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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2421 除了华丽的辞藻，巴格达在1917年3月的陷落在奥斯曼帝国崩塌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同时，它在俄法两国（以及巴勒斯坦——埃及远征军刚在第一次加沙战役中遭到击溃）的协约国事业陷入低潮期时为英国赢取了其亟须的可信性。在那短暂的瞬间，英俄两国似乎会携手终结奥斯曼第六集团军的剩余力量。在这样一个有可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时刻，英国的骑兵军官及其俄国同人在对从波斯撤离的土耳其第十三兵团的包围勉强失败之后，第一次在巴格达东北方向的迪亚拉河的克兹尔罗巴克（Kizilrobat）进行了会晤。而巴拉托夫也终于行动起来，并在1917年3月下令哥萨克部队穿越哈马丹附近的美索不达米亚边境。然而，似乎是为了遵从某种阻碍真正的英—俄合作以对抗奥斯曼的地理规律一样，出于对英国人和土耳其人而言同样神秘的因素，巴拉托夫的攻势在一开始就陷入了停顿。事实是，“1号法令”已经从彼得格勒苏维埃政府传达下发出去，因此，即便是巴拉托夫的强大的库班和捷列克河哥萨克骑兵也组成了苏维埃，在“无休止的会议”中讨论了“军需事项”，以及巴拉托夫所反感的被称为“一般性的问题”。由于俄国的威胁再一次以失败告终，土耳其第十三和第十八兵团便得以在萨马拉和提克里特之间重组军队，他们甚至还在英军主力盘桓在巴格达西北的逊尼派三角地区时，在摩苏尔以南建成了一条坚固的防线。虽然幼发拉底河的下一个奥斯曼港口城市费卢杰以及从费卢杰发出的位于上游的巴格达铁路火车站拉马迪都早在1917年3月下旬被敌军攻破，但是从那之后，莫德便决定在巴格达沉潜待发——并在这个炎热的夏季计划下一步行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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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2423 在劳伦斯的英勇表现下，奥斯曼战场的势头此时再度回到巴勒斯坦这一方。这位年轻的英国联络官在1917年5月9日从红海港口沃季出发，进入阿拉伯沙漠。在只有45名阿拉伯部族成员的陪伴下——不包括费萨尔（他仅仅向内陆行进了一两英里路，以向劳伦斯做礼仪式的告别，之后，他又原路返回同英国人策划政治活动）。当他在穿越一片众所周知以El Houl（意即“恐怖”）为名的贫瘠荒漠时，表现出了超越常人的勇气。这支团队的目的地是叙利亚南部的瓦迪瑟罕谷地，大约需要3个星期的艰苦跋涉才能到达，劳伦斯希望以此赢得由奥达·阿布·塔衣（Auda Abu Tayi）所领导的霍威塔部族对他们在战争中的支持。尽管历经可怕的沙尘暴、脱水和疲劳等问题，他们还是成功地到达了目的地。在差不多得到阿布·塔衣的保证之后，劳伦斯又在1917年6月上旬出发前往北部的叙利亚沙漠，以图征询主要绿洲城市的意见。在阿兹拉克，他遇到了位于大马士革、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南以及阿拉伯半岛以北之间的沙漠地带里最为强大的贝都因部族以培育骆驼为业的如洼拉（Rwala）族酋长盖努里·本·沙拉安（An-Nuri Ibn Shal’an，本·沙拉安也是一位非常残忍的战士，据传他曾“亲手杀掉不少于120个人”——其中两个还是他的兄弟）。虽然比不上阿布·塔衣所做出的承诺，但是这个年轻固执的英国人冒险进入敌军领地且到达如此之北的沙漠地带的壮举还是感染了本·沙拉安。[6]后来，劳伦斯在开罗的上司也因他的叙利亚沙漠之旅为他颁发了战时优异服务勋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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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2425 此时，劳伦斯神秘任务中的第三段，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程即将开始。亚喀巴进攻始终环绕着一股传奇的气息。在最初的时候，攻打亚喀巴并非劳伦斯的主意。这个正好坐落于红海与西奈半岛以北汇合之处的小型港口城市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英国和奥斯曼为了争夺此城，曾在1906年的所谓“亚喀巴危机”中大动干戈。[7]由于距离最近的铁路兵站位于马安［内陆75英里（约121千米）处］，此城的防备情况十分薄弱，在和平时期，奥斯曼守备军只有150人，而在战争时期的人数也不容乐观。因此，亚喀巴自然成了一个明显的军事打击目标——英军曾在1916年10月就征得侯赛因圣嗣长的同意攻打此城。作为一次两栖进攻战役，这同加里波利之战相比简直易如反掌，而在难度上，它同红海沿岸的吉达、延布和沃季争夺战相比也不过是婴儿学步——实际上，这只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并且在1916—1917年的整个冬天在开罗得到了广泛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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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2427 这个计划未得到实施的原因在于政治因素——劳伦斯再一次把握住了良机。