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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夺下亚喀巴的战略地位并不如编年史家有时宣称得那么重要,但是它在游击战中通过(同劳伦斯在其职业生涯的其他表现一样)巧妙的时机安排仍然成了一个标志性的成就。自从巴格达在3月陷落以来,英国人已经在加沙输掉了两场痛苦的战役;在西线战场上的尼韦尔进攻战期间,法军又在贵妇小径发生了叛变;而俄国革命则历经从振奋人心到绝望的过程,随着自由党人在5月份的衰落,克伦斯基也在6月份损失惨重。当劳伦斯在亚喀巴所取得的功绩在1917年7月9—10日传到开罗及英军最高指挥部时,协约国军队正急需好消息鼓舞军心,而这个消息正好来得恰逢其时。加重这种效果乃是开罗最近刚上任的埃德蒙·艾伦比爵士——以“血腥公牛”著称的他拥有令人敬畏的人格——继默里在加沙的史诗性失败后,他在6月下旬前来开罗接管埃及远征军。1917年7月12日,劳伦斯被邀请前来向新任总司令介绍基本情况。这场对话中,劳伦斯充分发挥自己的辩才为阿拉伯人的事业做了宣传,并提议在土耳其后方开展精密的游击作战,而对于艾伦比的右翼部队——他建议此时应该继续在巴勒斯坦的攻势。当听到有人切实在奥斯曼战场做了如此多的贡献之后,艾伦比感到非常高兴,欣然接受了劳伦斯的建议。在向伦敦汇报时,他几乎难抑热情地说道:“在我看来,劳伦斯上尉提议的由阿拉伯合作者提供的便利非常重要,我们要从中尽全力获取最大利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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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语并非空洞无效。英方从来不吝啬给予侯赛因及其儿子的补助金在此时得到了戏剧性的大幅攀升。刚开始,英方每月向其支付一笔5万英镑的定金,当“叛乱”在1916年6月发生后,侯赛因在1917年冬季将这笔定金增加到12.5万英镑,之后又变成20万英镑。当劳伦斯激发了艾伦比的想象力之后,英方给予“阿拉伯叛乱”的补助金在1917秋天又达到了惊人的每月50万英镑,以1917年美元来算相当于每年超过20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一年20亿美元——这笔费用通过阿拉伯人唯一信任的现货金镑支付。在战争的末期,罗纳德·斯托尔斯估算英国已为“阿拉伯叛乱”花费了大约1100万英镑,而在当时,开罗政府的总黄金储备只有260万英镑(这意味着侯赛因的补助金基本上是由伦敦的国库支付,即由英国的纳税人——以及美国的债券买家买单)。无怪乎在50年之后,一位贝都因酋长在看了大卫·里恩的电影后询问其是否还记得“阿拉伯的劳伦斯”时,干脆地回答道:“他是一个拥有巨额黄金的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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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钱是否得到了明智的投资,则是另外一回事。费萨尔和他的大约1000名部族战士在被运到亚喀巴之后,首次受到一名新联络官皮尔斯·查尔斯·乔伊斯(Pierce Charles Joyce)中校的适当训练。后者虽然不及劳伦斯富有魅力,但他似乎很精通自己的工作。尽管如此,这支自吹自擂的“阿拉伯军团”——即使从战俘营里得到2 500名奥斯曼老兵的进一步扩充——却从未受到重用,他们甚至不如艾伦比埃及远征军右翼中的一支小型辅翼部队;同时,他们也从未被艾伦比放心地投入战场予以使用。至于被派送到东部进入叙利亚南部沙漠以煽动当地贝都因人进行“叛乱”的劳伦斯,则完全未能完成艾伦比向他安排的主要作战目标——摧毁位于德拉以西15英里(约24千米)处、耶尔穆克峡谷(Yarmuk gorge)附近的一座高拱形的铁路高架桥,以对奥斯曼的交通设施形成骚扰。同往常一样,这支贝都因人部队中的很多人在朝目的地行进的路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劳伦斯的最终失败还归结于糟糕的运气:一个士兵失手掉落了步枪,声响巨大,被土耳其哨兵发现。阿拉伯人遂迅速逃离,劳伦斯不得已也加入其中。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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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劳伦斯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当他在11月上旬到达耶尔穆克的时候,已经开始以及随后取得胜利的第三次加沙战役也将会使此次破坏活动变得毫无实际意义。尽管很乐意帮助劳伦斯实现他的抱负,但是艾伦比在发动巴勒斯坦进攻之前并无意再等候沙漠方面的消息(艾伦比的仓促可能归结于劳合·乔治对他的要求——在圣诞节之前拿下耶路撒冷以向厌战情绪高涨的英国公众献上节前“礼物”)。10月31日,埃及远征军向加沙发动了齐射式猛烈炮轰。但这只是佯攻,真正的插进则来自内陆的贝尔谢巴——澳大利亚第四轻骑旅凭借出色的突击完好无损地占领了敌方17口水井中的15口,为埃及远征军继续向巴勒斯坦挺进提供了充足的饮水保证。尽管克雷斯的军队(此时已经重组为第八集团军)还完整无缺地保留在加沙,但是此时从贝尔谢巴到耶路撒冷的内陆通道打开在了艾伦比眼前。为确保自己的两翼无恙,艾伦比让第十六兵团折回红海沿岸,在1917年11月2日向加沙发动突袭。1917年11月7日——劳伦斯试图炸毁耶尔穆克高架桥但遭到失败的同一天,最后一处奥斯曼阵地失守。土耳其人对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中校的信心和信任也由此开始动摇,他们随后急忙向北部的耶路撒冷撤退。