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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令人好奇的是，丘吉尔从未寄出这封信。表面上看，好像是因为在他寄出这封信之前得知康斯坦丁一世否决了韦尼泽洛斯的提议，而希腊内阁也随后递交了辞呈。但是还有其他的充分理由，只不过他暂时没有对外公布（他之后公布了这个“理由”）。在声称自己对君士坦丁堡拥有的所有权得到协约国承认后，俄国的外交攻势进入了高速运转挡。因此，丘吉尔不会公开发表与内阁已经支持的主张相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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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通过俄国自己的特工及奥地利电报通信系统（他们破译了密码），俄国人全面掌握了土军的部署情报。1915年3月5日，俄国外交部的一封来自索非亚、由奥地利大臣发送的电报说：达达尼尔海峡要塞仍得以顽固坚守。3月16日，一条呈送给萨宗诺夫的摘要报告说，戈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因而，萨宗诺夫了解到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战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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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由于不太愿意将这次爆炸归功于敌军的重炮袭击，英方在报告中称“海洋号”的沉没是触雷而致。而土耳其方面消息则坚称这艘军舰是被发自如梅利—梅吉迪耶要塞的炮弹击沉——英勇的塞伊特下士在炮弹自动加载装置失效之后，亲自用手装载炮弹射出了致命一击。这个事件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但是德国方面消息也称“海洋号”是由沿岸大炮击沉，而非触雷所致。乌泽多姆在报告中也坚持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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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丘吉尔很可能提及了德皇威廉二世给乌泽多姆的一条信息（由英国海军部的密码专家在3月12日破译，但丘吉尔收到这条消息时已经是3月19日），大意是乌泽多姆请求的弹药增援正在输运路途中。丘吉尔似乎把这条消息理解为乌泽多姆由于在前一天战役中耗尽了弹药库存而濒临绝望处境，实际上德皇仅仅是在对一个要求进行再补给的平常请求做出答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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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不足为奇的是，3月18日实际上是现代土耳其的一个节假日——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海军胜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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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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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九章 加里波利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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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行动，比如向塞迪尔巴希尔发动猛攻……必将被永载史册；指不胜屈的英勇行为前仆后继；正是［战士们］英勇就义的胆量和视死如归的勇气才使得这次作战行动得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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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德·罗贝克上将，“1915年4月25—26日，登陆加里波利半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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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命令你们进攻。