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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方面的英雄行为同样毫不逊色。在奥斯曼方看来，英国的观察者，如德·罗贝克认为，在这一场差距明显的战斗中，土军占尽高地的地形优势以及牢固的壕沟防线的防御优势与实际并不相符。英国海军本来计划在陆军登陆之前使用大炮将海丽丝岬的土军炮台击毁，虽然最终明显未能达成目标，但是它给沿岸土军带来的恐吓却一丝不少。一位德国中尉评论道：“这场战役呈现出一种宏大和可怕的壮观景象。半岛海岬处被一圈战舰和运兵船包围。舰炮……朝着土军防线猛轰。”而且，英军的战舰恰好抛锚在土军野战炮难以还击的位置（不过土军并不知道的是，这其实是敌军的关键性错误——因为英军的舰炮很难在如此长的距离为登陆部队提供精准的“掩护火力”）。23如英国人猜测，土耳其人也没有重型机关枪：他们在岸滩对英军的杀戮其实来自步枪的精准射击。24第二十六团指挥官马哈茂德·萨布里少校对海丽丝岬负有局部责任，所以很自然他比敌军更有地理位置上的战略优势，但是在他的增援部队在4月27日赶到之前，他的兵力只有英国登陆军队的大约1/10（就兵力而言，英军总人数是其12倍之多，不过并非所有的部队都能够毫无损伤地登岸）。当英军在早晨6点15分登陆X沙滩时，此处只有9名土耳其士兵把守，而且援军仍迟迟未来。25由于英军在多个地点同时登陆，因此土军对敌方的团级（萨布里少校）和师级（哈利勒·沙米上校）部队产生了混乱，而且这种混乱因为利曼仍然不确定敌军会否选择主攻布莱而到达顶点。事实上，他在布莱一直待到4月25日，直到他亲眼看到英舰撤离此处才放弃了这个关键位置。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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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4月25日这一天，英军在土耳其其他一些防备薄弱的沙滩登陆战中取得了全盘胜利。位于海丽丝岬东部的S沙滩（莫尔托—科尤，Morto Koyu）由土军一个排把守，英军的南威尔士边民团以及来自“康沃利斯号”的水兵和水手（他们在指挥官亚历山大·戴维森上校还未下令的情况下就进行了登陆）在登陆过程中仅仅伤亡63人——出于对V沙滩守军的懊恼，后者在整个早晨都有效抵制住了发自“康沃利斯号”的掩护火力。国王私人苏格兰边民团如入无人之境在早晨5点成功登陆海丽丝岬西部边端的Y沙滩并占领高地。到上午的时候，英军已有将近2 000人登岸，由于过程出奇的顺利，以至于众人竟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很快，他们犯了一个声名狼藉的错误：克上校和马修斯上校为争夺指挥权（汉密尔顿并没有给出清晰的指令）发生了争吵，他们向亨特—韦斯顿发去请求后也未收到任何答案。就这样，珍贵的时间被白白地浪费掉：他们并没有在Y沙滩的高地修建壕沟进行防御，也没有向南推进增援V、W和X沙滩上被杀戮的协约国军队——土耳其防线距此只有一个小时的行进路程。相反，“他们坐在地上吸烟，并为自己泡上一杯早茶”。汉密尔顿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注意到Y沙滩上的“宁静的露营”情况之后，给亨特—韦斯顿发去电报并询问他是否要在此地登陆更多军队，结果仅仅收到（两个小时后）极度痛苦的拒绝答复——亨特—韦斯顿难以从血腥的南端登陆战中抽离任何部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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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方面的登陆战同样进行得十分顺利，尽管汉密尔顿只赋予了其佯攻的意义。由阿尔贝·德·阿马德（Albert d’Amade）将军率领的第一支法国登陆军队直到将近上午9点30分才登上海峡的亚洲一侧——库姆卡莱北部一处几乎无人守备的沙滩。到上午11点15分，这支大约3 000兵力的法国侵略者在“亨利四世号”舰炮的掩护下，经过一整天的小规模混战（大部分被包围的土耳其守军选择了投降，甚至在一些小队还在进行抵抗的时候，就已经有500名战俘开始被拘禁24小时），成功占领了库姆卡莱的城镇和堡垒。不管是不是意图试探门德雷斯河（Menderes River）身后静候的利曼后备军，法国海军毫无意义地摧毁了河上唯一一座大桥。汉密尔顿似乎暂时考虑让德·阿马德在1915年4月26日重新登船之前，尝试加入海丽丝岬的主攻。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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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功登陆的规模上而言，处于中间位置的澳新军团在伽巴帖培附近的Z沙滩的登陆表现十分引人注目。