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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835 地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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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837 开始于1915年4月29日的迪尔曼之战在“一战”史上并非算得上家喻户晓，但是它本该如此。在数月的交锋中，双方非正规军在波斯阿塞拜疆关键性的战略要地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冲突，而土俄双方正规军的真正交锋在双方“教友”志愿军的增援力量到达后，也得以首次进行，且进一步加剧了战争局势。驻守这座城市的是俄军一个营的兵力，加上亚美尼亚志愿军“朱滋尼”（druzhiny）和6门大炮，由纳扎尔贝科夫（Nazarbekov）将军指挥。另外6个俄军的营部和两支哥萨克骑兵营则驻扎在以北4英里（约6.4千米）处留以备用。这样一来，纳扎尔贝科夫将军便有一支总共大约5 000人的兵力。尽管如此，他的兵力仍不足一个师。在奥斯曼这边，恩维尔的叔父哈利勒·贝拥有一支正规的步兵师——第三十六师，连同一支穆斯林库尔德人骑兵队。尽管纳扎尔贝科夫早先有两个月的时间对防御阵地加强巩固，但由于对方兵力超过一万人，他的军事实力仍然落后于哈利勒的进攻部队。哈利勒为这场进攻准备了数周之久，他从穆什和比特利斯围绕凡城湖的南部沿岸，有条不紊地穿过奥斯曼边界小镇巴什卡莱，最终到达波斯阿塞拜疆。哈利勒此时命令士兵向俄军阵线发动波段进攻——他在1915年4月29—5月2日向迪尔曼发动了5次袭击。但是，纳扎尔贝科夫及其俄—亚美尼亚军队早早做好了准备，而且哥萨克人也在一旁听候差遣。土耳其人最终被击溃。最后，在留下了“将近1 000具尸体横陈战场”后，哈利勒·贝撤回了第三十六师，并越过凡城附近的边境线往后退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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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839 如果我们揭开历史卷页审视奥斯曼其他战场同时发生的事件，就能够明白为何这场不为人知的战役意义非凡。小亚细亚的另一端，4月25日开始的登陆战和重大的位于阿奇·巴巴制高点的克里希亚（Krithia）之战（4月28日及5月6—8日）期间，协约国联军对加里波利的攻势也得以迅速升温。迪尔曼标志着奥斯曼第三集团军的右翼军力向东部挺进的最远距离，同时也意味着恩维尔挽回萨勒卡默什之败的最后机会［宣告失败］。此外，这场战役还使得尤登尼奇和俄军从此进入了守势。与此相对应，哈利勒由于重复着他侄子过度扩张的错误，导致土军右翼在混乱无序中撤退，使俄国人牢牢地掌控了战略意义重大的乌尔米耶，打开了向奥斯曼凡城、比特利斯和穆什挺进的大门。与此同时，在奥斯曼阵线后方，一支反抗奥斯曼政权的亚美尼亚造反武装力量在凡城发动了暴乱——这个地点正好处在俄军在迪尔曼获得胜利后打开的通道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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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841 这次凡城的亚美尼亚反叛武装暴动蓄谋已久。其中一支主要的革命政党及准军事组织——达什纳克党人，在这座风景如画的城市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长期盘踞在积雪盖顶的山峦和凡城湖之间。当地的达什纳克党强人阿拉姆·马努基安帕夏（Aram Manukian Pasha）曾经是一位老兵，有趣的是，他的游击队员最近刚刚经历过战斗——他们在1913年6月同奥斯曼军队一起将一伙库尔德强盗驱逐出了凡城。同时，阿拉姆帕夏还保持着与俄国副领事S.奥尔费里夫（S. Olferiev）的定期会面。奥尔费里夫在“一战”前向萨宗诺夫汇报了关于凡城的主要结论：首先，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口数，而其先前有点儿模糊的忠诚度（在其他革命党之间遭到了分隔——罕查克党和亚美纳肯党同达什纳克党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在此时已经表现出非常“亲俄”的一面；其次，控制此区域的达什纳克党人，“完全站在我们［即俄国］这边”；再次，凡城已经变成了“一座全副武装的兵营……所有的亚美尼亚店主在他们的店里储备着武器”。5甚至连在当地冲突之中并无利益牵扯的英国领事，也在1914年的报告中称达什纳克党人已将凡城内一些不太极端的亚美尼亚团体组织了起来，并且“积极地参与到秘密运输及分发［藏在花朵中］武器的活动中来……毛瑟枪是其最喜欢的武器；它们易于藏匿和运输，还能当卡宾枪使用，射程远达1 000米”。