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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0月上旬，当第一股寒潮侵袭爱琴海时，一切为时已晚。10月11日，基奇纳首次谈及撤退事项，他向汉密尔顿询问若从加里波利全面撤退，估计会造成多少伤亡。汉密尔顿听闻后感到尤为震惊，回复道：“在伤亡不到总兵力一半的情况下撤出加里波利可能很难。”由于基奇纳（或是伦敦的其他高层）对这个回答不满，汉密尔顿随后被撤职。他的继任者，将军查尔斯·门罗爵士将预估伤亡数降低到大约“30%到40%”。尽管如此，将军本人却非常赞同撤退决定。由于对这些令人沮丧的答案非常不满，基奇纳便转向丘吉尔一边，召唤伦敦的凯斯舰长（他3月份曾站在丘吉尔一边，希望向达达尼尔海峡推进），同其制订新计划向海峡出动海军攻击，同时协调向布莱发动新的登陆战。凯斯的无畏赢得了基奇纳的赞赏，基奇纳在11月3日写道：“我完全拒绝下令撤退，我认为撤退会给我们带来最为深重的灾难，还会有大量的士兵战死或者被俘。”门罗随后也被解除了兵权，被派往萨洛尼卡战场。由于德·罗贝克极度反对这个计划，基奇纳便提议由上将罗斯林·威姆斯爵士接管其海军指挥权，并授予伯德伍德将军（他仍然斗志昂扬）全权指挥澳新军团战区的权力。为了揭开这场萨迦（指冒险经历或英雄业绩）的最后的英勇篇章，基奇纳甚至第一次亲自奔赴加里波利视察战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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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奇纳的热忱却未能在这次视察中存活下去。部分是因为丘吉尔的厄运仍未中断：凯斯被安排在伦敦组织海军增援力量，所以他未能同基奇纳在约定好的马赛会面。当这位战争大臣抵达蒙德罗斯的时候，德·罗贝克因而得以向凯斯的计划浇冷水，却未直接表示反对。然而，或许仅仅由于视野范围内沿岸无尽的徒劳无益的露营地，再加上基奇纳本人的年纪和在这次访问中退却的激情，他开始再度对向海峡挺进的计划产生了动摇。当凯斯终于登上萨洛尼卡的“达特茅斯”海港同基奇纳会面时，这位年事已高的巨子看起来“疲倦而又困乏”。“咳，我已经见过战场了，”基奇纳向凯斯说道，“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而你也绝无可能通过。”在这场战役的最终篇章刚得以翻开的时候，基奇纳就已经丧失了信心和勇气——正如2月19日战役开始的时候他表现的那样。他也有闪电般敏锐的洞察力。在来自开罗的麦克马洪和马克斯韦尔的建议下，基奇纳此时决定，从英法赶赴而来的增援部队随同从加里波利抽调出来的师部应该登陆亚历山大勒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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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计划未能在它刚开始及最有希望的冬季和春季取得结果。时间回溯至7月，若英军当时选择在奇里乞亚登陆，他们或许能够取得最直接有效的战果：拯救数千名亚美尼亚人的性命，并切断奥斯曼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及叙利亚的军队。然而，英军当时似乎仅仅将其作为主要进攻加里波利的一个佯攻点。由于英军在萨洛尼卡开辟了另一个战场，基奇纳最新的主张并未在战时会议上得到支持：既然已经在东部有了两个危险的滩头堡，为何还要再开辟第三个呢？而且，冬天即将到来，如果不在德国的武器和弹药开始大量涌入巴尔干半岛之前进行相对损失轻微的撤退行动，机遇之门将很快随着时间的快速流逝而关闭。除了凯斯独力赞成海军进攻外，他的上级军官以及诸位将军，甚至连伯德伍德在听到塞尔维亚传来的战况后也选择了放弃，撤退似乎势在必行。1915年11月22日，基奇纳向战时会议拍发电报称除了海丽丝岬，协约国军队应撤离苏弗拉湾和澳新军团湾（尽管海丽丝岬方面部队很可能也会在短期内撤退）。他随后返回伦敦解释此事。在经过又一轮争论和诽谤之后，战时会议在12月7日决定，撤回澳新军团湾和苏弗拉湾军队。至此，伟大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即将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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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为了让英方下定决心在关于加里波利战役这个问题上做出最终决定，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在11月最后一个星期袭击了半岛。倾盆大雨不停歇地下了整整24个小时，随后“大雪和冰雹又下了两天两夜”。