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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军事线后方的残酷战役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哈利勒·贝在波斯北部迪尔曼包抄俄军的努力却遭遇了失败——而此时协约国联军在加里波利半岛为攻占制高点进行着殊死搏斗。受罪于在苏伊士运河和萨勒卡默什遭受的失败，以及英军在阿拉伯河的挺进，奥斯曼帝国正在被迅速压缩成3个区域。由于游击队向奇里乞亚发动了进攻，在叙利亚的第四集团军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第六集团军正面临着被切断联系的危险。然而，处境最糟糕的要数正对着俄国人的第三集团军，它同时在北部（埃尔祖鲁姆）和南部（迪尔曼—凡城）战线面对着精疲力竭的敌军。诚然，俄军向凡城前进的进程缓慢——尤其对于陷入困境中的平民而言实在是过于缓慢，但这主要是因为尤登尼奇——他在考虑到游走于此区的难受管束的游牧民可能会带来不良影响后，便坚决要求纳扎尔贝科夫指挥哥萨克骑兵师（尤其是第三外贝加尔哥萨克旅）对库尔德人进行威慑，希望重塑俄国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之后从波斯北部全线撤退的威望。此法得以奏效，尽管其有条不紊的节奏并不完全合尤登尼奇的口味。到了6月份，在亚美尼亚“朱滋尼”志愿军陪同下的哥萨克骑兵攻取了凡城湖的东部、南部和北部沿岸，并将哈利勒·贝的第三十六师逼回比特利斯的东部防线之后，土耳其人开始溃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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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最高指挥部在达达尼尔海峡和加里波利攻势的东部战略失败之后，陷入了一种妄想症的“完美风暴”之中。除了忧心于希腊人在加里波利制造骚乱——自1915年4月起，奥斯曼就开始将希腊的基督徒驱逐出半岛——青年土耳其党人此时又开始对东部的亚美尼亚人进行痛打——亚美尼亚人似乎要在此区的军队后方准备实施全面叛乱活动。在今天看来，亚美尼亚游击队在前线后方同俄国积极开展活动的举动充满了争议（并非简单地否认），但是当在彼时事实却远非如此。美国大使摩根索远非一位亲奥斯曼的辩护者——事实上，他之后的回忆录经常被研究种族大屠杀的学者引用，以作为证据起诉土耳其政府——在1915年5月25日向华盛顿报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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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意在帮助俄国人的亚美尼亚暴动似乎在凡城得以爆发……据说这些暴乱分子占领了凡城的部分区域，并且将会在正规军难以开展行动的乡村地区进行游击战。至于他们的组织程度和获得的胜利，我无法描述。“他们的人数得到了不同方面的估计”，但是“没有人认为他们会少于1万兵力，而2.5万人则有可能最接近事实”。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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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然无法说清在奥斯曼领土到底有多少亚美尼亚革命党组织配备武器装备。除了一些特殊的事件，比如有书面记录（尽管当时关于协调合作的完整范围仍不明确）的凡城暴动，同样不清楚的还有他们同俄国人协调开展活动的方式。但是出于充足证据的自信，我们能够确定一件事，即亚美尼亚对俄国人前线（以及奇里乞亚、巴格达铁路附近，还有通往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军队补给线上的其他道路咽喉点）的威胁得到了奥斯曼最高指挥部和国民政府的重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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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亚美尼亚人的驱逐运动的传统叙事里，事件的开端往往追溯至1915年4月24—25日（加里波利登陆战正是在这天晚上进行）——当天有大约180名手无寸铁的亚美尼亚名人在君士坦丁堡遭到逮捕。然而，根据奥斯曼档案室中最新的研究显示，驱逐运动实际上在数周前就已开始，要求对来自榟橔和马拉什（亚美尼亚人于此地爆发了第一次叛乱）的亚美尼亚名人进行“重新安置”的命令在1915年4月8日就已下达。塔内尔·阿克恰姆[5]通过对档案的研究整理指出［对亚美尼亚人的］镇压活动在整个4月和5月一直在不断“升级增温”。4月24日，随着首都的亚美尼亚人遭到围捕以及两项政策法规的颁布，驱逐运动第一次得以升级。首先，由内务大臣塔拉特向各省及各区长官颁布法令，规定禁止向涉嫌通敌的亚美尼亚人颁发旅行通行证。