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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奥斯曼叙利亚的英国、澳大利亚及印度征服者将通过一种外交上的神秘变化转变为阿拉伯人。在预料到英国的这一策略之后，法国媒体开始通过大肆鼓吹劳伦斯在领导阿拉伯人作战中的重要性来动摇费萨尔军队的军心。令人惊讶的是，鉴于他后来在世界上声名鹊起，劳伦斯在战争结束之前由于受到操纵，对于西方公众而言完全不为人知。艾伦比及其首席政务官吉尔伯特·克莱顿早已在公报中隐瞒了劳伦斯的作用，以便不会损害到费萨尔的政治前景。迟至1918年12月30日，《伦敦公报》发表的关于大马士革陷落的新闻中仍未提及劳伦斯。4实际上，第一次发布劳伦斯的“新闻”的是一家法国报纸，其用意在于贬损费萨尔的艾伦比军队。《巴黎回声报》在1918年9月下旬的报道中描写道，骑着马走在一支由“贝都因人和德鲁兹人”组成的骑兵队前头的劳伦斯上校，已经“通过破坏德拉附近的汉志铁路，截断了位于大马士革和海法之间的敌军的交通设施”，他也由此在“巴勒斯坦胜利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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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劳伦斯宣传到全世界，法国人实现了一种自毁性质的目标。为了削弱费萨尔的影响力，《巴黎回声报》又对他的这位最得力的支持者进行了美化，称其生来就是为了缔造历史。与否认自己在阿拉伯起义中的角色相反，劳伦斯对自己新建立起来的名声进行了巧妙粉饰。他并没有将自己表现成一名帮助阿拉伯游击分子炸毁铁路岔路口的联络官，相反，他将自己描述成了一个目睹阿拉伯民族觉醒的见证者。起初，劳伦斯还含糊其词，渐渐地，他越来越肆无忌惮，并开始彻底捏造阿拉伯人对占领叙利亚的贡献：他称费萨尔带领着一支4 000人的阿拉伯军队率先进入大马士革，并由此不可撼动地确立了对叙利亚首都的主权。劳合·乔治随后将数字进一步夸大，并诱使费萨尔发表声明称有不少于10万名阿拉伯人曾为他作战。英国此时向费萨尔支付的补助金已达每月15万英镑——他们正在对自己的投资品加倍下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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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对自己的宣传内容深信不疑，甚至还借用费萨尔来美化犹太复国运动。为了让英国履行其在《贝尔福宣言》中做出的承诺，弗拉基米尔·亚博京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招募了一支特殊的犹太人部队同艾伦比并肩作战；这支部队在1918年2月抵达战场，刚好赶上英军朝大马士革的推进（即便不是征服巴勒斯坦——因为雅法和耶路撒冷早已陷落）。但是，在占领巴勒斯坦的过程中，英国政府才迟迟发现怂恿犹太人进一步行动——更不用说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国——很难得到当地阿拉伯基督徒和（尤其）穆斯林的支持。[1]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也因此在1918年12月费萨尔访问伦敦的时候督促他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哈伊姆·魏茨曼签订某种协议。由此产生的《费萨尔—魏茨曼协定》遂于1919年1月3日正式签订，它充分体现了英国外交部令人惊叹的自私立场。在这份协议中，犹太复国主义者同意了费萨尔对叙利亚的领土主张，以换取“阿拉伯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以及限制性条款，“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鼓励和刺激犹太人大规模向巴勒斯坦迁徙”。然而，这个荒谬的协定体系是以叙利亚的阿拉伯人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实现独立为条件的——这个原则也正是费萨尔本人通过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此处的犹太人并未占到大多数）的主权要求而予以象征性拒绝的。通过这样的方式，费萨尔或许也在无意中失去了对巴勒斯坦沿岸的领土要求——尽管他的哥哥阿卜杜拉之后被分得了一处位于广袤沙漠中的王国（外约旦，或今天的约旦）。