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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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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海岸的一处要塞闪过大炮的火焰光烁。随后，空气中传来爆炸声和不绝于耳的沉闷的隆隆作响声。当炮弹在我计数到21的过程中不断朝“无阻号”发去，却极少击中目标时，我周边的士兵都紧紧屏住了呼吸。“近了。”有人用土耳其语说道。炮弹又一次闪过，再一次发出巨响和尖叫声。我继续数到——这一次是19，却没有水花溅起。“无阻号”的甲板上升起了炮弹爆炸的红色火焰。第三次命中目标。甲板上也再度发生爆炸。达尔达诺斯要塞开始开火。“打偏—打偏—打偏—击中—打偏—击中—击中—打偏—击中”……到傍晚7点30分，“无阻号”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好的名字在特定条件下的无济于事——它终于沉入了海底。在古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正是在此处登陆部队，向特洛伊的普里阿摩斯开战。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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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罗贝克此时如之前的戈登一样担惊受怕。他还会遇到什么呢？由于不清楚土耳其人在3月7日、10日和11日趁着夜幕布设的水雷，同时无论如何也不愿意高估敌军大炮的威力，德·罗贝克认为土耳其人一定是在耍弄某种诡计，使水雷从海峡上游顺势漂浮而来。他在3月18日给伦敦拍发的电报中告知丘吉尔，“必须重新考虑进攻计划，已经找到对付浮游水雷的方法”。尽管电报中的判断完全错误，这却是舰队将士的共同意见。负责指挥扫雷舰及之后被德·罗贝克派遣进行绝望的“无阻号”营救任务的罗杰·凯斯（Roger Keyes）之后又在当天夜晚被派出对“海洋号”和“无阻号”进行搜索，但是由于两者都已沉没，他一无所获。凯斯回忆称“最难以磨灭的印象是我们面临着精疲力竭的敌军……我们仍有待组织合适的扫雷部队并且制订出方案应对漂浮的水雷，以收割我们艰苦战斗的果实”。在海军部，丘吉尔却毫不气馁，他在3月20日给德·罗贝克发去电报，禁止他“公然质疑作战计划，助涨敌方士气”。正如这位海军大臣在三天之后给德·罗贝克的信件中所述，情报消息称达达尼尔海峡“的要塞几近弹尽粮绝……你们恢复攻势的一切准备工作应该得以继续进行”。[10]然而这封1915年3月23日的电报却从未发送出去。德·罗贝克在3月22日同汉密尔顿会面之后，认为取消海军单方面进攻的时机已成熟，并决定先投入地面军队摧毁敌方的要塞和沿岸炮台。在战时会议之前，丘吉尔对继续进行扫雷行动展开了讨论，并至少说服了基奇纳——却遭到了海军部费舍尔和杰克逊的反对。在舰队指挥官和两位高级别的上将的强烈反对下，首相阿斯奎斯也驳斥了这位海军大臣的意见。丘吉尔为此懊悔终生。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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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的观点正确吗？在敌军弹药耗尽的问题上，他的言辞貌似有理，但是过于夸张。在奥斯曼176门沿岸大炮中，只有9门失效，而且总的来说，乌泽多姆在检查之后总结道，英军对要塞造成的损坏“微乎其微”。诚然，这些在3月18日对英国巡洋战舰造成了最严重破坏的现代重型大炮并没有十分充足的备用弹药：只剩下271枚炮弹供口径为355毫米的5门克虏伯大炮使用，或者大约54枚，及30到58枚之间的炮弹供数量更为庞大的口径为220毫米和240毫米的大炮使用。然而，大部分榴弹炮炮台弹药库存充足，每一门口径为150毫米的榴弹炮仍留有130发炮弹，每一架“射地”水雷防御炮配备150枚炮弹。在达达尼尔海峡司令部，总共有大约2.4万枚备用炮弹，而奥斯曼炮台在3月18日仅仅耗费了大约2 250枚炮弹。最重要的是，奥斯曼布设的9条水雷线依然完整无缺，正是这些致命的水下爆炸物，而非虚构出来的“浮游水雷”真正守卫着海峡。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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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认为敌军士气将要瓦解的观点非常不符合逻辑。凯斯和丘吉尔对君士坦丁堡发生恐慌的谣言确信不疑——这不完全真实（高门档案馆、黄金储备和重要的伊斯兰教遗物确实被转移到了小亚细亚，不过大部分政府官员仍留在帝都）。他们两人似乎忽略了敌方的角度，认为沿岸炮台也发生了同样的恐慌。毕竟，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刚刚目睹了在自己岸线的火力下，三艘敌军战舰被陆续击沉，现代化、近无畏舰级别的巡洋战舰“不屈号”的致残受损，以及整支法国分舰队的溃逃。单单在“布韦号”上，英军就有超过600名士兵丧生，此外，还有60名伤亡者。相比之下，只有3名德国人丧生，14名负伤，而土耳其人的损失也并不更严重，26人死亡，52人负伤——以十分公道的代价击败了敌军三分之一的入侵力量（18艘军舰中的6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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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海峡的大型战役之后，土德军营中士兵们士气的上涨也就不足为奇了。战役结束的第二天，当美国人乔治·施赖纳被喜气洋洋的土耳其人包围着庆祝胜利时，他给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信，“进入土耳其大炮的良好射程范围意味着自寻死路。就大炮的射击成果而言，3月18日应该成为土耳其以及全世界的纪念日”。[11]而苏雄在位于奥梅丹的海军总部给他的妻子维奥莱写了一封信：“此处充斥着胜利的巨大喜悦。”他提到“布韦号”、“无阻号”以及“海洋号”被击沉，而其他三艘军舰则“一瘸一拐”地溃逃，而且土耳其和德国在这场海峡的大型战役中的损失“微不足道”。苏雄为自己把土耳其拉进战争中感到十分愉悦。“但愿，”他以一种幸灾乐祸的语气在信的末尾写道，“英国人会卷土重来。”63苏雄的戏言很快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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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俄国首都“彼得堡”的名字太过德国化，在同德国开战后，俄国将其改为了“彼得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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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节礼日指圣诞节的次日，在这一天，传统上英国人要向穷人分发礼物（圣诞礼物盒）。在某种意义上，汉基是在建议增援“贫困的”俄国，对抗奥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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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奥斯曼时代，叙利亚省还包括黎巴嫩，即巴勒斯坦北方的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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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然，战后奥斯曼帝都的命运尚在讨论之中。然而，如果没有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以及从中诞生的外交协议的话，俄国将难以有理由索取君士坦丁堡。