引人注目的是，这位英国领事还观察到“凡城内亚美尼亚人的武器装备此时已经优于库尔德人了”。6对俄国人来说，他们在整个秋冬季都在设法将武器偷运给凡城的亚美尼亚人，甚至还沿着奥斯曼边境的一些镇子，比如奥尔图、卡厄兹曼（Gizman）、厄德尔（Igdyr）以及萨勒卡默什（如我们所知，它们在监视敌军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组建亚美尼亚志愿军“朱滋尼”。到1915年3月，4支俄军装备的亚美尼亚“朱滋尼”组建完成，拥有1 000兵力，驻扎于凡城湖奥斯曼边境东北部一侧的巴亚泽特（Bayazı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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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843 据报道，在凡城，亚美尼亚游击队和政府武装甚至早在土耳其加入“一战”前的1914年9月就爆发了武装冲突。1914年9月24日，奥斯曼第三集团军的情报机构传来消息说俄国人正在越境偷运武器弹药，并且告诫道，如果抓到任何偷运武器的人，“应该立即处死”。随着亚美尼亚入伍者拒绝服役或叛逃投靠俄方的报道不绝于耳，战争爆发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在奥斯曼阵线后方，破坏事件——切断电报线，袭击当地官员及警察营房，在重要的三岔路引爆炸弹——也开始在12月份频繁出现，而肇事者（被认为是亚美尼亚游击队员）却无迹可寻。1914年12月21日，奥斯曼官方报道称亚美尼亚团伙在凡城省的卡色盖（Karçekan）和盖瓦什区公开从事反叛活动。到1915年1月、2月和3月，反叛活动据报道已经蔓延至埃尔津詹、锡瓦斯和奇里乞亚等地，其中最严重的发生在凡城、比特利斯和埃尔祖鲁姆的前线附近。奥斯曼军事情报机构报道（准确消息）称亚美尼亚人到目前为止已经在奥尔图、卡厄兹曼和萨勒卡默什组建了“朱滋尼”志愿军——只剩厄德尔一地尚未开展行动。在边界线的奥斯曼一侧，游击队员已经开始“对穆斯林村落进行抢劫和毁灭”。在奥斯曼军事情报机构看来，这些急剧增长的反叛活动预示着“一场难以想象的浩劫”。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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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845 由于担心第三集团军的补给线受到冲击，或者更普遍地讲，出于对土耳其亚美尼亚人控制补给线的恐惧，奥斯曼最高指挥部很可能因此夸大了对他们受到的尚未组织充分的反叛分子的威胁（比如，凡城的司令官错认为俄国人已经向亚美尼亚“朱滋尼”提供了机关枪和大炮；这并非事实，不过他们确实充分装备了步枪、手枪和弹药）。9然而，在忽略其中的重要性之前，我们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俄国方面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几乎和奥斯曼完全一致。战争伊始，驻当地的俄国领事A. A.阿达莫夫在离开埃尔祖鲁姆之前，报告称亚美尼亚武装游击队员——不只存在于埃尔祖鲁姆，而且“广泛遍布其周边的所有城市，包括埃尔津詹、锡瓦斯、马纳·哈图和开塞利，更不用说村庄和偏远地区”——正在“不耐烦地等待俄军到来，将其从土耳其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显而易见的是，阿达莫夫在报告中称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已经“将他们的武器藏在秘密处所中”，并且会在时机成熟时，即在“俄国人近在咫尺时”，“勇敢地拿起武器”。时间因而变得至关重要。“增援［亚美尼亚］力量的丝毫延迟，”阿达莫夫向第比利斯指挥部发出警告，“将会导致他们全盘覆灭。”10领会到其中的暗示后，萨宗诺夫在1914年12月17日指示尤登尼奇，“任何关于亚美尼亚叛乱的指令必须征得外交部的同意之后才能下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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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847 俄国人曾经同意过相关行动吗？1915年2月中旬，位于奇里乞亚西北部山区的榟橔（苏莱曼勒的旧称）的亚美尼亚革命委员会委员在游历至第比利斯时曾许诺道，如果俄国人向其提供武器弹药，他们将会“向土耳其［军队的］交通设施发动突然袭击”。由于这同军事事务一样，还涉及了政治问题，所以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介入其中，中止了提议。