其次，更为重要的在于战争部的恩维尔规定（不过他是在塔拉特的指导下准备这道法令的）：将边界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口减少至10%以下，并建议把已知的“反叛分子”从此区迁走，换以穆斯林人口。1915年5月2日，土耳其政府又颁布了两部更具有重大意义的法令。一个下令没收边界地区非穆斯林群体的武器（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也包括埃迪尔内、色雷斯西部边界附近、黑海的一些港口以及科尼亚）。另一个法令则下令将凡城湖地区的全部亚美尼亚人迁走，以“驱散叛乱活动的温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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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奥斯曼的亚美尼亚人驱逐法令多多少少有些临时随意性。当局甚至还未决定驱逐目的地。来自榟橔和马拉什的最早一批受害者们则被送到了科尼亚（即远离边界的地点）。凡城省在1915年5月2日出台的驱逐法令，决定将亚美尼亚人送往“俄国或将其分散至安纳托利亚内陆的不同地点”——这样一来，不管亚美尼亚基督徒身处何地，他们的穆斯林邻居都能在人数上超过他们了。265月16日，大约3万名亚美尼亚人被从第三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哈珊卡尔堡（埃尔祖鲁姆附近）的附近地区“赶走”——他们除了被迫向西，往尽可能远离俄军的地带迁徙之外，并无更具体的目标。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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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运动刚开始还断断续续，随后慢慢变得更为系统。首当其冲的是来自榟橔和马拉什的被驱逐者，随后是来自凡城地区的亚美尼亚人，他们被重新运送至“东南部的阿勒颇、德—佐尔（Der Zor，今天的代尔祖尔省）以及乌尔法”。奥斯曼政府随后又决定取消乌尔法和阿勒颇这两个地点：将亚美尼亚被驱逐者送至更远的东南部，直至叙利亚沙漠。1915年5月31日，塔拉特颁布了恶名昭彰的法令，要求被驱逐者远离边界地区［他们同样被要求迁移到距“巴格达铁路和其他铁路枢纽”25千米（15.5英里）以内］的6个东部省份，“对当地的亚美尼亚人进行强迫迁徙和转移”，其首要的流放地点位于遥远且主要为荒地的德—佐尔省的叙利亚沙漠——这强烈地意味着这些被放逐者的生存并非塔拉特最优先考虑的事。28到6月和7月，驱逐运动进一步升级，当几起新的暴动事件在奥斯曼战线后方的马拉什和榟橔（再次）爆发时，加济安泰普、安提俄克（安提克）和乌尔法三地遂催促第三集团军指挥部派遣三支整师赶赴南部的奇里乞亚地区对叛乱进行镇压。这起新的暴动浪潮同时给塔拉特提供了口实，使其进一步扩大亚美尼亚人的驱逐范围（之前仅限于东部省份），并借鉴梅尔辛和亚达那的奇里乞亚—地中海港口城市的法令，同样向萨姆松、锡瓦斯和塔拉布宗颁布了新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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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面记录上，针对亚美尼亚人的驱逐从未被普遍实行或者应用过。身处安卡拉、士麦那（伊兹密尔）和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平民被认为幸免于难，不过我们知道仍有数千人（不止包括4月份被逮捕的180位名人）遭到了围捕。理论上，也有一些例外：亚美尼亚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女人、孩子、老人、现役士兵及其家属，还有难以替代的工匠（比如建造巴格达铁路的铁匠、锁匠、技工和锅炉工）。安塔利亚由于比梅尔辛和亚达那的亚美尼亚人还少，也得到了官方的豁免。同样，在理论上而言，被驱逐者（如果没来得及在离开之前将其资产以大甩卖的价格卖给当地穆斯林，且拿到现款）将能拿到房屋以及他们留下的财产的补偿金：土耳其农业银行将用他们的名字开户以“接收来自租金或是买卖资产的所有存款”。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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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见，这些规定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执行。实际上，大部分亚美尼亚流放者是靠双脚迁徙，他们背负的行李也已接近最大负荷。即使他们能在旅途中生存下来，也不会拿到应有的赔偿金，而他们的资产也将被留下来，被投机的邻居占有，或被收归国有。[6]30塔拉特的指导方针和“豁免”法令时常被当地官员和军队军官有意忽视。数年以来，他们一直寻找各种理由迫害“不忠的”亚美尼亚人。让人困惑的是，奥斯曼军队另一方面又在战争期间召开了上千次军事法庭会议，以审判那些“因组织或没能防止”向亚美尼亚平民发动袭击的行为，大量军官因明确的侵犯人权罪而被处死。