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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一战”史上让人难以理解的关键时刻，唯一一件使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保持团结的事情正是众协约国因贪婪要求分割帝国而导致的摩擦。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土耳其的命运得以延续大概依赖于英俄两国一直未能就分割事项达成一致。“病夫”的说法首次被使用源于沙皇尼古拉斯一世在1853年3月同英国大使乔治·汉密尔顿·西摩进行会晤时，提到要对奥斯曼进行大致上的分割（他的评论后来被用以为鲁莽的人进行辩解，比如斯特拉特福德·坎宁——他曾极力主张英国介入克里米亚战争）。[4]在1878年的时候，正是迪斯累里召集舰队进驻海峡才迫使俄军退出了圣斯特凡诺。而1916年，又是英俄两国和法国组成了战时联盟，奥斯曼帝国的丧钟似乎终于要敲响了——只可惜英俄两国未能在奥斯曼战区达成协调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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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并非没有努力。如果俄国人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和加里波利战役期间信守承诺派兵协同作战的话，对土战争可能在1915年春天就会结束。但是俄国却以其一贯的挖苦的方式，利用英法联军在加里波利的失败——在1916年1月10日——最后一名联军士兵从海丽丝岬撤退的次日，才派尤登尼奇发动了决定性的克普吕柯伊之战。这确实是一类协调作战，但却几乎呈一边倒趋势。正如尤登尼奇的推断（虽然是出于明显的私心），他如果在恩维尔将士兵从加里波利转移到埃尔祖鲁姆之前发动进攻的话，那么他获胜的机会就会更大。当然，如果他在上一个春天或夏天就发动进攻的话，土军或许会转移出加里波利的军队，而协约国军队也能在5月份的克里希亚之战或是8月份的阿纳法尔塔（Anafarta）之战中获取更大的胜算。但是，他们的斗争却非尤登尼奇的问题（虽然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大概在一开始是为转移高加索的土军而发动的）。同样，可怜的汤曾德身陷困境，以及英印远征军被围困在由泥墙守卫的库特小镇也都不是俄国的问题，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尤登尼奇和大公尼古拉斯为何会在1916年1月到2月全力以赴攻打埃尔祖鲁姆，而非南部美索不达米亚战场。在这里，英国人用尽一切办法试图冲出包围圈，而他们随之展开的一系列残酷交战则与俄国进攻克普吕柯伊的时间惊人地一致。新组建的底格里斯军团由1.9万兵力组成，中将方东·艾尔默爵士任指挥官，在1916年1月7日，他们向库特南部的战壕防线汉纳发动了全面进攻，并在傍晚之前俘获了大约800名士兵以及2门大炮。但是这次进攻由于常见原因，又很快陷入了泥沼。在次日向壕线挺进的过程中，英军由于疲劳过度，始终停滞不前；随后一场大雨将一切变为泥淖。不管怎么样，他们发现土军的防守阵地“极度牢固”，其中一些战壕竟然深达9英尺（约2.7米）。在接下来两周里，英军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始终未能突破土军的抵抗。1916年1月23日，艾尔默取消了进攻，并下令退守底格里斯。在这场战役中，他一共损失2 700名士兵。毋庸讳言，这一次俄国人依旧没有赶来支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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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第比利斯在巴格达以北几百英里开外。即使尤登尼奇想要派兵引开库特的土军，也绝非易事。可是巴拉托夫位于波斯的远征部队距其只有大约250英里（约402千米）——甚至比英军位于巴士拉的后方基地都近。当巴拉托夫在1916年2月26日攻占了科曼莎（Kermanshah）之后，他的哥萨克部队距边界上的城镇汉尼（Hanekin）只有120英里（约193千米），而巴格达仅比它远80英里（约129千米）。可以理解，尼克松将军遂在此刻请求大公尼古拉斯派巴拉托夫为被围困在库特的汤曾德解围——此时，库特城外的土军（由戈尔茨帕夏率领）以及几十位从加里波利战场赶来的德国军官和工程师已经建立起由150挺“最新款式”的德国造机关枪组装而成的攻城器械。[5]尽管巴拉托夫同汤曾德之间建立起了直接无线电联络，但是，为了迫使巴拉托夫就范，大公却在下一步行动踌躇不前（实际上，整个战争指挥系统稍显不灵活——北边的波斯事务由第比利斯总督沃龙佐夫—达什科夫统辖，而不是正规军司令部）。尼克松只好降低要求下令艾尔默在巴拉托夫给出许诺之前，于3月份搬兵解围。他对艾尔默的紧迫要求的原因在于汤曾德的食物补给估计在4月15日左右就会耗尽；而且春洪将很快淹没库特城南部的所有区域，使人无法通行。为了击败奥斯曼军队的右翼或者说南侧，艾尔默令其士兵在对汉纳中部佯攻的掩护下，向杜贾尔依拉（Dujaila）要塞发动了突袭。这一波新的攻势开始于1916年3月7—8日——赛克斯和皮科也在这一时期抵达了彼得格勒。这场进攻再次让艾尔默感到懊恼，“他们发现敌军阵地坚不可摧，而且敌方的援兵正大批赶来”。这支第三十七旅的士兵在杜贾尔依拉短暂攻占了一处据点之后，又被凶残的土耳其人击至原处。这一次战役持续了数个小时，英方差不多有4 000名伤亡者，却徒劳无益。艾尔默在汉纳—杜贾尔依拉战役中颜面尽失，遂辞去了司令之职，并同意由他的参谋长少将乔治·戈林奇爵士接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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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由泥墙防卫的库特城内，疟疾蔓延，食物供给中断，甚至连他们的生存给养也难以挨过5月。3月，守军被迫将城内的驮畜连同“瘦成皮包骨头的猫狗”一同屠宰。