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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加索战线，各种战情不再给人以启发。在战争中四度易手的凡城见证着亚美尼亚人在俄国人离开之后进行的鏖战——大约有1 000人为争夺此城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39当卡拉贝克尔的军队在2月下旬抵达埃尔津詹时，他们报告道，“所有的水井都填满了尸体”，而且大部分都是穆斯林。沿着特拉布宗—巴统战线，维希普帕夏目睹了同样熟悉的骇人场景，他向位于第比利斯的俄军总部发去一封紧急文书，并请求采取措施抑制亚美尼亚人，他们“决心歼灭摧毁奥斯曼的穆斯林”。40位于高加索的亚美尼亚民族委员会也向德军最高指挥部发出了呼吁，并请求德军击退土耳其人。后者正通过进军阿尔达汉和卡尔斯对亚美尼亚人进行又一轮镇压——在这两个城市，“亚美尼亚人血流成河”，而俄国属民也未能幸免于难。“拯救亚美尼亚民族及其人民，”委员会毫无理由地宣布，“同德国息息相关。”41很清楚的是，奥斯曼在1918年春天发动攻势期间，高加索战线上的战斗情况依旧残酷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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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高加索的控制依然悬而未决。在列宁掌控权力之后的混乱中，各种各样的非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者（主要为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和亚美尼亚的达什纳克党，少量阿塞拜疆鞑靼人也加入了其中）在第比利斯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类似于乌克兰拉达的雏形议会，称作塞姆。又一次，在乌克兰人的领导下，塞姆宣布与同盟国议定和约，并决定不宣告独立。由于无法组织代表团及时到达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塞姆便转而向特拉布宗派出了代表，以期同土耳其人签订双边和约，并获得其承认。这个外高加索的处于萌芽状态中的伪政府因此也发现自己在奥斯曼军队推进至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的时候，在这场同自己的征服者的谈判中处于十分奇怪的位置。实际上，正是奥斯曼的将军们想要让塞姆宣布独立，这样一来，他们便可以效仿德国人对拉达的所作所为（在其式微之前），向其强加和平条款。在这场不利的开局中，塞姆在1918年4月22日——巴统陷入维希普帕夏之手后，便立即宣布外高加索民主联邦共和国独立。土耳其人此时有了自己的“拉达”可供摆布，而且他们马上就开始向其强加和平条款，其中包括“外高加索的所有铁路供土耳其人自由使用”。其中的意味已十分明显：奥斯曼军队打算拿下巴库。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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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基辅相似，第比利斯独立之曙光很快就消逝而去。一旦“外高加索”得到奥斯曼帝国的承认，它就开始在民族的派系存亡争夺战中分崩离析。格鲁吉亚人在放弃了与亚美尼亚人暂时结盟带来的便利后，请求德国人给予保护。刚刚从叙利亚赶来的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中校遂被立即派往第比利斯担任军事全权大使。在为柏林争取到优渥的采矿权后，克雷斯于1918年5月27日在第比利斯市政厅批准了格鲁吉亚独立的公告，这实质上结束了外高加索民主联邦共和国的短暂存在（塞姆也因此解散）。在遭到同类的基督徒格鲁吉亚人的离弃后，亚美尼亚人将他们的民族委员会从第比利斯迁到了耶烈万——后来成为新的亚美尼亚共和国首都。不可避免地，外高加索第三大民族性团体“阿塞拜疆鞑靼人”——或者我们今日称呼的“阿塞拜疆人”——此时也宣布独立——尽管他们受到奥斯曼保护，后者还承诺，“出于之后的国内稳定和国家安全考量，他们将在必要情况下向阿塞拜疆政府提供军事支持”。不言而喻的一点在于，尽管没有公开宣布，但是阿塞拜疆鞑靼人却希望土耳其人能帮他们夺取巴库（就像德国人为拉达重夺基辅一样），这座城市此时由当地布尔什维克党和亚美尼亚达什纳克党［大部分穆斯林人口于4月上旬在沙兰坎尔（Shamkhor）历经了残酷巷战之后逃到了山冈上。在这里，布尔什维克党—达什纳克党武装部队屠杀了几千名阿塞拜疆鞑靼穆斯林］拼凑成的一个激进“公社”控制。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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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高加索的这三个新国家当中，只有亚美尼亚将为其独立而战。5月底从亚历山卓普撤离后，亚美尼亚人在耶烈万城外的卡拉基利塞（Karakilise）和萨达拉巴（Sardarabad）进行了猛烈的抵抗，并使奥斯曼军队在1918年的进军中第一次真正尝到了失败的滋味。