澳新军团湾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很多新西兰和印度士兵在此之前还从未见过雪。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的过冬衣物还未抵达，船舰在汹涌的海潮中难以靠岸。到了1915年11月30日，大约有1万名士兵因为冻伤或低温而患病，或者直接被冻死在沙滩。此时，不论协约国军队还保留着怎样的战斗精神，在雨天和寒冷的气候下，这种精神正慢慢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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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样的残酷条件下撤退绝非易事。可是，事情很快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机，“天气之神”此时对爱琴海展开了笑脸。1915年12月的天气温暖和煦，而新鲜、凉爽的空气也改善了士兵们的健康和情绪状况。那些因病倒下去，以及从前线换防的士兵则惊喜地得知自己可以回国而不再需要回到沙滩。据知，协约国军队正逐渐进行秘密撤退，最终人们发现是澳新军团湾和苏弗拉湾的士兵在12月12日进行撤退。一个精心策划的假象随之得以上演，其中包括使用煤油罐驱动的“自动开火的步枪”装置，以保证每个小队在撤离之后，步枪能够继续进行射击。百万发子弹随同手榴弹被扔进了海中。到1915年12月20日午夜时分，北部两座滩头堡方面的部队已经完全撤离，整个突击撤退任务几乎完成。1916年1月上旬，海丽丝岬的英法军队继续撤退。途中仅仅在1月7日途经居利坡（Gully Spur）时遇到了拼死进攻的土军，但由于损失惨重，利曼再度下令撤回，使这支最后一波1.7万人的协约国军队得以顺利离开。纵观整个战役，协约国军队最后的徒劳无功广受诟病，但是这次撤退却进行得完美无瑕，在最后的登船行动中伤亡极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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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汉密尔顿和门罗在撤退之前估计伤亡人数会达到30%—50%，所以很自然，英国在完美撤退之后如释重负。但是英国的溃败却无法掩盖。协约国这边的伤亡人数超过25万人，大约有20.5万名英兵死亡或负伤，以及4.7万名法国士兵伤亡。土耳其人的损失比其有过之而无不及，估计伤亡者在19万到35万之间，但是他们却捍卫了帝都，更拯救了受到围困的奥斯曼帝国。尽管土—德联军在加里波利的胜利是出自防守，并不涉及对敌方领土的侵占，但是这次胜利一定是“一战”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正如利曼在1916年1月9日向恩维尔发出的报告：“感谢上苍，整个加里波利半岛的敌军已经被扫尽。”当利曼在回忆录里想起敌军从海丽丝岬撤退时的场景时，他一直小心维持的超然口吻终于失去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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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军群获得的战利品非同寻常。货车放置场、机动车放置场、堆积如山的武器、弹药和挖壕工具被接管……大多数帐篷和营房，以及部分设备未来得及收起来。几百匹马的尸体由于遭到射杀或投毒，成排躺在地上，但是仍然剩下大量的马匹和骡子被捕获，并被移交到土耳其的炮兵部队……不可计数的战利物资被土耳其军队使用。很多装载着蜜饯、面粉和木材的船只被移送至君士坦丁堡。而被衣衫褴褛、营养不良的土耳其士兵拿走的更是无法估量。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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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东传来的消息让英国战时会议成员更为不快。自从10月上旬起，一个高级别的德国代表团就扎营在喀布尔（Kabul），意图在阿富汗招募士兵向英国统治的印度发动圣战。这支代表团由一位杰出的巴伐利亚炮兵军官奥斯卡·冯·尼德迈尔（Oskar von Niedermayer）率领，还包括一位高级别的德国外交官维尔纳·奥多·冯·亨蒂希（Werner Otto von Hentig），他被授权协商结盟事项。此外，两名被驱逐的印度革命党人（王位觊觎者）也在其中，一个是印度教教徒［马亨德拉·普拉塔普王子（Prince Mahendra Pratap）］，一个是穆斯林［穆罕默德·巴拉卡图拉（Mohammed Barakatullah）］。尼德迈尔的代表团还肩负着德皇威廉二世和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拉沙德五世对埃米尔（对穆斯林统治者的尊称）精心准备的皇家问候。