此外，由于绝大多数阿拉伯人都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所以，费萨尔服下贝尔福“毒药丸”的举动深深地伤害了其家族对阿拉伯人的控制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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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费萨尔在1919年2月6日到达巴黎讨论叙利亚的阿拉伯人“自治政府”问题时，劳伦斯和英国人已经为其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公共关系小组，并将这位哈希姆王族王子英勇无畏的故事宣传给那些易受骗的新闻记者（尤其是美国记者）。在向最高理事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费萨尔身着“镶着金边的白色长袍”，并“佩带着一把弯刀”——他也就此开创了阿拉伯领袖在20世纪进行外交会议时全副武装的古怪传统。由官方授意，劳伦斯亲自向协约国最高理事会“翻译”了费萨尔的演讲内容（事实上，劳伦斯的阿拉伯语相当糟糕，所以他真正在做的是利用费萨尔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传言说费萨尔的演讲其实是在背诵《古兰经》）。在为费萨尔代言的过程中，劳伦斯讲道，阿拉伯人最希望得到的是民族自决。从豪斯上校（费萨尔“激发了他对阿拉伯人的好感”）和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费萨尔“似乎闻到了乳香的芬芳”）吐露的内容判断，这场劳伦斯—费萨尔表演彻底愚弄了美国人民。失算的法国人则公开指责令人大怒的费萨尔“戴着阿拉伯人头饰，却践行着英国帝国主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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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此表现出来的背信弃义都相当令人吃惊。着眼于安抚威尔逊和美国民众，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遂在1918年11月9日联合签署了一份“英法宣言”，这在表面上对阿拉伯人的民族自决表达了支持（“各国政府、机构的设立得自立法提案权的自由运用及原住民的选择”）。尽管劳合·乔治希望克列孟梭能够执行宣言内容，使法国企图占有叙利亚的计划落空，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方真的打算遵守此类原则。克列孟梭绝不是傻瓜，他已经因此承诺协约国将提供“此类支持及有效帮助以保证这些政府机构正常运行”。面临费萨尔代表叙利亚人民做出的模棱两可的声明，法国首先做的便是设法将他从英国劝离，甚至授予他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当这一切尝试失败以后，他们又试图通过把他的名字从巴黎委任代表的名单中划去来迫使他退出。[2]当费萨尔结束1919年2月的御前演出之后，克列孟梭召集了一名声称代表“叙利亚中央委员会”的阿拉伯人舒凯里·加南以提醒所有人（尤其是美国人）：麦加的哈希姆王族先前同他的国家并无联系，而事实也确实是这样。英国人遂悄悄向威尔逊总统塞了一张纸条，并指出加南在过去35年里一直居住在巴黎（事实上，他甚至忘记了阿拉伯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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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这种字谜游戏感到厌倦后，1919年2月15日，克列孟梭单单向劳合·乔治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只要英国将大叙利亚的管辖权和摩苏尔1/4的石油产量让予法国（石油将通过法属叙利亚即将修建的输油管道运往市场），法国将同意废弃《赛克斯—皮科协定》，并正式让出摩苏尔和巴勒斯坦。劳合·乔治不愿意放弃手中的费萨尔这张牌，遂表示拒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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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萨尔专门演给伍德罗·威尔逊看的表演并没有给威尔逊留下深刻印象。威尔逊在短暂地返回华盛顿之后，又在3月份返回巴黎，并决意坚持自己的立场。1919年3月20日，这位总统被邀请前来在克列孟梭与劳合·乔治之间进行调解。在忍受了更多关于叙利亚问题的表演之后，威尔逊让英国人摊牌。“如果在战后建立阿拉伯世界是以‘主权在民’为基础的话，”威尔逊建议道，“为什么不派一个实情调查委员会来‘了解这些区域的民众诉求’以为最终解决方案提供‘最为科学可行的准则’？”此时，轮到克列孟梭进行愚弄了。