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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巴库之争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这里，如果德国人不是正在与库班河和顿河的哥萨克人谈判的话，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和柏林的利益将会趋于一致——而他们与恩维尔及奥斯曼政府的共同利益就会受到损害。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上争辩道，巴库的战略地位比莫斯科还重要；如果没有巴库的石油，俄国沿着伏尔加河上运输的大部分铁路网络就会慢慢停止下来。[8]在一份签署于1918年8月27日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补充协议中，德国同意“防止第三方军事势力［即土耳其］逾越高加索地区”的军事红线——由阿塞拜疆大部分区域构成，包括巴库。作为使土耳其人远离里海而签下的这份保证的交换条件，布尔什维克党同意永久性向柏林提供“产自巴库地区的原油量”的25%。此外，在德国的坚持下，布尔什维克党还同意承认格鲁吉亚的独立。反过来，第比利斯政府则承诺一旦拿下高加索北部城市，他们将从迈科普和格罗兹尼向德国供应精制油。如果恩维尔没有迫于外交压力取消伊斯兰军行动的话，为了争夺阿塞拜疆，克雷斯已经令两支以上的德国炮兵连及三支野战炮兵连开赴前线——7月，他们经由波蒂到达了战场。到1918年8月，当支持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在7月31日被驱逐出巴库苏维埃的时候，克雷斯在格鲁吉亚的德国军队大概有5 000人左右，形势更为有利（尽管列宁政府不信任德国人，但他们并未将此事告知对方）。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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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库之争损害了柏林和君士坦丁堡之间所剩无几的信任。1918年8月4日（邓斯特维尔将军及其英国部队正是在同一天抵达巴库），鲁登道夫通过冯·泽克特（von Seeckt）将军直接警告道，如果土耳其军队向巴库推进，他将从奥斯曼帝国召回所有德国军官。8月14日，泽克特被召回至比利时斯帕的德军总部；在这里，他和鲁登道夫的意见取得了一致：德国人将“用尽所有方法”抵抗土军向巴库进军——这包括破坏努里帕夏为补给军队所使用的铁路。就这样，鲁登道夫企图征服彼得格勒的计划便同向高加索派赴军队以争夺巴库的构想相撞了。8月22日，鲁登道夫批准派一支完整的步兵师和一支骑兵旅奔赴格鲁吉亚，以增强克雷斯的部队，并期望通过此举吓退恩维尔朝巴库的进攻。与此同时，努里帕夏向恩维尔抱怨道，布尔什维克党掌控的巴库公社一直通过里海和伏尔加河上的汽船向乌克兰的德国人运输石油（至少在7月31日——布尔什维克党被从公社驱逐之前）。为了给土耳其军制造麻烦，德国人烧毁了连接阿塞拜疆到格鲁吉亚和巴统的一座铁路桥。作为报复，努里帕夏炸毁了附近的一座公路桥，以阻止德国人向阿塞拜疆运送军队。尽管享有亲德派的名声，恩维尔此刻下定决心要攻下巴库，他明确指示他的兄弟在到达里海之前消灭任何挡在他眼前的德国军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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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我们现在知道的德军计划，这当中并不存在无效的指示。1918年9月13日，鲁登道夫向克雷斯颁布了“最高机密”的命令（通过“亲手传递”），让他开始准备即刻向巴库发动突袭。[9]两天后，努里帕夏率土耳其军向巴库西部的狼门发动了猛烈的炮火轰击。这场战役卷进了约7 500名土耳其人和大致同样数量的阿塞拜疆鞑靼人非正规军，以及8 000名迅速被击败的亚美尼亚—英国士兵。到了下午，土耳其人的炮弹已经穿过城镇到达里海的主要海港，大撤退正在进行之中。在一种令人痛苦的必然性之中，巴库此刻膨胀的亚美尼亚人口遭到了清洗——以作为对4月上旬（虽然这场屠杀由此时已经离开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亚美尼亚达什纳克党共同施行）穆斯林遭到屠杀的表面报复——最终，至少9 000或者1万名亚美尼亚人被杀害（大部分为阿塞拜疆鞑靼人民兵），另外有5万或6万人跟随邓斯特维尔及其英国部队乘船从里海逃脱。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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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为获取这场高加索战争中最为重大的战利品所付出的牺牲，巴库在1918年9月15日的陷落应该成为君士坦丁堡城内进行狂欢的绝佳时机。然而，事实上并无任何庆祝活动进行。由于受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诱惑，土耳其已深深陷入俄国的泥沼之中，恩维尔和土耳其人对于集结在帝国南部和西部边疆的军队实在无暇顾及。就连德国也难以永享他们在东线获取的重大胜利果实。尽管俄国战场上演着纷乱的盛大戏剧，但是这场战争的结局却由他处战况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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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志，你要去哪儿？”越飞的助手向斯塔什科夫问道，“跟我们去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同德国人讲和。”为了对这位“农民阶级代表”进行审查，他们之后又询问斯塔什科夫的政治观点。在得知他是一名社会主义革命者后（跟大部分农民一样），越飞又问他：“左派还是右派？”“左派，同志！”这名农民很快回答道。“最左。”这正是他们想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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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威尔逊有意在布尔什维克党将协约国的“秘密条款”发布在《曼彻斯特卫报》后从列宁处重获道德高地，其关于调整殖民地要求以与“相关民族”的观点保持一致的必要性的言论被证明切实有效可行——尽管远非威尔斯的本意，但这些言论如同一根大棒，给身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带去了恫吓（第六点规定德国军队必须“撤离俄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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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趣的是，恰恰在此