31在亚达那，奥斯曼州知事公然反抗塔拉特要求停止继续驱逐亚美尼亚人的命令，并宣称“［内务］大臣的命令对他毫无意义，他将独自决定对当地的亚美尼亚人采取何种措施”。亚达那的清洗运动（6 000名亚美尼亚人遭到驱逐，包括管理街灯工作的人）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整个城市都被腾空，其中还包括这位复仇心切的州知事及其家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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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5年7月，在土耳其的每一个人都能明显感觉到一场大规模的暴力种族清洗运动正在进行。而驱逐的豁免法令（尤其是针对女性和孩子）则遭到了普遍忽视——无论是因为一些亚美尼亚人对驱逐进行了抵抗或是因为他们成为附近武装游击队员发动袭击的替罪羊，各地统治者、宪兵、长官和库尔德的哈米迪耶军团针对亚美尼亚平民实施了非常残酷的暴行。[7]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帮助奥斯曼政府将凡城变成了但丁式的人间炼狱，此后，类似的情景常常萦绕在他的脑海，在锡尔特城外：“在不远处的一个斜坡上，山腰似乎积着雪，几千具半裸着流淌鲜血的亚美尼亚人尸体四处横陈、积成堆垒或者相互交错地躺在死神的怀抱里。”33同时，其他远赴叙利亚的亚美尼亚人却常常由于饥渴而死在能望见巴格达铁路的途中，最终到达铁路的人寥寥无几。一位迁徙者在铁路线上说道，亲眼看到“在旅途白昼之中，有1 000名亚美尼亚人死去，并倒在铁路前的不同地点”。通至沙漠的道路上也呈现着可怕的景象，“腐烂的尸体随处可见”。被放逐到德—佐尔省的叙利亚沙漠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它给成千上万的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包括女人、孩子和老人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那些身体不够强壮的人的伤亡情况尤为严重。根据一位学者估算，大约有80万名亚美尼亚人被驱逐出东部省份，“只有5万人到达政府指定的居住区”。34无论是出于挨饿、干渴、疾病、单纯的体力透支，抑或是被行刑队处死，没有人知道1915年亚美尼亚人死亡的确切数字。最新的人口统计学研究根据战前亚美尼亚大约150万的总人口数，测算出死亡数字大约是65万—70万，不过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有多达上百万人罹难。最终的结果很清楚：“土耳其亚美尼亚”（亚美尼亚人世代生存的小亚细亚东部以及奇里乞亚地区）的亚美尼亚人遭到了灭绝。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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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土耳其加入世界大战的大锅，奥斯曼的亚美尼亚人或许将永远难以拥有一个幸福的结局。虽然如此，大量与战略和军事有关的意外事件迫切需要进一步的审视。首先，俄国未能在紧急关头赶来援助亚美尼亚人。不过，之于尤登尼奇和沃龙佐夫—达什科夫，公道地说，我们必须考虑到当奥斯曼的亚美尼亚人遭到清算的时候，俄国也正好在欧洲遭遇了战略危机——1915年5月2日，德国—奥匈帝国在戈尔利采—塔尔诺取得了惊人进展，并向敌军打开了波兰平原。俄军在1915年夏的全面撤退给撤退地带带来了恐慌，致使近200万难民逃离撤退地带，其中还包括50万以上因被怀疑通德［国］而被从边界地区赶走的犹太人。由于敌方在俄国波兰实行了焦土策略（军队撤退时销毁一切敌军可利用之物），差点儿使沙皇政权在1915年垮台，无怪乎俄军最高统帅部并不怎么关注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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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俄国人卷入土耳其东部事务的程度也无可否认地表明了他们在帮助亚美尼亚人的事业。当5月20日哥萨克人出现在凡城时，此地大部分区域已经被夷为平地，只有亚美尼亚人还坚守着市镇。对于其他地方装备不够精良的亚美尼亚人而言，这次暴动或许是毁灭性的，但是在凡城，穆斯林（而非基督徒）却遭受着不幸，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房屋（穆斯林区被夷为平地），并被迫背负着一切可以带走的东西徒步逃难。[8]在这个意义上，对亚美尼亚人来说，凡城叛乱的问题并不在于它的发生与否，而在于此次叛乱事件传播得还不够迅速——或者说未能和俄军进一步配合。诚然，俄军从迪尔曼往前进的速度十分缓慢，但它还是成功到达了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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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在回到移动的战线后，亚美尼亚人将凡城交付给了俄国人。