他同意道：“当然，我们必须要知道叙利亚人民是否愿意接受法国的统治——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是否愿意成为英国的属民。”此时又轮到让克列孟梭摊牌了，威尔逊命令协约国最高理事会详细调查一些地区的民众意见，“包括巴勒斯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以东的阿拉伯国家、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奇里乞亚，或许还有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的其他地区”，以保证这些地区建立的政府是在“居民同意”的情况下实施管辖的。[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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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在奥斯曼问题上处于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它在某些方面同威廉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的突然出现具有相似之处——后者在彼时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而言是威胁最小的国家。美国并未同土耳其作战，所以美国人几乎被所有战后奥斯曼派系看成是理想的战后庇佑人——他们在此区未曾受到帝国野心的玷污。威尔逊派赴土耳其亚洲部分调查民众意见的委员会由美国人查尔斯·克兰和亨利·C.金带队（不管是克列孟梭还是劳合·乔治，都不愿意通过委任自己人来表达对这场调查的重视）。据报道，由于美国被视为最有可能接受阿拉伯独立的国家，因此几乎各方都支持它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进行托管。121919年2月，甚至连费萨尔也将他与劳伦斯的友谊以及巨额的英国资助金搁置一旁，支持由美国对叙利亚进行托管——美国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同样感到相当惊讶。英国官员，比如战时内阁秘书长莫里斯·汉基也一度考虑给予美国对巴勒斯坦的管辖权，“以建立一个能够覆盖埃及的缓冲国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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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正是身处巴黎，由博戈·努巴尔帕夏（为全球流散的犹太人代言）和艾维迪斯·阿罕罗尼安（Avedis Aharonian，一位代表新亚美尼亚共和国的达什纳克党老党员）带领的亚美尼亚代表团向威尔逊伸出了求救之手。这群为亚美尼亚人事业奋斗的志士长期见证着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经受的各种苦难，而他们关于1915年大屠杀的证词对于引导西方舆论也极为重要。在美国本土，有大量支持亚美尼亚人事业的维权组织，尤为突出的是由前美国大使詹姆斯·杰勒德（James Gerard）领导的美国亚美尼亚独立委员会，众多名人也都投身其中，比如前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最高法院法官及未来的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纽约州州长，以及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在前往巴黎之前，伍德罗·威尔逊的白宫被各种请愿书淹没，人们要求他“帮助亚美尼亚人获得足够的补偿，以弥补他们在战争期间遭受到的巨大损失”。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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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美国人介入土耳其亚美尼亚，或者以更大范围来说整个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有很多原因。除了自身对亚美尼亚人的同情以外，威尔逊总统一贯主张土耳其人必须同样遵循“民族自决”原则——这意味着美国官员将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公平地进行斡旋。在诸列强之中，唯有美国持有充足的资金和人力支撑其对安纳托利亚实施可能必要的长期占领，以保护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一些人估计，这可能会需要多达10万人的兵力。