一周之后，在“拒绝吞并的和平”的主张驱动之下，一系列规模盛大的罢工着实震撼了德国工业中心——这说明布哈林多多少少具备一些预见性——不过罢工遭到镇压的速度之快也暗示了托洛茨基基于德方在1918年1月时士气的判断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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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火车驶进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时候，托洛茨基亲自从火车上朝下扔“和平”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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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国官方历史声称他们在1917—1918年冬天从东部战线解放了38支师部军力，以增援鲁登道夫的西线进攻，其中包括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卫军、猎手营，最厉害的普鲁士、施瓦比和巴伐利亚师。从理论上说，只有二流军队才被留在后方，而35岁以下的士兵及大部分马匹都被投进了战场。尽管如此，即使从最为有利的估计上来看鲁登道夫的目标，我们会发现，当鲁登道夫在1918年3月21日深入西线战场的时候，仍有将近一半德国兵力——超过100万兵力被滞留在东部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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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斯大林格勒，现伏尔加格勒。——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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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趣的是，据说努里的一位受到包围的征兵人员在遇到一位年老的穆斯林教职人员后如此评论道：“伊斯兰军没有专职信教者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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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实际上，在共产党人于1920年4月最终夺回巴库之前，铁路网就已停止运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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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土耳其人在1918年9月15日征服巴库的两周后，斯帕仍然发来命令让德国人夺取这座城市，并且“在里海插上德国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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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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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三部分 毁灭与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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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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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蒙德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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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因为法国人想得到叙利亚或亚美尼亚，抑或意大利人想得到阿达利亚［安塔利亚］，英国便无法继续同土耳其人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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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劳合·乔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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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我们很容易理解土—德联军在1918年朝苏俄推进，尤其是在9月争夺巴库的愚行——也正是在这个月，协约国军队开始攻破一个又一个战线。然而，我们事后去评价恩维尔和鲁登道夫未能预见到“诸神的湮灭”却有失公允。要知道，几乎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战争将在此刻拉上帷幕。迟至1918年9月3日，英国政府在一份备忘录中预测到，一旦美军完全进入战争，诸协约国将于1919年7月实施“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在此5天之后，法军总司令菲利普·贝当对英方的判断表达了认可。协约国军队最高统帅斐迪南·福熙（Ferdinand Foch）对击溃敌军抵抗的形势更为乐观，但是即便如此，他在1918年9月做出的军事计划却是以认定战争在次年夏天结束为前提的。就在9月的最后一周，协约国仍无法攻破齐格菲或者兴登堡防线——它们被认为筑成了“一段长达5英里（约8千米）的在战争史上最难逾越的防线”。作为一位军力对比分析家，列宁认为德国会获胜——这不仅是因为他对德国军队有所求，还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忠实遵照《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履行义务，在1918年9月10日和30日向德国支付了5期分期赔款中的前两期，包括93吨黄金。同时，即使德国人被击退至兴登堡防线之后，他们还可以撤至莱茵河，并炸毁桥头堡。