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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这个消息被陷入加里波利泥沼中的英国人、法国人和澳新军团得知，他们会做何反应。事实上，由于俄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毫无建树正在慢慢凸显，萨宗诺夫开始感到一阵愧疚。1915年5月13日，俄国外交大臣痛斥埃伯哈特以及最高统帅部的将军们，称他们未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中提供我们的联军所指望的帮助”——他和大公曾清楚无误地向丘吉尔和基奇纳承诺过的这种帮助。关于俄国的袍泽遭受到的苦难，萨宗诺夫写道：“已严重恶化，因为土耳其人能够集中一切力量对抗他们。”“如果沙皇格勒——这个我们能在这场战争中赢得的最为珍贵的战利品——缺少我们的参与，仅仅由我们的协约国联军奋力征服，”他总结道，“将是难以忍受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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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不是真的难以忍受，对“沙皇格勒”的征服是联军们在加里波利半岛战役中通过流血牺牲换来的。对于新西兰或澳大利亚的士兵来说，加入这场与其毫不相干的战争相当奇怪，但是从距离更近的人来看，这场作为整体而言的加里波利战役则显得更加怪异。可能是因为他们首先到达土耳其的荒谬性——由两个大洋和几千英里阻隔的作战双方，澳新人和土耳其人之间会有什么争端呢？——澳新军团战区在加里波利战役中始终是一个特殊的存在。4月25日晚上，在澳新军团湾上充满危险性的滩头堡上，指挥官们第一次开始认真反思这场战役。这一天大约已有1.5万士兵成功登陆。澳新军团在深入内陆方面远胜其他战场的联军，但随后又被凯末尔击溃，并迫退至数小时之前曾满怀希望攀爬的斜坡下方。正如伯德伍德在当天晚上告知汉密尔顿的，他的师部将领们“担心他们的士兵在敌军的榴霰弹之下发生全面溃乱——因为他们在早晨精疲力竭而又无畏的战斗之后的一整天都受到了敌军榴霰弹的压制……如果我们要重新上船的话必须马上”。40毕竟，就如国王私人苏格兰边民团（大部分士兵）在Y沙滩重新上船，法军也已经在库姆卡莱重新上船。所以，为何不同样撤退澳新军团呢？或者为什么不撤回海丽丝岬的主力部队，将其运至亚历山大港进行整修，再（依照基奇纳的最初想法）在亚历山大勒塔展开行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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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德伍德在最初呈现给联军指挥官的信件中展示的，远非一种令人震惊的不合时宜的恐慌情绪，[4]然而他在给汉密尔顿的信件中却具备着闪电般敏锐的洞察力，并隐约提到了这场战役的最终的徒劳无益。澳新军团在一波散漫的进攻中经过全力拼搏，占领了阿里角的更高处，而英法军队在1915年4月28日和5月6—8日的两场“克里希亚战役”中，唯一能做的则是将战线向前推进了数百码（阿里角崎岖的灌木丛地带）及一两英里（海丽丝岬北方）。土耳其的反击同样无序，也未能成功将敌军驱逐出境。到1915年5月8日第一波战役结束时，联军已伤亡2万人，土耳其伤亡1.5万人。这场恐怖的大屠杀产生的是一条位于西部战线的小范围的堑沟“复制品”，尽管守军正对的下方敌军有更为充足的弹药供应（就加里波利战役来说，这些包括海军舰炮，不过其威力最终被德军潜水艇压制）和战死的决心，但德国人因此（随同其土耳其东道主）得以再一次“享用着”有利地位，以及更佳的射程和稍好的卫生居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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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对这场战役寄托希望的汉密尔顿，德·罗贝克对当前的困局有极好的理解，他坦率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想法。“汉密尔顿将军告知我，”德·罗贝克在1915年5月10日写信给丘吉尔，“军队遇到了挫败，他们在阿奇·巴巴每次只能向前推进几码的距离，而在法国北部，类似情况也遭到了威胁。”德·罗贝克对“海军未能按预期给予陆军登陆前进足够的帮助”表示遗憾，他认为如果能够对陆军有所帮助的话，他愿意考虑再发动一次协调进攻以穿过海峡。可是他并不确定“纵使”再度指挥舰队对海峡发动猛攻会有何意义。“从敌军的顽固抵抗来看，”他推论道，“舰队进入马尔马拉海通道不大可能发挥关键性作用，所以敌军同样有可能在舰队身后封锁海峡。”3月18日之后，德·罗贝克在同丘吉尔争论是否要继续向前推进时，含蓄地提醒道：“土耳其军队在半岛战役中的表现说明了我们的军队将很难继续向达达尼尔海峡推进，甚至是兵临君士坦丁堡。”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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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将置联军于何地呢？