27封致印度王子，据说是离间其与统治者关系的信件，每一封都由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签名，并由“奢华的皮革材料装订而成”，还有送给阿富汗统治者埃米尔·哈比布拉（Emir Habibullah）及其家臣的一些装饰华丽的礼物，其中包括“饰以珠宝的金表、金笔、金制杖头的手杖、手工装饰的步枪和手枪、双筒望远镜、照相机、指南针、一个电影放映机”，以及一打收音机闹钟。在躲过英俄用以阻止穿越波斯边境的哨兵线后，尼德迈尔的士兵们此刻正享受着阿富汗埃米尔的盛情款待，而埃米尔则在思考是否应该越过开伯尔山口（中亚地区与南亚次大陆之间最大且最重要的山隘），带头入侵英属印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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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年，英国的情报机构一直不断收集着德国或者土耳其策划的对抗英属印度统治的阴谋迹象。1月，印度军队中的第130俾路支团酝酿的骚乱在孟买被扑灭。2月，新加坡驻防区的印度兵中爆发了更为严重的动乱，在法俄日三国军舰赶来恢复秩序之前，有47名英国军官被夺取了性命。6月，一个名叫文森特·克拉夫特的德国间谍在新加坡遭到逮捕。在审讯中，他供述自己被命令在孟加拉煽动一起叛乱，在他随身携带的地图上，准确地勾出了可能会在沿岸投放武器的登陆点。克拉夫特透露，英国在中国南海和马六甲海峡加强了海岸巡逻，并且在靠近缅甸和孟加拉的沿岸地带实行了海军管制。至少有一艘（“亨利S号”）运载着由德国提供武器的船只在印度洋被捕获，另一艘沉没海底。英国人还在1915年12月中旬通过一系列突袭铲除了德国人在加尔各答煽动“圣诞节”暴动的计划。正当尼德迈尔在喀布尔博得埃米尔·哈比布拉的欢心之时，其意图推翻英国在印度统治的协同入侵及圣战却被扑灭。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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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广泛蔓延的恐怖密谋活动似乎在1915年渐近告终的时候策划于德里和伦敦，在许多方面，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传来的消息则更为严峻。这一年以英—印远征军在巴士拉的胜利为开端，令人充满希望。由于底格里斯河水域较浅，英国海军难以从古尔奈北方通行，所以英军最初将重点放在巩固下游阵地的防御工事与避开土—德对卡鲁恩河流域的石油运输管道的攻击上。1915年3月上旬，一支大约5 000人的土耳其非正规军和一个德国军官小组，以及一些来自贝尼拉姆部落的当地阿拉伯人穿过波斯边境线意图袭击位于阿瓦士的英国守备军，然而，陆军准将C. T. 鲁宾逊却在夜晚先发制人对其发动突袭，进而击退了这次进攻。到了4月，巴士拉西南方向的谢巴则见证了更为不对等的作战。苏莱曼·阿斯凯里·贝在此地集结4 000名土耳其正规军，以及大约1万名阿拉伯和库尔德非正规军，设法对由大约7 000名印度士兵守备的英军左翼构成威胁。在1915年4月12—14日的一系列交战中，奥斯曼军队溃败，伤亡6 000人，被俘700人。在这场战役中，大多数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在开火之前就溜之大吉。尽管有数千名土耳其将兵能够向北撤退，但是他们的指挥官苏莱曼·阿斯凯里·贝——不论是出自另一场惨败带来的羞辱还是有感于他捍卫的当地阿拉伯穆斯林群体的背叛——饮弹自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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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英军在进入美索不达米亚之前似乎一度保持着声望。在谢巴战役的余波中，贝尼拉姆部族和其他主要部族离弃了奥斯曼的战争事业。4月23日，查尔斯·汤曾德（Charles Townshend）将军到达巴士拉，接管了第六浦那师，听命于总司令约翰·尼克松爵士。早在1895年，汤曾德就凭借他在西北边境的吉德拉尔港（Chitral Fort）围攻战中的表现成了印度军队中的传奇。尼克松命令汤曾德继续朝底格里斯河上游挺进。5月31日凌晨5点，汤曾德军队向位于巴林（Bahran）的土军阵地开火，使守军向阿马拉退去——阿马拉是位于阿尔麦查拉（al-Mscharra）河注入底格里斯河途中一处弯曲点的一个城镇。对于英军的内河舰队而言，此处交通十分便利。在晚春的高潮时期，此镇几乎四周环水，底格里斯河和阿尔麦查拉河此时有300米（约328码）之宽。汤曾德自己则在珀西·考克斯爵士和纳恩舰长的随同下登上“顽童号”向撤退的土耳其人发起了追击，直到“顽童号”搁浅，他们才又转移到了“彗星号”战列舰上继续追赶。