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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能遏止俄军的前进，但是“戈本号”在1916年的交战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16年2月，“戈本号”将奥斯曼包括炮兵部队和机关枪分遣队在内的供给运送到特拉布宗，几乎（尽管不是特别足够）拯救了埃尔祖鲁姆。但是据报道，这一次竟成了这艘坚不可摧的战舰的最后一次航行。由于船体和螺旋桨遭到了严重破坏，同时在君士坦丁堡发生的严重的煤料短缺使它无法继续进行燃料补给，“戈本号”随后被解除了所有武装，并几乎“赤裸裸”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处抛锚。由于协约国军队在这次战役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当高尔察克上将派出“沙皇格勒”团时，他将比加里波利的丘吉尔要幸运得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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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泛而言，俄国人甚至在“戈本号”被迫退出舞台之前，就通过1916年的一系列战役建立起了自己对黑海的主宰权。尽管俄国的第一艘黑海无畏舰“玛利亚皇后号”在10月沉入塞瓦斯托波尔湾，但是它在1916年1月却成功将苏雄吓退：它向“戈本号”发射了96枚305毫米口径的炮弹，而后者仅仅发射了5枚作为回应（在俄国军舰退出射程之前）。这一次遭遇战毫无结果，双方都未受到严重损坏。但是从战略上来说，“玛利亚皇后号”通过此战传递出一个信息：“戈本号”从此不再是黑海的霸主了。尽管俄国的无畏舰比苏雄的旗舰速度慢一些，但是它在火力方面却远超对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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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俄国人已经在驱逐舰、巡洋舰、鱼雷艇及其他水面舰艇等各方面占据全面的优势，所以“戈本号”优势的丧失便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在全盛时期，“戈本号”也无法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立刻到达某处，而俄国的舰队则贯穿战争始末沿着黑海沿岸的各个方位对土耳其军队和煤料运输船进行侵扰。苏雄的两艘德国战舰在1916年早期决定性的克普吕柯伊—埃尔祖鲁姆战役中的表现就早已暗示两军实力的不平衡——由于奥斯曼战舰不足以护送运输船，“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便承担起了运载士兵和战争物资的任务。这样一来，实际上能得以运输的物资便十分有限。“戈本号”将429名军官和士兵，以及大炮、机关枪和300箱弹药运载到了特拉布宗；“布雷斯劳号”则仅仅运送了71支连队及其武器。相比之下，俄国人在拿下里泽和特拉布宗之后却能够通过海路向尤登尼奇增援相当可观的兵力，其中包括两个哥萨克的普拉斯通旅、两支炮兵旅和两个常规步兵师。单单在1916年5月、6月，俄军舰队便穿过黑海向占领的土耳其领土运送了大约3.5万名士兵、马匹、武器和装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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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西部，俄国人在为控制宗古尔达克和埃雷利周边水域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中同样占据着优势地位——这两处地点在首都以东150英里（约241千米），并提供着君士坦丁堡主要的煤料资源。虽然拱卫着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水雷成功将俄军舰队隔离在东部入口之外，但是俄国人也已开始布设自己的水雷以对苏雄的交通设施造成干扰。“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在此处经过时都发生过触雷事故，但是它们却多次成功将煤炭运输船护送到了帝都。1915年夏，随着德国将潜水艇送至黑海，事态得到进一步升级。俄国也开始予以还击，其中还包括世界上第一艘布雷潜水艇，它还有着恰如其分的名字——“铁索号”（Krab）。实际上，对敌舰的破坏主要由俄军的水面舰艇完成——它们经常击沉土耳其的运煤船，甚至在“戈本号”进行护送的时候也照做不误。据一位德军舰长所说：“这些有着惊人速度，且携带着大炮的俄军驱逐舰才是海洋上的真正主宰者，它们无须惧怕任何人。”1916年2月，俄军在宗古尔达克附近的军事行动中投入了第一代原始的航空母舰（由远洋班轮改造而成），还使用水上飞机向港湾投掷炸弹，并击沉了一艘运煤船。在1916年期间，俄军的黑海舰队击沉了4艘德国潜水艇、3艘土耳其鱼雷艇、3艘炮舰、16艘蒸汽式运输船及拖船、4艘汽船，以及大约3 000艘正在行驶中的运煤船（不过总数可能被夸大了——因为土军经常在浅水水域将船只暂时性沉没在海里，当俄军舰艇离开附近水域之后，他们才将其浮上海面）。