这意味着第比利斯指挥部并未收到萨宗诺夫关于在奥斯曼阵线背后支持亚美尼亚进行造反的指令。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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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849 然而，不论俄国人有没有批准，毋庸置疑的是，亚美尼亚反叛活动在1915年春天，甚至是凡城暴动爆发之前，就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罕查克革命党的一名成员骄傲地向第比利斯指挥部的尤登尼奇报告称，亚美尼亚游击队员已在亚达那和阿勒颇之间的地区组建了3 000个单独的武装小组，并准备在“整个奇里乞亚”掀起暴乱。（如果英军当初选择在亚历山大勒塔，而非在加里波利登陆的话，他们能够轻易征服此区域）在马拉什（卡赫拉曼马拉什的旧称），亚美尼亚逃兵进行了反抗，并在3月12日杀掉6名奥斯曼宪兵之后，逃至榟橔；在这里，他们又重新组织了另外约150名亚美尼亚叛乱分子，并袭击奥斯曼武器运输队和军营，使对方损失了数百人。随后，他们在当地亚美尼亚平民的陪伴下，又逃往了山区。13到4月中旬，俄军在第比利斯的情报机构收到一份报告称“奇里乞亚发生了大规模暴动”，而在比特利斯和穆什，亚美尼亚人和政府武装力量之间也发生了“流血冲突”，更不用说“埃尔祖鲁姆……榟橔和郊区的有组织的屠杀”。14这份情报与一位奥斯曼军方人士的报告完全一致，后者在报告中称暴动在4月上旬就已遍及奇里乞亚，同时他还指出亚美尼亚武装游击队的活动范围远至基利斯（阿勒颇附近）、巴伊布尔特、开塞利、科尼亚和锡瓦斯。另外，据报道，游击队的活动集中在极易受攻击的巴格达铁路山脉的波赞特咽喉点附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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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851 尽管这些报道令人惊恐，但它们只是凡城暴动的前奏，直到1915年4月的第二个星期，这些冲突才进入关键阶段。在凡城的周边乡村，暴力事件在整个冬天层出不穷，不过它们到目前为止造成的伤亡数通常只能以个位数来计算。到了3月，反叛力量则与正规军分队发生了首次小规模冲突。奥斯曼第三集团军指挥部向凡城派遣了一支由杰夫代特·贝率领的600人的宪兵营以及一支来自波斯阿塞拜疆的百人老兵连。1915年3月25日，在注意到除了叛乱活动之外，俄军也有可能会从东部侵入，杰夫代特便请求指挥部再向他支援一门大炮及一支步兵营。16恩维尔在意识到当前形势的严峻之后，派其心腹志愿兵军官、委内瑞拉雇佣兵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帮助杰夫代特保卫此城。不过，当诺加莱斯抵达时，凡城已经落入了反叛分子之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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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853 在凡城发生的暴动的大量细节至今仍不清楚，甚至连开始的时间也难以确定。俄方线人（从亚美尼亚通讯员处获得的消息）称由达什纳克党人控制的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反对派政府，亚美尼亚革命联盟（ARF）早在1915年4月15日就控制了这座城市，不过奥斯曼线人称时间大约在4月18—20日——据报道，亚美尼亚游击队此时已经占领了阿克拉修道院（Akkilise Monastery），并且烧毁了大型的哈米德·阿阿兵营——尽管土耳其人仍然控制着这座兵营。这场战斗看起来混乱不堪，在建筑物的阻隔之下，战场被大致“分成”穆斯林区域和基督徒区域。亚美尼亚线人称由于遭到对方无缘无故的炮击，他们才被迫拿起了武器。不管事实如何，当地亚美尼亚人完全有理由担心政府即将发动的猛攻，尤其因为族际间的杀戮已经在周边农村地区持续了数周之久，并逐步升级：亚美尼亚的通讯员告知俄军情报机构，土耳其人已经烧毁了上百座位于凡城的亚美尼亚村落，并且对当地居民实施了血腥屠杀。17不论是谁打响了第一发子弹，凡城省的恢宏篇章意味着1915年4月中旬的暴动到达了顶点。无论如何，这其中的暴行并不难解释：这是种族—宗教战争中最为残暴的一种——反叛分子的试探性进攻和最终猛攻、政府力量的回击、游击队的人质劫持、政府军对基督教平民（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的凶残报复、对反叛嫌疑犯的即刻处决、所有村落遭到烧毁，这一切经过数月逐步升级才最终触发了战争的高潮到来。