耶烈万并非亚美尼亚人对于首都的第一选择：第比利斯才是——尽管是格鲁吉亚王国的前首都，但是它却是亚美尼亚更为重要的文化中心：在战前人口中，亚美尼亚人就占40%，多于格鲁吉亚人的35%；此外，亚美尼亚人掌控着当地经济，并且拥有阅读量最为广泛的报纸。相比之下，耶烈万只是一座不兴旺的地方市镇，且远离外高加索的主要战略干道（从巴统穿过第比利斯直到巴库——在这条线上还有一条铁路线和石油管道）。尽管如此，维希普帕夏部分出于这个原因，同意将耶烈万割让给土方的敌人。眼下，亚美尼亚将得以存活下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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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高加索最富有争议的战利品在于巴库的油田。从理论上来说，奥斯曼人早已被阿塞拜疆萌芽政府邀请进入了这座城市，然而，他们并未对它形成实际控制。德国人在占据了从格鲁吉亚穿过的中线管道（不过它的终点不在巴统）之后，还希望能首先到达这座城市，或者让布尔什维克党将它献给他们。随着德军士兵和水兵从苏呼米和波蒂涌入格鲁吉亚，以及土耳其人在巴统登陆增援部队，巴库之争行将开始。到了5月底，德国驻巴统联络官奥托·冯·洛索将军对土耳其入侵外高加索的行为表示了抗议，并直接赶到柏林进行进一步说明——其中包括他的严苛评价，他认为土耳其人“没有能力管辖［阿塞拜疆］及管理［巴统的］石油产量”。1918年6月9日，鲁登道夫从指挥部赶来请求恩维尔将其军队撤退到他们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商榷的界线之后。维希普帕夏告知恩维尔，德国士兵被看到同亚美尼亚人在卡拉基利塞并肩作战。在拒绝投降后，维希普帕夏将其部队派赴北部的格鲁吉亚，并在一个叫沃龙佐夫卡（Vorontsovka）的小镇附近的亚历山卓普—第比利斯（Alexandropol-Tiflis）的路上遇上了克雷斯的一小撮散兵。1918年6月10日，这里发生了“一战”史上第一次土军和德军交火事件。土耳其人击溃了数量远不及他们的德国人，并俘获了“大量战俘”。鲁登道夫大怒。他警告恩维尔，如果维希普帕夏不把这些战俘还给克雷斯，德国将从奥斯曼帝国召回它的所有军队——约两万人之众。不得已，恩维尔同意了鲁登道夫的请求，并下令维希普帕夏向南部撤退。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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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维尔的让步只是策略性的。在向克雷斯和德国人让出格鲁吉亚后，他下令维希普帕夏在南部和东部配合他的攻势，穿过亚美尼亚向伊丽莎白波尔靠拢——在这里，阿塞拜疆鞑靼人已经在逃离巴库之后建立起了自己的首都。有迹象显示，恩维尔把夺取巴库作为重点：他从美索不达米亚召回他的叔父哈利勒·“库特”帕夏继续统领全局，并任命他的弟弟努里帕夏（曾负责监视与利比亚萨努西关系的发展）为新建伊斯兰军司令——这支由第五高加索师的正规军、阿塞拜疆鞑靼人和其他穆斯林志愿军组成的军队旨在增强战斗力，以实现所有外高加索穆斯林建立国家的愿景（当然是置于奥斯曼的安全保护伞之下）。为了招募志愿军，努里帕夏在1918年5月25日来到伊莉莎白波尔（Elizavetpol），但是因应征人数过少令他深感失望，[7]结束任务只得依赖维希普帕夏的正规军——后者在6月20日借道亚美尼亚赶来。到7月中旬，努里的伊斯兰军，尽管人数远少于他和恩维尔的期望——由1万生力军组成——却已向巴库方向推进了50英里（约80千米），并将巴库的亚美尼亚人吓得胆战心惊——他们随即请求驻扎在波斯北部的一支由邓斯特维尔将军指挥的1 000人的英国部队穿过里海来拯救他们。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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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格鲁吉亚也变成德国人的一份安慰奖。与成为施展日耳曼人力量的前进基地不同，第比利斯在更大程度上成了那些逃离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历经惨烈战役的人的中途驿站，其中包括德国及奥匈帝国属民。到1918年8月，克雷斯耗费大量时间请求德国海军司令部帮助难民从波蒂撤离，以及为其士兵从乌克兰运输粮食（由于德国人无力为柏林、维也纳或君士坦丁堡征用足够的粮食，我们可以预见到他所需的粮食同样不会到来）。因为大批行进中的难民会堵塞通往努里帕夏军队的补给线，所有土耳其人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德国人抱怨道，土耳其人现在几乎把帝国内所有可供调遣的军队都送往巴统以增援伊斯兰军队，却忽略了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色雷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岌岌可危的防线。