海洋上的局势愈加紧张，土耳其人不得不通过萨卡里亚河重新开辟了一条内陆供给线路。当苏雄在1914年8月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他向铁毕子保证帝都的煤料资源绰绰有余。然而到了1916年年末，为了弥补日益增长的供给缺口，德国人每个月从宗古尔达克沿着巴格达铁路运往土耳其的煤料就有1.4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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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远远不够。这类似一种恶性循环：为战舰提供动力的燃料出现短缺状况意味着苏雄无法争夺宗古尔达克附近的海域——这又会更进一步削弱他的燃料补给来源。1917年1月，煤料匮乏的矛盾已达到十分尖锐的地步——奥斯曼帝国没有一艘战舰，甚至是“戈本号”、“布雷斯劳号”，抑或是“图尔吉特·雷斯号”“哈米迪耶号”也无法进行军事演习。仿佛已经放弃了对黑海的争夺，苏雄便拆除了这些他曾引以为傲的船只上的大炮，并将其安装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两岸的炮台上。[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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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苏雄所知，以奥斯曼军队目前的状态来说，他们无法抵抗住俄军的最后推进。第三集团军的兵力此时已经缩至最多3万人，它的各小队几乎已烟消云散：它的军部此时缩减成师部，师部缩减成团，而它的团也只有营部规模，其中一些甚至只有连队左右的规模。意识到问题所在后，恩维尔及其新任战区司令维希普帕夏在1916年9月淘汰了所有旧军团指挥部，并将目前第三集团军所剩的兵力划分为两个新的军团，乐观地冠之以“高加索第一及第二军”的名号（然而他们意图接近外高加索的期望在1917年的时候又划归为零）。8支整师就此从名册上烟消云散——这同他们在1916年失去的战斗部队大致相近。新组建的奥斯曼第二集团军比其略强，大约有6.4万名有生力量。即便如此，在经过夏末令人精疲力竭的战役之后，他们的处境也同样不容乐观。尤其在1916年9月26日，第一场大雪降临了战区，这比往年早了好几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土耳其右翼位置（即南部地区）遭遇的寒流正好最为强劲：第三集团军在从埃尔祖鲁姆退至遥远的西部后，此时被困在低地之中，而第二集团军则延伸穿过比特利斯（海拔1 400米）附近的高地，以及通杰利（海拔1 500米到1 700米之间）和宾格尔附近的山谷（山峰处达海拔3 000米）。在被大雪覆盖的比特利斯战场，无论穆斯塔法·凯末尔的第十六军团还留有多少士气，他的士兵都将在这个记忆中最为恶劣和漫长的冬季坚守阵地。到1917年3月，第二集团军将损失一半兵力——超过3万人将被冻伤，感染斑疹伤寒及其他流行性疾病，或者是营养不良、挨饿及单纯的体力衰竭。同样，身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奥斯曼第六集团军到1917年早期也只剩3万有生力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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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俄国人看来，奥斯曼帝都的局势仍更有希望。自从协约国军队撤出加里波利后，恩维尔将奥斯曼第五集团军拆散至几乎只有两个师的兵力，并将其派驻南部以守卫进入君士坦丁堡的入口。由于之前在加里波利战役中被抽调了大量兵力，仍然守护着色雷斯的第一集团军也遭到了削弱，它此时只剩一支完整的步兵师第四十九师，以及唯一一支骑兵旅。高尔察克推测恩维尔至少要花两周时间才能将北部加里波利的增援部队派来进行支援，他便通知沙皇（通过他的陆军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俄军的任何部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或其附近登陆都将仅仅遇到一支色雷斯师的抵抗。虽然阿列克谢耶夫对将欧洲战场上大量的军队转移至此进行一次并不确定的两栖登陆战（他认为将耗费几十支师的兵力）心存怀疑，但是高尔察克却深信俄军派出5支步兵师便足以同时攻下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欧两岸，从而赢取他们的伟大战利品——沙皇格勒。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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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沙皇自身的农民部队也正处于精疲力竭的状态，而恶劣的天气状况对他们及其敌军一样，都是颇为严酷的考验。这场战争的第三个冬天在整个欧洲范围的情况都尤为严峻——天气比往年更为寒冷，还伴随着饥饿。