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还能够依靠英国甚至是法国（尽管有些勉强）的支持。1919年3月7日，当豪斯上校告诉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美国终将接受对相关地区进行委托管理时，英国人对美国人终于承担了这一“神圣使命”感到尤为高兴。当然，正如劳合·乔治透露出来的所有信息一样，这背后也隐含着一个动机，而且不难理解（一旦美国人在这些地区确立了地位，他们将很有可能不让法国进入小亚细亚）。尽管如此，由美国托管“亚美尼亚”（不管定义有多广泛）仍将受到巴黎的协约国最高理事会的欢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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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当巴黎流传着的关于美国人将进行托管的消息传入土耳其之时，民众也对其表达了支持。大约是为了“将奥斯曼帝国从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手中拯救出来”，一个位于君士坦丁堡，并由现在已成为前大维齐尔的伊泽特帕夏担任领导的特别政府委员会专门组建起来，以鼓动美国人对整个奥斯曼帝国进行接管（或其被瓜分剩下的任意残骸）。同君士坦丁堡的知识阶层一致，奥斯曼近乎所有的主流刊物都对此表达了支持。正如《时间》报编辑艾哈迈德·埃明·贝（亚尔曼）提出的理由，“如果不选择由美国托管，我们得到的将只有混乱无序”。甚至连那些逃往内地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也支持这个主张。里扎·努尔——后来成为安卡拉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创建者之一的一名军医认为，“如果美国接受进行托管，并且公正行事的话，这些地区的发展程度将在20年之内达到土耳其人一个世纪也无法实现的地步”。体现了这个主张受到普遍拥护的另一个事例在于：1919年9月，民族主义者议会在锡瓦斯通过了美国进行托管的提议，但条件是美国人不会破坏国家的独立与完整。对于伍德罗·威尔逊而言，托管亚美尼亚的主意也充满了诱惑。经过数月的犹豫之后，他终于在1919年5月14日于巴黎接受了此提议，接下来只需美国参议院批准通过。就这样，关于分割奥斯曼的最为复杂和道义上令人纠结的争议之一似乎在每一方都满意的情况下终于得以解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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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美国对亚美尼亚、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巴勒斯坦或者奥斯曼土耳其进行托管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美国人民并不想要这些地盘。支持奥斯曼亚美尼亚人以及支持其他前奥斯曼属民进行“民族自决”是一回事，但是将年轻人送往危险的征程，使其去往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并将颇具难度的处置办法施予那些不守规矩的、有充分理由不信任他人的民族则是另外一回事。5月份，当威尔逊的神经开始崩裂之前，他曾反复告诫最高理事会不要指望美国管制奥斯曼居地。正如这位总统曾以一种罕见的坦承态度说，他“没想到相比在亚洲的军事责任，美国人民不太愿意接受他们在土耳其问题上的处置方式”。当金—克兰委员会1919年8月28日提交了他们的调查结果后——他们在调查中提倡美国对君士坦丁堡及市郊、“亚美尼亚”和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的剩余部分[4]这3部分进行托管——由于威尔逊已经离开了巴黎，而他们在此地协商的条约更是受到了美国媒体的强烈批评——这个主张将注定在美国参议院上遭受失败。因此，这些亲美派在此时报告的意见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在这一奥斯曼崩溃的非常时刻，一个或许会变成民意的历史记录反而被束之高阁（金—克兰报告只在1922年发表过，直到今日，仍不为人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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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如此快速地从奥斯曼议题上撤出的行为确实令人失望，但是这并不算一件特别让人惊讶的事。