正如汉密尔顿曾经给予澳新军团的建议，他们只能掘壕固守。同西部战线相比，加里波利的唯一侥幸在于，土耳其成了这片陆地的“光明的太阳”，两条战线上的战壕变得更干涸。这是好坏参半之事。与在泥沼里建壕沟相反，联军将选择放在了炙热的尘土上，并承受着中暑衰竭的痛苦——而且缺少树荫掩护。5、6月份的气温上升很快，直到土耳其进入酷暑，随着每一次升温，各种生物逐渐爬满了壕沟：蚂蚁、虱子、蝎子，还有蜈蚣和毒蛛。蚂蚁因为以虱子为食可能多少还有点儿用处，但是蚊子的叮咬却无从躲避。由蝇类传播的痢疾和腹泻同时在两边阵营蔓延。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则是腐尸发出的恶臭，因而，双方出于尊重勉强达成休战协议以掩埋尸体的现象并非偶然。尽管如此，作为“一战”中最为惨烈的死亡阵地，我们实在不该对其过度浪漫化。至于西线战场，数以万计的士兵在将头冒出护墙时同样遭到了爆头。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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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奇纳和丘吉尔本渴望加里波利战局能成为其棋盘上决定性的一着，但是最终结果与此相去甚远——加里波利已经变成了另一场困局。在这场战役中，双方阵线都涌现出了伟大的英雄行为，但与此同时，在与近距离且拥有牢固壕沟的势均力敌的对手的常规交锋中，常常也伴随着各种惨烈的伤亡状况。由于双方都未采用一些主要的战术革新，或者说双方都还未将其大量的后备军投入战场，这个困局因而似乎还要继续维持到夏季。在这场海峡的生存斗争当中，这位奥斯曼病夫的死刑期似乎又一次得以延缓。然而，对小亚细亚而言，这个帝国垂死前的痛苦挣扎正在唤起一种新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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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一点并不夸张。“胜利号”战舰的指挥官罗伯特·布莱基（Robert Blackie）中尉在1915年4月的日常摘录中回忆道，“我们有时候会朝土耳其人新挖掘战壕的地点投掷炮弹”。比布莱基做得更好的是一艘名叫“蝎子号”的英国驱逐舰，它“向一支骆驼发射了6枚炮弹，但是这个家伙居然还在平静地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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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疑，在这个故事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经过了润色以美化凯末尔的个人传奇。然而，这其中也多少有些事实。之后，人们在第五十七团（在随后的战争中遭到歼灭）的一位土耳其士兵的遗体上发现了一道以凯末尔名义发出的命令——言辞上少了一些洗练：“我并不希望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宁可重复我们在巴尔干战争中的耻辱，却不愿战死沙场。但是我们既然有这么多战士，我们就应该立刻搂住彼此，站成一条线，任凭敌军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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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次拖延并非偶然。在获悉联军1915年3月18日在海峡战争中失利之后，俄军最高统帅部颁布命令，“禁止”从巴统经海路调遣高加索军队。他们认为，由于土—德舰队仍造成威胁，所以从陆路调遣高加索军队去敖德萨会更加安全。由于几乎每个决定都由最高统帅部和俄军海军部做出，因此其对协约国联军的需求考量则至多被摆在了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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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伯德伍德的这封信件之后变得臭名远扬，但是此时，他却成功掩盖住了澳新军团撤退的请求，直到1920年汉密尔顿出版《加里波利战役日记》后，才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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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170657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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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十章 