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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然，大部分伤亡者是在1918年9月的马其顿战役中造成的。尽管如此，保加利亚的损失却并非无足轻重。到那个时候，保国在马其顿战线损失了大约4万或5万人。对保加利亚政治家在1915年加入同盟国的投机主义进行诽谤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与希腊—塞尔维亚联盟对抗之后，我们能够理解他们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的复仇动机。当然，由于胜利果实似乎又一次遭到共同交战国的窃取，这些都使索非亚在1918年重温同样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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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德国在几周之后开始呈现式微之态时，他们对德国人也揭下了面具。除了宣布《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的条款作废，布尔什维克党还抢劫了德国驻彼得格勒领事馆，他们在此处找到了30袋相当重的外交邮袋，里面塞了2.5亿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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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引人注意的是，恩维尔下达此命令正是在鲁登道夫紧急请求恩维尔撤出所有可调动部队以规避色雷斯灾难之后整整一周。此外，鲁登道夫还提议德方派遣克里米亚的第16后备师到阿德里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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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恩维尔的防守中，耶尔德勒姆军团的实力骤降并非他本人的错误。鲁登道夫曾在6月要求将利曼麾下的德国军队召回欧洲（这也是恩维尔不得已做出将高加索的援兵派遣至巴勒斯坦决定的最直接原因）。虽然并非所有的德国士兵都返回了欧洲，但是利曼也确实损失了8个营。而巴勒斯坦战场也因此成了恩维尔的高加索策略及德国人在法国的全面危机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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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15年1月，拉乌夫没收了德国赴阿富汗外交使团团长奥斯卡·冯·尼德迈尔的衣物和装备，包括他的大部分武器。由于非常讨厌德国人，拉乌夫将在“二战”结束自己驻伦敦大使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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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没人在阿勒颇发现劳伦斯的踪影。在大马士革沦陷两天之后——在这场战役中，劳伦斯的唯一贡献在于在战后驾着一辆劳斯莱斯轿车进入了城镇。劳伦斯请求艾伦比批准他回到英国——他在当初离开的地方又开始书写自己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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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但是，这个故事没劳伦斯传奇令人信服。事实上，凯末尔在停战之前就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并开始鼓动其他未被雇用的前任军队军官涌入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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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并不是说汤曾德对这种纵容心存感激。他曾抱怨道，在别墅内遭受的其他“折磨”中，他被迫要支付自己的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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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英国着急打开海峡通道在战略上是很合理的。舰队若能通过海峡通道，将会立刻削弱德国对乌克兰和黑海的控制力，以及柏林在任意和会上的谈判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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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这种推进根本没有结束。当有关停战协议的消息逐渐传到高加索的时候，伊斯兰军仍继续出现在外高加索地区，并在巴库陷落之后向北部达吉斯坦转移。1918年11月8日，达吉斯坦首都彼得罗夫斯克（今马哈奇卡拉）陷落，征服军此时才获悉他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并将连同此处以及其他高加索战利品如数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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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英国直到战争结束才开始考虑占领亚历山大勒塔的奇特选择极具标志性——由于凯末尔及其叙利亚剩余部队的涌入，他们发现这座城市的防守此时比战争期间更为坚固——他们在战争期间拿下这座城市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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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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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十八章 