德国人将1916—1917年的冬季称为“芜菁之冬”，由于食物短缺形势异常严峻，作为对英国封锁的报复，鲁登道夫在1月公开派出U型潜艇（“不受限制的潜水艇战争”）以（饥饿）迫使英国人就范。对土耳其而言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君士坦丁堡的面包配给量从最开始本已极其有限的250克每天降到近乎挨饿的180克。与此同时，暴风雪降临俄国，并席卷铁路运线，使火车无法行驶，造成了可怕的供应瓶颈问题。彼得格勒的物资匮乏还引起了燃油及面包的巨大价格波动。这些现象反之又激起了亲德的高层叛国的恶意谣言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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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的故事由于太广为人知，故此处无须多作赘言，但是，这其中仍然有些许要点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前线士兵们普遍的厌战情绪（尤其在欧洲）自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这种情绪至少在政治危机的早期并非是推动帝都所有事件发展的原动力。在1916年11月1/14日关键的杜马（俄帝时代的国会）辩论中，受人尊重的自由派政治家、立宪民主党创始人巴威尔·米留可夫对沙皇的新任内阁主席鲍里斯·施蒂默尔（Boris Stürmer）反复痛斥（“这是愚蠢还是卖国？”），他的辩论主题并非要求政府结束战争，而在于谴责政府未能在这场战争中全力以赴。甚至连社会革命党（SR）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也在这一天的杜马会议上对“卖国”的议题进行了尤为尖锐的抨击，他强烈指责沙皇的大臣们并非战争贩子，却是“懦夫以及弑兄者”。而围绕着农民的信仰治疗师拉斯普廷和沙皇皇后亚历山德拉的恶毒谣言则称他们同德国人共谋叛国（由于沙皇将其主要精力放在前线，所以人们通常认为施蒂默尔是被沙皇皇后在那一年早期提升为内阁主席的）。不幸的是，施蒂默尔拥有一个德国式的名字，所以他随后又被排挤出内阁以平息民众的怒气。接下来，便轮到A. P.特列波夫（A. P. Trepov）面对1916年12月2日的杜马会议了。为了安抚激烈的质问者，特列波夫首次公开透露英法两国已经应允在战后将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划归俄国管辖。这并非俄国政客最后一次借用沙皇格勒来稳定民众情绪。正如法国大使帕莱奥洛格在一封发往巴黎的急件中记录的，那个冬天在彼得格勒流行一首歌曲，其中的副歌部分广受传唱：“如果我们无法得到君士坦丁堡，那么这场战争的意义又何在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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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列克谢耶夫对此心存质疑，但这种主张在俄军最高统帅部总部已经慢慢蔚为风潮。沙皇最高统帅部的外交事务长尼古拉·巴济利（Nikolai Bazili）在1915年为萨宗诺夫制订了吞并计划之后曾极力倡导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两栖进攻，不过他的主张却由于将军们的个人偏见而遭到了长期忽视。[4]受高尔察克和巴济利激情的感染，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1916年12月24日批准成立了一支两栖登陆黑海特种师，并由高尔察克的“沙皇格勒”团领衔，不过它自吹只有大约3 000名生力军。此外，阿列克谢耶夫还坚决要求在宗古尔达克而非博斯普鲁斯海峡登陆——因为如果在前者登陆，他们能够获取煤料资源并且向上转移到萨卡里亚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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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2月21日/3月6日，沙皇俄国的最后一任外交大臣N. N.波克罗夫斯基（N. N. Pokrovskii）向最高统帅部递交了一份照会，并建议军部尽快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两栖登陆作战，以保证俄国的战利品不会因战争结束而被其协约国盟友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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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统帅部在做出回复之前，彼得格勒爆发了革命：23日国际妇女节这天，罢工的工人们加入了女性的游行示威队伍；25日，巴甫洛夫斯基警卫团朝兹纳缅斯克广场的人群开火；当巴甫洛夫斯基军营的士兵郑重声明不再向抗议者开枪之后，哗变蔓延至整个彼得格勒的守备军队。鉴于彼得格勒传来的令人不安的消息，阿列克谢耶夫在1917年2月26日及27日/3月11日召集了巴济利以及旧政权下已经退休的两位政治家一同造访了最高统帅部——萨宗诺夫和施蒂默尔——以讨论波克罗夫斯基的请求。