然而，由于舰长马克·辛格尔顿（Mark Singleton）及9名船员所驾驶的“撒旦号”战列舰吃水水位最浅，他们始终无法与土军并驾齐驱。令人震惊的是，这艘由10个人组成的先遣舰几乎独力攻下了被水淹没的阿马拉，250名土耳其士兵及11名军官向其投降；随后，汤曾德抵达城镇，俘获了另外128名奥斯曼军官和1 384名士兵及其武器（包括12门野战炮、5门舰炮和2 718支步枪），另外还有2 000名向北撤退的土耳其人。汤曾德这边仅有4人死亡，21人负伤。很自然，受到德里总督查尔斯·哈丁的鼓励后，尼克松下令汤曾德朝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上游继续对土耳其人进行追击，意图在于“俄国人靠近巴格达之前”将其攻占。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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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重大决定。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区，士兵对当地骇人听闻的恶劣条件早有抱怨，天气酷热、苍蝇和蚊子成群。这里就像加里波利，却比其更热、更潮湿、更脏——就像战斗、生活在一片泥泞的沼泽地里一样。雪上加霜的是，当地部族还会定期对英军进行劫掠，并从侧翼对其进行致命狙击。诚然，随着英军的每次胜利，越来越多的阿拉伯部族都离弃了奥斯曼，但这是一个好坏参半的事情。阿拉伯的非正规军在战场上难以发挥威力，但是他们对落单士兵来说却尤为致命，尤其对于那些形单影只者。不论是英国还是德国军官，都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贝都因人的血腥残忍感到震惊。正如将军埃德蒙·巴罗（Edmund Barrow）爵士所说：“阿马拉的阿拉伯人一开始对［奥斯曼］左翼部队的挺进表示欢迎，现在却开始脱离他们，甚至对他们进行剥光、抢劫和杀戮。”那个春天活跃在卡鲁恩河流域一带的另一位德国军官汉斯·吕尔斯（Hans Lührs）在注意到土军从阿瓦士撤退时评述道：“阿拉伯人将那些在行动中倒下的士兵完全剥光，任其赤裸裸地曝尸荒野。”这种场景对任何一方的正规军来说，都难以安心。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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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英军在幼发拉底河又赢得了另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为了夺下西北方向通往巴士拉的入口以及掩护汤曾德的左翼部队，由乔治·戈林奇少将率领的一支后备部队在无所不在的纳恩舰长驾驶的“萨珊号”（Sushan）战列舰引导下，向纳西里耶进发。此时正值盛夏，白天的气温常常达到华氏120度（49摄氏度），即使在阴凉处也是如此。当他们沿着保护纳西里耶的小溪和沟渠，快靠近土耳其阵地时，英属印度步兵不得已“［在］湿热的沼泽地里一码一码地朝前匍匐行进，从一个沟壕爬到另一个沟壕——忍受着被群集成灾的昆虫撕咬之痛”。英军的第一波进攻开始于7月14日，进展不顺，400名士兵中有120人伤亡；同时，由于贝都因阿拉伯人在战后如同秃鹰一样的劫掠活动，致使英军无法收殓那些尸体，只能任其被遗弃在水域中。由于英军低估了形势，戈林奇在报告中指出他们的阵地条件已经变得“尤为艰难”。美索不达米亚夏季的恶劣条件十分具有代表性——在下游的可利用的援兵仅仅是大约350名“能够携带武器的”病兵。只在7月24日当天，一阵凉爽的微风得以使戈林奇的士兵们集结重新进攻。纳西里耶战役异常残酷，双方在紧密阵形中用刺刀拼杀，有2 000名土耳其士兵和400名英兵失去了生命。巴士拉依然牢固如初。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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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这支印度军队势如破竹。但是，他们依旧有很多方面需要担心。政治上，这支匍匐前进的英军占领美索不达米亚的举动触动了马蜂窝。英国的盟友之间还未解决此区的吞并问题。法国想要从奥斯曼残体上分得的部分“迫切需要得到之物”，早已对英国在奇里乞亚的显见的计划表示了担忧。俄国人尽管没有声称占有巴格达，但是他们也未签字同意英国对它的统治。目前还不清楚这些被征服的阿拉伯领土应该被并至英属印度统治或是维持类似于埃及在1914年之前的保护国状态。如果采用后者的模式的话，谁将享有名义主权？阿拉伯部族吗？就组织上而言，英军向阿马拉镇的挺进已经将他们同上游底格里斯河的交通线延长了将近100千米，并经过古尔奈——绵延60英里（约96.6千米）的湿地灌木丛为狙击部队提供了大量掩护。而纳西里耶又将通向幼发拉底河上游的河路补给线自巴士拉起拉长了200千米。