这些不同的群体组织，比如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支持美国进行托管，而非英国或法国的原因——美国人的毫无兴趣及在此区缺乏野心——却也充分解释了为何美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逗留太久。作为一个民族，美国人对于在1919年分担帝国的新义务并无单纯兴趣，尤其是在一个充斥着动乱和暴力的角落——在这里，他们的经验甚至不如君士坦丁堡和贝鲁特的教会学校。[5]美国的超脱性对那些期冀逃离欧洲帝国主义者掌控之爪的民族形成的吸引力并不难理解；同样，他们的期冀为何只是海市蜃楼也很容易让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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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不敢踏进的领域正是他人十分渴求之事。作为这场战争新贵的希腊人没有浪费时间，他们合理利用了在弗朗谢·德埃斯佩雷突破战前不久加入了协约国一边的好运气。[6]就在《蒙德罗斯停战协议》签订后不久，希腊军队便从保加利亚手中占领了爱琴海的德特盖特（亚历山德鲁波利斯）港口以及保加利亚色雷斯的残余部分。1月上旬，希腊人推进到色雷斯西部的奥斯曼板块，当他们向当地希腊人分发武器，并且迫使土耳其穆斯林作战的时候，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到了4月，希腊人的进军路线（协约国刚开始还保持缄默，后来便已明确批准）已经远至泰基尔达，只留下少量守卫帝国首都的后方地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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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急于阻止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英格兰或不列颠的雅称）夺走所有奥斯曼战利品，法国人的行动速度几乎赶上了希腊人。尽管只要艾伦比的军队仍在叙利亚，他们就无法进驻此地，但是法国人早从1918年12月11日起便已沿着沿岸登陆军队了，他们的士兵分散在哈塔伊，还拿下了安提克。12月18日，法军向更北部的梅尔辛登陆了一支小型部队，以肃清北部敌军，并占领亚达那——“奇里乞亚”（一个仍有待给予明确定义的地理术语）的最大城市及名义上的首都。至于奥斯曼的欧洲板块，法军攻占了位于马其顿和色雷斯之间的东方快车铁路的关键枢纽站，并派遣了一支旅乘坐火车，与从爱琴海摆渡的英国军队一同占领君士坦丁堡。到1919年年初，协约国军队占领首都的兵力已经达到3 500人，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声称应该拥有造船厂——这也因此拆穿了考尔索普修改过的《蒙德罗斯停战协议》中关于第九条的谎言。相反，这些占领者侵吞了首都内所有的主要不动产，并接管了塔克西姆的军队营区、位于鲁梅利卡瓦克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港口，以及其他战略要地。英国人在哈比耶的军事学校建立了自己的指挥部，法国人则把位置选在第六区的市政大楼，同加拉塔石塔之上的杜耐尔高点一个高度，意大利人则进驻了位于妮祥塔西（当代伊斯坦布尔的时尚街区）的一处帕夏的豪华别墅。更广泛一点儿说，意大利人的占领区域由这座城市的亚洲部分构成，包括于斯屈达尔、卡德柯伊和大部分马尔马拉海的岛屿。英国人占领的北部欧洲管区从塔拉区（贝伊奥卢）向北延伸到了黑海。法国人擅自占领了本该属于俄国的区域：古老的拜占庭（伊斯坦布尔的古名），包括东方快车火车总站西鲁克兹站。19尽管如此，法国人仍然不满足。根据条款七——“倘使发生威胁到协约国安全的事故”，协约国将有权进行占领——法国在1919年3月借宗古尔达克附近爆发的一起游击队暴动（大部分是希腊人）向该区登陆了军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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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论行动敏捷，意大利人也不遑多让。早在《伦敦条约》中——在这个条约下，意大利于1915年5月介入了战争——意大利就曾被许诺“合理分得阿达利亚省［安塔利亚］邻近的地中海区域”。寻得恰当时机后，意大利的外交大臣西德尼·桑尼诺男爵在1917年4月——协约国正处于战争低潮期，以及（非常关键）希腊还未介入战争之时，迫切要求协约国澄清意大利在分割奥斯曼中能够得到的利益。涉及这一点，由于处于俄国革命的军中正蔓延着兵变，而协约国在东线也面临分崩离析的处境，劳合·乔治便只好在1917年4月26日的《圣让—德莫里耶讷协定》中勉强答应了意大利的要求，将其分得区域向西拓展至爱琴海，包括卡什/卡尔坎区、费特希耶，甚至还有艾丁和士麦那。