施蒂默尔由于有过之前的经验，便明确提倡道，此时攻占君士坦丁堡“非常必要，它可以平息公众舆论的压力”。阿列克谢耶夫反对道，他无法再从欧洲战场抽调出部队进行登陆战，不过他也确实做出了让步，应允将此时守备特拉布宗的三个营抽出参加两栖登陆战。然而，阿列克谢耶夫的参谋长安东·邓尼金（Anton Denikin）以及海军在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布勃诺夫（Bubnov）上将却极力赞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登陆计划。他们同高尔察克一起开始组织运输船，以备在阿列克谢耶夫交付出所承诺的部队之后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突袭。事实上，黑海的天气状况使俄军无法在6月之前发动主攻，所以他们此时仍有时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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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在计划登陆战时，革命以令人震惊的速度撕裂了整个彼得格勒。1917年2月26日及27日/3月11日及12日，叛变的士兵分散至城市的每个角落，他们强占了汽车，抢劫了军火库、商店、餐馆和富有的住宅区。沙俄的政治家被私刑处死，暴徒还洗劫了内务部和秘密警察（奥克拉那警备队）总部。1917年2月28日/3月13日，红色旗帜在冬宫升起，一个自称为“苏维埃”，或者说由工人和士兵组成的委员会继承了彼得格勒的统治权。次日，彼得格勒的苏维埃政府向俄军颁布了“1号法令”，命令军队服从苏维埃，并向士兵与海员委员会交出武装控制权。尽管这份法令由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撰写，辞藻华丽，但是一般的农民却并不难理解它的主旨：“解除军官的武装。”接下来，新政府又对沙皇时期的所有政治犯实行了大赦，并解散了警察机构。1917年3月3日/16日——沙皇尼古拉斯二世（迫于阿列克谢耶夫及众将军的压力）宣布逊位的第二天，彼得格勒苏维埃下令逮捕罗曼诺夫家族的所有成员，包括高加索军队总司令大公尼古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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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认为沙皇政府的垮台会导致征服君士坦丁堡的两栖登陆作战计划夭折。实际与此相反，彼得格勒的混乱状态使此计划重获新生。在幕后，一种令人惊讶的无缝过渡得以转嫁到实际统治俄国的政权身上。与彼得格勒苏维埃相同，一个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1917年2月27日/3月12日成立——它甚至在苏维埃主导公共领域的时候依然履行着内阁职责。这个新内阁的成员主要由当权派自由主义者构成，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可夫接替波克罗夫斯基的职位，成为新任外交部部长，而进步同盟创始人及监管军工生产的军工委员会负责人杜马亚历山大·古契柯夫则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在整个3月，古契柯夫通过其广泛的业务联系，使用采购到的运煤船和商业船只，为高尔察克计划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突袭做好准备。10而新任自由派外交部部长则重拾波克罗夫斯基与巴济利所中断的计划，意图通过攻占沙皇格勒赢回公众的支持。正如米留可夫对一位自由派朋友说道：“以一种人道主义以及国际社会主义的世界性观点之名义放弃这场战争中的最大战利品将是一件荒谬及可耻的事。”111917年3月23日/4月5日，巴济利告知米留可夫，到5月中旬将有两支整师准备好开赴博斯普鲁斯海峡，而第三支师部也将有希望在那个夏天晚些时候到达。12与此同时，高尔察克汇报称，在古契柯夫极具英雄气概的努力及对罗马尼亚的舰队和商船（罗马尼亚在1916年8月27日欠妥当地加入战争之后被奥地利—德国联军击溃，随后他们将舰船开至赫尔松寻求庇护）的征用下，他们现在已经拥有足够多的运输工具。13尽管阿列克谢耶夫仍在拖延，但是当巴济利在1917年4月8日/21日给米留可夫寄去一封充满希望的信件之后，邓尼金显示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激昂的热情。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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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通信并非毫无意义。整个冬天和春天，俄军都在进行着远征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准备。在黑海师部集结的敖德萨，每天都有从内陆通过火车运送而来的军队到达。黑海上每一艘可利用的船只，从多瑙河上的驳船到希腊的运煤船，甚至连远航的燃油汽船都配备了武器装备以进行登陆准备。