我是命令你们战死沙场。到我们死去的那一刻，其他作战部队和指挥官会来接替我们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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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塔法·凯末尔，回忆起他于1915年4月25日在阿里角向第57团下达的命令（很可能经过润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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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的大规模会战之后，随着弥漫在达达尼尔海峡上空的硝烟被一扫而去，另一段令人心神不宁的停顿期笼罩着爱琴海。在战役结束后的一天早晨，狂风压境，恶劣的天气又持续了整整一周。由于能见度极低，双方都停止了侦察飞行活动（土军在亚洲一侧的恰纳卡拥有数架飞机，不过他们在英国飞机活动的时候很少与其争夺制空权）。在咬紧牙关挺过海峡的生死之战后，由于联军没能再度返回并采取行动，交战双方开始逐渐忘却对方的存在。尽管奥斯曼达达尼尔海峡指挥部的士气高涨，但是乌泽多姆和在土耳其方面与他地位极为相似的贾维德·贝却不确定联军的海军攻势是否被取消，或者对方仅仅在等待天晴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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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种意义上来说（而非对敌军意图的不确定），这种停顿对土德士兵极为有利。敌方在3月18日对堡垒造成的轻微破坏都得到了迅速修缮——355毫米口径的克虏伯大炮炮台最先得到修整，最终所有炮台都重新进入了完整的战备状态。而所有重要堡垒的土方工程也再次得到加固，并被加高到将近10英尺（3米），由沙袋组成的新防线包围着大炮炮位。从德国运输的武器装备由于巴尔干半岛纠纷仍处于耽搁之中——仍处于战争中的叙利亚切断了通往君士坦丁堡和多瑙河的东方快车铁路线；罗马尼亚拒绝武器运输通行，即使行贿也无济于事。乌泽多姆随机应变，想出其他进行战略物资补给的方法——他从士麦那和特拉布宗拿走水雷，并且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炮台处运走了更多对付俄国人的大炮枪支。如果苏雄的预言成真，联军卷土重来，达达尼尔海峡指挥部则已完全做好准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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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场有可能会发生的冲突的性质随着双方的战略决定发生了快速的转变。3月22日，德·罗贝克和汉密尔顿、汉密尔顿的参谋长沃尔特·布雷思韦特少将以及原本集结在利姆诺斯岛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军团（ANZAC）指挥官威廉·里德尔·伯德伍德（William Riddell Birdwood）中将聚集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进行战事商榷。后世在关于与会人员的具体发言内容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但是我们能够肯定的是：首先，德·罗贝克赞同陆军在加里波利半岛直接登陆以介入战争；其次，最具攻击性的行动（受到伯德伍德的支持）——澳新军团登陆战的局限性将立刻得以显现——大概将在位于半岛北部“狭长地带位置的”布莱展开，其作用在于分散土耳其位于海峡的兵力并使海军攻势得以继续。但是后者受到反对，与会人员更加赞同在半岛的南部展开陆军—海军的联合进攻，它明确要求所有有生部队参与其中——包括从英国出发，尚未抵达战场的第二十九师。3月23日，汉密尔顿向基奇纳拍去电报称自己需要在行动之前集结完整的集团军群，这样一来，大型登陆战将会被最早拖延至4月中旬。就在隔天，恩维尔帕夏在君士坦丁堡将利曼·冯·桑德斯召进奥斯曼战争部，授予这位德国将军新建第五集团军的指挥权，并让他协调达达尼尔海峡地区总防线，以对抗敌军（总部设在加里波利城镇）的两栖登陆战。双方的部队都已抵达就位，并开始进行一场现在看起来难以避免的登陆攻防战。乌泽多姆、丘吉尔和德·罗贝克并未退出达达尼尔海峡，但是他们现在得同利曼、汉密尔顿、伯德伍德及其下属将士共享这个舞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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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当恩维尔帕夏咽下自己的傲气，任命一位德国人担任指挥官时，他并不知道英军政策中的细节调整，但是他对事态的总体趋势有着良好的判断。