正如诺加莱斯在回忆凡城的恐怖场景时，仍然带着几分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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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855 我在这里是一个……异教徒，或者说是一个肮脏的基督教走狗。我率领1.2万名土耳其人包围了3.5万名亚美尼亚人的家乡。我一点儿都不责怪亚美尼亚人对我感到恼怒……这座城市和堡垒被浓烟笼罩。在20多天的时间里，它们经受着大炮的轰击和无休止的步枪射击，那声音听起来就像远处大瀑布发出的低沉的隆隆声……那简直就是但丁式的场景。它使我想起一句老话：赫勒斯庞特以东不存在慈悲！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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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857 姑且假定诺加莱斯缺乏文学天赋，但是他的大致观察的真实性却不可否认（尽管他说的战斗人员数量有些过多）。当代的文献资料并不认可两边的参战人员数量。根据奥斯曼档案材料，近来最为准确的官方估计数据显示，土方大约有2 000名正规军和宪兵部队以及约1 000名库尔德非正规军，而亚美尼亚游击队则有几乎一样多（如果不是略微多些）的武装人员。双方都装备精良，不仅有步枪和手枪，还有炸药和引爆装置。此外，奥斯曼正规军还拥有游击队缺乏的大炮，不过由于达什纳克党人在战争之前就获得了一批威力不亚于机关枪的C-96毛瑟自动手枪，所以后者的射击更为致命一些：“他们告别了以往一次只能发一枪的方式，能够朝同一目标连发4枪、5枪，有时候还能达到6枪。”甚至关于这场战役中的半官方的亚美尼亚编年史学家黑格·戈苏艾安（Haig Gossoian）也出于明显原因，低估了反叛武装和军械库的规模，称凡城的亚美尼亚人除了步枪和左轮手枪之外，只有90支半自动毛瑟枪和13 500发子弹。19在这场真正意义的战斗中，反叛分子们在政府军的凶残猛攻之下足足坚持了4个星期——时间长到足以将此城交付给俄国的哥萨克人——他们在3 000名亚美尼亚“朱滋尼”志愿军的陪同下于1915年5月20日到达战场，此时距杰夫代特下令全线撤退，将这座要塞让予亚美尼亚反叛军已过去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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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859 不论这场凡城暴动意味着什么，它在非常规战争中都算是一个不错的成就。亚美尼亚的胜利者们估计杀掉了大约500名敌兵（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而己方仅仅丧失了135名兵士。20另外，亚美尼亚革命联盟甚至在土军围攻城市的时候成功与俄军取得了联系，尽管（由于电报线路被切断）通讯员是以将信件缝在信差衣服衬里的方式来传递。其中，1915年5月12日的一封典型的信件中这样说道：“我们每一天都期盼着俄军的增援到来。”[4]在修好电报线路以后，阿拉姆·马努基安帕夏代表“凡城的亚美尼亚人”在5月20日向沃龙佐夫—达什科夫发去一份正式电报，宣称已将城市交付给了俄国人，并夸口亚美尼亚志愿军已经“击败了土军数月的围攻”。在向总督发去生日问候后，马努基安帕夏又为“亚美尼亚的解放”向所有亚美尼亚人表达了谢意，并且赞扬了“伟大的俄军获得的胜利”。21第比利斯的亚美尼亚主要报纸《劳动者》（Mshak）非但不愿隐瞒凡城暴动同正在进行中的俄土战争的联系，还公开吹嘘亚美尼亚游击队已经将凡城交付给了俄国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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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861 在奥斯曼军事线后方的残酷战役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哈利勒·贝在波斯北部迪尔曼包抄俄军的努力却遭遇了失败——而此时协约国联军在加里波利半岛为攻占制高点进行着殊死搏斗。受罪于在苏伊士运河和萨勒卡默什遭受的失败，以及英军在阿拉伯河的挺进，奥斯曼帝国正在被迅速压缩成3个区域。由于游击队向奇里乞亚发动了进攻，在叙利亚的第四集团军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第六集团军正面临着被切断联系的危险。然而，处境最糟糕的要数正对着俄国人的第三集团军，它同时在北部（埃尔祖鲁姆）和南部（迪尔曼—凡城）战线面对着精疲力竭的敌军。