四艘罗马尼亚客轮——“赖盖莱·卡罗尔一世号”（Regele CarolⅠ）、“达契亚号”（Dacia）、“图拉真大帝号”（Imperator Trajan）和“罗马尼亚号”（Romania）在德军控制多瑙河流域之前逃进了黑海，并被改造成为水上飞机运船以协助俄军的“阿尔马兹号”、“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号”和“沙皇尼古拉一世号”；每一艘都能运载4到7架水上飞机。虽然“1号法令”的影响力在3月份蔓延至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刻赤和新罗西斯克以及遍布俄国的市中心区，但是它的最初影响却相当有限。“当然，同其他地区一样，这里也有很多极端主义者，”一位英国海军联络官G. W.勒·佩奇在1917年4月29日从塞瓦斯托波尔发出的报告中称，“但是我们的大致感觉是，我们必须继续向前推动战争，直到同盟国遭到毁灭。”在奥斯曼前线——而非俄国的欧洲前线，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对立状态在同一种信仰之下得到了缓和。正如佩奇一段意味深长的评述：“毫无疑问……这场战争拯救了太多杀戮。”4月中旬，高尔察克上将被授予更为强大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指挥权，但是他随后表示了拒绝，因为“他想要待在这里”，策划如何攻占君士坦丁堡，以及指挥和他拥有同一目标的将士进行作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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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用什么方法，或者有没有阿列克谢耶夫的协作配合，高尔察克都将派“沙皇格勒”团投入战斗。因此，在1917年3月的最后一周，正当彼得格勒苏维埃政府在商议抛弃“帝国主义式的”吞并以实现和平目标的时候，俄军派黑海舰队向博斯普鲁斯海峡防线发动了第一波试探性攻击。1917年3月26日，在两艘驱逐舰的护送下，高尔察克的3艘水上飞机运输船抵达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西侧色雷斯的海岸。161917年4月4日这一天，米留可夫因为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俄国将不会放弃攻占君士坦丁堡以及海峡的消息而与彼得格勒苏维埃闹得不欢而散。在这次声明中，他称俄国人将以一种“宏大的方式”回归博斯普鲁斯海峡（据乌泽多姆上将给德皇的报告中所述），他们会派出一支完整的由“5到6艘驱逐舰”、2艘巡洋战舰以及不少于3架水上飞机运输船组成的分舰队，直驱黑海沿岸，直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岸的贝伊科兹。这一次，空中战场也真正爆发了激战——为了阻止敌军的城市防线的监控，德国和土耳其派出7架水上飞机以图将俄军飞机驱逐回他们的运输船上。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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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高尔察克1917年春的飞机出击在今天已很少有人记得，但是对于为践行彼得格勒所盛行的外交政策而进行的战斗而言，它的重要性却也不言而喻。虽然随着沙皇及其秘密警察的倒台，关于这场战争目标的争论点在一开始被掩盖在了民众的欢欣鼓舞之中，但是随着二月革命的爆发，这个议题作为政治问题又得以显现出来。要不然，这些数百万的悲惨的农民——从芬兰湾到比萨拉比亚的锡雷特河，穿过黑海直入小亚细亚、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和波斯阿塞拜疆——战死沙场又是所为何事呢？甚至在1917年3月中旬，当“1号法令”传达至军队的时候，巴拉托夫的哥萨克部队正席卷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如果你问巴拉托夫他的士兵是为何而战，他会回答：“［为了］带领俄国走上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道路。”18如果你问尤登尼奇——这位在1916年对土战争中获得伟大胜利的缔造者，以及现任高加索军队总司令（由于大公的垮台）——他的答案也不会有任何不同。正如尤登尼奇在他的士兵对“1号法令”进行讨论之后报告道，“士兵委员会全体人员”决意“竭力获取战争的最后胜利”。19一同策划博斯普鲁斯海峡登陆战的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则对两栖进攻表示全心全意的支持——事实上，这3位在1917年对奥斯曼帝国最为坚定的进攻派之后成为反布尔什维克白军的领导人物绝非偶然。在彼得格勒，米留可夫虽然曾在1917年4月10日试图淡化自己的立场以安抚苏维埃政权——他声明俄国基于民族自决寻求“永久的和平”，但是他和古契柯夫都支持俄国的扩张主义战争目标。如果你问这位社会主义政治家米留可夫的话，答案将会是俄国的农民正“被这场恐怖的战争所榨尽和摧毁”——言外之意（不过他们拒绝公开对此予以阐述）是指俄国的扩张主义战争目标是非正义且应遭到抛弃的。