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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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勒斯庞特[1]以东不存在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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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4—5月，委内瑞拉雇佣兵及奥斯曼军队指挥官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围困凡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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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援“急需帮助”的俄国军队是英国最高统帅部向加里波利调遣军队的最初原因。如果当时并不存在一些相关的紧迫战略需求——比如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失败，事情又会如何发展呢？当然，考虑到诸多在沙滩上遇到的糟糕困局——以及所有包括如何击溃一支固守在更高地带的装备精良的敌军之类令人痛苦的策略问题——伯德伍德和汉密尔顿等人对土耳其更远的东部边陲（对加里波利战场有间接影响）关注度的缺失就很容易解释得通了。可惜，历史学家们并没有理由去做这样的假设。所以，至少让我们试着理清因果关系的乱麻，看看加里波利登陆战最初是如何影响土耳其东部的苦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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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加索战场而言，英国在达达尼尔海峡施展的策略最明显的效果在于成功地让俄军在第比利斯集结起来的军队得以撤离，由此俄方才能够如愿以偿地加入君士坦丁堡争夺战之中。为了替换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中伤亡的将士，尤登尼奇1915年2月开始从第三高加索第比利斯师和第一、第二普拉斯通旅中抽调兵力新组建第五高加索军团。高加索军参谋长刚刚把新军团组建起来，就收到最高统帅部（萨宗诺夫试图同意英国人的请求）下达的命令，要求他将第五高加索军团派赴敖德萨，并准备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两栖进攻。由于其他将领坚称难以从关键的欧洲战场转移出多余的兵力对付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大公尼古拉斯被迫无奈只能依赖于尤登尼奇。这样，本来设想用于增援可能会受困于高加索战场的俄军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和加里波利战役，便使得尤登尼奇掌握了欧洲战场整个军团的兵力，进一步巩固了他在萨勒卡默什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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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同样蔓延于第比利斯的恐慌，由于在一开始达达尼尔海峡“分流”了一部分兵力，使得俄军在高加索地区中的战略位置遭到进一步弱化。1914年12月30日，在梅什拉斯夫斯基将军（在从萨勒卡默什撤退途中负伤，并且捕获到由恩维尔署名的令人恐惧的作战计划）造成的恐慌达到顶点之时，高加索集团军总督及总司令I. I.沃龙佐夫—达什科夫（I. I. Vorontsov-Dashkov）伯爵命令T. G.切尔诺祖博夫（T. G. Chernozubov）从波斯北部全面撤退。这个命令不同于同时要求放弃第比利斯的指令，得到了切实贯彻。或许是出自政治及战略原因，沃龙佐夫—达什科夫的命令才得到有效执行：大约1.2万名俄军从1908年就开始扎营“波斯的阿塞拜疆”的现实，成了英俄关系以及位于德黑兰的艾哈迈德·沙阿（Ahmad Shah）半独立政府的主要刺激因素；可以理解，后者对领土的被占领有极为憎恶之情。英国驻德黑兰领事沃尔特·汤利（Walter Townley）爵士几个月以来听过很多关于对俄军在波斯北部劫掠的抱怨。他再三催促爱德华·格雷爵士向俄国人施加压力，要求俄军撤退，以“防止［波斯的］阿塞拜疆可能会成为夹在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一个战场”。