒蝉”。29在之后的质询中，格雷非但没有否认这一点，还断言君士坦丁堡会爆发“革命”——不过他坦白自己曾在这个话题上不厌其烦地问过英国大使路易斯·马利特的观点。更确切地说，他的消息来源于基奇纳。格雷令人难以置信地评论道：“在有关土耳其人的心理考量上……他与一般人的经验无二。”[6]类似的看法并不限于格雷。“我们总是习惯于认为，”戈登的继任者约翰·德·罗贝克上将（Admiral John de Robeck）在受到审讯时回忆道，“如果我们的舰队抵达君士坦丁堡，那么那里将会爆发革命。”而约翰·弗伦奇爵士在1915年2月中旬被通知最新的作战计划时说道：“我们被承诺一场军事起义和最终的革命将会随着第一批要塞的陷落得以爆发。”或者如英国海军情报局局长，丘吉尔（以及内阁）的主要（敌军军事部署）情报来源威廉·雷金纳德·霍尔上校（Captain William Reginald Hall）所言：“根据我们在那儿的特工提供的消息，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有上升的趋势，他们正指望着英国舰队的到来，并将其从压迫中解放出来；我们多处的情报来源都得以证实。”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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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的情报来源是什么呢？与他所称的他的英国特工渗透进了君士坦丁堡各处相反，实际上，霍尔的情报信息仅仅来源于他在1915年2月1日派往雅典的两个级别不高的外交使者。霍尔背后的“操纵者”（如果贴切的话）是一位名叫乔治·格里芬·伊迪（George Griffin Eady）的铁路工程师，他在英国大使馆中扮演了一位技术顾问，并称自己在英土关系中断之前曾与大维齐尔有过简单会晤。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曾经带有预见性地告知他自己愿意听到的——他拒绝主战，并且选择与大英帝国友好相处。伊迪的助手埃德温·惠托尔（Edwin Whittall）称自己能够接近内务大臣，因为他的侄子曾为君士坦丁堡的大拉比（犹太人的学者）工作过，而后者认识塔拉特。31霍尔明确告知过这两位特工——丘吉尔已经授权他可以“在必要情况下使用巨额资金”，并提供了三四百万英镑以“购买”通往达达尼尔海峡的通道。霍尔之后在讯问中并没有透露有哪些青年土耳其党人涉及其中，但是他仍坚称一些“君士坦丁堡的高级别要员为了满足我方特工的需要，毫不迟疑地开除了另外一位非常高级的要员。他们在［1915年］1月29日同君士坦丁堡的高级官员进行了接触，到2月15日，我们已经紧紧地掌握了整个目标”。当这个含义模糊的信息传到海军部后，丘吉尔及整个战时内阁得以确信，在奥斯曼官员一边已经“准备好”与英方协商密约，打开达达尼尔海峡通道。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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