1917年1月，布雷蒙上校在法军最高指挥部阐明了自己的主张后，便对新任开罗高级专员提议向亚喀巴发动一场法—英两栖联合进攻。温盖特对此表示赞同，但是却遭到了默里将军的反对。随后，仍然充斥着反法热情的劳伦斯也对此进行了煽动（迄今为止，他的声誉还未受到加沙之败的影响）。他反对称，费萨尔曾明确表态自己不想要法国人的帮助。在他的帮助下，此事最终尘埃落定。就这样，布雷蒙关于从海上攻取亚喀巴的明智主张便被无限期搁置了下去。[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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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2429 因此，当劳伦斯在1917年6月18日由大约500名部族战士（大部分来自霍威塔部族）陪同，从瓦迪瑟罕出发的时候，亚喀巴仍未攻取。在途经拜尔——前往马安的主要绿洲城市时，劳伦斯的分遣队发现土耳其人早已炸出了3座水井，但由于炸弹未能引爆，第四座水井并没有被成功开凿出来。意识到敌军在引诱他前进后，劳伦斯令一支小队假装朝北部位于安曼（今日约旦首都）的兵站行进。土耳其人随后从马安派出一支由550人组成的纵队。在10天的时间里，这两支实力不相上下的军队却一直未能与对方遭遇。最终，在1917年7月2日黎明时分，当土耳其人在夫维拉（Fuweila）——从马安距亚喀巴仅仅40英里（约64千米）的一处关键通道的路上休息时，遭到了阿拉伯人的伏击。100名左右土耳其人逃走，剩下的或被杀或被俘，抑或被留在战场附近的一条小溪岸边等死。同这场屠杀相比，亚喀巴攻城战实际上显得“平淡无奇”：奥斯曼警备司令在1917年7月6日便开门投降，“几乎一弹未发”。为了进一步巩固胜利果实，劳伦斯此时又步行（偕同两名阿拉伯向导）150英里（约241千米），穿越西奈沙漠，到达苏伊士港市，并将攻占亚喀巴的消息及时做了报告，使得英军能够在土耳其人返回重夺亚喀巴之前登陆军队及补充军需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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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2431 尽管夺下亚喀巴的战略地位并不如编年史家有时宣称得那么重要，但是它在游击战中通过（同劳伦斯在其职业生涯的其他表现一样）巧妙的时机安排仍然成了一个标志性的成就。自从巴格达在3月陷落以来，英国人已经在加沙输掉了两场痛苦的战役；在西线战场上的尼韦尔进攻战期间，法军又在贵妇小径发生了叛变；而俄国革命则历经从振奋人心到绝望的过程，随着自由党人在5月份的衰落，克伦斯基也在6月份损失惨重。当劳伦斯在亚喀巴所取得的功绩在1917年7月9—10日传到开罗及英军最高指挥部时，协约国军队正急需好消息鼓舞军心，而这个消息正好来得恰逢其时。加重这种效果乃是开罗最近刚上任的埃德蒙·艾伦比爵士——以“血腥公牛”著称的他拥有令人敬畏的人格——继默里在加沙的史诗性失败后，他在6月下旬前来开罗接管埃及远征军。1917年7月12日，劳伦斯被邀请前来向新任总司令介绍基本情况。这场对话中，劳伦斯充分发挥自己的辩才为阿拉伯人的事业做了宣传，并提议在土耳其后方开展精密的游击作战，而对于艾伦比的右翼部队——他建议此时应该继续在巴勒斯坦的攻势。当听到有人切实在奥斯曼战场做了如此多的贡献之后，艾伦比感到非常高兴，欣然接受了劳伦斯的建议。在向伦敦汇报时，他几乎难抑热情地说道：“在我看来，劳伦斯上尉提议的由阿拉伯合作者提供的便利非常重要，我们要从中尽全力获取最大利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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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2433 这些话语并非空洞无效。英方从来不吝啬给予侯赛因及其儿子的补助金在此时得到了戏剧性的大幅攀升。刚开始，英方每月向其支付一笔5万英镑的定金，当“叛乱”在1916年6月发生后，侯赛因在1917年冬季将这笔定金增加到12.5万英镑，之后又变成20万英镑。当劳伦斯激发了艾伦比的想象力之后，英方给予“阿拉伯叛乱”的补助金在1917秋天又达到了惊人的每月50万英镑，以1917年美元来算相当于每年超过20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一年20亿美元——这笔费用通过阿拉伯人唯一信任的现货金镑支付。在战争的末期，罗纳德·斯托尔斯估算英国已为“阿拉伯叛乱”花费了大约1100万英镑，而在当时，开罗政府的总黄金储备只有260万英镑（这意味着侯赛因的补助金基本上是由伦敦的国库支付，即由英国的纳税人——以及美国的债券买家买单）。无怪乎在50年之后，一位贝都因酋长在看了大卫·里恩的电影后询问其是否还记得“阿拉伯的劳伦斯”时，干脆地回答道：“他是一个拥有巨额黄金的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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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2435 这笔钱是否得到了明智的投资，则是另外一回事。