诚然，俄军向凡城前进的进程缓慢——尤其对于陷入困境中的平民而言实在是过于缓慢，但这主要是因为尤登尼奇——他在考虑到游走于此区的难受管束的游牧民可能会带来不良影响后，便坚决要求纳扎尔贝科夫指挥哥萨克骑兵师（尤其是第三外贝加尔哥萨克旅）对库尔德人进行威慑，希望重塑俄国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之后从波斯北部全线撤退的威望。此法得以奏效，尽管其有条不紊的节奏并不完全合尤登尼奇的口味。到了6月份，在亚美尼亚“朱滋尼”志愿军陪同下的哥萨克骑兵攻取了凡城湖的东部、南部和北部沿岸，并将哈利勒·贝的第三十六师逼回比特利斯的东部防线之后，土耳其人开始溃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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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863 奥斯曼最高指挥部在达达尼尔海峡和加里波利攻势的东部战略失败之后，陷入了一种妄想症的“完美风暴”之中。除了忧心于希腊人在加里波利制造骚乱——自1915年4月起，奥斯曼就开始将希腊的基督徒驱逐出半岛——青年土耳其党人此时又开始对东部的亚美尼亚人进行痛打——亚美尼亚人似乎要在此区的军队后方准备实施全面叛乱活动。在今天看来，亚美尼亚游击队在前线后方同俄国积极开展活动的举动充满了争议（并非简单地否认），但是当在彼时事实却远非如此。美国大使摩根索远非一位亲奥斯曼的辩护者——事实上，他之后的回忆录经常被研究种族大屠杀的学者引用，以作为证据起诉土耳其政府——在1915年5月25日向华盛顿报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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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865 一场意在帮助俄国人的亚美尼亚暴动似乎在凡城得以爆发……据说这些暴乱分子占领了凡城的部分区域，并且将会在正规军难以开展行动的乡村地区进行游击战。至于他们的组织程度和获得的胜利，我无法描述。“他们的人数得到了不同方面的估计”，但是“没有人认为他们会少于1万兵力，而2.5万人则有可能最接近事实”。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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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867 至今，仍然无法说清在奥斯曼领土到底有多少亚美尼亚革命党组织配备武器装备。除了一些特殊的事件，比如有书面记录（尽管当时关于协调合作的完整范围仍不明确）的凡城暴动，同样不清楚的还有他们同俄国人协调开展活动的方式。但是出于充足证据的自信，我们能够确定一件事，即亚美尼亚对俄国人前线（以及奇里乞亚、巴格达铁路附近，还有通往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军队补给线上的其他道路咽喉点）的威胁得到了奥斯曼最高指挥部和国民政府的重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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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869 在对亚美尼亚人的驱逐运动的传统叙事里，事件的开端往往追溯至1915年4月24—25日（加里波利登陆战正是在这天晚上进行）——当天有大约180名手无寸铁的亚美尼亚名人在君士坦丁堡遭到逮捕。然而，根据奥斯曼档案室中最新的研究显示，驱逐运动实际上在数周前就已开始，要求对来自榟橔和马拉什（亚美尼亚人于此地爆发了第一次叛乱）的亚美尼亚名人进行“重新安置”的命令在1915年4月8日就已下达。塔内尔·阿克恰姆[5]通过对档案的研究整理指出［对亚美尼亚人的］镇压活动在整个4月和5月一直在不断“升级增温”。4月24日，随着首都的亚美尼亚人遭到围捕以及两项政策法规的颁布，驱逐运动第一次得以升级。首先，由内务大臣塔拉特向各省及各区长官颁布法令，规定禁止向涉嫌通敌的亚美尼亚人颁发旅行通行证。其次，更为重要的在于战争部的恩维尔规定（不过他是在塔拉特的指导下准备这道法令的）：将边界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口减少至10%以下，并建议把已知的“反叛分子”从此区迁走，换以穆斯林人口。1915年5月2日，土耳其政府又颁布了两部更具有重大意义的法令。一个下令没收边界地区非穆斯林群体的武器（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也包括埃迪尔内、色雷斯西部边界附近、黑海的一些港口以及科尼亚）。