《色佛尔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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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掌握的东线情况来说，我不禁想到这副被举得高高的好牌将狠狠摔落在地，支离破碎，几乎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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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密院议长、前印度总督及随后被任命为外交大臣的乔治·寇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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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考尔索普凭借出色的谈判手段说服土耳其接受了近乎所有停战协议拟稿上的条款，协约国这边却没有人对此感到高兴。毕竟，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很难做到宽容大方——尤其是经历过1914—1918年欧洲及中东的残酷战斗之后。考尔索普对法国利益的无私迁就并没有得到巴黎方面的理解。法国人在得知考尔索普明确拒绝法方谈判者代表他的上司（在1914年的协约国内部协议中，法国被赋予了地中海指挥权，不过这在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切实执行）多米尼克·戈谢上将登陆“阿伽门农号”后，勃然大怒。1918年10月30日——当停战协议正在蒙德罗斯签署的时候，法国的强势总统乔治·克列孟梭在奥赛码头与劳合·乔治会面，并就法方在谈判会议上被怠慢一事提出了强烈抗议。据威尔逊总统在最高司令部的联络人E. M.豪斯对这场充满敌对情绪的会面的回忆，“他们俩，或者说至少劳合·乔治就像街头泼妇一样吵嘴”。当克列孟梭抱怨法国被赶出了停战协商会谈后，这位英国首相反驳道：“英国已经俘获了3到4支土耳其军队，并在对土战争中损失了成千上万名伤亡者。而其他国家仅仅派出少量黑鬼警察查看我们是否夺走了圣墓大教堂！”除此之外，更为老练的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提醒克列孟梭，由于弗朗谢·德埃斯佩雷曾单方面迫使保加利亚签署了停战协议，考尔索普只有遵循法国先例。克列孟梭只好在明显的胁迫下接受了这一点。劳合·乔治盛气凌人的语气暗示他们在已经掌控了土耳其的情况下其实并不打算执行《赛克斯—皮科协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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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伯省份，关于争夺奥斯曼遗产的战斗早已开始上演。在英军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基斯坦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由于克列孟梭在1918年12月（口头上）同意英国对这两个地区（包括摩苏尔——1916年，它就被划分为法国领地以作为缓冲带对抗现已布尔什维克化的俄国）的控制，所以法国无法再做出进一步领土要求。为了在蒙德罗斯开放式的条款框架下宣称对叙利亚黎巴嫩和奇里乞亚的主权，法国部队可以而且也确实在贝鲁特、亚历山大勒塔和梅尔辛（亚达那附近）登陆。但是在他们1918年占领而现在转由艾伦比军队占领的叙利亚内陆，则是另外一回事。在1916年的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谈判期间，英国曾同意向法国让出奥斯曼叙利亚大部分地区，不过只有沿岸地带（即今天的黎巴嫩）由法国直接管辖，内陆部分则由“独立的”阿拉伯（实际上是指费萨尔及侯赛因的其他儿子）管理。理论上来说，在法国和阿拉伯控制地带之间会有一条边境线穿过大马士革、胡姆斯、哈马和阿勒颇——这几个城市都划归阿拉伯——不过这些城市仍然正好处于法国的“势力范围”。但是，法国如何才能发挥自身优势主宰这些此时被英军占领的地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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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罗·威尔逊的介入加剧了当前错综复杂的局势。由于美国军队在瓦解西线德军士气上可能做出了具有决定性的贡献，而美国银行机构此时又极大地影响着协约国的金融（协约国在战争中对其产生了大量负债），所以美国总统即被视为一月份巴黎和会前夕最具权势的人物。正如我们在德国和奥斯曼的和平请求中看到的，威尔逊的民族“自决”目标已经在1918年获得了外交及政治上的通用护身符。这意味着英法两国在分割奥斯曼帝国的时候，将至少不得不对其表示口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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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安抚美国人对于处置奥斯曼敏感性的新奇的外交博弈中（虽然美国并未同土耳其交战），劳合·乔治和英国人认为他们在费萨尔及其阿拉伯非正规军之中还保留着最后一张王牌，一个在背后进行操纵的假象。事实上，恰恰是为了掩盖英国对叙利亚的征服,艾伦比才试着效仿费萨尔以阿拉伯民族自决的名义从幕后指挥对大马士革的征服——只是当费萨尔的阿拉伯军队仍在千里之外时，土耳其人便开始撤出这座城市（连同大部分奥斯曼政府官员）。1918年10月3日——大马士革陷落两天之后，费萨尔本人才抵达现场。而在此之前，一伙支持哈希姆王族的小团体已经被英国人讽刺性地安置在了政府机构中。艾伦比虽然敢于告诉费萨尔他将在“法国的指示和经济支持下”统治叙利亚内陆地区，但事实是，英国军队（实际上是澳大利亚人）早已占领了大马士革，而且他们哪儿也不会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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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奥斯曼叙利亚的英国、澳大利亚及印度征服者将通过一种外交上的神秘变化转变为阿拉伯人。在预料到英国的这一策略之后，法国媒体开始通过大肆鼓吹劳伦斯在领导阿拉伯人作战中的重要性来动摇费萨尔军队的军心。令人惊讶的是，鉴于他后来在世界上声名鹊起，劳伦斯在战争结束之前由于受到操纵，对于西方公众而言完全不为人知。艾伦比及其首席政务官吉尔伯特·克莱顿早已在公报中隐瞒了劳伦斯的作用，以便不会损害到费萨尔的政治前景。迟至1918年12月30日，《伦敦公报》发表的关于大马士革陷落的新闻中仍未提及劳伦斯。4实际上，第一次发布劳伦斯的“新闻”的是一家法国报纸，其用意在于贬损费萨尔的艾伦比军队。