一位士兵回忆起这段饥饿带来的影响时说：“如果你走路或是站立，你的脚底会感到剧痛；如果你躺下，你的肩膀和背部会感到剧痛；如果你坐下，你的臀部会感到剧痛。”到了4月，另一位士兵在他的日记中记录：“我的腿瘦得吓人，甚至还没手臂粗，我的皮肤能将我的双腿合拢包裹起来。”雪上加霜的是，此时的气温也已突破人的极限，经常骤升至华氏120度（49摄氏度）。到目前为止，巴拉托夫和他在波斯的俄国远征军甚至尚未朝边境实施佯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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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4月1日，大公尼古拉斯终于投入行动，他通过他的参谋长博尔霍维季诺夫将军要求巴拉托夫尽自己所能朝巴格达进军以引开奥斯曼军队。戈尔茨帕夏对巴拉托夫如此明显的举动早有预料，遂派4支奥斯曼营部及12门大炮朝位于波斯边界线的汉尼移动。为凸显向俄军造成威胁的重要性（可能言过其实了），戈尔茨帕夏还将汉尼的指挥权托付给了一位德国军官——博普少校。博普随后可能会感到失望。与埃伯哈特在1915年春寻遍借口拒绝进驻博斯普鲁斯海峡一样，巴拉托夫也称向巴格达发动正规的牵制性袭击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以及最为重要的适当兵力和方法”。在这些准备妥当之前，巴拉托夫拒绝越过科曼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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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感到一阵轻微的羞辱，大公尼古拉斯——也正是他曾利用自己的哀诉刺激俄国的协约国进入了达达尼尔海峡和加里波利半岛的血腥战场——鉴于自己无援兵可派，却在此时要求巴拉托夫联合协约国军队一同行动。因此，巴拉托夫在1916年4月20日终于命他的哥萨克部队朝奥斯曼边境开进，并于1916年4月25日到达边境城镇汉尼的郊外。巴拉托夫向汤曾德报告称，他此时“距巴格达只有5天的行进距离”。这样的话，他似乎能在4月30日左右加入作战——然而也正是这一天，汤曾德在食物断尽之后被迫将整支远征军交与了土耳其人。俄国人又一次未能及时赶到英军的“葬礼”。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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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一次与埃伯哈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三心二意的袭击不同，他们根本就没有到达战场。由于中暑、疟疾和霍乱，巴拉托夫在从科曼莎朝汉尼行进的途中损失了500名士兵，再加上广播中传来汤曾德投降的消息，他决定不再奔赴巴格达战场。巴拉托夫的马匹已经很难找到粮草，他似乎最好尽一切所能利用自己的哥萨克部队挽救这场被诅咒的协约国间的牵制性进攻。在英国终于向第比利斯司令部提出抗议，指责其协约国联军毫无情义的袖手旁观之后，大公尼古拉斯在1916年5月下旬最后一次命令巴拉托夫，“沿着库特—阿尔—阿马拉下方的底格里斯河展开作战，为［英属印度军队］解围”。这一次，巴拉托夫甚至毫不掩饰，直接将他的哥萨克士兵和骑兵部队拉回更为凉爽的卢里斯坦山区。尽管如此，如果汤曾德及其士兵听到大公尼古拉斯在1916年7月称赞巴拉托夫在波斯（很明显，如果不提美索不达米亚战区的话）的表现“无比勇猛”的令人作呕的玩笑话时，只会备受打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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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奥斯曼帝国因为它的两个最危险的敌人之间的协调战略失败而存活了过来。由于俄军的骑兵队未能赶来营救，当春洪开始淹没山谷的时候，汤曾德的士兵渐渐饿死在疟疾蔓延的库特泥城内。在4月中旬的时候，英军还曾试图做最后一搏，戈林奇试图从左侧——赛纳雅（Sannaiyat）附近，底格里斯以西包抄奥斯曼阵线。他的士兵进行了殊死搏斗，然而土耳其人此时已从巴格达调来了众多人马，使突围难如登山。在4月15—16日和4月20—22日的一系列残酷袭击与反击中，双方都损失了数千名士兵，然而他们都未能洞穿彼此的阵线。一位英国军官带着一种勉强的钦羡口气记录到，土耳其人“气势如虹”，甚至连可怕的廓尔喀人也打起了退堂鼓。到此时，库特城内只剩6天的生存配给量，而汤曾德消瘦憔悴的士兵也已接近恍惚边缘。戈林奇的生力军的状况并不见得更好，他们已无力再集结军队发动进攻。总的来说，这支英属印度军队为了替汤曾德解围，从1月份到现在已经损失了2.3万名士兵。很明显，对于戈林奇而言，库特的命运“木已成舟”，他们的唯一问题在于汤曾德的投降条件——他们此时“正在门口饥肠辘辘地”与敌方谈判。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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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4月30日，汤曾德下令摧毁剩余的大炮和弹药库存，并在英国国旗处竖起一面白旗。随后，他向哈利勒（现为“库特”）帕夏交出了自己的佩剑和手枪。对于恩维尔而言，这是一场标志性的胜利，他的叔父现在拘押着大约1.3万名英兵（主要是印度人）——自约克镇战役以来，英军投降人数最多的一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送去修建巴格达铁路。22在这场巨大的胜利之后，一支由能讲阿拉伯语的英国情报军官组成的特遣队在T. E.劳伦斯带领下，意图向哈利勒行贿100万英镑以换取汤曾德及其士兵的自由，却遭拒绝（还有说法认为贿金数额在200万英镑）。23诚然，土耳其东部传来的关于俄国人接连取胜的消息十分可怕。