在这一天，由于伯德伍德的运兵船错过了去往北部的介于数百码到两英里之间的目标，所以指挥部在登陆地点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毫不令人惊讶的是，英国海军部提供的加里波利地图精确度低下，而且甚至连半岛上方位置诸如伽巴帖培都没有标识。29然而，与这场激烈辩论中隐含的“错误的沙滩地点”相反的是，奥斯曼方面的迹象显示，如果澳新军团按预期在布赖顿沙滩登陆，他们将会被置于伽巴帖培的6门主炮炮口之下，并会受到沙滩（同海丽丝岬的V沙滩一样，它也是一个“预期计划的歼敌区”）上方壕沟里的奥斯曼第五连队（隶属第二十七团）的猛烈袭击。30澳新军团湾（澳新军团登陆之地）由于被上方的峭壁掩蔽，使得澳新军团能够在此地建立滩头堡，并能够据此深入内陆，直达寸草不生的阿里角——在这里，他们最终遇到了土军顽强的抵抗。固然，澳新军团湾登陆战是有缺陷的——他们在下船登陆时遇到了严重的问题，而且在辨别自己方位及前进方向上产生了巨大的困惑。但是事实证明，这次登陆远比其他海丽丝岬的主要登陆战成功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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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方面却也同样对澳新军团的防御区存在困惑——这证明了汉密尔顿多个地点登陆的军事构想确实存在着巨大的优势。据知土耳其哨兵早在凌晨2点30分就听到了离岸的噪声，但是由于他们不清楚真正的登陆地点而没有采取行动。身处博加利第十九师指挥部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在黎明时分听到了西海岸传来的枪炮声，并在早晨6点30分从哈利勒·沙米上校（他的第九师对此区负有局部责任）处收到了敌军在阿里角活动的报告。凯末尔随即骑马出发，穿过半岛，在上午9点40分左右到达促努克—拜尔（Chunuk Bair）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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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一个著名的场景得以上演。当凯末尔还在等候主力军（第五十七团及一个骑兵连和山炮连）到来的时候，他遇到了因未能有效阻挡澳新军团进攻而撤离的第二十七团土军。“你们为什么逃跑？”他询问道，随后被告知枪弹已耗尽。凯末尔随即命令他们“装上刺刀，躺下休息”。当他的五十七团从博加利（Bigali）赶到后，据说凯末尔向他的军队这样讲道：“我不是命令你们进攻。我是命令你们战死沙场。”[2]尤为关键的是，哈利勒·沙米无私地同意将自己的二十七团交付给凯末尔进行指挥，使得这位精力充沛的年轻军官能够在午后不久的酷热气候下组织了一场反攻，并将澳新军团逼回岸滩。凯末尔的胜利并非绝对。实际上，七十七团存在着臭名昭著的问题——这支团大部分由阿拉伯应征者组成，他们在当天的战斗过程中悄悄离去。此外，他的反攻也未能像每一个土耳其指挥官期望的那样，“将敌军逼退至海里”。尽管如此，土耳其人在这场4月25日的阿里角之战中取得了明显胜利。与此对应，澳新军团士气大落，它的两位主将W. T.布里奇斯少将（Major General W. T. Bridges）和少将亚历山大·戈德利爵士（Major General Sir Alexander Godley）甚至主张即刻从澳新军团湾撤退。伯德伍德将其撤退请求提交给了汉密尔顿，后者同其高级助理和军官对此展开了周密讨论。最终，澳新军团士兵被告知“必须坚持住”，并被建议“挖，挖，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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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的战斗充满了戏剧性，不过令人抓狂的是仍然胜负难分。在今天看来，1915年4月25日的加里波利登陆战开始得极为迅速，并且至此持续了下去。很明显，英军舰队在为V沙滩和W沙滩提供舰炮的掩护火力之时，能够而且应该向其在S、X和Y沙滩，以及库姆卡莱和澳新军团湾登陆战中的表现那样，为登陆部队提供距离更近、更加行之有效的支持。海军舰炮在最开始的炮轰之后陷入大面积沉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担心先遣登陆部队遭到“友军的误射”，但是这正反映了英军将船舰抛锚在远距离地点的不合理性。在V沙滩上士兵们的惨遭屠杀其实是受到“康沃利斯号”指挥官戴维森做出的决定的牵连，当他本可以有效配合V沙滩登陆战的时候，却在整个早晨都在不远处的S沙滩上“闲逛”。澳新军团湾上进行的所有行动也不尽如人意，不过如果军团按预期在布莱顿沙滩登陆的话，结局可能会更糟（这一点值得商榷）。法军在库姆卡莱的登陆，或者说英军在S沙滩和Y沙滩的成功登陆本可以得到从V、X和W沙滩撤离出来的登陆部队的增援（由此可以加固胜利果实，而非无意义的失败），同时还能使其免于屠杀。在奥斯曼方面，大部分争论则围绕着哈利勒·沙米的战败展开，人们认为哈利勒·沙米对海丽丝岬的增援应该更加迅速，并且应抓住英军损失惨重的时机将其赶入爱琴海。