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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4月30日，汤曾德下令摧毁剩余的大炮和弹药库存，并在英国国旗处竖起一面白旗。随后，他向哈利勒（现为“库特”）帕夏交出了自己的佩剑和手枪。对于恩维尔而言，这是一场标志性的胜利，他的叔父现在拘押着大约1.3万名英兵（主要是印度人）——自约克镇战役以来，英军投降人数最多的一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送去修建巴格达铁路。22在这场巨大的胜利之后，一支由能讲阿拉伯语的英国情报军官组成的特遣队在T. E.劳伦斯带领下，意图向哈利勒行贿100万英镑以换取汤曾德及其士兵的自由，却遭拒绝（还有说法认为贿金数额在200万英镑）。23诚然，土耳其东部传来的关于俄国人接连取胜的消息十分可怕。但是紧随加里波利战役之后，恩维尔的叔父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取得的巨大胜利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如果土耳其人能够连续击败世界一流的英国军队，那么这位奥斯曼病夫一定还有一线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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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对于恩维尔而言，敌人也正在苏醒过来。正如大英帝国的大多数战争，它在这一次战役中集结军队的速度也十分缓慢。但是它还拥有相当多的后备部队可以利用，而且它在全球范围内有非常多的间谍和线人能够给其提供不同的策略。恩维尔几乎还没来得及享受他叔父在库特的胜利，就立即面临着伊斯兰教心脏地区的叛乱活动——这些活动使奥斯曼帝国宣称对穆斯林属民拥有统治权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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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绿斗篷》中，约翰·巴肯描写了一个南非的猎人探险家带着一幅从一个德国军官身上偷来的参谋地图来到俄军阵线。不过，他的戏剧化描写未必真实。根据俄军情报，这幅奥斯曼参谋地图是在战争期间被交付于尤登尼奇的——即使埃尔祖鲁姆无论怎样都会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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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为重新制定外交地图（他曾亲自承诺法国换取其支持）的交换条件，赛克斯唯一的要求是让俄国“严肃处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运动问题。对萨宗诺夫而言，这份廉价的承诺毫无损失，且不费吹灰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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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锡诺普在冷战期间成为美国情报机构的监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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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过，一般认为他并未说“欧洲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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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一段最新的细节收集于俄军情报机构的报告。在报告中，巴拉托夫被劝阻不要挑战土—德盟军；与此类似，这个在奥斯曼沿岸炮台的尤为优越的俄军情报机构还可能阻止了埃伯哈特插手博斯普鲁斯海峡事务。俄国人可能自私自利，但是他们并不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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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十三章 双重陷阱：奥斯曼圣战和阿拉伯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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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那些统治伊斯兰国度的异教徒乃是一项“神圣”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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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14年11月前后，德国制作的阿拉伯语圣战宣传册翻译而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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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青年土耳其党人］违背了神的话语：“男人拥有的应是女性的两倍”，他们妄称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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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了苏丹的权力……还禁止他挑选自己的内阁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