在这个还未结束的故事中，仅仅发生了一段插曲：就在凡城被贾维德·贝移交给俄军的时候，奥斯曼第三集团军也在准备反击——他们对来自埃尔祖鲁姆的三支新师加以训练，并部署其增援在南部战线的哈利勒·贝部队。俄国人不知道的是——他们以为敌方仍处于混乱之中——到6月末，由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指挥，德军少校古泽任参谋长的新第九军团——大约有8支强大的土耳其步兵师组成的总共7万兵力——正在集结途中，准备向前挺进。俄军沿着凡城湖北岸移动，其中的先锋部队则由第一、第二高加索哥萨克师、特鲁欣将军的第二外贝加尔哥萨克旅、第六十六步兵师的部分兵力以及亚美尼亚“朱滋尼”志愿军担当，他们比阻碍他们的奥斯曼第九军团移动更为灵活，但是他们的人数仅仅是对方的1/3，俄军总数还不如奥斯曼三支常规师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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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受到了地缘重心规律的迫力，1915年7月的第二个星期，这两股武装力量汇聚在了在马拉兹吉尔特平原上（Malazgırt）——1071年，塞尔丘克的土耳其人曾于这片平原上，在阿尔普·阿尔斯兰的率领下与拜占庭人展开了一场极为有名的战役，并取得胜利，打开了小亚细亚的门户。[9]在“一战”编年史中，这场战役同迪尔曼之战一样，不为人所知，尽管它又是另一场应该被牢记的战役。双方的交战发生在1915年7月12—15日及20—26日。马拉兹吉尔特同迪尔曼战役相比，规模更大，战况却大相径庭。由于过度扩张，俄军冲进了自己制造的陷阱当中。在数周的激烈交锋之后，7月22—23日，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对俄军右翼进行了包抄。7月26日，俄国人撤出了马拉兹吉尔特城镇，并下令全面撤退至战线之外。8月4日，俄国人撤出了凡城市区，随后又继续撤出凡城省，退回边界线以内，进入波斯阿塞拜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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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马拉兹吉尔特战役很快就给被俄国人留在后方的亚美尼亚人带来了悲惨的后果。法哈肯·达德里安（Vahakn Dadrian）称有5万名亚美尼亚人因为在5月将凡城交付给俄国人而遭到了报复性屠杀。37塔内尔·阿克恰姆则称奥斯曼军方“处死了凡城所有的亚美尼亚人”。38奥斯曼军方针对此类消息拿出文件声称，凡城省有67 792名亚美尼亚人“登记在册”，然而他们未对1915年驱逐出的亚美尼亚人以及战死的亚美尼亚人给出一个概数。看起来很明显，在奥斯曼1915年8月上旬再度攻占这个叛乱省份后，如果说有任何亚美尼亚人能够存活下来的话，人数应该屈指可数。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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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否有办法去拯救凡城的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身处土耳其东部和奇里乞亚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呢？如我们所见，俄国人无疑赶到凡城省进行了救援，虽然他们直到5月才迟迟到达，而且之后在6月和7月还犯了战线延伸过长的重大错误。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俄国之后的交战行动。如我们所知，博戈·努巴尔帕夏在1915年2月上旬曾代表亚美尼亚驻开罗民族代表团，向约翰·马克斯韦尔提议道，如果英军登陆亚历山大勒塔，奇里乞亚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将提供“全力支持”。当榟橔的亚美尼亚代表随后也在当月请求俄国支持时，沃龙佐夫—达什科夫向萨宗诺夫建议道，鉴于同第比利斯相比，榟橔距奇里乞亚海岸线更近，英国或法国会设法通过两栖登陆或者隐秘投放武器的方式向此区的亚美尼亚叛乱分子提供武器装备。40基奇纳和丘吉尔对接下来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和加里波利战役过于执着，此时无暇理会这些有益的提议，但是这些提议从未被忘记。1915年3月23日，美国的亚美尼亚国防委员会告知英国驻波士顿领事，他们正准备将“志愿军送至奇里乞亚地区，而且此区为数众多的亚美尼亚人将会举起暴动旗帜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此举意在请求英国向其志愿军提供武器装备。再一次，亚美尼亚人无劳而返。