哈利勒·沙米的第九师的下属第二十五团在整个战役中处于战略预备队的角色，它驻扎在海丽丝岬东北方向15千米处（9.3英里）以候战机，这样的位置使它能够对阿里角或者南部沙滩进行增援，但是在战争开始后，这支军团一直耽搁到将近下午6点30分才迟迟行动，然而到这时，英军的海丽丝岬登陆部队在经过惨重的损失后，已经占据了滩头堡。即使是凯末尔也因为对主要为阿拉伯人的七十七团的处理方式受到了批评——这个团由于错误的谣言称有一支联军在伽巴帖培南部的库姆帖培登陆，随即临时向南部转移。利曼因为错误地向布莱派遣援兵，也遭到了痛斥：他下令第五师迟至4月26日在此地展开行动，直到他们确定英军在此处的登陆只是佯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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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虽然这些在复杂发展的战役中制订出来的候选方案可能会改变局部战况，但是对整个战役模式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双方军队的实力均衡情况。就像西线的军事行动，一旦最初的冲突尘埃落定，加里波利的局势便几乎注定成为僵局。如果联军在第一天能够占领萨里拜尔或者阿奇·巴巴的高地，那么将真正获得唯一的决定性优势。然而，这种壮举唯有在土军陷入全面恐慌时才可能得以实现。诚然，凯末尔在促努克拜尔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胜利，但此举乃是出自压力之下的共识和勇气，并非奇迹。相反，土德守军唯有在为自己挖掘壕沟之前将敌军的登陆部队逼回海里，才能“赢取”加里波利之战。从海丽丝岬和澳新军团湾/阿里角的军队均势来说——在数量而非战术位置上，联军处于绝对优势——这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最终，加里波利登陆战的这种“万一”延续了它的不真实。哈利勒·沙米决定将敌军从海丽丝岬驱逐出去的反攻行为颇具凯末尔行事风格，但是这将要求第二十五团在数小时内，在通往半岛南端远达15千米的崎岖路面上进行火力掩护（如果1915年有直升机就好了）。而英军对Y沙滩进行增援，或者说至少更为明确地命其向南推进，从后方袭击土耳其阵地，则更为现实，但是这将要求英军拥有一种1915年时并没有的实时战场通信设备，特别是对于刚登岸的军官而言，他们身上已经配备着凡是能携带的一切工具（应该不包括无线通信设备，在那个时候，无线设备的重量有600多磅）。在一些登陆沙滩上出现的“掉队”情况主要源于联军指挥部的组织不力，但是大部分人在此之前从未经历过战斗——期望他们在惨烈的炮火之下保持严整的纪律性也是不现实的。考虑到各种困难和摆在战斗双方面前的多重任务，客观来说，双方在4月25日的初始冲突中都表现得相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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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其中最有趣的部分在于加里波利战役涉及希腊和俄国的介入。当然，雅典方面的贡献显然受到了俄国的阻止，它打算出兵15万人登陆加里波利或者“扫尽”色雷斯逼近君士坦丁堡的意图在彼时外交环境中也遭到了反对。然而，俄国人“已经”同意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同时发动佯攻，正如他们在2月份时关于达达尼尔海峡的承诺一样。由于埃伯哈特上将全面掌握了土耳其沿岸部署情报，就在他能够帮助牵制达达尼尔海峡以北的奥斯曼军队的时候，他却在2月和3月踌躇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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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俄国的无所作为对其加里波利联军的影响有多严重，对它自己来说，却有着合理的理由。恩维尔、利曼和苏雄十分清楚敖德萨正在进行的海军集结情况，其中还包括两栖登陆部队和运兵船。由于“戈本号”从1月到3月底一直处于维修状态，埃伯哈特本可以沿着土耳其的黑海沿岸进行试探性袭击，定期炮轰宗古尔达克附近的煤炭港口。但是每当俄军有接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迹象时，苏雄就会深入黑海反向出击，将埃伯哈特吓退。3月15日，当望见俄军舰船正在靠近海岸之时，苏雄下令“布雷斯劳号”及两艘鱼雷艇突袭俄军的黑海港口。埃伯哈特在3月28日对如梅利芬纳半心半意的炮轰又激发了土军更为强烈的报复——新近修好的“戈本号”战舰对其发动了反击。3月31日，恩维尔命苏雄开动整支奥斯曼舰队——包括“戈本号”——对俄军黑海沿岸进行恐吓。