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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罗，至少有两个英国人看到了这种可能。首先是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他此时正忙于密谋怂恿麦加的圣嗣长侯赛因发动阿拉伯起义以对抗奥斯曼——他向外交部指出，在亚历山大勒塔发动一场“意想不到的袭击”将会重创在阿拉伯半岛（因此才会有在阿拉伯发动起义的计划）、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这里，英军正在步履艰难地向底格里斯河上游行进，而奥斯曼第六集团军则在巴格达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土军。45另一位则是T. E.劳伦斯（后来成为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1915年，他在萨伏依酒店的办公室里凝视着奥斯曼帝国的“巨大的断面图”时，几乎对亚历山大勒塔痴迷起来——这个极为重要的安纳托利亚战略要点能够将叙利亚和其他位于南部的阿拉伯省份间的联系切断——而且英军的登陆部队能够通过此地得到支持他们的北部奇里乞亚亚美尼亚人的增援。46但是，劳伦斯只是军队情报机构中的一名临时少尉译员，没有人会在意他的想法。而麦克马洪尽管举足轻重，却到1915年9月下旬才提出自己的观点——此时距澳新军团/苏弗拉湾登陆战已过去一个多月，他的提议也已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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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亚历山大勒塔几乎无人把守，英国人却没能在此地投放数支师部将奥斯曼帝国一分为二，进而增援俄国联军同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在马拉兹吉尔特的作战，并拯救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难民。相反，它选择了在加里波利登陆另一支2.5万人的军队，并最终遭遇筑壕高地的土—德同盟军的凶残火力的猛击，扩大了失败。对英国人而言，在巴士拉和苏伊士运河战役的良好开端之后，1915年的奥斯曼战场却使形势彻底恶化。战况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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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赫勒斯庞特（Hellespont），达达尼尔海峡的古希腊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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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15年5月2日，在哈利勒从迪尔曼撤退的这一天，德国人在戈尔利采—塔尔诺取得了重大突破，从而突破了俄军在奥地利加利西亚的防线，为俄军1915年的大撤退铺平了道路——而俄国大部分的波兰区域也因此落入了同盟国手中。同之后的东欧战役一样，这场战役非常关键，不过，它的重要影响在数周之后才由高加索军队深深体会到——而且之后仍然影响着此时向凡城进发的俄国先头部队。如同加里波利、迪尔曼和凡城，它并未成为奥斯曼在彼时对战局进行考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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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利奥波德二世自幼年起就待他如友，因此诺加莱斯最初在比利时军队志愿参战。然而，不论是比利时（他的第一选择）还是法国（他的第二选择），都不允许他在没有放弃委内瑞拉国籍的情况下在常备军中任职。诺加莱斯在中立国保加利亚由于无事可做而被掏空了，然而，他却引起了德国人和土耳其人的注意——他们最终满足了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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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很明显带有欺诈意图的萨宗诺夫之后将这封信中的“俄国”一词删除后，转呈至了巴黎和伦敦，这样这封信读上去就像是来自无辜平民的帮助诉求，而非在同土耳其的战时敌人进行谋反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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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塔内尔·阿克恰姆（Taner Akçam），土耳其历史学家及社会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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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更糟糕的是，亚美尼亚逃难者在1916年俄军攻占了土耳其东部大部分地区之后，再度回到家乡时却被要求出具很少人拥有的“有效地产契约”，否则不予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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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种抵抗和报复充满了争议，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在奥斯曼军方人士给出的同政府军发生冲突而致死的亚美尼亚人数中，流放至叙利亚的人数并未被计算在内。