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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卫首都无望的情况下，塔拉特帕夏遂请求协约国在1918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停战，另一方面，鲁登道夫也在这段时间停止了战斗（实际上正是因为他获悉柏林已经求和，而塔拉特也能够说服奥斯曼内阁投降）。塔拉特甚至在德国人请求威尔逊总统根据“十四点原则”——似乎提供了一条避免领土最大程度损失的途径——进行斡旋的时候采用了相同的外交策略。作为对美国人有利的条件，塔拉特提议（再次听从鲁登道夫的主张）他及同为青年土耳其党人三巨头的恩维尔和杰马勒辞职，并成立一个更支持协约国的政府，以换取不太苛刻的停战条款。7月，穆罕默德·拉沙德五世逝世，他的弟弟穆罕默德六世（瓦希代丁）已经继位成为新任苏丹。为了维护他的兄弟未曾拥有过的苏丹权威，瓦希代丁建议塔拉特将权力交付于艾哈迈德·陶菲克帕夏——作为旧的哈米迪耶忠实拥护者，陶菲克曾在1899—1909年出任外交大臣一职（在升至大维齐尔之前——“三三一事件”之后短暂的反革命时期，他曾担当反CUP派系的象征性领袖）。鉴于他的过往，陶菲克帕夏坚决要求肃清内阁中的CUP党人的主张倒并不出人意料。不过，塔拉特并不同意。在经过一周的讨价还价之后，一个折中的政府得以组成，包括少量CUP党人（比如一直反对与德国结盟的贾维德·贝），以及位居其上的艾哈迈德·伊泽特帕夏——他曾在1916年的高加索战场任凯末尔的指挥官（伊泽特帕夏也赞同凯末尔的观点，认为与德国联合是一个错误）。从外交角度来说，最关键的任命是侯赛因·拉乌夫（奥尔巴伊）舰长——作为一名著名的亲英派，他曾在战争期间与德国人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争执。此时，他被任命为海军大臣。[6]当恩维尔、杰马勒和塔拉特在1918年10月13日辞职之后，同柏林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社会民主党相似，正是这些新任职官员将要承受投降带来的屈辱。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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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鲁登道夫一样，土耳其人对“十四点原则”的确切内容知之甚少。与普遍观点相反，威尔逊并没有真的在这些原则或者随后的“四项说明”中规定胜利者将不会获得领土收益；相反，他对此类根据一般原则进行的吞并行为做出了限制（每一寸领土处置……必须符合相关人民的利益）。德国人也将很快发现威尔逊其实并不反对法国人重新夺回阿尔萨斯—洛林——只要它遵循早期的“民族自决”理念（实际上威尔逊于1918年10月16日在私下里向法国保证了此事，不过，或者说当然，他并未知会柏林）。而土耳其人将学到关于帝国内少数民族的“自主发展”理念——由威尔逊在第十二条原则中提出——并不与英法两国强行肢解帝国的行为矛盾。无论如何，同信任鲁登道夫相比，塔拉特对威尔逊的信任甚至更无多大的意义。美国并未同奥斯曼帝国作战，也并非任何相关分割协议的利益方。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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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协约国军队在马其顿的突破以及德军随之而来的瓦解已经削弱了高门仍然多少还剩余的谈判砝码——不论是亚美尼亚人或是其他别的什么。1918年10月12日，弗朗谢·德埃斯佩雷的军队截断了巴尔干半岛上位于柏林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铁路联络线，使得土军保卫首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便青年土耳其党人想背水一战。当然，奥斯曼依然有久经沙场的师部占领着外高加索，而在叙利亚北部，耶尔德勒姆军团的剩余兵力仍在撤退途中作战。迟至1918年10月25日，凯末尔只剩5 500人的残余部队还在为守卫阿勒颇同费萨尔的阿拉伯非正规军进行战斗。通过借鉴劳伦斯的经验，凯末尔还收买了贝都因人离开城镇。[7]22在（短暂）恢复阿勒颇的秩序之后，凯末尔撤退至西北部位于守护安纳托利亚心脏地带的阿曼（努尔）山脉缓坡上的城镇卡特马（Katma）。在这里，据说他建立了“由土耳其人的刺刀绘制的边境线”。[8]利曼以一种本可以改变战争（如果战争持续到冬天的话）进程的充满了标志性政治意义的举动，在1918年10月31日将叙利亚的指挥权交给了唯一人选——穆斯塔法·凯末尔，他曾亲自赞扬后者在“许多辉煌的战役中”证明了自己。同时，他还为凯末尔的同僚及士兵在与艾伦比“远优于”土方军队的作战过程中表现出的“异常勇敢”赞叹不已。就这样，他优雅地退出了战场。然而，一旦停战得以宣布，凯末尔也回天乏术。《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俄国在此时退出战场之后——英国和法国在此时则多多少少想制定一些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停战条款，然而，由于彼此的信任缺失，以及向意大利和希腊“分食”足够利益以满足这些机会主义的共同参战国的需求，使得他们迟迟没有进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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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将土耳其拉入战争的那些人离弃之后，伊泽特帕夏和拉乌夫（奥尔巴伊）尽一切所能同帝国的（主要）英国征服者周旋。