而其主要目标，用恩维尔的话来说，“为了减少部队登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可能性，摧毁越多的运兵船越好”。33由此导致的4月1—3日的突击行动——在“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炮袭塞瓦斯托波尔之前途经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时，“梅吉迪耶号”、“哈米迪耶号”和一列鱼雷艇舰队，以及扫雷舰向敖德萨发动了进攻——着实对埃伯哈特造成了恐慌，以至于他在接下来的三周时间都不敢穿过黑海。此外，“戈本号”在4月11日驶过敖德萨时又一次对俄军造成了恐吓。因此，当埃伯哈特在4月18日接到萨宗诺夫命令，要其在4月23日联军计划登陆的同时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佯攻时，他陷入了巨大的焦虑之中。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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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俄国人想要出面领取自己的战利品，那么此时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其间两天的天气延误给了埃伯哈特更多时间得以振作，但是毫无疑问，他应该早在23日之前就做好准备。当联军在1915年4月25日早晨冒着敌军的残酷炮火登陆加里波利半岛时，此时距离海峡的战役高潮已经过去了将近5周时间。在最初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当俄国人被下令同时进攻博斯普鲁斯海峡时，战役也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或许，更值得被记住的重要日子应该是在1月20日，丘吉尔正是在这一天第一次要求俄国参与即将到来的战役。因此，埃伯哈特本应有3个月零5天的时间迎接博斯普鲁斯海峡战役的光荣时刻。[3]“从我们战舰发出的炮弹落到了远至萨热耶尔（Sariyer）和贝伊科兹（Beykos）等地。”这位俄军指挥官在4月25日报告他一天的工作时如是说道。准确来说，除了阿克巴巴——在海峡亚洲一侧的一个未设防的小镇，这些炮弹没有一枚对“人口密集区”造成明显破坏。但是随后，他的船舰却遭到了海峡一处要塞的“猛烈炮火”的袭击，其中一艘舰艇触雷并开始发生倾斜，因此他不得不选择折回的举动也无可厚非。35一周之后，埃伯哈特带着一支规模更大的舰队重返博斯普鲁斯海峡，包括5艘战舰、3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1艘单列“航空母舰”平台（由一艘远洋班轮改装而成，上面能够停放5架水上飞机）以及4艘拖网渔船（包括扫雷舰）。次日，在埃伯哈特的舰队于1915年5月2日被强硬的“戈本号”战舰吓跑至公海后，埃伯哈特指挥两艘最远程的军舰“三圣徒号”（Tri Svyatitelya）和“罗斯季斯拉夫号”（Rostislav）冒险进入敌军陆地范围，并向敌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外部入口处的堡垒发射了132枚口径为152毫米的炮弹，以及39发254毫米的更大口径的炮弹。埃伯哈特在报告中骄傲地称自己在埃尔马兹堡垒造成了“极大的”爆炸，但由于他的水上飞机仍无法观察目标区，他也难以确定进一步的破坏。36苏雄却似乎不为此所动。1915年5月6日，他下令“戈本号”、“布雷斯劳号”和“哈米迪耶号”进入黑海，意图吓退俄军的下一步进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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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伯哈特察觉到了迹象。尽管俄军仍在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为最终将军队调遣至君士坦丁堡做准备，但俄军的黑海舰队在整个夏季再也未能重返博斯普鲁斯海峡。1915年5月15日，埃伯哈特告知德·罗贝克和汉密尔顿，他已经集结了一支远征军——由伊斯托明将军率领的第五高加索军团，拥有大约4万兵力，包括海军陆战队、骑兵部队和医疗队。然而，法国人和英国人需要了解的是，“一旦协约国联军到达［攻克］君士坦丁堡以及土耳其舰队”——可能还包括“被摧毁”的“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这些军队实际上“只是我们参与征服君士坦丁堡的一个象征符号”。一旦海峡和“沙皇格勒”被俄国的协约国联军攻占，俄国将会很开心地领取它的战利品。可是，尽管毫无益处，埃伯哈特最终还是依依不舍地退出了海峡，“这一刻将不会在未来发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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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这个消息被陷入加里波利泥沼中的英国人、法国人和澳新军团得知，他们会做何反应。