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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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土耳其人对德国人的作为可能也有相似的不满：德国人在鲁登道夫的大型春季攻势，以及1918年7月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之后，将其必不可少的人力转移到东部被占领的俄国，造成溃败局面。为了保证相关省份从俄国独立，德国军队还被派到远至芬兰的地区，甚至还有传言（始于8月）称德国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邀请下，向摩尔曼斯克派赴了多达5万兵力以驱逐协约国军队。西方协约国因此十分愿意将“重新恢复东线战场”（他们介入俄国北部的战略性目标）归功于自己，但是实际上，正是德国人自身的愚行才造成了当前的局势——尤其是在占领的乌克兰。在将布尔什维克主义之盛怒释放在沙俄之后，德国人正接受着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学的令人痛苦的教育。私产的颠覆曾导致相互为战的局面，德国人此时统治的这个国家（通过他们的哥萨克酋长）充斥着“抢劫、谋杀、屠杀、惨烈的暴动、强盗的激战、纵火、爆炸、戒严令的颁布等天天发生在眼前的事”。与出口过剩的煤炭资源不同，德军占领下的乌克兰不得不从德国进口煤炭以保证火车正常运行。由于市场上没有粮食出售，德军只得开始用枪口指着农民的方式征收粮食——反过来，这意味着他们每天都需要更多的士兵来执行任务。到1918年9—10月，乌克兰已经吸纳了60万名德国驻军——这场战争一度被选定在西线战场进行。诚然，这些军队并非处于最前线，但是他们无疑每天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为了争夺食物，他们经常同农民游击队进行小规模战斗。仅仅通过将两三支兵力相当的完整军队转移到乌克兰，鲁登道夫及最高指挥部便能在1918年11月征收总共3.5万货车食物。在这些食物中，奥匈帝国接收了2万车，德国分得1.4万车，而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则各少于200车。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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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对自己迄今为止在东线的过度扩张不满意，鲁登道夫打算在1918年秋天向俄国调赴更多军队。不论德国在西线的运气看起来有多坏，他们在东线拥有的潜力却似乎仍然是无限的。算一下就知道：沙俄已经导致了30个不同政府的产生，其中列宁政府居于首位（它控制着莫斯科和彼得格勒）。5月份，一批被释放的有4万人之众的支持协约国的捷克斯洛伐克犯人在同支持德国的匈牙利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经过小规模冲突之后，接管了西伯利亚西部（包括喀山的黄金储备）。此时担任战争部部长的托洛茨基下令解除这批犯人的武装，但结果却发现更多人拿起了武器。这一段插曲伤害了托洛茨基同协约国代表团之间的信任感，并使后者站在了捷克斯洛伐克一边。此时，赌注被下在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瓦解上——实际上，就在布尔什维克党在莫斯科逮捕了200名英法侨民前不久，英国驻列宁政权使节布鲁斯·洛克哈特（Bruce Lockhart）便在7月下旬向反布尔什维克志愿军司令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支付了1 000万卢布。1918年8月1日，列宁请求德国人派赴军队驱赶摩尔曼斯克的协约国军队，并（他希望）助其镇压在高加索北部库班河的哥萨克人保护下作战的志愿军。由于德国人正同时与库班河和顿河的哥萨克人（后者接受的资金超过了1 500万卢布，甚至超过英国对志愿军的投入）进行谈判，所以列宁的最后一项要求未能实现——尽管鲁登道夫看到了在俄国北部（“如果”借道彼得格勒的话）部署兵力的价值。因此，在1918年8月6日，鲁登道夫颁布命令宣称应该向彼得格勒派赴“六七支”德国师部，而他们的具体目标仍不确定（鲁登道夫自己妄图推翻布尔什维克党的目标仍遭到来自屈尔曼和外交部的强烈反对。不管怎么说，他们是支持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可惜的是，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鲁登道夫在1918年9月27日取消的“梯形作战”计划的结果了。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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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巴库之争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这里，如果德国人不是正在与库班河和顿河的哥萨克人谈判的话，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和柏林的利益将会趋于一致——而他们与恩维尔及奥斯曼政府的共同利益就会受到损害。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上争辩道，巴库的战略地位比莫斯科还重要；如果没有巴库的石油，俄国沿着伏尔加河上运输的大部分铁路网络就会慢慢停止下来。