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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正当俄军向加利西亚急增援军的时候，另一场兵变震动了整个敖德萨：4名“持异见的”军官被他们的士兵逮捕。随后，事态又迅速升级，水兵委员会宣布了克伦斯基被免职（而非满足兵变者要求，解除他的武装——这位傲气的上将将他的佩剑扔出船外）。不管怎样，虽然港口一片混乱，但这支俄军集结规模最大的分舰队终于在1917年6月26日开赴博斯普鲁斯海峡——刚好在加利西亚进攻开始的3天前——这支分舰队包括潜水艇群、3艘水上飞机运输船、3艘布雷舰、4艘驱逐舰、2艘巡洋战舰和航线上的1艘船，以及第一次在战争中亮相的无畏舰“叶卡捷琳娜二世号”（此时重命名为“Svobodnaia Rossiia”，或者“自由俄国号”）。下午2点15分，“自由俄国号”上的船员瞥见“布雷斯劳号”喷出浓烟，俄军随即从舰首炮塔向其开火，并连发9轮炮弹，不过都未射中目标。俄军派出一些驱逐舰对“布雷斯劳号”进行追赶，并在它消失在布雷区之前将其赶回至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场短暂的空中交战由此产生：土耳其的一艘飞机成功对俄军的一艘水上飞机运输船实行了轰炸，因此，俄国人不得不中断了攻势，拉回前军。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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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格勒之梦不愿就此终止。但是，这与虎口拔牙无异。1917年7月9—10日夜晚，俄军一艘军用机在圣斯特凡诺（耶希尔柯伊）——差不多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阿塔蒂尔克国际机场所在地——上空盘旋，并引起了君士坦丁堡内的恐慌。随后，军机朝金角湾的“戈本号”和“将军号”投掷了10枚炸弹，并在之后又向奥斯曼战争部投放了两枚炸弹。所有的空投都未能击中目标，但是少量停靠在“戈本号”附近的鱼雷舰却遭到了损坏，战争部的马场也遭到一枚炮弹的毁坏。然而，只要苏雄和乌泽多姆细心加以辨认的话，这些轰炸其实来自爱琴海而非俄国（事实上，是一名来自蒙德罗斯的英国飞行员驾驶着一架亨德里·佩奇设计的0/100 3124型轰炸机进行轰炸）。288月23日，一支俄军分舰队出现在土耳其海岸以掩护另外328名士兵在奥尔杜的两栖登陆——此处大约位于特拉布宗和萨姆松之间的中点位置。农民兵的锐气远不及于此，他们炸毁了海湾内的少量建筑物，却没能点燃他们主要的任务目标——土军的飞机库。随后，他们重新登船，打道回府。4天之后，俄军又在沃纳（Vona，今天的佩尔申贝，或称“星期四”）附近发动了另一次“半心半意”的登陆战，随后在遭到土军来自岸边的开火反击后，中断了进攻。就在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党人攫取权力的前夕，仍待在黑海指挥部的一个军官兵团还在继续计划向锡诺普发动一次主要的两栖登陆战，并打算投入一个整军团的力量。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的计划削减为8支步兵营和8支骑兵营发动一次“突袭”，到最后，整个计划也化为了泡影。29然而，这场战争最具象征意义的时刻终于在1917年7月26日到来：当一艘俄国汽船蜿蜒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布雷区并在距岸边足够近的地方扔掷了一封瓶中信的时候，敖德萨也爆发了兵变。这封《由俄国革命者的舰队送呈至土耳其国民的公告书》声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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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不该再染指俄国和土耳其事务。土耳其人民和我们的敌人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德国。出于这个原因，所有的德国士兵、军官及官员都应该被逐出土耳其，这样我们就能同睦邻一样和平相处。［要知道］当今世上唯一存在的专制统治［即在俄国革命之后］只剩德国和奥匈政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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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式，俄国延续几个世纪的沙皇格勒之梦中断在革命的浅滩上。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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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真的管用吗？在经过仔细阅读后，土耳其人发现这封来自俄国革命党舰队的瓶中信与旧政权关于奥斯曼海峡的外交备忘录具有绝非偶然的相似性。就像克伦斯基、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的革命党水兵对两种方式都抱有幻想。正如俄国的爱国者们仍然对于“土耳其在意大利战争和巴尔干战争期间封锁海峡的举动”非常生气（他们误解了后一场冲突，但这也暗示了一般俄国民众对此事的观点）——土耳其以其在战争中未宣布的举动“给俄国带来了巨大损失”。尽管这些红军水兵骄傲地告知“土耳其国民”，称其在彼得格勒的革命兄弟已经“宣布与君士坦丁堡决裂”，但是依然想让对方知道“我们绝不允许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落入德国人之手，因为俄国会因此受制于德国人”。听起来就像丘吉尔和他的内阁同僚在声称德国出于自身在近东的帝国主义利益而“逼迫土耳其加入战争”一样，这些撰稿者暴露出了他们对奥斯曼政治主张的固执的天真化理解——这同他们自身意识的缺乏相一致。然而，除了萨宗诺夫协商过的关于放弃君士坦丁堡的声明，这些革命党所提出来的要求（将全体德国人驱逐出土耳其，以及保证俄国自由出入海峡的权力）与沙俄传统的带着一种欺凌口吻的外交政策又有何不同呢？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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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有革命运动相似，但毫不逊色的一点是，他们在目的与手段上十分混乱。如果黑海水兵——革命分子，比如克伦斯基及其苏维埃同僚真的想打赢这场战争，他们又为什么将高尔察克解雇，并削弱海军指挥权呢？当他们将迄今为止仍处于主导地位的黑海舰队削弱至几乎难以运作的程度时，这些水兵又能凭借什么向奥斯曼政府提出要求呢？同时，通过将战争的责任推究至德国对土耳其的帝国主义目标，这些愚昧的理论家不过是在重复最初俄军情报机构为破坏土军士气以助尤登尼奇征服这个国家所谋划的老路。现在的问题是，这些革命分子对奥斯曼的类似宣传鼓动行动的确切目标到底是什么？为了说服青年土耳其党人向德国宣布战争，他们自己的资助者和捐赠人又是谁呢？正如他们在瓶中信中向土耳其人所总结的，民主国家遍布全球各地，“尤其是自由的美国”——它此时已经向德国宣布战争了，因此，一个自由的土耳其也应如此。然而，这却是一个比征服沙皇格勒更为脱离现实的美梦。