如果可能的话，在决定性的奇里乞亚登陆战之后，俄国同青年土耳其党人达成协议要求其放弃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埃及，并向俄国开放海峡，以换取他们自身继续掌权的地位，那么联军肯定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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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考虑到费舍尔是丘吉尔人所共知的死对头，他在1916年受到了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调查委员会的质询。稍微有点儿令人惊讶的是，相比丘吉尔，他对基奇纳的指责更为激烈，称其未能派遣地面部队协调作战而导致失败。他“很确定基奇纳……心中其实知道如果按照我在1月3日的计划行事，战役肯定能早日结束。但是他竟然考虑到英国会被入侵——你实在无法想象他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费舍尔指责基奇纳“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一再拖延；缺乏想象力或者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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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费舍尔摒弃了与丘吉尔之间的异见，对其大加赞扬。“我了解丘吉尔先生，”他告诉审讯者，“他人格高尚，就像一只斗牛犬，不轻易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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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不同于丘吉尔，基奇纳确实看到了选择在奇里乞亚发动进攻的战略潜力——即使如费舍尔所言，他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如果基奇纳在1月上旬向前推进部队，并且坚持在亚历山大勒塔发动进攻，那么奥斯曼帝国将会在1915年被一分为二，整个“一战”的结局也会大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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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委员会听证会上的某次透露了更多隐情的交流中，格雷被质询道：“你认为他［基奇纳］对于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没有任何经验吗？”格雷回答道：“当然，路易斯·马利特爵士到此不久。”（很明显，格雷认为相对于马利特大使而言——对这座城市有着亲身但有限的经验，对这座城市毫不了解的基奇纳对这座城市民众情绪的把控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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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令人好奇的是，丘吉尔从未寄出这封信。表面上看，好像是因为在他寄出这封信之前得知康斯坦丁一世否决了韦尼泽洛斯的提议，而希腊内阁也随后递交了辞呈。但是还有其他的充分理由，只不过他暂时没有对外公布（他之后公布了这个“理由”）。在声称自己对君士坦丁堡拥有的所有权得到协约国承认后，俄国的外交攻势进入了高速运转挡。因此，丘吉尔不会公开发表与内阁已经支持的主张相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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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通过俄国自己的特工及奥地利电报通信系统（他们破译了密码），俄国人全面掌握了土军的部署情报。1915年3月5日，俄国外交部的一封来自索非亚、由奥地利大臣发送的电报说：达达尼尔海峡要塞仍得以顽固坚守。3月16日，一条呈送给萨宗诺夫的摘要报告说，戈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因而，萨宗诺夫了解到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战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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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由于不太愿意将这次爆炸归功于敌军的重炮袭击，英方在报告中称“海洋号”的沉没是触雷而致。而土耳其方面消息则坚称这艘军舰是被发自如梅利—梅吉迪耶要塞的炮弹击沉——英勇的塞伊特下士在炮弹自动加载装置失效之后，亲自用手装载炮弹射出了致命一击。这个事件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但是德国方面消息也称“海洋号”是由沿岸大炮击沉，而非触雷所致。乌泽多姆在报告中也坚持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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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丘吉尔很可能提及了德皇威廉二世给乌泽多姆的一条信息（由英国海军部的密码专家在3月12日破译，但丘吉尔收到这条消息时已经是3月19日），大意是乌泽多姆请求的弹药增援正在输运路途中。丘吉尔似乎把这条消息理解为乌泽多姆由于在前一天战役中耗尽了弹药库存而濒临绝望处境，实际上德皇仅仅是在对一个要求进行再补给的平常请求做出答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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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不足为奇的是，3月18日实际上是现代土耳其的一个节假日——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海军胜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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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170657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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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九章 加里波利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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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行动，比如向塞迪尔巴希尔发动猛攻……必将被永载史册；指不胜屈的英勇行为前仆后继；正是［战士们］英勇就义的胆量和视死如归的勇气才使得这次作战行动得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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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德·罗贝克上将，“1915年4月25—26日，登陆加里波利半岛”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