但是这十分困难，而他们自身的缺乏经验使其每一步都更为不易。他们犯的第一个错误在于相信了查尔斯·汤曾德将军的话——汤曾德曾在库特—阿尔—阿马拉战役中投降土军。在自己的大部分印度士兵被送往巴格达铁路线从事苦役的情况下，汤曾德却自1916年出奇地得到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纵容——他得到了一套位于马尔马拉海的普林基波岛（比于克阿达）的豪华别墅，并被允许在都市社会中自由走动——这使得他与伊泽特帕夏和拉乌夫·贝等人渐渐熟识。[9]1918年10月17日，汤曾德代表土方同英国斡旋。他的建议——在同英国讲和的框架下，通过给予“十四点原则”中建议的帝国沿线区域自治权，使得奥斯曼能够掌控外高加索（仍然在土耳其人手中），以及此时由英国占领的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遭到了经验更为丰富的官员的怀疑（毕竟汤曾德已经有两年半时间未同英国政府取得联系了）。汤曾德还用基于自身受到的优渥待遇的证据进一步使英国相信：“土耳其急于想同英国友好相处。”另外作为报答，他还请求伦敦在德国于战争末期停止资助的时候能够给予土耳其经济援助，以减轻其财政紧缺的状况。尽管对汤曾德送来的礼物吹毛求疵，拉乌夫和伊泽特帕夏却同意让他代表土方同英国海军部联系。1918年10月20日，这位自己做主的中间人被带上了米蒂利尼沿岸的一艘英国船舰，并很快同停靠在利姆诺斯岛的蒙德罗斯港上的“阿伽门农号”的英军地中海舰队司令官萨默塞特·考尔索普（Somerset Calthorpe）上将进行了会晤。此刻，土耳其人就会知道英国人带给他们的将是什么命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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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意图一直处在变化当中。德军的最后一处主要防御工事——赫尔曼防线在10月20日遭到突破——汤曾德也正是在这一天同考尔索普进行了接触——因而，德方也提出了停战请求。即便如此，德军仍在抵抗，并在有条不紊地朝莱茵河的撤退途中造成了协约国军队极大的伤亡。在英国战时内阁中有一种感觉：英国对奥斯曼停战协议的需要程度几乎同土耳其人一样紧迫——一旦协议签订，他们就能够将海峡的兵力解放出来并将其派遣至黑海，以从后方对同盟国构成威胁。诚然，英国想在战争结束前拿下摩苏尔和阿勒颇（提及此事的命令颁布于1918年10月24日）。但是，其在土耳其亚洲战场毫无建树的协约国的贪婪声明则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不可能的，”劳合·乔治10月3日告知内阁，“［难道］仅仅因为法国人想要叙利亚或亚美尼亚，抑或意大利人想要阿达利亚［安塔利亚］，英国人就要继续同土耳其人作战吗？”25劳合·乔治甚至提出抛弃《赛克斯—皮科协定》以加快同土耳其的谈判进程，不过到最后，他的保守派同僚、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和财政大臣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却迫使他打消了念头。在10月6—8日举办于凡尔赛的协约国内部峰会上，劳合·乔治初步起草的奥斯曼停战协议勉强获得了法国和意大利的接受。在这份协议中，规定了土耳其最先接洽的国家（他假定将是英国）可以开启和平谈话。同样，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坚持下，英国付出的代价是接受了大量苛刻的条件：给予协约国军队占领“亚美尼亚行省任意部分”，或者更广泛些来说，“任何战略要点”的权力——和英国一样，无论是法国还是意大利，都未能成功攫取他们垂涎的奥斯曼帝国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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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到汤曾德和考尔索普的回音之后，战时内阁在10月21日再次召开了会议。到现在为止，人们对于劳合·乔治的观点达成了共识，并认为英国应单独迫使土耳其签订停战协议（这帮助弗朗谢·德埃斯佩雷迫使保加利亚单方面同法国签订了停战协议，并由此开创了区域性的先例——使得他节省了时间，并将军队解放出来调遣至塞尔维亚）。在外交实践中，这意味着考尔索普将能够坚持英国自己的停战主张，而不用考虑其他协约国。虽然将土耳其人视为“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敌人”的枢密院院长乔治·寇松（George Curzon）认为英国应该坚持让敌方完全服从自己的要求，但是劳合·乔治却赢得了军事首脑们的支持——他们对德国的意图仍然不十分确定——他们想在冬天之前打开海峡通道。[10]战时内阁遂同意了考尔索普上校留有余地的主张：放弃法意提出的遭到土耳其人反对的条款。当法国和意大利政府被及时告知考尔索普正在代表他们同奥斯曼帝国开启停战协议后，他们尽管希望对方能够接受所有的二十四条草拟条款，但仍极力强调前4条——其中广泛保证“进入君士坦丁堡和黑海完全自由及安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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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被派遣到蒙德罗斯的外交官经验丰富的话，土耳其或许已经通过满足英方诉求而非其他协约国贪得无厌的索取将事情迅速解决，获得一个相对宽厚的停战协议了。