另一个法令则下令将凡城湖地区的全部亚美尼亚人迁走，以“驱散叛乱活动的温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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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871 到目前为止，奥斯曼的亚美尼亚人驱逐法令多多少少有些临时随意性。当局甚至还未决定驱逐目的地。来自榟橔和马拉什的最早一批受害者们则被送到了科尼亚（即远离边界的地点）。凡城省在1915年5月2日出台的驱逐法令，决定将亚美尼亚人送往“俄国或将其分散至安纳托利亚内陆的不同地点”——这样一来，不管亚美尼亚基督徒身处何地，他们的穆斯林邻居都能在人数上超过他们了。265月16日，大约3万名亚美尼亚人被从第三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哈珊卡尔堡（埃尔祖鲁姆附近）的附近地区“赶走”——他们除了被迫向西，往尽可能远离俄军的地带迁徙之外，并无更具体的目标。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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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873 这场运动刚开始还断断续续，随后慢慢变得更为系统。首当其冲的是来自榟橔和马拉什的被驱逐者，随后是来自凡城地区的亚美尼亚人，他们被重新运送至“东南部的阿勒颇、德—佐尔（Der Zor，今天的代尔祖尔省）以及乌尔法”。奥斯曼政府随后又决定取消乌尔法和阿勒颇这两个地点：将亚美尼亚被驱逐者送至更远的东南部，直至叙利亚沙漠。1915年5月31日，塔拉特颁布了恶名昭彰的法令，要求被驱逐者远离边界地区［他们同样被要求迁移到距“巴格达铁路和其他铁路枢纽”25千米（15.5英里）以内］的6个东部省份，“对当地的亚美尼亚人进行强迫迁徙和转移”，其首要的流放地点位于遥远且主要为荒地的德—佐尔省的叙利亚沙漠——这强烈地意味着这些被放逐者的生存并非塔拉特最优先考虑的事。28到6月和7月，驱逐运动进一步升级，当几起新的暴动事件在奥斯曼战线后方的马拉什和榟橔（再次）爆发时，加济安泰普、安提俄克（安提克）和乌尔法三地遂催促第三集团军指挥部派遣三支整师赶赴南部的奇里乞亚地区对叛乱进行镇压。这起新的暴动浪潮同时给塔拉特提供了口实，使其进一步扩大亚美尼亚人的驱逐范围（之前仅限于东部省份），并借鉴梅尔辛和亚达那的奇里乞亚—地中海港口城市的法令，同样向萨姆松、锡瓦斯和塔拉布宗颁布了新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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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875 在书面记录上，针对亚美尼亚人的驱逐从未被普遍实行或者应用过。身处安卡拉、士麦那（伊兹密尔）和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平民被认为幸免于难，不过我们知道仍有数千人（不止包括4月份被逮捕的180位名人）遭到了围捕。理论上，也有一些例外：亚美尼亚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女人、孩子、老人、现役士兵及其家属，还有难以替代的工匠（比如建造巴格达铁路的铁匠、锁匠、技工和锅炉工）。安塔利亚由于比梅尔辛和亚达那的亚美尼亚人还少，也得到了官方的豁免。同样，在理论上而言，被驱逐者（如果没来得及在离开之前将其资产以大甩卖的价格卖给当地穆斯林，且拿到现款）将能拿到房屋以及他们留下的财产的补偿金：土耳其农业银行将用他们的名字开户以“接收来自租金或是买卖资产的所有存款”。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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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877 可以预见，这些规定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执行。实际上，大部分亚美尼亚流放者是靠双脚迁徙，他们背负的行李也已接近最大负荷。即使他们能在旅途中生存下来，也不会拿到应有的赔偿金，而他们的资产也将被留下来，被投机的邻居占有，或被收归国有。[6]30塔拉特的指导方针和“豁免”法令时常被当地官员和军队军官有意忽视。数年以来，他们一直寻找各种理由迫害“不忠的”亚美尼亚人。让人困惑的是，奥斯曼军队另一方面又在战争期间召开了上千次军事法庭会议，以审判那些“因组织或没能防止”向亚美尼亚平民发动袭击的行为，大量军官因明确的侵犯人权罪而被处死。31在亚达那，奥斯曼州知事公然反抗塔拉特要求停止继续驱逐亚美尼亚人的命令，并宣称“［内务］大臣的命令对他毫无意义，他将独自决定对当地的亚美尼亚人采取何种措施”。