（令人尴尬的是，基于分得士麦那的条件——尽管没有任何书面文件，希腊在劝服下于两个月之后介入了战争。）早在1918年12月，希腊小股分队和意大利军队便已登陆士麦那，以宣示自己国家的所有权——这场僵局很快便有了历史性结果。但是真正的行动到了1919年3月底才到来：意大利人根据法国人用来为自己向宗古尔达克推进的行动做辩护的条款七，向安塔利亚、卡什和锡利夫凯（位于安塔利亚和梅尔辛之间）登陆了军队，并且迅速沿着土耳其地中海沿岸呈扇形散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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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土耳其人在《蒙德罗斯停战协议》的各种侮辱之下竟然表现出一反常态的温顺。同英国越过停战分界线推进至摩苏尔和阿勒颇一样，法国移至叙利亚沿岸和奇里乞亚都在预料之中。但是，意大利进入安塔利亚和郊区则多多少少有些荒谬了（意大利人提出的“历史理由”是罗马曾在2000年以前统治这个区域）。尽管如此，意大利对土耳其南部，或者说法国对宗古尔达克的要求权远远不如希腊人或者亚美尼亚人对土耳其占领带来的威胁大。在这些饱受盗匪之困的区域有军队进驻倒并不是一件坏事，在其他地方，比如费特希耶，意大利人似乎还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根据不同说法，或许是为了利用意大利与更具威胁的英国相抗衡，穆斯塔法·凯末尔本人在被占领的君士坦丁堡游荡期间，曾与意大利高级专员卡罗·斯福尔扎伯爵有过接触。22甚至连希腊推进至色雷斯——由恩维尔愚蠢地削弱了守卫首都的兵力所导致——尽管随之而来的是一波种族清洗，却仍被君士坦丁堡以一种“既成事实”得到了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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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对于骄傲的土耳其人而言，尽管协约国占领君士坦丁堡的行为犹如自己吞下了一颗苦涩的药丸，但是他们却不可能进行有效抵抗——要知道，在得到达达尼尔海峡（此时已扫清水雷）的自由通行权后，协约国舰队此时正抛锚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当小型阴谋团伙开始会面进行秘密策划的时候，奥斯曼政府却已完全听命于协约国占领当局。1918年11月11日，随着伊泽特帕夏将大维齐尔一职让位于年老糊涂的哈米迪耶陶菲克帕夏，内阁中最后一批CUP分子也遭到了清除。12月，陶菲克帕夏同意让协约国设立战争罪行法庭以审判违反人道罪的CUP官员，尤其是那些参与了1915年亚美尼亚大屠杀的人。苏丹对此表示同意。不过，由于担心政府对协约国的谄媚过于明显会招致公众的强烈抵制，瓦希代丁遂请求英国同样考虑战争中针对土耳其穆斯林所犯下的罪行。1919年2月12日，这个请求，连同另一个希望4个中立国（丹麦、西班牙、瑞典和荷兰）派出代表参与这一过程的请求被呈送给了协约国高级专员。然而，这两个请求都遭到了拒绝。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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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出自对正义的真切渴望抑或是为了将指责转移到现已失势的CUP党人身上，奥斯曼政府在协约国管制之下及时召开了伊斯坦布尔军事法庭审判。在这之后不久，各大省会城市，尤其是约兹加特（安卡拉附近）、特拉布宗、埃尔津詹和巴伊布尔特也都设置了战争罪行法庭。1919年1月底，大约有30名CUP高级官员在首都遭到了逮捕。不久之后，又有100名次要人物被捕获。CUP的7位领导人物（比如恩维尔、杰马勒、塔拉特和纳济姆博士）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以战争罪。恩维尔臭名昭著的特设机构也牵连进了对亚美尼亚人进行驱逐以及屠杀的相关罪行之中。虽然有大约67名囚犯——差不多占刚开始遭到逮捕人数的一半——在5月份得到释放，但是少数受到严重控诉的罪行仍在1919年7月受到审判，尤其是塔拉特、恩维尔、杰马勒和纳济姆博士——被判处死刑。尽管在对CUP领导层的第一拨审判之后，审判节奏明显放慢了，但是法庭的判决一直持续到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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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伊斯坦布尔法庭审判的本质和重要性从那时起便一直饱受争议。