1917年11月16日,雅法陷落。但是土耳其人在犹太山丘做出了顽固的防守,他们在11月下半月的一系列激烈交锋中使向前挺进的埃及远征军遭受了非常惨重的损失。最终,在12月9日,土耳其人弃守耶路撒冷,而艾伦比则穿过雅法大门,在一场正式的仪式中进入了这座圣城——同行的还有劳伦斯,后者暂时告别了自己的艾伦比朋友,加入这位征服者的队伍中来(艾伦比显然原谅了他在耶尔穆克的失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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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象征意义来看,至少对基督徒而言,耶路撒冷在1917年12月陷落的影响比3月份巴格达的失守更为重大。至少从名义上来说,进一步巩固了艾伦比胜利的事实在于,他所击败的奥斯曼军队此时由德军前总参谋长埃里希·冯·法金汉掌控——后者在5月份被送往土耳其接管新的“耶尔德勒姆”(闪电球)奥斯曼集团军(被德国人称作F集团军)。在恩维尔的最初设想中,当艾伦比在秋天介入进来,这支新集团军反而被派赴巴勒斯坦之后,他准备重新夺回巴格达,然而他的3支德国步兵营及9支土耳其师由于(由恩维尔在加利西亚部署的军队返回后组成)到达时间太晚,未能对结果造成影响。法金汉本人在1917年11月6日才到达耶路撒冷——当他到达的时候,正好望见土军从加沙撤离以及向艾伦比投降。这一年见证着协约国在西线战场的帕斯尚尔战役中所经历的尸骨成山的惨状、法军在贵妇小径的叛变、俄军的不断崩塌,以及德—奥(地利)联军在同意大利的卡波雷托战役中的溃败(1917年11月),而“圣诞节的耶路撒冷大礼”则是劳合·乔治一直期待的奇迹——整个英国的教堂钟声都为庆祝这一胜利而奏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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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耶路撒冷的陷落同巴格达所差无几——它们带来的军事意义非常有限。正如在巴格达一样,真正意义上的战役早已于早期在贝尔谢巴和加沙进行,而且为英军带来了胜利。在美索不达米亚,土军在逃脱的时候仍完好无损,没遭到包围,没被大量俘获。尽管这对开罗、伦敦和协约国列强来说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好消息,但是征服耶路撒冷对奥斯曼帝国而言却绝非决定性打击。事实上,据君士坦丁堡传出的消息,恩维尔已经在别处策划新的进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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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弗雷德里克·斯坦利·莫德爵士雕像,1917年3月攻占巴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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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艾伦比将军,埃及远征军司令,在1917年12月进入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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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迈德·陶菲克帕夏,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任大维齐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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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拉沙德)五世,奥斯曼帝国苏丹,1909—1918年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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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瓦希代丁)六世,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任苏丹,1918—1922年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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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坦丁一世,希腊国王,1913—1917年及1920—1922年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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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希腊总理,1910—1915年及1917—1920年出任总理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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