《巴黎回声报》在1918年9月下旬的报道中描写道，骑着马走在一支由“贝都因人和德鲁兹人”组成的骑兵队前头的劳伦斯上校，已经“通过破坏德拉附近的汉志铁路，截断了位于大马士革和海法之间的敌军的交通设施”，他也由此在“巴勒斯坦胜利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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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劳伦斯宣传到全世界，法国人实现了一种自毁性质的目标。为了削弱费萨尔的影响力，《巴黎回声报》又对他的这位最得力的支持者进行了美化，称其生来就是为了缔造历史。与否认自己在阿拉伯起义中的角色相反，劳伦斯对自己新建立起来的名声进行了巧妙粉饰。他并没有将自己表现成一名帮助阿拉伯游击分子炸毁铁路岔路口的联络官，相反，他将自己描述成了一个目睹阿拉伯民族觉醒的见证者。起初，劳伦斯还含糊其词，渐渐地，他越来越肆无忌惮，并开始彻底捏造阿拉伯人对占领叙利亚的贡献：他称费萨尔带领着一支4 000人的阿拉伯军队率先进入大马士革，并由此不可撼动地确立了对叙利亚首都的主权。劳合·乔治随后将数字进一步夸大，并诱使费萨尔发表声明称有不少于10万名阿拉伯人曾为他作战。英国此时向费萨尔支付的补助金已达每月15万英镑——他们正在对自己的投资品加倍下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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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对自己的宣传内容深信不疑，甚至还借用费萨尔来美化犹太复国运动。为了让英国履行其在《贝尔福宣言》中做出的承诺，弗拉基米尔·亚博京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招募了一支特殊的犹太人部队同艾伦比并肩作战；这支部队在1918年2月抵达战场，刚好赶上英军朝大马士革的推进（即便不是征服巴勒斯坦——因为雅法和耶路撒冷早已陷落）。但是，在占领巴勒斯坦的过程中，英国政府才迟迟发现怂恿犹太人进一步行动——更不用说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国——很难得到当地阿拉伯基督徒和（尤其）穆斯林的支持。[1]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也因此在1918年12月费萨尔访问伦敦的时候督促他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哈伊姆·魏茨曼签订某种协议。由此产生的《费萨尔—魏茨曼协定》遂于1919年1月3日正式签订，它充分体现了英国外交部令人惊叹的自私立场。在这份协议中，犹太复国主义者同意了费萨尔对叙利亚的领土主张，以换取“阿拉伯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以及限制性条款，“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鼓励和刺激犹太人大规模向巴勒斯坦迁徙”。然而，这个荒谬的协定体系是以叙利亚的阿拉伯人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实现独立为条件的——这个原则也正是费萨尔本人通过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此处的犹太人并未占到大多数）的主权要求而予以象征性拒绝的。通过这样的方式，费萨尔或许也在无意中失去了对巴勒斯坦沿岸的领土要求——尽管他的哥哥阿卜杜拉之后被分得了一处位于广袤沙漠中的王国（外约旦，或今天的约旦）。此外，由于绝大多数阿拉伯人都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所以，费萨尔服下贝尔福“毒药丸”的举动深深地伤害了其家族对阿拉伯人的控制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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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费萨尔在1919年2月6日到达巴黎讨论叙利亚的阿拉伯人“自治政府”问题时，劳伦斯和英国人已经为其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公共关系小组，并将这位哈希姆王族王子英勇无畏的故事宣传给那些易受骗的新闻记者（尤其是美国记者）。在向最高理事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费萨尔身着“镶着金边的白色长袍”，并“佩带着一把弯刀”——他也就此开创了阿拉伯领袖在20世纪进行外交会议时全副武装的古怪传统。由官方授意，劳伦斯亲自向协约国最高理事会“翻译”了费萨尔的演讲内容（事实上，劳伦斯的阿拉伯语相当糟糕，所以他真正在做的是利用费萨尔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传言说费萨尔的演讲其实是在背诵《古兰经》）。在为费萨尔代言的过程中，劳伦斯讲道，阿拉伯人最希望得到的是民族自决。从豪斯上校（费萨尔“激发了他对阿拉伯人的好感”）和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费萨尔“似乎闻到了乳香的芬芳”）吐露的内容判断，这场劳伦斯—费萨尔表演彻底愚弄了美国人民。失算的法国人则公开指责令人大怒的费萨尔“戴着阿拉伯人头饰，却践行着英国帝国主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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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此表现出来的背信弃义都相当令人吃惊。着眼于安抚威尔逊和美国民众，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遂在1918年11月9日联合签署了一份“英法宣言”，这在表面上对阿拉伯人的民族自决表达了支持（“各国政府、机构的设立得自立法提案权的自由运用及原住民的选择”）。尽管劳合·乔治希望克列孟梭能够执行宣言内容，使法国企图占有叙利亚的计划落空，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方真的打算遵守此类原则。克列孟梭绝不是傻瓜，他已经因此承诺协约国将提供“此类支持及有效帮助以保证这些政府机构正常运行”。面临费萨尔代表叙利亚人民做出的模棱两可的声明，法国首先做的便是设法将他从英国劝离，甚至授予他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当这一切尝试失败以后，他们又试图通过把他的名字从巴黎委任代表的名单中划去来迫使他退出。[2]当费萨尔结束1919年2月的御前演出之后，克列孟梭召集了一名声称代表“叙利亚中央委员会”的阿拉伯人舒凯里·加南以提醒所有人（尤其是美国人）：麦加的哈希姆王族先前同他的国家并无联系，而事实也确实是这样。英国人遂悄悄向威尔逊总统塞了一张纸条，并指出加南在过去35年里一直居住在巴黎（事实上，他甚至忘记了阿拉伯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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