[8]在一份签署于1918年8月27日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补充协议中，德国同意“防止第三方军事势力［即土耳其］逾越高加索地区”的军事红线——由阿塞拜疆大部分区域构成，包括巴库。作为使土耳其人远离里海而签下的这份保证的交换条件，布尔什维克党同意永久性向柏林提供“产自巴库地区的原油量”的25%。此外，在德国的坚持下，布尔什维克党还同意承认格鲁吉亚的独立。反过来，第比利斯政府则承诺一旦拿下高加索北部城市，他们将从迈科普和格罗兹尼向德国供应精制油。如果恩维尔没有迫于外交压力取消伊斯兰军行动的话，为了争夺阿塞拜疆，克雷斯已经令两支以上的德国炮兵连及三支野战炮兵连开赴前线——7月，他们经由波蒂到达了战场。到1918年8月，当支持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在7月31日被驱逐出巴库苏维埃的时候，克雷斯在格鲁吉亚的德国军队大概有5 000人左右，形势更为有利（尽管列宁政府不信任德国人，但他们并未将此事告知对方）。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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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库之争损害了柏林和君士坦丁堡之间所剩无几的信任。1918年8月4日（邓斯特维尔将军及其英国部队正是在同一天抵达巴库），鲁登道夫通过冯·泽克特（von Seeckt）将军直接警告道，如果土耳其军队向巴库推进，他将从奥斯曼帝国召回所有德国军官。8月14日，泽克特被召回至比利时斯帕的德军总部；在这里，他和鲁登道夫的意见取得了一致：德国人将“用尽所有方法”抵抗土军向巴库进军——这包括破坏努里帕夏为补给军队所使用的铁路。就这样，鲁登道夫企图征服彼得格勒的计划便同向高加索派赴军队以争夺巴库的构想相撞了。8月22日，鲁登道夫批准派一支完整的步兵师和一支骑兵旅奔赴格鲁吉亚，以增强克雷斯的部队，并期望通过此举吓退恩维尔朝巴库的进攻。与此同时，努里帕夏向恩维尔抱怨道，布尔什维克党掌控的巴库公社一直通过里海和伏尔加河上的汽船向乌克兰的德国人运输石油（至少在7月31日——布尔什维克党被从公社驱逐之前）。为了给土耳其军制造麻烦，德国人烧毁了连接阿塞拜疆到格鲁吉亚和巴统的一座铁路桥。作为报复，努里帕夏炸毁了附近的一座公路桥，以阻止德国人向阿塞拜疆运送军队。尽管享有亲德派的名声，恩维尔此刻下定决心要攻下巴库，他明确指示他的兄弟在到达里海之前消灭任何挡在他眼前的德国军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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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我们现在知道的德军计划，这当中并不存在无效的指示。1918年9月13日，鲁登道夫向克雷斯颁布了“最高机密”的命令（通过“亲手传递”），让他开始准备即刻向巴库发动突袭。[9]两天后，努里帕夏率土耳其军向巴库西部的狼门发动了猛烈的炮火轰击。这场战役卷进了约7 500名土耳其人和大致同样数量的阿塞拜疆鞑靼人非正规军，以及8 000名迅速被击败的亚美尼亚—英国士兵。到了下午，土耳其人的炮弹已经穿过城镇到达里海的主要海港，大撤退正在进行之中。在一种令人痛苦的必然性之中，巴库此刻膨胀的亚美尼亚人口遭到了清洗——以作为对4月上旬（虽然这场屠杀由此时已经离开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亚美尼亚达什纳克党共同施行）穆斯林遭到屠杀的表面报复——最终，至少9 000或者1万名亚美尼亚人被杀害（大部分为阿塞拜疆鞑靼人民兵），另外有5万或6万人跟随邓斯特维尔及其英国部队乘船从里海逃脱。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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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为获取这场高加索战争中最为重大的战利品所付出的牺牲，巴库在1918年9月15日的陷落应该成为君士坦丁堡城内进行狂欢的绝佳时机。然而，事实上并无任何庆祝活动进行。由于受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诱惑，土耳其已深深陷入俄国的泥沼之中，恩维尔和土耳其人对于集结在帝国南部和西部边疆的军队实在无暇顾及。就连德国也难以永享他们在东线获取的重大胜利果实。尽管俄国战场上演着纷乱的盛大戏剧，但是这场战争的结局却由他处战况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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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志，你要去哪儿？”越飞的助手向斯塔什科夫问道，“跟我们去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同德国人讲和。”为了对这位“农民阶级代表”进行审查，他们之后又询问斯塔什科夫的政治观点。