举例来说，奥斯曼军方报道称有6 500名亚美尼亚战斗人员在特拉布宗丧生或失踪，在埃尔祖鲁姆和比特利斯则分别有8 657名和89 500名（居民总数为109 521名）亚美尼亚人“非死即逃”。这些数据除了武装游击队员，似乎还包括因通敌（常常似是而非）而被处死的亚美尼亚平民。然而，对亚美尼亚受害者在战斗中丧生这一事实的抵赖已变得不再可行——奥斯曼和俄国如今都已公开了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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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从凡城湖坐船到塔特万，随后再经由陆地抵达比特利斯。大约有700名到1 200名穆斯林活着到达了比特利斯（其余的不是淹死在暴风雨中，就是在船只偏离航线时被岸上的亚美尼亚游击队员捕获）。凡城的穆斯林区同附近的（曾支援政府军的）穆斯林村庄一道被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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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64年，阿尔普·阿尔斯兰征服了亚美尼亚首都阿尼，因此，亚美尼亚最后一个独立王国卡尔斯国的王子以南部的托罗斯山脉为交换条件，向拜占庭皇帝交出了他的“王权”。可是，亚美尼亚人同拜占庭人的联系十分缺乏。实际上，被过度简单化的文明冲突还有更为复杂的一面，很多亚美尼亚人在1071年的马拉兹吉尔特战役中站在了土耳其人一边，不过这并没有说服塞尔丘克重建已经覆灭的亚美尼亚王国。不管怎样，1915年夏，在马拉兹吉尔特参与战争的人数极少，这也说明了此地的历史地位已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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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的确，在苏弗拉湾，英军拥有2.5万以上兵力，并且大约有1.6万人在1915年8月6—7日成功登陆，而奥斯曼这边只有两个营在进行守备。但同样确定无疑的一点是，这次登陆只是为澳新军团进攻重兵把守的萨里拜尔山脉制高点起了辅助性作用，后者才是这次进攻的真正目标。重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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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这些讨论发生很久以后，从梅尔辛和亚达那到奇里乞亚地区的驱逐运动才开始进行——事实上，担心当地亚美尼亚人增援英军先遣登陆部队而将其驱逐出境是非常表面的原因。与其在开罗进行一系列关于在奇里乞亚登陆的“谈话”为奥斯曼政府提供口实对这些亚美尼亚人实施迫害，英国人还不如真的登陆，并且拯救那些会被驱逐出境的亚美尼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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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十一章 大英帝国的严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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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土耳其人实力强大，斗志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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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8月17日，伊恩·汉密尔顿在澳新军团登陆战失败之后，对基奇纳勋爵如是说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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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协约国而言，1915年是令人沮丧的一年。英国在早期针对奥斯曼的阿拉伯河及苏伊士运河战役中取得胜利之后，就被蒙蔽了双眼，并对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抱着一种盲目乐观的心态。对于法国人而言，这一年也充斥着痛苦的记忆，正如克列孟梭在其刊物《正义》（La Justice）中向读者痛斥道：“德国人仍然在努瓦永（法国地名）。”德国军队正是在这个战壕防线突出位置取得了进一步突破，并推进至距巴黎60英里（约97千米）范围内——这似乎在进行自杀式袭击，故意挑逗协约国部队从两翼突破包抄自己。虽然德国人向东部战线转移了10个师的兵力以备敌军在5月份向戈尔利采—塔尔诺发动袭击，但是协约国军队在西线新沙佩勒（4月）、阿拉/伊普尔（5月）以及随后的卢斯/香槟（9月）战役中依旧一败涂地。在上一个冬季的时候，英国人还怀抱希望。丘吉尔在1915年6月18日呈给英国战争会议的《军情概况报告》中记录到，“到1915年的春天，我们将开始彻底扫除法国［和］比利时……领土，并将敌军赶回德国边境线以内”，但英军最终惨遭失败。“法国和比利时总共有大约1.95万平方英里（约5万平方千米）领土还掌控在德国人手中，”他尖刻地评述道，“我们仅仅收复了8平方英里（约21平方千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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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在1915年5月23日加入战争，并选择站在英法一边（即对抗奥匈帝国）的举动或许提升了协约国正在骤然下跌的士气。但是由于它参战的时机太迟——直到戈尔利采—塔尔诺战役将俄国人从奥地利加利西亚撵回3周之后，意大利才向同盟国宣战——哈布斯堡王室也因而得以重生；但矛盾的是，也正是意大利的介入，使得奥匈帝国最终拥有了一位可以独力击败的对手。