但是紧随加里波利战役之后，恩维尔的叔父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取得的巨大胜利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如果土耳其人能够连续击败世界一流的英国军队，那么这位奥斯曼病夫一定还有一线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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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对于恩维尔而言，敌人也正在苏醒过来。正如大英帝国的大多数战争，它在这一次战役中集结军队的速度也十分缓慢。但是它还拥有相当多的后备部队可以利用，而且它在全球范围内有非常多的间谍和线人能够给其提供不同的策略。恩维尔几乎还没来得及享受他叔父在库特的胜利，就立即面临着伊斯兰教心脏地区的叛乱活动——这些活动使奥斯曼帝国宣称对穆斯林属民拥有统治权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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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绿斗篷》中，约翰·巴肯描写了一个南非的猎人探险家带着一幅从一个德国军官身上偷来的参谋地图来到俄军阵线。不过，他的戏剧化描写未必真实。根据俄军情报，这幅奥斯曼参谋地图是在战争期间被交付于尤登尼奇的——即使埃尔祖鲁姆无论怎样都会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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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为重新制定外交地图（他曾亲自承诺法国换取其支持）的交换条件，赛克斯唯一的要求是让俄国“严肃处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运动问题。对萨宗诺夫而言，这份廉价的承诺毫无损失，且不费吹灰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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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锡诺普在冷战期间成为美国情报机构的监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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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过，一般认为他并未说“欧洲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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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一段最新的细节收集于俄军情报机构的报告。在报告中，巴拉托夫被劝阻不要挑战土—德盟军；与此类似，这个在奥斯曼沿岸炮台的尤为优越的俄军情报机构还可能阻止了埃伯哈特插手博斯普鲁斯海峡事务。俄国人可能自私自利，但是他们并不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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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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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十三章 双重陷阱：奥斯曼圣战和阿拉伯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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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那些统治伊斯兰国度的异教徒乃是一项“神圣”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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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14年11月前后，德国制作的阿拉伯语圣战宣传册翻译而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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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青年土耳其党人］违背了神的话语：“男人拥有的应是女性的两倍”，他们妄称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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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了苏丹的权力……还禁止他挑选自己的内阁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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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做的其他类似的事情还包括破坏了哈里发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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