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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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斥着政治派系斗争的俄国革命中，只有布尔什维克党在极力避免在外交政策上出现类似的混乱。对列宁而言，克伦斯基为了美化俄国明显出于帝国主义利益需求所进行的战争，费尽心力打着追求民主及反抗德国专制和帝国主义的旗号，以一种十字军东征的方式加以粉饰可能并不适用。列宁所承诺的和平、土地和面包或许有两件都无法实现（他没有面包可供食用，也没有打算让农民拥有土地——他更希望将土地国有化），但是关于“和平”这一部分的许诺却是真实的：列宁确实想中止战争，即便这意味着要向德国人投降。如果这意味着俄国将要放弃丰厚的战利品（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幅标语就写着：“我们不想要达达尼尔海峡！”），那就随它去吧。如果这意味着再无借口与英国、法国和“自由美利坚”等“民主”盟国肩并肩站在一起，那也只好顺其自然——不管怎么样，它们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如果要求敌方停火意味着本国将成为德国的代言人，那也将只是一个为换取终止“帝国主义战争”和启动世界性革命的微小代价。换言之，在俄国的革命分子中，唯有列宁想对外交政策发动革命——一场真正的与旧政权外交政策决裂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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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7年秋天，局势正按列宁的想法向前发展着。8月下旬，克伦斯基同新任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发生不和，并导致政府与军队之间产生了致命的决裂。8月30日/9月12日，少数因7月起义被关押起来并在监狱中备受煎熬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一次大赦中得以释放（列宁早逃至芬兰，躲过了监禁）。这也使得他们开始全力准备1917年9月19日及9月25日/10月2日及10月8日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开的苏维埃选举大会，并最终第一次同时在这两个城市的代表会议中赢取了大多数席位。诚然，由于社会革命党在农村占据着优势地位，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计划于11月召开的全国性代表大会的选举中毫无胜算。但是，列宁对此类细节毫不在意。随着克伦斯基和社会革命党在困境中苦苦挣扎，孟什维克党由于其自身原则限制所造成的举步维艰——这要求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之前先通过“资产阶级的议会”阶段——布尔什维克党遂成了唯一一个拥有明确计划的政党：终结战争。作为政治纲领，这或许无法赢得大多数俄国人的赞同——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能在战争中战胜德国人。但是，这已足够推翻克伦斯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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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在1917年的大部分时间都遵循着中国古代军事家孙武的策略——他们在俄国敌人正毁灭自己的时候没有横加干涉——到了10月，他们继续沿波罗的海沿岸行军，并攻取了里加湾的一些岛屿，随后又占领了里加湾。俄国人也撤离了塔林——德国和彼得格勒之间的最后一处武装据点。克伦斯基在10月9日/22日下令增兵救援，却遭到了守备军委员会的无视，后者还责备他将科尔尼洛夫解职，并将其他罪行也归咎到他身上。由于受到孤立，同时又被其他爱国者及反战革命分子厌恶，克伦斯基只好在冬宫沉潜待发，悉心准备着他和彼得格勒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一场布尔什维克党人起义的来临。彼时，列宁已经从芬兰回国（没有人知道他是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回国的）；10月10日/23日，他召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对是否发动进攻进行了投票。让列宁大为恼怒的是，托洛茨基搁置动议要将革命往后延迟两个星期，直到一个新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并为此次起义提供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后再进行。托洛茨基的提案以10 : 2的票数获得通过。因此，直到1917年10月25日/11月6日，武装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拥护者展开行动，遍及彼得格勒每个角落，并一个接一个占领了关键性的咽喉要道。他们的行动是如此安静，以至于没有人知道革命已经发生。由于政府军不再支持克伦斯基，革命分子所遭遇到的唯一抵抗是来自在冬宫办公的临时政府的宫外守军（克伦斯基本人却很高兴自己终于有了武装镇压布尔什维克党的口实。他从一位美国外交官之处借了一辆汽车，溜出城外，并期望从前线招募一支忠诚的军队）。[9]1917年10月26日/11月7日凌晨两点刚过，内阁成员遭到逮捕，赤卫军将时钟停摆以纪念这一刻（直到现在，这座时钟还指着2点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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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人花了好几个星期时间才拿下莫斯科和俄国欧洲区的城市中心，又耗费了5年多的时间才重新征服沙皇时代的剩余领土。但是，他们在俄国外交政策上的变革却是非常迅速的。1917年11月8日/21日，第二次苏维埃全体大会通过了一项《和平法令》——它也被记录在列宁的指令之中，以一种类似于宣言的方式要求世界战争结束（它主张在席卷全球的革命之后，所有的交战国都应放下武器）。1917年11月9日/22日，列宁的《和平法令》被传呈至各外交使节手中，但是当各协约国收到这份声明书的时候，它却随即被宣告了死亡——各协约国把列宁看成是德国的奸细。3天之后，列宁又把自己的和平法令发给东部战线的德军总部（德国并未在俄国派驻外交官）。这一次，他的单边停战请求（对方正是这样解读的）却受到了友好得多的待遇。毕竟，德国外交部在4月将列宁送回俄国时也正是带着这种想法。这种结果近乎完美：次日，柏林方面负责同身处斯德哥尔摩的布尔什维克党外交代表团接洽的联络官库尔特·里茨勒向德国所有派驻在外的外交官发出一封通告，要求他们在招待会上“隐藏自己的欢欣”。33对于德国人而言，列宁对权力的攫取是自1914年战争爆发以来他们所听到的最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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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门政府来说，这个消息同样意义重大。