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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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关于亚美尼亚人被驱逐的悲惨命运开始在6月和7月不断传播开来时，这些诉求很自然地呈现出更加紧急的一面。1915年7月10日——正是马拉兹吉尔特之战进行的时候，美国大使摩根索报告：“由于多数为俄国属民的亚美尼亚志愿军已经加入了俄国高加索军队，而且其中一些人同武装革命党运动关系密切，另外一些人还在俄国人入侵凡城地区的时候提供了帮助，所以惨烈的报复行为即将发生。” 42马克·赛克斯爵士（他之后在1916年帮助起草了著名的分割奥斯曼帝国的协议）在1915年7月上旬便被送至开罗研究增援奇里乞亚地区亚美尼亚人的可行性，所以他很清楚事态的发展。赛克斯在1915年7月14日和16日向查尔斯·卡尔韦尔将军报告称，土耳其内部的亚美尼亚叛乱分子希望能立即占领穆什，而埃及的亚美尼亚流放者则希望英方为其提供运输工具和武器。作为报答，他们将为奇里乞亚登陆战筹备一支6 000兵力的志愿军。437月20日和22日，当马拉兹吉尔特战役进入白热化的时候，博戈·努巴尔帕夏再度同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接洽。首先，他试图搏取对方的同情心（“如果……不尽快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保护的话，如此大规模的驱逐运动将会造成这一地区亚美尼亚人灭绝”）；随后，他承诺如果英军登陆奇里乞亚地区，他们将提供武装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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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实施［亚美尼亚国防委员会］所称正在讨论中的军事行动的话，需要一支1万—1.2万人的部队占领亚历山大勒塔、梅尔辛和亚达那（同时纵列行进），并且要确保1万兵力的亚美尼亚志愿军和此区所有亚美尼亚人进行配合……而奇里乞亚的2.5万名亚美尼亚武装分子以及更多来自邻省的造反者将使行动成为可能。这支将近5万人的可怕军队甚至能够一路越过奇里乞亚边界，成为协约国军队的有力助手。这只是一个恒久不变的真理……在土耳其只有亚美尼亚［即埃尔祖鲁姆、比特利斯和凡城省］和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居民才明显拥有反抗土耳其统治的强烈动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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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博戈·努巴尔帕夏希望说服英国人，亚美尼亚人足以与其并肩作战，并且能在战后建立一个独立的亚美尼亚国。然而，在我们偏颇地将他的提议搁置一边之前，值得注意的是，博戈·努巴尔帕夏所说的亚美尼亚武装分子人数（2.5万）与摩根索同时提出来的数据相同，毫无夸大。而且，这也与俄军情报接近，“3 000支独立武装小队在亚达那和阿勒颇之间的区域作战”（每个小队由5到10人组成），而奥斯曼的反制对策也证明了这一数据：反叛分子肯定至少有2.5万人持有武器，以便吸引活跃在军事前线的三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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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里波利战役的角度来看，另外一个更有趣的数字是在与内陆的亚美尼亚叛乱分子友军与平民碰面之前，为确保成功登陆奇里乞亚海岸线所要求的“1万—1.2万名士兵”。赛克斯曾向英国战争部提议，埃及的亚美尼亚人将提供一半兵力（大概6 000人），这意味着英军也只需要抽出6 000兵力攻占亚历山大勒塔，然后在奇里乞亚地区呈扇形散开。在这里（在通往叙利亚的路上，大量掉队于驼道和巴格达铁路路基上的亚美尼亚流放者在最近涌入了这个地区），大量亚美尼亚人将视其为解放者。或许这个数字比较乐观，来自埃及的亚美尼亚志愿军被认为难以同训练有素的英国兵相提并论。为了确保成功，马克斯韦尔可以增加一倍兵力到1.2万人，护送6 000名亚美尼亚武装志愿军穿过地中海以解放其受苦的奥斯曼同胞。这依然比英军在1915年8月上旬向加里波利战场的澳新军团增援力量少一半，不过彼时敌方的防守数量级远远大于他们在亚历山大勒塔面对的防守力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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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是否在亚历山大勒塔看到了另一个摆在他们眼前的大好时机？它或许比不上早先错过（因为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已经发生）的另一个机会那么耀眼，但是却更为紧迫，尤其出于人道主义考量。