奥斯曼的法律体系从来都不是特别透明清楚，这些审判也不例外。出于权宜，政府在指控被告时并没有传唤证人做证，这些证人只是通过书面文件或者在别处进行做证。此外，被告——即使那些确实在场的人——还被剥夺了交叉询问权。为了确保不会激怒那些认为法庭审判代表“胜利者的正义”的批评者，奥斯曼政府可能暗中设法破坏自身的裁决效力，所以这些审判可能存在着幕后操纵。签署《蒙德罗斯停战协议》后，考尔索普上将在被占领的君士坦丁堡接任英国高级专员一职，并在1919年8月向伦敦发出警告：这场审判“是一出闹剧，它对我们的威信和土耳其政府造成了伤害”。审判记录保存不善，而且大部分都已不复存在了。历史学家如果想设法重建证据的话，只能依靠奥斯曼政府公报中流出的历史记录以及大众媒体关于这个过程的报告。这些信息源给研究种族灭绝的学者提供了资料，但是他们仍然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对战后法庭审判研究相当彻底的塔内尔·阿克恰姆将其大量的CUP（尤其还包括恩维尔的特设机构）“种族灭绝”案例建立在与未能发表的起诉文件有关的证词之上，这是因为这些文件据说被离开的领导层“夺走”了。阿克恰姆甚至还发现了奥斯曼政府关于销毁文件的残存命令——正如政府的检查官抱怨的那样，这意味着许多与1915年驱逐运动有关的大量资料确实在1919年消失了。在战后审判期间讨论篡改文件的证据具有一定的暗示性，但是关于暗示的具体内容，我们却不得而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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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战后战争罪行法庭的结果果然难孚众望。他们提供了一些关于CUP党人罪行以及侵犯人权的证明文件来满足亚美尼亚人或想要为前者伸张正义的协约国，不过这些还远远不够；当然，对CUP党人中的罪魁祸首的死刑判处也并没有执行，所以受害者的冤屈也由此难以得到伸张。[7]另一方面，也没有希腊人或亚美尼亚人因在战争期间对穆斯林所犯下的罪行而遭到审判，这也更广泛地损害了法庭在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和奥斯曼穆斯林心中的公信力。在战争期间，无意讨好国外列强的奥斯曼政府便已召开了上千次军事审判，以处理那些“被发现犯了组织或未能阻止对（主要是亚美尼亚人）平民［袭击］罪的”官员。相形之下，更为夸大的战后法庭却仅仅将少数人定罪。无怪乎考尔索普上将的专员之一德·罗贝克上将断定，他们的“发现毫无价值”。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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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斯曼穆斯林而言，他们或许从未认可战争罪行法庭的完全合法性。他们认为自己同其他人一样，在战争期间遭受了同样的磨难困苦。如果政府的请求——中立国参与其中，以及对穆斯林犯下的罪也遭到起诉——得到执行的话，这场审判将很有可能更具分量，并且会使土耳其人在战时迫害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基督徒问题上进行更为郑重的反省。即便如此，土耳其人的自制仍存在限制，而这些限制正遭受着剧烈的测试。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占领，希腊在色雷斯的推进——所有这一切都已足够糟糕。但是当土耳其人知道法国人已经邀请了一支“亚美尼亚军团”参加对奇里乞亚的占领时，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支“亚美尼亚军团”由所谓“东方军团”4个营部中的3个组成，他们受训于塞浦路斯，并且在1918年艾伦比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战役中起到了辅助性作用（附属于英国的第二十一兵团）。它的大部分志愿军是来自安提克以北高地的奥斯曼属民，在驱逐运动开始时便拿起武器逃到了一艘法国军舰上，这艘舰艇在1915年8月上旬曾出现在亚历山大勒塔附近的沿岸。经过在塞得港的休整，这群亚美尼亚难民请求法国对他们进行武装以“继续同土耳其人作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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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他们确实如愿了。法国人满足他们要求的部分原因在于自己在此区并无多余军队——占领奇里乞亚主要由亚美尼亚军团实行。此外，他们还从伊斯拉希耶和亚达那拿下了波赞特到德尔特约尔段的巴格达铁路。沿途中，他们横冲直撞。