在过去的一年里，俄军黑海舰队给土耳其人带来的惊吓一个接一个，而此时，君士坦丁堡终于进入了安全区；至于曾在春季威胁会碾碎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的高加索军队也将安然挺过这个冬季。但是，当北部由来已久的威胁正逐渐退却之时，帝国的南部防线却面临着比以往更为巨大的压力。由于奥斯曼最高指挥部正被俄国上演的戏剧性事件所吸引，英国采取行动的时刻也得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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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干船坞是将水抽掉，使船舶在此进行出水检查、修理的封闭船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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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了证明这艘传奇之船的真实性，“戈本号”/“亚沃士号”在这场战争中存活了下来，并成为土耳其共和国海军的旗舰。在冷战早期暂时击退苏联之后，“亚沃士号”最终在1950年退役，在1973年被拖走进行拆解——它也由此比丘吉尔和它的大多数对手都活得更为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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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苏雄正全神贯注于为英国在1916—1917年冬天向达达尼尔海峡重新组织发动的两栖进攻制订计划——这似乎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委员会愈发“巴洛克式”的自责同步，所以他一定未被充分告知英国的议会政治局势。如果苏雄看到丘吉尔在数周充满了敌意的反复交叉讯问中的局促不安的话，他肯定会在1917年将北部达达尼尔海峡的沿岸大炮转移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并调换这些大炮自1915年以来所搁置的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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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巴济利起源于希腊的法纳尔人（君士坦丁堡希腊人居住的法纳尔区主要家族的成员）。他的爷爷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康斯坦丁，且刚好出生在君士坦丁堡，他曾于1827年参加了纳瓦里诺战役——这场战役摧毁了奥斯曼的地中海海军，并使希腊获得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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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战争爆发时，列宁正身处维也纳。当奥匈政府得知他支持将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之后，便向他提供了一份签证使其可以自由出入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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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大卫·里恩的史诗作品《日瓦戈医生》中有一个出色的构想场景：一位克伦斯基一样的委员站在一个啤酒桶上面劝告士兵保卫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女人——而非可耻地向德国人投降。士兵们欢呼着——直到啤酒桶倒塌，委员落入啤酒中。士兵们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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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个听起来不太妙，1917年波罗的海舰队的兵变更为严重，至少有150人丧生其中。此外，大多数在黑海舰队中遭到攻击的军官都有德国名字（比如前任总司令埃伯哈特），这表明1916年俄军在占据优势的战场上还残存着些许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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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为了显示自己的前瞻性，佩奇还建议教授这些士兵英式足球，然而他的俄国军官同僚却告诉他，“这种野蛮粗俗的娱乐活动并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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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为争取前线士兵支持他发动反革命进攻以推翻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中彻底失败之后，克伦斯基离开了俄国，而他也将同彼得格勒永别。50年之后，他被邀请在斯坦福大学做演讲——关于俄国革命。他声称自己对于在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毫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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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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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十五章 击退阿拉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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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要英国派出军队来助阵，但是拒绝来自法国的任何帮助，或者与法国人产生任何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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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30日，一位英国间谍将麦加圣嗣长之子费萨尔·本·侯赛因的谈话内容报道给情报机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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