事实上，由于俄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毫无建树正在慢慢凸显，萨宗诺夫开始感到一阵愧疚。1915年5月13日，俄国外交大臣痛斥埃伯哈特以及最高统帅部的将军们，称他们未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中提供我们的联军所指望的帮助”——他和大公曾清楚无误地向丘吉尔和基奇纳承诺过的这种帮助。关于俄国的袍泽遭受到的苦难，萨宗诺夫写道：“已严重恶化，因为土耳其人能够集中一切力量对抗他们。”“如果沙皇格勒——这个我们能在这场战争中赢得的最为珍贵的战利品——缺少我们的参与，仅仅由我们的协约国联军奋力征服，”他总结道，“将是难以忍受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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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不是真的难以忍受，对“沙皇格勒”的征服是联军们在加里波利半岛战役中通过流血牺牲换来的。对于新西兰或澳大利亚的士兵来说，加入这场与其毫不相干的战争相当奇怪，但是从距离更近的人来看，这场作为整体而言的加里波利战役则显得更加怪异。可能是因为他们首先到达土耳其的荒谬性——由两个大洋和几千英里阻隔的作战双方，澳新人和土耳其人之间会有什么争端呢？——澳新军团战区在加里波利战役中始终是一个特殊的存在。4月25日晚上，在澳新军团湾上充满危险性的滩头堡上，指挥官们第一次开始认真反思这场战役。这一天大约已有1.5万士兵成功登陆。澳新军团在深入内陆方面远胜其他战场的联军，但随后又被凯末尔击溃，并迫退至数小时之前曾满怀希望攀爬的斜坡下方。正如伯德伍德在当天晚上告知汉密尔顿的，他的师部将领们“担心他们的士兵在敌军的榴霰弹之下发生全面溃乱——因为他们在早晨精疲力竭而又无畏的战斗之后的一整天都受到了敌军榴霰弹的压制……如果我们要重新上船的话必须马上”。40毕竟，就如国王私人苏格兰边民团（大部分士兵）在Y沙滩重新上船，法军也已经在库姆卡莱重新上船。所以，为何不同样撤退澳新军团呢？或者为什么不撤回海丽丝岬的主力部队，将其运至亚历山大港进行整修，再（依照基奇纳的最初想法）在亚历山大勒塔展开行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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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德伍德在最初呈现给联军指挥官的信件中展示的，远非一种令人震惊的不合时宜的恐慌情绪，[4]然而他在给汉密尔顿的信件中却具备着闪电般敏锐的洞察力，并隐约提到了这场战役的最终的徒劳无益。澳新军团在一波散漫的进攻中经过全力拼搏，占领了阿里角的更高处，而英法军队在1915年4月28日和5月6—8日的两场“克里希亚战役”中，唯一能做的则是将战线向前推进了数百码（阿里角崎岖的灌木丛地带）及一两英里（海丽丝岬北方）。土耳其的反击同样无序，也未能成功将敌军驱逐出境。到1915年5月8日第一波战役结束时，联军已伤亡2万人，土耳其伤亡1.5万人。这场恐怖的大屠杀产生的是一条位于西部战线的小范围的堑沟“复制品”，尽管守军正对的下方敌军有更为充足的弹药供应（就加里波利战役来说，这些包括海军舰炮，不过其威力最终被德军潜水艇压制）和战死的决心，但德国人因此（随同其土耳其东道主）得以再一次“享用着”有利地位，以及更佳的射程和稍好的卫生居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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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对这场战役寄托希望的汉密尔顿，德·罗贝克对当前的困局有极好的理解，他坦率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想法。“汉密尔顿将军告知我，”德·罗贝克在1915年5月10日写信给丘吉尔，“军队遇到了挫败，他们在阿奇·巴巴每次只能向前推进几码的距离，而在法国北部，类似情况也遭到了威胁。”德·罗贝克对“海军未能按预期给予陆军登陆前进足够的帮助”表示遗憾，他认为如果能够对陆军有所帮助的话，他愿意考虑再发动一次协调进攻以穿过海峡。可是他并不确定“纵使”再度指挥舰队对海峡发动猛攻会有何意义。“从敌军的顽固抵抗来看，”他推论道，“舰队进入马尔马拉海通道不大可能发挥关键性作用，所以敌军同样有可能在舰队身后封锁海峡。”3月18日之后，德·罗贝克在同丘吉尔争论是否要继续向前推进时，含蓄地提醒道：“土耳其军队在半岛战役中的表现说明了我们的军队将很难继续向达达尼尔海峡推进，甚至是兵临君士坦丁堡。”