如果你问那些实际参与作战的士兵，那么答案将基于他们的作战立场（实际上，在俄军取得胜利的土耳其和波斯战场上的厌战情绪要远远低于同德国人交战的欧洲战场）及指挥他们的将军（大量拥有德国名字的军官在1917年春被私刑处死，这说明士兵们不愿意被德皇的军队征服，尽管他们并不清楚这场战争的目的何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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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列宁在1917年4月3日/16日晚上11点10分到达彼得格勒后，这场迅速发展的关于战争目标的论战再度迎来高潮。如果说有人对这个问题有充分把握的话，那非这位被驱逐的布尔什维克领袖莫属——列宁从1914年起便在中立国瑞士发布声明对“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公开指责。[5]列宁不赞同苏维埃政权所奉行的暧昧的妥协主义，却也更反对米留可夫、古契柯夫及其他自由派招摇过市的爱国主义派头。列宁在到达芬兰车站以后——在德国军队护送下从苏黎世经由斯德哥尔摩，被送到对岸——便立即发表了一场言辞激烈的演讲，指责临时政府仍在继续进行战争，并要求推翻它（“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尽管列宁在他的《四月提纲》中提出的明确的反战立场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内部（列宁在国外安全避难之时，他们却在国内受尽磨难）大量人的反对，但他最终在1917年4月7日/20日将此发布在了《真理报》上，从而在战争问题上给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带去了一系列麻烦——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抑或仅仅是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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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部长，米留可夫正身处政治风暴的中心。尽管他已经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安抚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激进分子，但是这位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也在同时设法消除俄国西方盟国（1917年4月之后，美国也加入其中）的疑虑，因此俄国将不会放弃其共同目标而与德国单独媾和。为了解决目前的两难之局，米留可夫与农民支持的社会革命党领袖进行了商榷——后者仍然在苏维埃政府里占据优势地位，尤其是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他已经成为激进分子与政府之间的斡旋者（作为司法部长的克伦斯基是唯一一位身兼内阁成员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的人）。但是克伦斯基本人却承受着来自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维克托·切尔诺夫的压力——后者同列宁一样曾被长期流放在外，而且毫无心思进行和谈：切尔诺夫想要米留可夫的首级，并且希望有一位能够放弃帝国主义战争目的的人代替他上台。随后，克伦斯基抓住了一次申明自己外交政策的机会：他策划了一种“毒药丸”的折中计划，使米留可夫在呈往俄国的协约国的一份照会（在这份照会中，俄国坚守承诺以“履行［它的］义务”）中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尽管他并没有就此解释清楚，但是通过这种方式，他刚好有力地重申了俄国的战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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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4月20日/5月3日，“米留可夫照会”内容被刊登在了俄国刊物上，并在社会主义反对党中引起了轰动。随后，彼得格勒苏维埃颁布决议对此表示了反对，理由是“革命者的民主政府将不会允许任何出于侵略目标的流血牺牲发生”。一支由一位名叫西奥多·林德（Theodore Linde）的社会主义者军官率领的芬兰守备团进入了马林斯基宫（Mariinski Palace，临时政府经常举行会议的场所，不过这一天临时政府成员聚集在战争部的古契柯夫办公室进行会晤）表达抗议。随着临时政府自二月革命之后第一起严重的街头暴乱，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官拉夫尔·科尔尼洛夫将军请求镇压军中正迅速发展的哗变。内阁听从了克伦斯基的意见，驳回了科尔尼洛夫的请求。在嗅到血腥味之后，列宁召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草拟了一份决议案，他们对临时政府“完全的帝国主义”行径表达了谴责。随后，布尔什维克的游行示威者们举着旗帜涌上街头，宣告“打倒临时政府”以及“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为表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事组织领袖N. I.