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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做的其他类似的事情还包括破坏了哈里发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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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麦加圣嗣长侯赛因呼唤阿拉伯的穆斯林反抗无信仰的土耳其政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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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苏丹被称为哈里发，或者说伊斯兰乌玛逊尼派信徒的最高统治者基本上依赖于自身的世俗力量——他的军队。自从土耳其人在1517年征服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后，这个名号倒并没有引起多少争议，但是在帝国的扩张期间，哈里发的使用却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停顿。只要帝国强大，那么继续提醒弱小的穆斯林诸国苏丹的优越地位即成多余之事——因为此时苏丹的权威已被广泛接受。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反映帝国泛伊斯兰主义哈米迪耶的复苏说明了帝国并未意识到它自身的威望在现代社会正开始衰退。同时，它也成为帝国在分崩瓦解之前，召集穆斯林完成其神圣事业的最后一搏。同样，青年土耳其党人在1914年11月通过行使苏丹—哈里发的权力以发动圣战，抵抗俄国及协约国力量的举动也反映了土耳其与其“异教徒”盟国，比如德国向其欧洲对手宣战的理由的脆弱性。如果恩维尔的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应征入伍军队真正理解这场战争的目的的话，那么他当初根本没有必要向他们宣传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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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规模的穆斯林暴动未能在英属埃及或印度成功实现，但是圣战并未因此遭遇彻底失败。在英属印度，种种迹象表明土耳其人和德国人正在获得宣传战争的胜利——有证据显示苏丹自称为全球伊斯兰哈里发的声明在这片遥远的次大陆受到了更为严肃的对待。到1915年夏天，波斯已经变成伊斯兰圣战士密谋的温床，对抗英俄的圣战布道正在遍布国家的清真寺内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前往阿富汗的途中，奥斯卡·冯·尼德迈尔帮助组织了一次袭击，破坏了俄国人在阿塞拜疆使用的桥梁和道路。此外，为了给反协约国行动提供资金扶持，他还策动了一系列罗宾汉式的银行抢劫活动。在布什尔附近，一位德国特工威廉·瓦士摩斯（Wilhelm Wasmuss）加入了塔尼斯坦尼（Tangistani）部落，以便在位于波斯湾的英军阵地从事破坏活动［流传甚广的是，这位“德国的劳伦斯”使用一部假无线电设备装作在与“哈吉（hajji，指到麦加朝圣过的伊斯兰教徒）”威廉交谈］。到1915年秋天——当艾哈迈德·沙阿（波斯语国王的尊称）正在考虑是否要在从德黑兰到库姆的地区实行伊斯兰教纪元，并向英俄两国发动圣战之时——科曼莎、伊斯法罕（Isfahan）和设拉子（Shiraz）却已经投靠土—德联盟，并赶跑了它们的协约国领事。诚然，巴拉托夫的哥萨克部队随后使其得到教训，并重塑了协约国（或者说，至少是俄国）的威望，但是他这支只有1.4万人的远征军显然无法阻挡圣战特工在这个国家的破坏活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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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人而言，土—德在北非地区为发动圣战进行的活动更令其恐慌。在1911—1912年的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中，恩维尔已同狂热萨努西的阿勒—谢里夫酋长建立了联系，并将他的兄弟努里留在此地以维持奥斯曼名义上的统治，甚至一直到土耳其被迫向意大利投降。“一战”爆发以后，恩维尔和德国人派遣使节来到利比亚沙漠的萨努西阵营。与此同时，他们还带来了武器、礼物、贿金以及其他笼络其向英国发动圣战的物品。1915年11月，萨努西突袭了英军位于西迪·巴拉尼（Sidi Barrani）的前哨基地，并鼓动大约135名埃及穆斯林英军战士叛变。在12月及次年1月，萨努西侵占了塞卢姆、巴克巴克（Baqbaq）和西迪·巴拉尼，甚至远至东部的、距亚历山大港只有175英里（约282千米）的马特鲁港，同时，还占领了3个埃及的沙漠绿洲，“使其能够尤为便捷地到达尼罗河”。这已足够让埃及事务的老手基奇纳产生恐惧了。他警告道，萨努西的进一步行动将会在“整个埃及和苏丹引发严峻的动荡和骚乱”。尽管萨努西的攻势在1916年2月渐渐得以平息，但是它却使马克斯韦尔的埃及军队牺牲45人，负伤350人，并为其带去了极大的忧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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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同奥斯曼战线的整体战斗规模相比，这些烦恼不值一提。可是，从另一层面来看，圣战的巨大影响广泛蔓延至这些战线，并将奥斯曼军队团结在了一起。不管这些德国制作的圣战宣传册是否真的激发了穆斯林平民拿起武器对抗“那些统治伊斯兰国度的异教徒”（即法国、英国以及俄国的基督徒），这种宣导为自己信仰而战的主张确实使奥斯曼穆斯林战士在同其可怕的协约国敌军战斗时被激发出了极大的勇气。“那些见识了位于基利得—巴希尔的土耳其炮手的人，”加里波利历史学家艾伦·穆尔黑德（Alan Moorehead）记录到，“说土耳其人在战斗时带着一种极度的狂热，他们在伊玛目为其诵经祈祷声中跑步到达炮台上的工事。”不管驱使土耳其人对抗英国异教徒的原因是什么，这却的确得以奏效。