费萨尔和他的大约1000名部族战士在被运到亚喀巴之后，首次受到一名新联络官皮尔斯·查尔斯·乔伊斯（Pierce Charles Joyce）中校的适当训练。后者虽然不及劳伦斯富有魅力，但他似乎很精通自己的工作。尽管如此，这支自吹自擂的“阿拉伯军团”——即使从战俘营里得到2 500名奥斯曼老兵的进一步扩充——却从未受到重用，他们甚至不如艾伦比埃及远征军右翼中的一支小型辅翼部队；同时，他们也从未被艾伦比放心地投入战场予以使用。至于被派送到东部进入叙利亚南部沙漠以煽动当地贝都因人进行“叛乱”的劳伦斯，则完全未能完成艾伦比向他安排的主要作战目标——摧毁位于德拉以西15英里（约24千米）处、耶尔穆克峡谷（Yarmuk gorge）附近的一座高拱形的铁路高架桥，以对奥斯曼的交通设施形成骚扰。同往常一样，这支贝都因人部队中的很多人在朝目的地行进的路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劳伦斯的最终失败还归结于糟糕的运气：一个士兵失手掉落了步枪，声响巨大，被土耳其哨兵发现。阿拉伯人遂迅速逃离，劳伦斯不得已也加入其中。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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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2437 即使劳伦斯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当他在11月上旬到达耶尔穆克的时候，已经开始以及随后取得胜利的第三次加沙战役也将会使此次破坏活动变得毫无实际意义。尽管很乐意帮助劳伦斯实现他的抱负，但是艾伦比在发动巴勒斯坦进攻之前并无意再等候沙漠方面的消息（艾伦比的仓促可能归结于劳合·乔治对他的要求——在圣诞节之前拿下耶路撒冷以向厌战情绪高涨的英国公众献上节前“礼物”）。10月31日，埃及远征军向加沙发动了齐射式猛烈炮轰。但这只是佯攻，真正的插进则来自内陆的贝尔谢巴——澳大利亚第四轻骑旅凭借出色的突击完好无损地占领了敌方17口水井中的15口，为埃及远征军继续向巴勒斯坦挺进提供了充足的饮水保证。尽管克雷斯的军队（此时已经重组为第八集团军）还完整无缺地保留在加沙，但是此时从贝尔谢巴到耶路撒冷的内陆通道打开在了艾伦比眼前。为确保自己的两翼无恙，艾伦比让第十六兵团折回红海沿岸，在1917年11月2日向加沙发动突袭。1917年11月7日——劳伦斯试图炸毁耶尔穆克高架桥但遭到失败的同一天，最后一处奥斯曼阵地失守。土耳其人对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中校的信心和信任也由此开始动摇，他们随后急忙向北部的耶路撒冷撤退。1917年11月16日，雅法陷落。但是土耳其人在犹太山丘做出了顽固的防守，他们在11月下半月的一系列激烈交锋中使向前挺进的埃及远征军遭受了非常惨重的损失。最终，在12月9日，土耳其人弃守耶路撒冷，而艾伦比则穿过雅法大门，在一场正式的仪式中进入了这座圣城——同行的还有劳伦斯，后者暂时告别了自己的艾伦比朋友，加入这位征服者的队伍中来（艾伦比显然原谅了他在耶尔穆克的失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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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2439 从象征意义来看，至少对基督徒而言，耶路撒冷在1917年12月陷落的影响比3月份巴格达的失守更为重大。至少从名义上来说，进一步巩固了艾伦比胜利的事实在于，他所击败的奥斯曼军队此时由德军前总参谋长埃里希·冯·法金汉掌控——后者在5月份被送往土耳其接管新的“耶尔德勒姆”（闪电球）奥斯曼集团军（被德国人称作F集团军）。在恩维尔的最初设想中，当艾伦比在秋天介入进来，这支新集团军反而被派赴巴勒斯坦之后，他准备重新夺回巴格达，然而他的3支德国步兵营及9支土耳其师由于（由恩维尔在加利西亚部署的军队返回后组成）到达时间太晚，未能对结果造成影响。法金汉本人在1917年11月6日才到达耶路撒冷——当他到达的时候，正好望见土军从加沙撤离以及向艾伦比投降。这一年见证着协约国在西线战场的帕斯尚尔战役中所经历的尸骨成山的惨状、法军在贵妇小径的叛变、俄军的不断崩塌，以及德—奥（地利）联军在同意大利的卡波雷托战役中的溃败（1917年11月），而“圣诞节的耶路撒冷大礼”则是劳合·乔治一直期待的奇迹——整个英国的教堂钟声都为庆祝这一胜利而奏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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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2441 实际上，耶路撒冷的陷落同巴格达所差无几——它们带来的军事意义非常有限。正如在巴格达一样，真正意义上的战役早已于早期在贝尔谢巴和加沙进行，而且为英军带来了胜利。在美索不达米亚，土军在逃脱的时候仍完好无损，没遭到包围，没被大量俘获。尽管这对开罗、伦敦和协约国列强来说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好消息，但是征服耶路撒冷对奥斯曼帝国而言却绝非决定性打击。事实上，据君士坦丁堡传出的消息，恩维尔已经在别处策划新的进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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