在得知他是一名社会主义革命者后（跟大部分农民一样），越飞又问他：“左派还是右派？”“左派，同志！”这名农民很快回答道。“最左。”这正是他们想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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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威尔逊有意在布尔什维克党将协约国的“秘密条款”发布在《曼彻斯特卫报》后从列宁处重获道德高地，其关于调整殖民地要求以与“相关民族”的观点保持一致的必要性的言论被证明切实有效可行——尽管远非威尔斯的本意，但这些言论如同一根大棒，给身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带去了恫吓（第六点规定德国军队必须“撤离俄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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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趣的是，恰恰在此一周之后，在“拒绝吞并的和平”的主张驱动之下，一系列规模盛大的罢工着实震撼了德国工业中心——这说明布哈林多多少少具备一些预见性——不过罢工遭到镇压的速度之快也暗示了托洛茨基基于德方在1918年1月时士气的判断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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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火车驶进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时候，托洛茨基亲自从火车上朝下扔“和平”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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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国官方历史声称他们在1917—1918年冬天从东部战线解放了38支师部军力，以增援鲁登道夫的西线进攻，其中包括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卫军、猎手营，最厉害的普鲁士、施瓦比和巴伐利亚师。从理论上说，只有二流军队才被留在后方，而35岁以下的士兵及大部分马匹都被投进了战场。尽管如此，即使从最为有利的估计上来看鲁登道夫的目标，我们会发现，当鲁登道夫在1918年3月21日深入西线战场的时候，仍有将近一半德国兵力——超过100万兵力被滞留在东部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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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斯大林格勒，现伏尔加格勒。——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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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趣的是，据说努里的一位受到包围的征兵人员在遇到一位年老的穆斯林教职人员后如此评论道：“伊斯兰军没有专职信教者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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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实际上，在共产党人于1920年4月最终夺回巴库之前，铁路网就已停止运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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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土耳其人在1918年9月15日征服巴库的两周后，斯帕仍然发来命令让德国人夺取这座城市，并且“在里海插上德国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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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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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三部分 毁灭与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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