法意两国从未直接为英国作战，而且由于坚决要求获得占领土耳其的权力，他们还有可能将这场战争继续延长下去。英国战时内阁成员，尤其是劳合·乔治对此尤为不满。然而，事实与此相反，伊泽特帕夏派去谈判的是拉乌夫（奥尔巴伊）——一位非常信任汤曾德的亲英派。由于曾接受过英国海军军官的训练，拉乌夫对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和“公平竞争”观念根深蒂固。当土耳其海军大臣在1918年10月27日登上“阿伽门农号”后，考尔索普上校便给拉乌夫留下了“正直、开明的印象”。在蒙德罗斯，考尔索普及其副司令官，爱琴海中队指挥官西摩少将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后者甚至在拉乌夫面前“表现出一副对报复行动不为所动的样子”。而使这一切更为令人困惑的在于，当拉乌夫已经签字向考尔索普兜出自己的老底，并且在所剩无几的情况下接受了法意最为苛刻的要求后，他们仍然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意图。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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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别的什么，拉乌夫似乎不太理解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其实是一个极为狡猾的谈判策略。德国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向不守陈规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供应食物和饮料并非事出无因；在同样充分的理由下，托洛茨基截断信息传播，封锁谈判对手，以恢复俄国的自尊和外交主动权。而这一次，在没有托洛茨基进行破坏的情况下，所有参会人员都一致认为在“阿伽门农号”上进行的停战会谈十分友好和善，没有任何一方对此心存抱怨。考尔索普似乎毫不着急，他仍小心翼翼地朝前推进着条款——直到黄昏时分，他们才开始谈及爆炸性的第十六条条款，它要求“位于汉志、阿西尔格尔、也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奇里乞亚的所有［奥斯曼］守军向距离最近的协约国司令或者阿拉伯代表投降”。而保证协约国“占领任意战略要点”（由意大利坚持要求）的模糊的、开放式的第七条条款遭到了考尔索普的忽视，如同无关紧要一样；他仅仅称自己将咨询伦敦方面关于这一条的实质意义。对于法国人的毒药丸计划而言，当考尔索普开始讨论第二十四条条款时，已近夜幕时分，这条款项中规定“以防亚美尼亚行政区管理无序，协约国将保留占领任意地区的权力”。对于这一点，拉乌夫由于太过精疲力竭而无力反对。一整天以来，他一直在陆陆续续地提出各种反对意见，但是他唯一获得的让步在于考尔索普承诺不会让意大利或者希腊军队占领任何海峡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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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拉乌夫的评价要公平合理，毕竟他面对着经验丰富的谈判对手。无论如何，考尔索普成功说服了奥斯曼海军大臣，并称条款七并不意味着协约国军队可以向奥斯曼帝国的任意地点派驻军队——仅仅是“一些战略要地”。关于这一点，他希望英方的盟友能够给出更为明确的定义；而“将君士坦丁堡作为海军基地使用”意味着控制其造船厂，关于这一点，条款中将专门进行说明；条款二十四允许协约国［即法国］在“发生具有威胁性质的混乱时”向“亚美尼亚”地区派遣军队，实际上仅仅适用于特殊情况（即在土耳其出现新的屠杀事件或者政府更迭）；最后，考尔索普建议（不过，他无法在停战协议上提出这一点）希腊战舰不要在士麦那（伊兹密尔）或者君士坦丁堡停泊。土耳其自己提出的以经济援助取代德国人提供资助金的要求立马遭到了反对。最终，为了迫使对手就范，考尔索普拒绝了拉乌夫向君士坦丁堡通电，以询问苏丹和大维齐尔是否同意条款七的请求。他还恫吓道：“停战协议拖得时间越长，整个谈判中断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因此，拉乌夫只得独自决定是否要在考尔索普给出的时间线——1918年10月30日晚上9点之前签署这份严苛的停战协议拟稿。最终，他在协议上签了字。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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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土耳其人终于尝到了恩维尔在里海愚蠢推进种下的恶果。[11]单独来看的话，《蒙德罗斯停战协议》上的条款听起来或许还算公道合理，但是若总的来看，它们则构成了对奥斯曼帝国的完全肢解。尽管“协约国对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港口的占领”以及“打开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通道以进入黑海”（条款一）并不一定意味着对首都的占领，但是这一点隐含在条款九中，甚至在考尔索普比较温和的表面要求中也有所暗示：“可以使用土耳其所有港口及兵工厂的船只修理设施。”