亚达那的清洗运动（6 000名亚美尼亚人遭到驱逐，包括管理街灯工作的人）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整个城市都被腾空，其中还包括这位复仇心切的州知事及其家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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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879 到1915年7月，在土耳其的每一个人都能明显感觉到一场大规模的暴力种族清洗运动正在进行。而驱逐的豁免法令（尤其是针对女性和孩子）则遭到了普遍忽视——无论是因为一些亚美尼亚人对驱逐进行了抵抗或是因为他们成为附近武装游击队员发动袭击的替罪羊，各地统治者、宪兵、长官和库尔德的哈米迪耶军团针对亚美尼亚平民实施了非常残酷的暴行。[7]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帮助奥斯曼政府将凡城变成了但丁式的人间炼狱，此后，类似的情景常常萦绕在他的脑海，在锡尔特城外：“在不远处的一个斜坡上，山腰似乎积着雪，几千具半裸着流淌鲜血的亚美尼亚人尸体四处横陈、积成堆垒或者相互交错地躺在死神的怀抱里。”33同时，其他远赴叙利亚的亚美尼亚人却常常由于饥渴而死在能望见巴格达铁路的途中，最终到达铁路的人寥寥无几。一位迁徙者在铁路线上说道，亲眼看到“在旅途白昼之中，有1 000名亚美尼亚人死去，并倒在铁路前的不同地点”。通至沙漠的道路上也呈现着可怕的景象，“腐烂的尸体随处可见”。被放逐到德—佐尔省的叙利亚沙漠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它给成千上万的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包括女人、孩子和老人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那些身体不够强壮的人的伤亡情况尤为严重。根据一位学者估算，大约有80万名亚美尼亚人被驱逐出东部省份，“只有5万人到达政府指定的居住区”。34无论是出于挨饿、干渴、疾病、单纯的体力透支，抑或是被行刑队处死，没有人知道1915年亚美尼亚人死亡的确切数字。最新的人口统计学研究根据战前亚美尼亚大约150万的总人口数，测算出死亡数字大约是65万—70万，不过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有多达上百万人罹难。最终的结果很清楚：“土耳其亚美尼亚”（亚美尼亚人世代生存的小亚细亚东部以及奇里乞亚地区）的亚美尼亚人遭到了灭绝。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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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881 随着土耳其加入世界大战的大锅，奥斯曼的亚美尼亚人或许将永远难以拥有一个幸福的结局。虽然如此，大量与战略和军事有关的意外事件迫切需要进一步的审视。首先，俄国未能在紧急关头赶来援助亚美尼亚人。不过，之于尤登尼奇和沃龙佐夫—达什科夫，公道地说，我们必须考虑到当奥斯曼的亚美尼亚人遭到清算的时候，俄国也正好在欧洲遭遇了战略危机——1915年5月2日，德国—奥匈帝国在戈尔利采—塔尔诺取得了惊人进展，并向敌军打开了波兰平原。俄军在1915年夏的全面撤退给撤退地带带来了恐慌，致使近200万难民逃离撤退地带，其中还包括50万以上因被怀疑通德［国］而被从边界地区赶走的犹太人。由于敌方在俄国波兰实行了焦土策略（军队撤退时销毁一切敌军可利用之物），差点儿使沙皇政权在1915年垮台，无怪乎俄军最高统帅部并不怎么关注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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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1883 同时，俄国人卷入土耳其东部事务的程度也无可否认地表明了他们在帮助亚美尼亚人的事业。当5月20日哥萨克人出现在凡城时，此地大部分区域已经被夷为平地，只有亚美尼亚人还坚守着市镇。对于其他地方装备不够精良的亚美尼亚人而言，这次暴动或许是毁灭性的，但是在凡城，穆斯林（而非基督徒）却遭受着不幸，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房屋（穆斯林区被夷为平地），并被迫背负着一切可以带走的东西徒步逃难。[8]在这个意义上，对亚美尼亚人来说，凡城叛乱的问题并不在于它的发生与否，而在于此次叛乱事件传播得还不够迅速——或者说未能和俄军进一步配合。诚然，俄军从迪尔曼往前进的速度十分缓慢，但它还是成功到达了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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