这样一来，向士兵们供给仅够生存的物资都变得非常困难了，更不用说保证他们的健康状况。英军征服的河道上的每处弯曲、每座泥堡、每个城镇都成了狙击手的新目标。每一场战役中负伤的士兵如果足够幸运，没落入贪婪的贝都因人之手，都会被送至河流下游撤退。汤曾德的士兵每朝前行进一英里，他们离留守在巴格达的奥斯曼第六集团军就更近了一英里——在此处，土耳其人疯狂地召集军队以及新的宪兵部队等待英军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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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曾德并未被这些令人却步的问题吓住，他加紧向底格里斯河推进，并马上到达下一个位于河道弯曲处的战略性要点：库特（Kut）。库特位于巴格达南部112英里（约180千米）处（沿着河道的话相距200英里，或者约322千米），横跨底格里斯河和加拉夫运河（Garraf Canal）的交汇点；路上的贸易航路也途经此处。由于人们在此地进行着粮食贸易，以奥斯曼美索不达米亚标准来看，此地还算繁荣：大约6 000人在此居住，一支驻军，一个海关机构，以及“少量精心建造的房子和一个码头”，花园和枣椰树点缀其间。努尔丁·贝（Nureddin Bey）在接管了奥斯曼第三十八步兵师的剩余武装力量以及第三十七师的部分兵力后，将军队集合在城南7英里（约11千米）处，呈强大的守势阵形等待着英军的到来。沉船被用以封锁河流。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汤曾德之后描述道：“最具现代风格的土木工事、战壕、多面堡排成一线。”在隐秘的地坑底部，倒置着“3英寸（约8厘米）的被削尖的木棍”。同时，这些沟渠被施以巧妙伪装，使英军的弹着点观察员无法在100码（约91米）之内的距离内有效识别；其中一些通信壕甚至深达10英尺到12英尺（约3米到3.7米）。然而，在壕沟中却有一条长达300码（约274米）的裂缝，由于土质过干无法进行挖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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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小心与耐心的侦察之后，汤曾德准备发动进攻。1915年9月27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大规模的一场战役拉开了序幕：英军大炮对敌方实施齐射式轰击，同时伴以河流上一支部队的佯攻，工兵架设浮桥作势主攻，接着，英军主力杀气腾腾地冲过了壕沟上的裂缝。为掌握战场情况，英军将实时现场通信设备投入使用，但令其困窘的是，这些设备的故障使其在战役中拼尽全力才取得险胜。事实证明，奥斯曼防线中的这条裂缝比预想中要小得多。这支由德拉曼将军率领的主力军在通过的时候险些遭到围歼——仅仅因为敌方追赶速度缓慢，他们才得以逃脱。最终，努尔丁·贝的军队在消耗战的折磨下受尽打击，士气迅速下降，他唯有下令向上游河流撤退才能避免士兵们全体向英军投降。事实上，土军被俘1 153人，另有2 800名左右人员伤亡。但是英军却损失了1 233名士兵，这足以对英军将领们起到警示作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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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印度军队应该朝巴格达继续推进吗？汤曾德由于担心过重的伤亡情况和补给线的安全性，倾向于在库特掘壕固守，度过冬季再说。但是尼克松却跃跃欲试，他在德里总督的支持和压力之下，试图在这个帝国的“多灾之年”里打捞些东西出来。1915年10月，加里波利败局已经清楚明了；塞尔维亚正在被同盟国击败；德国人正在喀布尔制造事端；甚至连中立的波斯似乎也开始落入土—德之手，同时德黑兰谣言满城，称艾哈迈德·沙哈在德国的鼓励下，将要效仿穆罕默德当年离弃麦加去往麦地那的策略性举动，“开始伊斯兰的新纪元，或举行出走仪式，从首都前往圣城库姆”。为了逆转这股灾殃之潮流，总督哈丁写信给伦敦称，似乎有必要“在任意某处发动袭击”，而“进攻巴格达会十分容易”。尼克松赞成这个主张，他知会德里和伦敦，远征军面对着一个“士气低落”以及“军心动摇”的对手。在关于是否要增援尼克松，抑或是仅仅让其在巴士拉按兵不动的问题上纠结良久之后，战时会议最终在1915年10月21日勉强向尼克松亮了绿灯，允许其向巴格达发动“突袭”（至少，并非永久性占领）。在3月10日关于分割“土耳其躯体”的会议上，爱德华·格雷爵士曾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类似于“海盗”的黑话向莫里斯·汉基如是解释了伦敦关于攻占奥斯曼巴格达的毫无热情的批准决议：“‘此时’增强兵力吃下它是有必要的，即使之后会引起消化不良。”