通过规定奥斯曼守军从相关区域的撤退及/或投降，波斯和外高加索（条款十一）、汉志、阿西尔格尔、也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条款十六）、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条款十七），以及赋予协约国控制巴格达铁路的“托罗斯隧道系统”的权力，《蒙德罗斯停战协议》有效地将奥斯曼帝国削减至它的安纳托利亚残余部分——即便他们没有在正式和约中宣告这一点。两座仍置于土耳其控制下的主要港口城市巴统和巴库则不仅被要求撤军，协议中还明确规定协约国将占领这两座城市（条款十五）以及所有外高加索铁路。此外，通过故意使用符合奥斯曼未知行政区划的旧有地理术语（“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奇里乞亚”），英国为进一步解释说明留下了巨大的余地。随着条款五关于遣散奥斯曼军队的规定的提出，余下唯一限制协约国分裂奥斯曼的因素便是拉乌夫曾不幸寄望的英国公平竞争的观念。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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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事也很快到来。拉乌夫从考尔索普处哄骗的为数不多的一个让步在于第十六条条款的修正——土耳其也由此能够在“奇里乞亚”撤出一部分兵力的情况下，保证有足够军队“维持此地秩序”。其观点在于，同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其他阿拉伯省份的军队不同，此区的部队将不用投降。其暗含的必然结果是，遵循“停火”主张的艾伦比军队将不会逾越停火线。早在1918年11月5日——就在马歇尔（明显违背了停战条款）拿下摩苏尔不久之后——英方便通知穆斯塔法·凯末尔，英方打算占领亚历山大勒塔（伊斯肯德伦）——像是料定凯末尔不敢有所行动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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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们挑错了对象。早在两天前，凯末尔就已经请伊泽特帕夏向他解释与其防区有关的相当模糊的停战条款：他将要撤军（不过不是全部）的“奇里乞亚”到底指哪儿？英方对亚历山大勒塔提出要求的含混借口在于，他们在已经占领了阿勒颇的情况下，还需要一处附近的港口来补给兵力以及撤离伤员。相比拉乌夫，对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心存怀疑的凯末尔认为敌方的真实意图在于切断他的军队，并迫使他投降。1918年11月6日，凯末尔向大维齐尔拍发了一份电报，并告知自己已批准军队向任何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的军队开火。[12]“我的本性，”凯末尔向伊泽特帕夏解释道，“不允许我执行为英国人欺诈行为正名的命令，如果我这样做，要比英国人自己做令人信服得多，所以我请求你尽快重新任命一位继任者……接管我的指挥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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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的天性和他对英国及其盟国意图的判断十分合理。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这位耶尔德勒姆残余军团的骄傲司令官因违令受到了伊泽特帕夏的严厉斥责，并被要求撤销抵抗亚历山大勒塔英军的命令。1918年11月7日，耶尔德勒姆军团由苏丹下令解散，凯末尔则被召回了战争部。在历经3年的局部战争和4年的世界大战之后，战斗离开了土耳其人，甚至离开了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将军——此时，他将在搞清楚事情之前被撤销新的指挥权，并返回奥斯曼首都。然而，在离开之前，他签署了一份密令，以在协约国获得托罗斯隧道之前将军需品运输至北部的安纳托利亚，并将武器分发给安泰普（加济安泰普）的民兵组织。穆斯塔法·凯末尔将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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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的补充，由同盟国和罗马尼亚签订的《布加勒斯特和约》在俄国瓦解之后遂失去了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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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然，大部分伤亡者是在1918年9月的马其顿战役中造成的。尽管如此，保加利亚的损失却并非无足轻重。到那个时候，保国在马其顿战线损失了大约4万或5万人。对保加利亚政治家在1915年加入同盟国的投机主义进行诽谤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与希腊—塞尔维亚联盟对抗之后，我们能够理解他们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的复仇动机。当然，由于胜利果实似乎又一次遭到共同交战国的窃取，这些都使索非亚在1918年重温同样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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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德国在几周之后开始呈现式微之态时，他们对德国人也揭下了面具。