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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象征意义来看,至少对基督徒而言,耶路撒冷在1917年12月陷落的影响比3月份巴格达的失守更为重大。至少从名义上来说,进一步巩固了艾伦比胜利的事实在于,他所击败的奥斯曼军队此时由德军前总参谋长埃里希·冯·法金汉掌控——后者在5月份被送往土耳其接管新的“耶尔德勒姆”(闪电球)奥斯曼集团军(被德国人称作F集团军)。在恩维尔的最初设想中,当艾伦比在秋天介入进来,这支新集团军反而被派赴巴勒斯坦之后,他准备重新夺回巴格达,然而他的3支德国步兵营及9支土耳其师由于(由恩维尔在加利西亚部署的军队返回后组成)到达时间太晚,未能对结果造成影响。法金汉本人在1917年11月6日才到达耶路撒冷——当他到达的时候,正好望见土军从加沙撤离以及向艾伦比投降。这一年见证着协约国在西线战场的帕斯尚尔战役中所经历的尸骨成山的惨状、法军在贵妇小径的叛变、俄军的不断崩塌,以及德—奥(地利)联军在同意大利的卡波雷托战役中的溃败(1917年11月),而“圣诞节的耶路撒冷大礼”则是劳合·乔治一直期待的奇迹——整个英国的教堂钟声都为庆祝这一胜利而奏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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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耶路撒冷的陷落同巴格达所差无几——它们带来的军事意义非常有限。正如在巴格达一样,真正意义上的战役早已于早期在贝尔谢巴和加沙进行,而且为英军带来了胜利。在美索不达米亚,土军在逃脱的时候仍完好无损,没遭到包围,没被大量俘获。尽管这对开罗、伦敦和协约国列强来说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好消息,但是征服耶路撒冷对奥斯曼帝国而言却绝非决定性打击。事实上,据君士坦丁堡传出的消息,恩维尔已经在别处策划新的进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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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弗雷德里克·斯坦利·莫德爵士雕像,1917年3月攻占巴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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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艾伦比将军,埃及远征军司令,在1917年12月进入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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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迈德·陶菲克帕夏,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任大维齐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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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拉沙德)五世,奥斯曼帝国苏丹,1909—1918年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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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瓦希代丁)六世,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任苏丹,1918—1922年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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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坦丁一世,希腊国王,1913—1917年及1920—1922年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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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希腊总理,1910—1915年及1917—1920年出任总理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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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塔法·凯末尔于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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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在锡瓦斯。从左起,第二个至第四个分别是劳夫(奥尔巴伊)、贝基尔·萨米(昆杜)、穆斯塔法·凯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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