从道义角度而言，德军于4月朝伊普尔投放毒气的行为给协约国带来了新的刺激，使协约国开始宣称自己是在为“文明而战”。然而，由于他们自己也于9月在卢斯做出了相同的举措（被打脸），使得自身形象遭到严重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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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痛苦的莫过于加里波利僵局了。协约国军队本来打算绕开无望的西线，做大胆的战略推进，深入同盟国后方支援俄军，最终却再现法国和弗兰德斯的惨败——而且这一次协约国军队没法用德军的压力当作失败的借口了。诚然，奥斯曼第五集团军得到了德军的慷慨援助，但是这些“援助”兵力主要还是由土耳其人构成。作为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统治者以及全球性海洋霸主的大英帝国，正在被这位欧洲病夫施以沉痛的教训。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了英军的无用，但这种挫败和屈辱感也能够解释他们为何会在春夏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和随后的加里波利战役中更加坚定，愈挫弥坚。为何海军部、陆军部、战时会议和内阁中这些最聪明的人却未能对付土耳其人呢——要知道近些年以来，土耳其人在同一群巴尔干人的战斗中被打得落花流水——在那以前还曾被意大利击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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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对于同盟国而言，他们的战略蓝图却正在改善。诚然，土耳其人曾经在巴士拉、萨勒卡默什和苏伊士运河经历过相当令人惊恐的时刻。凡城的陷落以及雪崩式爆发的亚美尼亚暴动似乎预示着奥斯曼帝国权威在土耳其东部的塌方。然而，政府军的残暴回应，俄军在马拉兹吉尔特被逆转，以及英军干预奇里乞亚地区的失败却又好像重塑了奥斯曼在东部地区的威望。这位病夫又一次诈死，不过，这难以告慰奥斯曼的亚美尼亚人，他们在东部近乎胜利的煎熬时刻变成了一次人间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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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或许正如克列孟梭所说，协约国远征军仍扎营加里波利半岛，距奥斯曼帝都仅仅300千米（约186英里）。在英国最高指挥部看来，这场战役早已成了争执之源，不过它对于英国的危害似乎还不如对于土耳其大，或者说不及德军在努瓦永凸出部分进攻对法国造成的威胁。“大不列颠岛”及其盟友的相对安全性在近代初期和现代战争中是一个陈旧的话题。但是在1915年，这种比对更为引人注目。在“一战”中参战的英国兵不论来自不列颠群岛或是联邦诸国，他们又一次在为“他人的国家”而战，要么是为他人抵抗侵略者（法国），要么是帮大英帝国夺得胜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加里波利半岛）。苏伊士运河战役是一个例外，即使在这场战役中也主要是英属印度兵在守卫英属埃及，而非英国人守卫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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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的因素使得英国同世界大战的活跃前线隔绝开来，并赋予了它一定的灵活性，但随着这种“奢侈之物”而来的是选择的重压。在马恩河战役中重获新生之后，法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就变得相当简单明了：将德国人驱逐出法国。在东线战场，俄军在1914年的时候还具备着可调动性——只是在戈尔利采—塔尔诺战役中，这种可调动性遗失殆尽。之后，他们唯一考虑的真正问题仅仅在于撤退距离的远近。意大利介入战争之后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但是地理上的偶然因素意味着它和奥匈帝国注定只能在20英里（约32千米）宽的战场进行搏杀——处于的里雅斯特和阿尔卑斯山脉之间的唯一一块平地。德军最高司令部的埃里克·冯·法尔肯海因在关于如何平衡东、西线和土耳其三个战场的军队和军需品的分配问题上，具备一定自主性。但是由于英军控制着海洋，再加上很难同君士坦丁堡取得联系（仍处于战争中的塞尔维亚切断了东方快车铁路线，还朝多瑙河进行着炮击；而罗马尼亚的中立立场也阻碍着德国向土耳其大规模输运武器装备），德国的选择也十分有限。只有英国能够自由决定出于何种目标，以及向何处调派剩余兵力。而且，由于基奇纳在从无到有重新组建一支“新军”之前，西线战场已经趋于稳定，所以，也只有英国才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调动大量的剩余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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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英国兵应被派往何处呢？法国是一处明显的目的地，但是这些新招募的士兵在同德国人的较量中很难比得上经验丰富的英国远征军。正如丘吉尔在1915年6月18日的战时会议上解释这个问题，“到了一定地步后，数量并不足以解决西线战场的问题”，“无论哪一方都可以扩充数量，然而防御力量……才是永久性比数量优势更为重要的因素”。3正如我们所见，在整个战略体系和道义逻辑中应该得以严肃重视的奇里乞亚却遭到了我们的忽视。英军于2月份在苏伊士运河决定性地击溃了奥斯曼的进攻后，埃及似乎暂时处于安全之中。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似乎也是选择之一，但是它仅仅存在于德里和英属印度军队的战略视野内，而非伦敦及“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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