波德沃伊斯基（N. I. Podvoiskii）从芬兰湾的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海军基地召集了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海兵——臭名昭著的好战者——抵达城市。到1917年4月21日/5月4日下午，政府支持者与布尔什维克党人在涅瓦大街发生了暴力冲突，3名抗议者丧生。科尔尼洛夫再次请求重组皇家部队，却也再次遭到拒绝——这一次，他们受到了来自苏维埃的公开挑战，后者向军队传达指令称，若高级军官（比如克伦斯基）不能提供由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所确认的命令，他们不得予以服从。感到尤为不满的科尔尼洛夫随后请求解除了自己在彼得格勒遭到削弱的军职，并被重新任命为加利西亚战场第八集团军的指挥官。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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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躲在幕后的列宁之后对推翻政府的意图进行了否认。但是在“四月天”的骚乱背后，他的操控之手却清晰可见。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描绘出了清晰的政治路线，并对战争和临时政府进行了否定。虽然布尔什维克党人未能成功推翻政府，却给它造成了严重破坏，并将克伦斯基的社会革命党同古契柯夫—米留可夫自由党之间关于战争的分歧暴露了出来。此外，他们还摧毁了军队从彼得格勒苏维埃处所获得的微弱独立性。古契柯夫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在1917年4月30日/5月13日递交了辞呈，而米留可夫在4天之后也步其后尘。俄国自由党的式微为克伦斯基带来了最直接利益，他接替古契柯夫，成了新任战争部部长（新任外交部部长M. I.捷列先科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主要受克伦斯基支配）。在1917年5月5日/18日，经过洗牌的新内阁重新宣布了战争目标，他们发誓要“实行军队民主化”，以及放弃帝国主义战争目标。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太令人信服地声称“如果俄国及其协约国失败的话，对所有民族而言都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世界和平将会被再次拖后，甚至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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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米留可夫已经退出舞台，此时便轮到克伦斯基向越来越多不满的军队解释这场战争的意图。此事殊为不易，但要完成这项任务，没有人比他更为合适了。即使在那场杜马公开指责沙皇专制及卖国的激愤的演说之前，克伦斯基也早已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出庭辩护律师，他深知如何提出自己的充分理由。在前往前线的巡回演说中，他在煽动军队方面展示出了不衰的精力——他使士兵们相信，他们现在是一个崭新俄国的先锋，他们不再为卑鄙的沙皇而战，而是为民主主义、协约国、社会主义和人民而战。一位目睹了克伦斯基演讲的人将其前线之旅比作一阵“飓风”，另一个人则将其比作“一座喷薄火焰吞噬一切的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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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社会革命党演说家在现场待的时间如此之久，以至于士兵们的情绪都被重新振作了起来，并且开始变得群情沸腾，充满爱国精神和激情。但是，观察家们同样注意到更为关键的一点，“一旦克伦斯基离开了战场”，这些演讲的影响“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当这些士兵一有时间对此进行仔细思考，他们中的很多人遂得出结论：克伦斯基的努力并未通过“嗅觉考试”。至于原因，确切地说，对这些农民军而言，同为君士坦丁堡和海峡，或者甚至是奥地利的加利西亚而战相比，难道为俄国的协约国——英国、法国以及美国（至于塞尔维亚——俄国最初进行宣战的导火索，则早在1915年就被攻克了）而战就更有价值吗？不论克伦斯基关于民主和共同理想的演讲内容有多么精彩绝伦，他真正要求的是这些前线的士兵为遥远的在首都——不论是在彼得格勒、巴黎，还是在伦敦——所策划的战争目标而战死沙场。“我们此刻拥有自由，而且我们还将得到土地，”一句流行的歌曲如是描述，“所以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打仗，使自己变成残废呢？”[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