与阿斯奎特、丘吉尔及其他人认为不会遭遇激烈抵抗的结果相反，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开始与库特城的大规模投降期间，已经在奥斯曼战场损失了35万名士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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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土—德的圣战宣传运动是否在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明显对这种威胁姿态表现出了高度的重视，这使整个情况蒙上了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的氛围。由于担心由德国支持的泛伊斯兰教运动会席卷苏伊士运河和开罗等地，基奇纳在1915年1月给吉尔伯特·克莱顿寄去一封臭名昭著的信件，并转呈至麦加圣嗣长侯赛因，建议“由真正的阿拉伯血统的人［即，比如像侯赛因一样的哈希姆王族成员，据说为先知的后裔］来担任麦加或者麦地那的哈里发职位”。基奇纳认为哈里发同罗马教皇一样只是一个宗教官职，其实他并没有充分理解这其中的隐含之意——此举将取代奥斯曼苏丹统治伊斯兰教世界，或者至少是土耳其亚洲地区阿拉伯语区的王国的最高地位——圣嗣长自己在1915年夏便在所谓的《大马士革协议》中请求开罗授予他此职位。6但是基奇纳和他的开罗顾问确实理解——或者说他们认为自己理解——苏丹在1914年11月向大英帝国宣布圣战之后的危险所在：遍布印度次大陆、波斯湾国家、埃及以及英属埃及苏丹的数亿穆斯林属民。基奇纳设法将哈里发一职从君士坦丁堡移至麦加之举实质上等同于在玩土—德圣战的游戏，并增加了此职位在伊斯兰世界里的重要性（尤其是增加了侯赛因的影响力，他渐渐开始支持任职哈里发的主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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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完全可能的，无论是青年土耳其党人操纵的傀儡苏丹穆罕默德·拉沙德五世，或是基奇纳假定的候选人圣嗣长侯赛因，都无法真正得到全世界3亿穆斯林（当然，这并不包括少数派什叶派教徒，他们并不认可两者中的任何一位担任哈里发）任何类似的顺从。[2]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已经不顾苏丹的信誉，借其宗教权威美化这一场奥斯曼战争，却得到了混乱复杂的结果（一部分是因为麦加圣嗣长，伊斯兰教圣城保护者依然没有公开宣称支持奥斯曼圣战）。如果侯赛因继续追求这个由英国提出任职哈里发的幻想，并自立为伊斯兰教王，召集穆斯林反抗奥斯曼政权的话，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即使没有胜出，也同苏丹一样权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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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圣嗣长侯赛因来说，他有很好的理由避免同高门政府发生公开破裂，虽然由英国人支持他取代苏丹的诱人想法似乎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但这在实际上却有利可图（侯赛因自1908年任职以来，一直接受着来自开罗官邸的贡品，不过，如果他公然背叛土耳其的话，贡品数额肯定会暴涨）。此外，即使侯赛因拥有更好的血统，奥斯曼仍旧享有数目庞大的军队——这支军队能够轻易向麦加发动进攻。侯赛因也并非唯一一位有资格担任此职的哈希姆王族成员。他的前任阿里·阿卜杜拉帕夏在1908年动乱期间便遭到强制罢免，而恩维尔也威胁如果侯赛因逾越红线的话，将会任命流离失所的哈希姆王族扎伊德一支的阿里·海德尔帕夏取代他的位置。而且，侯赛因在得到英国资助的同时，还长期接受着奥斯曼政府运送的黄金和武器。此外，如果方法得当，德国人也有可能会对其进行捐助。正如埃米尔·哈比布拉在阿富汗发现的，如果在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到1916年，这位阿富汗埃米尔每年从英属印度收受40万英镑贿金；此外，他还向德国要求1 000万英镑的报酬，以换取他组织圣战士军队进攻印度的军事行动）相互“竞标”的话，圣战的最终“投标”价格将会非常惊人。7如果这位圣嗣长能够设法同时取悦恩维尔和英方的话，他甚至不用为争取自己的名义权力去召集他的追随者拿起武器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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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年，侯赛因正是这样去做的。在苏伊士运河战役期间，这位圣嗣长便尽可能优雅地保持置身事外。他拒绝向杰马勒增援部队或者骆驼——不过他派遣一位65岁的代表将一面绿色的麦加圣旗带给了杰马勒（那位年老的扛旗者由于圣战的刺激使他的心脏病进一步恶化，在1914年平安夜死于耶路撒冷）。此外，他在派次子阿卜杜拉前往开罗尽其所能从英方拿到好处的同时，又派自己的第三个儿子费萨尔去君士坦丁堡打听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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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奥斯曼帝都的途中，费萨尔在1915年3月长时间造访了大马士革。虽然没有准确的记录记载这段时间谁对谁讲了何事，但是看起来费萨尔的目的似乎在于征求CUP式的受过教育的阿拉伯军官秘密组织的意见，以决定是否要支持协约国，向土耳其发动一场阿拉伯人的暴动及造反行动。尽管因受到麦加哈希姆王族圣嗣长的注意而备感荣幸，但是这些阿拉伯阴谋家并没有对这个主张产生多大兴趣。他们似乎还建议费萨尔及其父亲应该坚持自己的政策，只要英国承诺支持战后阿拉伯语区的完全独立，他们也将答应帮助英国推翻奥斯曼帝国。这样，他们自己的利益将不会因为挑拨英土两国而受到损害；每个人都同意根据英土两国给出的回报行事。在大马士革考察完这些被认为是代表了“阿拉伯人的观点”后，费萨尔才赶赴奥斯曼帝都听取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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