在萨勒卡默什的恐慌之中，沃龙佐夫—达什科夫发现有机会可以减轻英方顾虑，因此切尔诺祖博夫从乌尔米耶省（Urmia）和大不里士（Tabriz）撤回了军队——尽管一些俄国部队仍驻留在德黑兰北部的加兹温（Kazvin）以及里海的雷什特（Resht）和恩泽利（Enzel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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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相关事件发展的奇妙结果使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在恩维尔于严冬之际的毁灭性溃败之后重燃希望——尤其从战略上来讲，土军还能够转移南部（俄军在波斯北部大规模的撤退无疑在招致奥斯曼军队对此区的入侵）战场的焦点。实际上，萨宗诺夫偏离了格雷要其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之前撤离波斯阿塞拜疆的意图，他转而强调俄军在南部战场的脆弱性——乌尔米耶湖（Lake Urmia）和凡城湖（Lake Van）之间的低洼山谷起到一种战略性战场的作用，很难对移动中的敌军造成障碍。不谈其他，恩维尔的攻势其实已证明了军队在埃尔祖鲁姆和第比利斯的高山间行进的困难性——这实际上相当于将战线拉进了冷藏箱里面，并且可能会一直搁置下去。而暖和得多的乌尔米耶山谷低地则是处于土俄侦察与宣传战争中的一片零地带（指极端和暴力事件发生地）——刺探与传道活动遍布于当地的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或者基督教一支的聂斯脱利派（Nestorian）信徒之间（闪米特种族，依旧使用一种东部阿拉姆语方言，有本族远溯至公元一世纪的使徒教会）。同时，间谍也穿过这片奥斯曼、俄国和波斯帝国间存在争议的模糊边界地带进行偷运武器和宣传活动。此时，经过长期慢煮，这个重要的多民族—宗教边境大锅炉，即将在世界大战的压力之下沸溢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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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首先由土耳其人发起。1月下旬，恩维尔派他的叔父哈利勒·贝先后前往迪亚巴克尔（Diarbakır）和凡城指挥重组的奥斯曼第三十六师。这支新师的兵力抽调自边防部队、国家宪兵部队和非正规的库尔德骑兵队。值得注意的是，原本负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第六集团军的哈利勒·贝由于到达埃尔祖鲁姆的时间太晚，因此未能加入恩维尔本预料能取得胜利的萨勒卡默什战役：他此刻将带领土耳其军队攻占波斯阿塞拜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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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哈利勒·贝的正规军到达之前，乌尔米耶战役也迫在眉睫。1月上旬，亲土耳其的库尔德部族抓住俄军撤退的有利时机，在向北部的迪尔曼（Dilman）和霍伊移动之前就开始对乌尔米耶湖附近的镇子实行了劫掠。跟随他们步伐的是由穆斯林志愿者组成的所谓伊斯兰圣战士部队，这支部队由1908年时的联合主义共谋者厄梅尔·纳吉·贝担任指挥官。此外，他此时还控制着由恩维尔设立的位于摩苏尔的特殊机构。厄梅尔·纳吉·贝的志愿军在1915年1月14日冲入大不里士，烧毁了俄国银行，并赶跑了少数滞留的俄国官员和哥萨克人。随着哈利勒·贝在凡城湖将军队集结完毕，同时，一个位于巴格达、意图获得波斯和阿富汗支持以对抗英国统治的土—德代表团正在迅猛发展，这一切似乎表明存在于奥斯曼帝国东部边陲的危险已经转化成了一种机遇。至于戈尔茨帕夏，这位在奥斯曼帝国任期最长的德国军官，在土耳其人在萨勒卡默什、苏伊士运河和巴士拉接连遭遇一系列挫败之后，于1915年1月30日向德国最高指挥部报告：“波斯的各项事宜正在稳步推进。大不里士和霍伊现在掌握在土耳其人手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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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过是海市蜃楼。到目前为止，位于波斯阿塞拜疆的战役将大部分非正规军和当地人卷入，而双方的正规军队仍集结在前线后方。厄梅尔·纳吉的志愿军则最多遇上了零星的反抗。另外，尽管俄国第五高加索军团本来是被派往敖德萨的，但只要尤登尼奇一经决定，他在第比利斯仍有充足兵力攻占波斯阿塞拜疆。就在戈尔茨帕夏报告攻占了大不里士的当天，从勒法（Djoulfa）赶来的俄军在切尔诺祖博夫率领下，冲进了这座城市。霍伊和迪尔曼在1月份时仍由土耳其人控制，但到了3月份，又被俄国人夺回，而此时，恩维尔的叔父及其奥斯曼主力仍未抵达波斯阿塞拜疆。然而，等他在1915年4月中旬到达目的地时，俄国人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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