除了宣布《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的条款作废，布尔什维克党还抢劫了德国驻彼得格勒领事馆，他们在此处找到了30袋相当重的外交邮袋，里面塞了2.5亿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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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引人注意的是，恩维尔下达此命令正是在鲁登道夫紧急请求恩维尔撤出所有可调动部队以规避色雷斯灾难之后整整一周。此外，鲁登道夫还提议德方派遣克里米亚的第16后备师到阿德里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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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恩维尔的防守中，耶尔德勒姆军团的实力骤降并非他本人的错误。鲁登道夫曾在6月要求将利曼麾下的德国军队召回欧洲（这也是恩维尔不得已做出将高加索的援兵派遣至巴勒斯坦决定的最直接原因）。虽然并非所有的德国士兵都返回了欧洲，但是利曼也确实损失了8个营。而巴勒斯坦战场也因此成了恩维尔的高加索策略及德国人在法国的全面危机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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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15年1月，拉乌夫没收了德国赴阿富汗外交使团团长奥斯卡·冯·尼德迈尔的衣物和装备，包括他的大部分武器。由于非常讨厌德国人，拉乌夫将在“二战”结束自己驻伦敦大使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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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没人在阿勒颇发现劳伦斯的踪影。在大马士革沦陷两天之后——在这场战役中，劳伦斯的唯一贡献在于在战后驾着一辆劳斯莱斯轿车进入了城镇。劳伦斯请求艾伦比批准他回到英国——他在当初离开的地方又开始书写自己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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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但是，这个故事没劳伦斯传奇令人信服。事实上，凯末尔在停战之前就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并开始鼓动其他未被雇用的前任军队军官涌入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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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并不是说汤曾德对这种纵容心存感激。他曾抱怨道，在别墅内遭受的其他“折磨”中，他被迫要支付自己的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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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英国着急打开海峡通道在战略上是很合理的。舰队若能通过海峡通道，将会立刻削弱德国对乌克兰和黑海的控制力，以及柏林在任意和会上的谈判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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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这种推进根本没有结束。当有关停战协议的消息逐渐传到高加索的时候，伊斯兰军仍继续出现在外高加索地区，并在巴库陷落之后向北部达吉斯坦转移。1918年11月8日，达吉斯坦首都彼得罗夫斯克（今马哈奇卡拉）陷落，征服军此时才获悉他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并将连同此处以及其他高加索战利品如数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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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英国直到战争结束才开始考虑占领亚历山大勒塔的奇特选择极具标志性——由于凯末尔及其叙利亚剩余部队的涌入，他们发现这座城市的防守此时比战争期间更为坚固——他们在战争期间拿下这座城市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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