在利姆诺斯岛集结的军队和运兵船，发自亚历山大港的来来往往的船只运输，以及在3月18日后长时间的海军作战停顿期，这一切都揭示了战事正待时而发。同样，由遍布爱琴海的土耳其线人提供的源源不断的情报也暗示着快速运转的准备工作。围绕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进行的情报战有着令人好奇却又鲜为人知的一面，尽管英国在1915年冬天几乎接管了爱琴海上利姆诺斯岛和伊姆罗兹岛的海湾和港口——希腊人在巴尔干战役之后夺取了这两个岛屿——但是他们并没有驱逐希腊的管理者，而且直到9月份才接管了政权。这实际上意味着人口依然众多的土耳其人能够随心所欲地将他们看到的情况加以评述和汇报，且无须受到审查。奥斯曼情报并非尽善尽美，但是直到3月下旬，恩维尔仍能得知有一支庞大的英国和法国军队——据他估计，人数大概各自在四五万人左右——集结在爱琴海岛屿，而且他们似乎并不是来此地度假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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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战略蓝图中，最令人关注的不确定因素在于俄国。乌泽多姆自始至终都相信俄国人会将他的协约国联军带入达达尼尔海峡的泥淖之中，这也是他要求奥梅丹拆除博斯普鲁斯海峡防线武器装备的原因。然而，到1915年3月末，从北部才传来这一行动的第一个明确信号。3月25日，德·罗贝克给俄军的黑海舰队指挥官埃伯哈特上将拍去电报，称“您的舰队的任何形式［配合我们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佯动都将产生巨大的助力。我将在未来4天通知您［我们的作战计划］”。6也许是愧疚于自己未能在之前的海峡战役中施以援手，埃伯哈特在3月28日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了首次突袭，向如梅利芬纳（Rumelifener）灯塔周围的防御工事发射了大约120枚炮弹，炸毁了一些房屋，但却鲜有成效。第二天，埃伯哈特在萨宗诺夫不断增大的压力下最终同意正式听命于德·罗贝克的指挥。3月30日，俄军炮击土耳其在黑海为君士坦丁堡供应煤料的港口城市宗古尔达克（Zonguldak）、科兹卢（Kozlu）、埃雷利（Ereǧli）和基利姆利（Kilimli），不过再度徒劳而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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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的这些半心半意的进攻是试探、佯攻，抑或只是团结协约国的姿态？君士坦丁堡的决策者们不得而知。但是临危受命掌握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军队指挥权，同时又有谨慎性格的利曼，却倾向于做最坏的打算。1915年4月，利曼乘坐汽船和奥匈帝国军事专员约瑟夫·波米安科夫斯基（Joseph Pomiankowski）一同视察了最新的加里波利沿岸防线。他坦承，自己最大的担心是在英法联军向达达尼尔海峡发动进攻之后，“俄军会紧接着登陆博斯普鲁斯海峡”。利曼告诉波米安科夫斯基，自己掌握的兵力“不足以同时守卫海峡两边”。波米安科夫斯基却更为乐观，他提醒这位曾经的骑兵将军，俄军舰队在两栖登陆作战上的经验比英军更为肤浅，而且他们拥有的运输船也更少。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告知利曼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安全停泊在君士坦丁堡处于修理状态的“戈本号”战舰已经重新武装，并于1915年4月1日重新在黑海下水，而且俄军“没有一艘军舰能与之抗衡”。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袭击的合适时机已经过去，而俄军能做的仅仅是向灯塔发射几枚炮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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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丘吉尔担忧的，“戈本号”的重生的确改变了战略均势。在乌泽多姆书写了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辉煌之后，苏雄上将此时再度开始发威。4月1日，苏雄上将指挥“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沿西部海岸线疾驶，以提醒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仍处于中立状态）黑海地区的真正统治者。4月2日，苏雄几乎狠狠羞辱了埃伯哈特——他在指挥军舰沿着俄国的黑海沿岸疾驶途中，击沉了俄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之间的两艘重型汽船。