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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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汤曾德和他的军队而言，这种消化不良来得太快。与预想的“简单容易”相去甚远，要拿下巴格达需要正面进攻部队向另一处位于泰西封（塞勒曼·帕克）[1]的牢固的土军防御阵地发动猛袭——在泰西封，努尔丁·贝集结了大约1.8万名常规兵力、38门野战炮、2条战壕线，以及一种由障碍船连在一起的最后一道防线。恩维尔的叔父哈利勒·贝在最近抵达巴格达，意图在刚被任命为奥斯曼第六集团军（不过，戈尔茨仍然在去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途中）司令官的德国陆军元帅戈尔茨帕夏的指挥下做先锋进行抵御。1915年11月22日早上8点，在以美索不达米亚标准来说也就是“异常寒冷的早晨”，汤曾德指挥来自浦那师部的1.1万名印度正规军呈三列纵队向土耳其战壕线发动了进攻，同时令第四列移动纵队迂回包抄敌军左翼。主要由廓尔喀人和旁遮普人构成的中间纵队，或说“B”纵队先头冲锋。汤曾德的军队很快就拿下了第一条战壕线，并俘获了8门大炮，但他们在进攻第二条战壕线的时候却被击退——在第一天，他们损失了4 000名士兵，大多数负伤士兵的撤退问题便成了一件难办之事。短暂停歇之后，汤曾德在11月23日继续进攻，但是土耳其人仍牢牢固守着阵线。这场厮杀异常血腥残酷，11月24日早晨，双方都开始撤退到更为牢固的防守阵地——直到哈利勒和努尔丁·贝意识到印军也在撤退时，他们才又下令向前挺进。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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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马拉或库特不同，泰西封之战对英军而言甚至不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虽然土军再度损失了更多的士兵——1.8万名士兵中总共大约有6 188名伤亡，而英军总计1.1万名参战人员中有4 200名士兵战死或者负伤——英军的伤亡比例更为惨重，而且更难以补偿——其中还包括130名英国军官和111名印度军官。此外，这一次战役结束后，土耳其人仍占据战场，而英军却向河流下游折回。到1915年12月1日，这支撤退的浦那师部到达了“不可靠的避难所”——库特。在那里，汤曾德曾在10月提议掘壕过冬，只不过他随后遭到了尼克松、德里和伦敦方面的否决。不幸的是，对于汤曾德及其将士而言，这场泰西封入侵战使其在进攻防御壕沟上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还耗尽了他们的力量和斗志。同时，他们随后的撤退行动还受到了河流阻隔，大量装载武器的船只陷入泥沼无法动弹，他们不得已将船只点燃，防止其落入土耳其人手中。而驳船，舰长纳恩回忆道，“不时发生搁浅”，甚至连用来拖曳它们的河船也被缠住无法动弹，尤其是那些装载着汤曾德难以舍弃的负伤士兵的接地拖船。从河流下游传来的消息并不好，由于从巴士拉延伸至库特的补给线长达500英里（约805千米），贝都因人在受到英军撤退消息的鼓舞之后，随时有可能对其进行破坏。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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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不祥的则是来自奥斯曼军队追击的报告。11月底，英军空中侦察报告称，“几支估计人数在1.2万名携带着大炮的纵队及一支骑兵旅正朝前挺进”。12月8日，努尔丁·贝从三个方位朝英军位于库特的阵地发动了炮袭。尽管无法彻底摧毁英军的抵抗，土耳其人却穿过并占领了河流下游萨德酋长（Sheikh Saad）的领地，从而轻易从侧翼包抄了汤曾德的军队，并完成了对库特的包围。就在包围圈闭合之前，汤曾德还能够撤走他的骑兵部队，但是他和他的步兵——加上数千名后勤人员，总共大约1.16万名战士——此刻却被围困在由泥墙防御的库特城内，只有60天的粮饷配给，却被数量超过他们的奥斯曼军队包围。这支奥斯曼军队将很快由传奇性的德国陆军元帅和奥斯曼战争大臣的叔父接手，后者把自身的声誉押在了这场库特围攻战当中。对伦敦而言，这将是一个严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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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奥斯曼土耳其语里面，泰西封以穆罕默德的理发师塞勒曼（苏莱曼）·帕克命名，他被认为埋葬于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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