若帝国在东线舔着德国人的鲜血取得胜利，那么德国人将完全有理由继续战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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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这场战争中最为安静的战场之一——马其顿上演了一场令人意外的转折。这次转折也成为同盟国战败的真正催化剂。起初几乎被人遗忘在加里波利的戏剧性之中，接着又因俄国革命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的分赃争议被深埋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法—英萨洛尼卡登陆部队刚开始仅限于4支师部的兵力，后来却偶然发展成为多国武装，其力量之大足以扭转东线战场的局势。协约国在1915年10月下旬才到达前线——由于迟了几周，他们未能阻止同盟国军队（德国、奥匈帝国和保加利亚）对叙利亚政府的颠覆，这反过来意味着他们的次等目标——将希腊拉向协约国一边的失败。同大量兵力被迅速投向加里波利的过程出奇相似，马其顿兵力布防的无效性同样为进一步增援提出了有力的理由——似乎只有通过向萨洛尼卡派遣更多的兵力才有可能挽救回些许损失（比如希腊的介入）。到1917年4月底，协约国军队——包括意大利和塞尔维亚军的残余部分，甚至还有少量俄军师部——在马其顿共拥有将近25万兵力，以及另外15万人左右的保障人员。在这个对于协约国而言异常可怕的时刻——俄国正经历革命，法军处于准兵变时期，负责马其顿地区协约国军队供应问题的英军上将自然提出请求，建议全军撤退到更为活跃的战线。然而，经研究，英国战争部在1917年5月得出结论：撤退会使战线拉得过长的英国舰队更加劳累。因此，协约国军队仍原地不动，等待下一步通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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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约国军队在前奥斯曼马其顿地区原地待命的举动最终被证明是整个战争中最为关键的决策（或者说非决策）之一。最开始，希腊介入冲突还尚有可能。法国曾多次提出将马其顿军队派往南部进入希腊以废黜亲德派康斯坦丁一世，并且解除亲协约国的韦尼泽洛斯党的束缚，让其自行其是。尽管英国驻雅典外交官强烈反对全面入侵，但是双方最终达成妥协：英国舰队在6月上旬封锁了希腊港口，随后，法军在雅典东南部的港口比雷埃夫斯登陆。1917年6月11日，协约国军队向国王发出最后通牒。收到信息后,康斯坦丁遂邀请流放至克里特岛的韦尼泽洛斯回国，并开始为在1917年7月2日向同盟国宣战做准备。尽管这对战场初期的影响相当有限——法军仍陷于根深蒂固的僵局，但是到了1918年，希腊人已经贡献出了9个师。不论突破战何时进行，协约国军队都将拥有人数上的巨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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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最后，破坏马其顿战略均势的并非协约国所作所为，而在于敌方联盟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的分裂。尽管保加利亚在1915年征服塞尔维亚的战役中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使得同盟国牢牢地控制住了巴尔干半岛，但是在同俄国的停战谈判中，保国外交官的无足轻重引起了索非亚的深深愤恨。在马其顿地区，为防止巴尔干半岛任何可能性的军事突破，保加利亚还承担着防守职责的主要部分——它的20万兵力也由此在南部遭到压制，使它无法参加1918年对俄国的重大分割事宜。为此，保加利亚对德国进行了责备——后者从来没有向马其顿派出足够援兵或足够补给品（这使人想到保加利亚在1918年从被占的乌克兰中仅仅分得200车粮食）。似乎为了证实关于索非亚的可怕假设，德军最高指挥部在1918年5—6月从马其顿撤出6支步兵营和6支野战炮兵连。4不管怎么说，保加利亚是一个在俄国扶持下成立的斯拉夫国家，而亲俄的风潮仍广泛存在于民众之间。身处君士坦丁堡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对保国不再心存幻想，据他们估计，“至少2/3”的保加利亚人都在秘密支持协约国。对于德国人而言，他们将保加利亚人控制在手中仅仅得自对德国武器优势的信念，然而，随着一系列失利，这种信念将不复存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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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保加利亚同高门政府的关系——对保加利亚而言，他们对土耳其人的接受度一直颇为勉强——近在1913年，他们还是战场上的敌人——后来出于便利考量，他们又成了联盟伙伴。保加利亚的外交官仍然盯着奥斯曼阿德里安堡——索非亚曾经在两次巴尔干战争期间统治着这座城市，他们以同土耳其在1915年的结盟关系为条件，要求土方割让色雷斯的西部领土。当保加利亚外交官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对上多布罗加和下比萨拉比亚提出领土要求时，土耳其人却坚持让保国归还他们在1915年从土耳其占领的土地。最终，双方于1918年5月7日在布加勒斯特签署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协议，保加利亚仅仅获得了上多布罗加的南端，剩余部分则由同盟国共同管辖。[1]1918年6月，当土德两国在沃龙佐夫卡第一次就外高加索分割事宜发生争执的时候，保加利亚对其盟国给自己带来的挫折的不满也达到了顶点——瓦西里·拉多斯拉沃夫（Vasil Radoslavov）内阁被推翻，另一位温和的亚历山大·马利诺夫（Alexandar Malinov）接任了首相一职，后者遂同协约国开启了秘密谈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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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正在远离保加利亚人，他们此时正控制着战争中对同盟国而言最为重要的防线之一；另一方面，他们也已经对为同盟国的共同利益付出流血和牺牲感到了厌倦（保加利亚在“一战”中共伤亡26.6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在马其顿战线参加作战）。[2]在确切获悉对手士气低沉之后，新任萨洛尼卡协约国军队总司令——他有一个令人惊叹的名字，路易斯—费利克斯—马涅—弗朗索瓦·弗朗谢·德埃斯佩雷（Louis-Félix-Marie-François Franchet d’Esperey）——在1918年9月上旬进行了一系列侦察行动之后，便在15日下令沿战线发动进攻。数小时之内，协约国军队在敌军防线上炸开了一个将近11千米的突破口。到了次日，突破口进一步扩大至25千米宽；到9月17日，宽度达35千米，深度达15千米；到9月20日，突破口已宽达50千米，并紧贴敌方阵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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