据军团司令阿默兰在1919年2月2日向法国高级专员发出的报告，他的亚美尼亚兵“对多年遭受压榨的经历满怀复仇欲望”，因此，他需要用“铁律来束缚他们，使其同法国士兵保持一致”。显然，这群亚美尼亚兵无法照做——正如阿默兰悲叹道：“自从他们到达奇里乞亚，我没有一天不接到当地奥斯曼当局或英国当局投诉的：亚美尼亚人对当地人群的各种放肆行为（偷窃、武装侵袭、抢劫、谋杀）。”当正牌法国军队的第一支具有重要意义的分遣队在1919年7月到达奇里乞亚的时候，要消除亚美尼亚军团在当地穆斯林中营造的坏印象已经为时过晚。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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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约国在1919年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允许希腊人占领士麦那。如果说帝国存在着一个亟须小心进驻以通过多国宪兵队实施占领（根据1897年克里特岛或者1903年马其顿的先例）的地方，那么正是此处。尽管总人口数颇具争议，但是毫无疑问，这座城市的希腊人口众多，在1919年大约占到一半或者将近30万人。或者说，希腊的大商人和实业家从制造业到外贸领域都掌控着当地的文化和经济。在艾登省的4 600座工厂和手工店中，有超过4 000座都属于奥斯曼当地希腊人，这也引起了奥斯曼穆斯林的憎恨。28在人口争议问题上火上浇油的是，当士麦那的经济在19世纪得到蓬勃发展以后，大量本土外的希腊人从“大陆”涌进了这座城市——一部分原因在于重建希腊—拜占庭帝国的“伟大理想”的传播，其中以士麦那最盛。到了20世纪之交，随着士麦那的兴旺发展，这座城市变得更加希腊化，当地希腊人的比重也随之达到顶峰，占据了将近一半人口。这为雅典的扩张主义者，例如韦尼泽洛斯的民族统一主义主张提供了论据。然而，随着巴尔干战争的爆发，这种人口激增态势骤然冷却：至少有15万名希腊民族居民被迫出走爱琴海沿岸，其中包括1万名士麦那地区（不过更多人来自附近城镇，比如瑟凯、瑟夫迪耶科伊以及切什梅）的希腊人。与此同时，大量穆斯林难民从欧洲涌入，取代了他们的位置。29正是这次种族内部的纷乱差点儿使土耳其与希腊在1914年夏天爆发第三次巴尔干战争——后来，萨拉热窝事件抢占先机，阻止或者说推迟了这场大屠杀的发生。干燥的导火线已经接上，巴黎的最高理事会应该痛苦地意识到这种点燃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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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或许只剩一个人能够扭转局势并支持希腊人进驻士麦那，他就是伍德罗·威尔逊。毕竟，戴维·劳合·乔治从未隐瞒过他对希腊人事业的热忱。这位威尔士英国首相同伦敦的希腊商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奥斯曼希腊军火商巴希尔·扎哈罗夫（Basil Zaharoff）——他曾在1917年韦尼泽洛斯的政变中发挥了巨大的组织作用，此外他也将很快拿出其巨额资产中的大部分来支持希腊对小亚细亚的入侵。劳合·乔治和韦尼泽洛斯从1912年起就成为好友，所以他在巴黎全力支持这位希腊首相便一点儿也不足为怪了。正因为这两个人的关系如此亲近，所以克列孟梭和法国人对待韦尼泽洛斯便十分冷漠，他们还暗中鼓动意大利人进驻安塔利亚以制衡希腊。但是意大利人的表现有些过火，他们同样开始在亚得里亚海制造事端，并坚持对阜姆和的里亚斯特（协约国本打算将其划分给塞尔维亚人占统治地位的南斯拉夫）港口的控制权。1919年4月24日，意大利代表团离开巴黎以示抗议，这使得罗马方面在讨论士麦那问题（“四巨头”遂减少成了“三巨头”：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和威尔逊）的时候遭到了孤立。韦尼泽洛斯迅速抓住机会，向三巨头发出警告称，意大利正在从阜姆往前推进，并将向士麦那派出军舰。为了进一步增强效果，意占罗兹岛上的希腊人向威尔逊呈送了他们的诉求，并对他们遭到的虐待进行了控诉。“意大利威胁着和平！”这位总统大怒道。他也以此认定，规正意大利粗暴违反民族自决原则的最佳做法是将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区域划归希腊管辖。5月7日，意大利人提出重新加入最高理事会的申请，而在此前一天，三大巨头已经会面并抢占了先机。当这位亲希［腊］派威尔士人（指劳合·乔治）简单提议“我们应该告知韦尼泽洛斯向士麦那派赴军队”时，总统给予了充分的指导。他回应道：“为何不让他们现在就登陆呢？”被召唤而来的韦尼泽洛斯在听到这个令人满意的决定后随即简单作答：“我们已经准备好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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