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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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将置联军于何地呢？正如汉密尔顿曾经给予澳新军团的建议，他们只能掘壕固守。同西部战线相比，加里波利的唯一侥幸在于，土耳其成了这片陆地的“光明的太阳”，两条战线上的战壕变得更干涸。这是好坏参半之事。与在泥沼里建壕沟相反，联军将选择放在了炙热的尘土上，并承受着中暑衰竭的痛苦——而且缺少树荫掩护。5、6月份的气温上升很快，直到土耳其进入酷暑，随着每一次升温，各种生物逐渐爬满了壕沟：蚂蚁、虱子、蝎子，还有蜈蚣和毒蛛。蚂蚁因为以虱子为食可能多少还有点儿用处，但是蚊子的叮咬却无从躲避。由蝇类传播的痢疾和腹泻同时在两边阵营蔓延。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则是腐尸发出的恶臭，因而，双方出于尊重勉强达成休战协议以掩埋尸体的现象并非偶然。尽管如此，作为“一战”中最为惨烈的死亡阵地，我们实在不该对其过度浪漫化。至于西线战场，数以万计的士兵在将头冒出护墙时同样遭到了爆头。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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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奇纳和丘吉尔本渴望加里波利战局能成为其棋盘上决定性的一着，但是最终结果与此相去甚远——加里波利已经变成了另一场困局。在这场战役中，双方阵线都涌现出了伟大的英雄行为，但与此同时，在与近距离且拥有牢固壕沟的势均力敌的对手的常规交锋中，常常也伴随着各种惨烈的伤亡状况。由于双方都未采用一些主要的战术革新，或者说双方都还未将其大量的后备军投入战场，这个困局因而似乎还要继续维持到夏季。在这场海峡的生存斗争当中，这位奥斯曼病夫的死刑期似乎又一次得以延缓。然而，对小亚细亚而言，这个帝国垂死前的痛苦挣扎正在唤起一种新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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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一点并不夸张。“胜利号”战舰的指挥官罗伯特·布莱基（Robert Blackie）中尉在1915年4月的日常摘录中回忆道，“我们有时候会朝土耳其人新挖掘战壕的地点投掷炮弹”。比布莱基做得更好的是一艘名叫“蝎子号”的英国驱逐舰，它“向一支骆驼发射了6枚炮弹，但是这个家伙居然还在平静地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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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疑，在这个故事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经过了润色以美化凯末尔的个人传奇。然而，这其中也多少有些事实。之后，人们在第五十七团（在随后的战争中遭到歼灭）的一位土耳其士兵的遗体上发现了一道以凯末尔名义发出的命令——言辞上少了一些洗练：“我并不希望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宁可重复我们在巴尔干战争中的耻辱，却不愿战死沙场。但是我们既然有这么多战士，我们就应该立刻搂住彼此，站成一条线，任凭敌军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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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次拖延并非偶然。在获悉联军1915年3月18日在海峡战争中失利之后，俄军最高统帅部颁布命令，“禁止”从巴统经海路调遣高加索军队。他们认为，由于土—德舰队仍造成威胁，所以从陆路调遣高加索军队去敖德萨会更加安全。由于几乎每个决定都由最高统帅部和俄军海军部做出，因此其对协约国联军的需求考量则至多被摆在了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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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伯德伍德的这封信件之后变得臭名远扬，但是此时，他却成功掩盖住了澳新军团撤退的请求，直到1920年汉密尔顿出版《加里波利战役日记》后，才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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