不管埃伯哈特是不是真的愿意听任德·罗贝克指挥，并且协调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英法联军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战，他此时却不能这样做——理由再简单不过：苏雄正在干扰他的信号。1915年4月8日，埃伯哈特告知德·罗贝克（通过最高统帅部的库达舍夫、身处彼得格勒的萨宗诺夫、伦敦的贝根道夫大使以及海军部的丘吉尔），来自“戈本号”的干扰将使他无法直接与德·罗贝克联络，从而难以接收之后的指令。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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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俄军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威胁被苏雄对埃伯哈特造成的恫吓压制住，利曼才得以心平气和地开始对加里波利半岛的沿岸防线进行设防加固。但是，此项任务艰苦卓绝。他发现很多在要塞和堡垒驻防的土耳其士兵十分僵化和死板，亟须进行训练。然而，在大白天演习非常危险，因为“敌方船舰正在到处巡游，并且会向任何他们能看见的目标开火”。令利曼感到惊愕和恐慌的是，英国海军“甚至还朝视野内独行的骑手和行人开炮”。[1]因此，土军的大部分操练，随同工事筑防只得在夜晚进行。由于难以联络君士坦丁堡——位于乌尊柯普吕（Uzun Köprü）最近的铁路转运点距离加里波利有7天的路程，而且半岛上也几乎没有通行的公路——利曼只能利用自己手中仅有的资源进行筑防工作。为了阻止敌军从沙滩登陆，土军将带有倒刺的铁丝网一直布设到水底；当铁丝用尽时，土军又将附近田地的围栏和铁网拆下征用。从土耳其船只上拆下来的鱼雷弹头也被临时用作地雷。由于缺乏铁锹，土军还利用农用工具和刺刀来挖掘战壕。加里波利城镇中的医院病床也在准备当中——在4月上旬已有1 000个床位，这对于战争来说还是不够，但也算一个良好的开端。利曼无法知晓敌方何时会发动袭击——“要是英国人再给我8天时间就好了！”他在3月27日刚刚抵达加里波利时如是感叹——因而，他的士兵在1915年4月的每一个夜晚都保持着高度警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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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当英军一艘由上尉T. S.布罗迪指挥的潜水艇E15在凯佩兹（Kephez）海岬附近的沙滩上搁浅时，利曼意识到敌军的进攻即将开始。布罗迪本想设法突围进入马尔马拉海，却撞击在土耳其的水下铁网上，进程被迫中断，而他自己也不幸搁浅至沙滩上最容易招致袭击的地点，恰好处于敌军达尔达诺斯炮台炮口之下。后者显然不认为他们还有好运，潜水艇上顷刻间弹雨如注。布罗迪自己在爬上指挥塔后被径直击中身亡，其他7名随行士兵也一同阵亡，剩下的海军士兵随后挥舞白旗投降。土军的好运还在继续：这些投降的军官中有一名名叫克拉伦斯·爱德华·斯坦诺普·帕尔默（Clarence Edward Stanhope Palmer）的英国中尉，他曾在恰纳卡出任副领事一职，并且做过德·罗贝克的情报官（在战争爆发之后，帕尔默逃至雅典，志愿加入作战行动）。帕尔默随后受到同为达达尼尔海峡要塞指挥官的乌泽多姆以及贾维德·贝上校的盘问。在贾维德恫吓要以间谍罪处死他之后，帕尔默同意供出英军作战情报。帕尔默在口供中很聪明地混杂了准确的信息——比如其他两艘位于爱琴海的英国潜水艇——E11和E14的存在，以及汉密尔顿将军指挥联军登陆部队，并计划在海丽丝岬（塞迪尔巴希尔）和伽巴帖培（Kaba Tepe）登陆的事实——和错误的情报：他夸大汉密尔顿拥有的兵力有2.5万之众，并且暗示英军已经放弃登陆海丽丝岬的计划，并重新考虑以主力部队登陆布莱。至于计划登陆日期，帕尔默则声称并不知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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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俄国人在萨勒卡默什捕获的奥斯曼参谋部计划，帕尔默的情报口供同样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尽管利曼在回忆录中否认了这一联系，但是仍有证据显示他在布莱的信息上受到了帕尔默的蒙骗。实际上，在加里波利半岛（东面地点由于正对着由密集水雷设防的海峡和亚洲一侧的沿岸大炮而遭到否决）的西部和南部总共只有4个潜在的登陆点：南端的海丽丝岬（塞迪尔巴希尔），西面大致处于半山腰上的伽巴帖培，位于稍微靠北段，延伸至爱琴海的露出地层的苏弗拉湾，以及处于东北狭长地带的布莱。不论汉密尔顿选择在何地进行主力登陆，他都会在其他地点同时施以佯攻。所以第一步非常明显：利曼将其最为精良的师部（由穆斯塔法·凯末尔率领的第十九师，它是在巴尔干战争中唯一一支全身而退的部队）安置在迈多斯和海峡附近留以备用。由于处于加里波利半岛的“背风向”位置，这支师部能够在其他地点遭受威胁时迅速施以增援。尽管如此，如何部署其他五支师部仍然相当重要。另外，第三师和第十一师必须驻防亚洲区以保卫海峡“特罗扬”一侧的要塞大炮，使其不被捕获；但是，由于联军舰队大炮射程范围内唯一能对登陆部队实行掩护的只有库姆卡莱附近的比斯开湾，这两个师的任务因此变得相当简单轻松。