如果说2月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鲁莽挺进反映了其战略构想的失败，那么新近的澳新军团/苏弗拉湾登陆战则同样象征着一种“道德”构想的失败。当然，英法两国对1915年降临到土耳其亚美尼亚人身上的灾难并无责任，但从间接意义上来说，加里波利登陆战在4—5月对奥斯曼政府造成了一种偏执多疑的氛围，并为大规模的驱逐运动提供了口实。然而在1915年7月，采取措施进行帮助并不算太晚。驱逐运动此时仍在蔓延（它仅仅在8月就到达了梅尔辛和亚达那）。大多数难民还未到达叙利亚沙漠。尽管数以千计的亚美尼亚人已经死亡，但仍有成千上万的人活了下来。诚然，一旦英军在奇里乞亚登陆的消息传到奥斯曼陆军司令部，可能会导致新一轮针对亚美尼亚平民的报复行动。但是同拯救无数此时正排成一条长龙横穿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难民，以及中断更远的前往叙利亚的驱逐运动（奥斯曼第四集团军将亲自中止这段进程）相比，[11]这种风险显得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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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回到战略范畴。英—亚（美尼亚）联军在1915年7月登陆奇里乞亚的行动将成为压垮奥斯曼第三集团军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了对付包围凡城湖的俄军及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游击分子，第三集团军已经从埃尔祖鲁姆抽调了大部分兵力，现在还不得不向南部调遣更多的师部以阻止英国远征军在极端友好的地区作战。马拉兹吉尔特战役对土耳其东部省份的基督徒而言等同于宣判了死刑，但是这一次，马拉兹吉尔特战役的结局没有再一次上演。7月和8月，奥斯曼第三集团军最终溃败，并为英俄保护下的亚美尼亚独立国度的历史性重建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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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罗，至少有两个英国人看到了这种可能。首先是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他此时正忙于密谋怂恿麦加的圣嗣长侯赛因发动阿拉伯起义以对抗奥斯曼——他向外交部指出，在亚历山大勒塔发动一场“意想不到的袭击”将会重创在阿拉伯半岛（因此才会有在阿拉伯发动起义的计划）、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这里，英军正在步履艰难地向底格里斯河上游行进，而奥斯曼第六集团军则在巴格达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土军。45另一位则是T. E.劳伦斯（后来成为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1915年，他在萨伏依酒店的办公室里凝视着奥斯曼帝国的“巨大的断面图”时，几乎对亚历山大勒塔痴迷起来——这个极为重要的安纳托利亚战略要点能够将叙利亚和其他位于南部的阿拉伯省份间的联系切断——而且英军的登陆部队能够通过此地得到支持他们的北部奇里乞亚亚美尼亚人的增援。46但是，劳伦斯只是军队情报机构中的一名临时少尉译员，没有人会在意他的想法。而麦克马洪尽管举足轻重，却到1915年9月下旬才提出自己的观点——此时距澳新军团/苏弗拉湾登陆战已过去一个多月，他的提议也已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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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亚历山大勒塔几乎无人把守，英国人却没能在此地投放数支师部将奥斯曼帝国一分为二，进而增援俄国联军同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在马拉兹吉尔特的作战，并拯救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难民。相反，它选择了在加里波利登陆另一支2.5万人的军队，并最终遭遇筑壕高地的土—德同盟军的凶残火力的猛击，扩大了失败。对英国人而言，在巴士拉和苏伊士运河战役的良好开端之后，1915年的奥斯曼战场却使形势彻底恶化。战况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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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赫勒斯庞特（Hellespont），达达尼尔海峡的古希腊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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