由于南岸的海丽丝岬有三个方向都暴露在敌军炮火之下，成为一个极其明显的打击目标，因而在还剩余的三支师中，至少要有一支——第九师对其进行保卫。同时，土军还要向伽巴帖培和苏弗拉湾毗邻的登陆区域，以及布莱分别派出至少一支整师的军力进行防范。但是，利曼却调遣第五师和第七师的主力军力驻防北部的布莱，只留了一个团（第二十七团，隶属第九师）守卫伽巴帖培（不过此地非常易于挖掘壕沟进行防御）。不管这位德国指挥官是否受到了帕尔默的过度影响，他对布莱的特别关注都是不可否认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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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十分明显。和2月份英军曾拱手错过的在亚历山大勒塔的大好战机并无不同，布莱几乎在引诱着敌军的进攻——正如伯德伍德于关键性的3月22日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进行战事商榷时考虑到的。加里波利半岛的北端只有大约3.5英里（约6千米）宽。诚然，布莱的水域布满了水雷，而且登陆的沼泽地带有壕沟工事以及带倒钩的钢网防御，但是其他大部分登陆地点也并无不同。最关键的是，与半岛西部和南部海岸线的大部分峭壁不同，布莱的大部分地势平坦。利曼注意到，“如果英军占领了萨罗斯湾和马尔马拉海之间的狭窄山脉，并且利用长距［舰载］大炮掌控了此处（在夜晚由探照灯协助），［奥斯曼］第五集团军与每处登陆点的联系就会被切断，而经由水路的交通设施也会陷入危险之中”。13而利曼也将会与凯末尔和其他第五集团军高官一同被绝望地困在半岛下方，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能来到北部设法突围——同英军交战，而作战地形将只能由英军选择。的确，这样存在着潜在的劣势。如果联军在布莱建立滩头堡，并且将军队呈扇形分散遍至加里波利半岛的狭长地带，那么土耳其人也将能够从身处色雷斯的第一集团军得到增援，进攻北部敌军。这也是汉密尔顿的主要担心，因此他决定放弃登陆布莱，代之以佯攻。可是，在某种意义上，利曼自己由于在布莱纠集了庞大的部队，也致使英军几乎不可能从此处登陆。汉密尔顿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几乎是带着一种敬畏之情：“我们成功接近并得以监视布莱的沿岸防线，但是敌方狭长纵深，且犹如蜘蛛网一样交叉、伸延的壕沟着实让我大吃一惊。我的参谋也认为敌方一定召集了上万名士兵不分昼夜地工作了一个月才有此成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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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5年4月的第三个星期，一种真正的恐惧（每个人都意识到即将到来的这场冲突）笼罩着双方阵营。对英军舰炮的恐惧之情使得奥斯曼部队连同平民都不敢在白天行动，甚至一旁迅速进行的沙滩防御工程也只得在晚上开展。在忒涅多斯岛，希腊支持者“将葡萄园连根拔尽”，为一个800码（约732米）长的水泥跑道腾出了地方；在这里，飞行员可以对加里波利半岛进行常规出击。4月22日，英方出动军机对迈多斯实施突袭，在海峡对面凯末尔的总部附近投下了7枚100磅的炸弹，致使城镇大面积起火。但是，飞行任务也同样给飞行员带来了恐惧——他们观察，甚至有时拍摄下了意图登陆的海丽丝岬和伽巴帖培北部的防御工事。空军准将查尔斯·拉姆尼·萨姆森（Charles Rumney Samson）定期同汉密尔顿会面，并讨论他的令人沮丧的空中发现。4月15日，汉密尔顿向基奇纳拍去电报并表达了自己对敌军登陆沙滩处的战壕和倒钩铁网的担忧。汉密尔顿私下里告诉萨姆森，他担心英军在最开始的登陆战中会伤亡一半兵力（不过他并没有将他的忧虑告诉士兵，或者基奇纳）。15尽管表面看起来镇定自若，利曼心中却充斥着不祥的预感，了解到不管敌方的战壕挖得有多好，“所有这些壕沟及后方区域”将会被“英军大口径舰炮的强大炮火淹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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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不应忘记双方都存在着一种完全合情合理的期望，即俄国人能够最终介入战争，并赢取他们在君士坦丁堡的巨大战利品。4月中旬，当军队（其中大部分曾被送至亚历山大港进行重组和训练）终于准备就绪，而天气也得以转晴之后，汉密尔顿的确定好在4月23日——圣乔治日——登陆加里波利。4月18日，萨宗诺夫将德·罗贝克的“命令”传达给了俄军黑海舰队，并告知埃伯哈特登陆日期选定在23日，要求他“协同［协约国军队］作战”。17如果埃伯哈特遵循了这些命令，在1915年4月23日，协约国舰队的7.5万兵力从达达尼尔海峡两侧登陆的同时，他也选择登陆博斯普鲁斯海峡，利曼和恩维尔将得费一番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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