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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伊斯坦布尔法庭审判的本质和重要性从那时起便一直饱受争议。奥斯曼的法律体系从来都不是特别透明清楚，这些审判也不例外。出于权宜，政府在指控被告时并没有传唤证人做证，这些证人只是通过书面文件或者在别处进行做证。此外，被告——即使那些确实在场的人——还被剥夺了交叉询问权。为了确保不会激怒那些认为法庭审判代表“胜利者的正义”的批评者，奥斯曼政府可能暗中设法破坏自身的裁决效力，所以这些审判可能存在着幕后操纵。签署《蒙德罗斯停战协议》后，考尔索普上将在被占领的君士坦丁堡接任英国高级专员一职，并在1919年8月向伦敦发出警告：这场审判“是一出闹剧，它对我们的威信和土耳其政府造成了伤害”。审判记录保存不善，而且大部分都已不复存在了。历史学家如果想设法重建证据的话，只能依靠奥斯曼政府公报中流出的历史记录以及大众媒体关于这个过程的报告。这些信息源给研究种族灭绝的学者提供了资料，但是他们仍然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对战后法庭审判研究相当彻底的塔内尔·阿克恰姆将其大量的CUP（尤其还包括恩维尔的特设机构）“种族灭绝”案例建立在与未能发表的起诉文件有关的证词之上，这是因为这些文件据说被离开的领导层“夺走”了。阿克恰姆甚至还发现了奥斯曼政府关于销毁文件的残存命令——正如政府的检查官抱怨的那样，这意味着许多与1915年驱逐运动有关的大量资料确实在1919年消失了。在战后审判期间讨论篡改文件的证据具有一定的暗示性，但是关于暗示的具体内容，我们却不得而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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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战后战争罪行法庭的结果果然难孚众望。他们提供了一些关于CUP党人罪行以及侵犯人权的证明文件来满足亚美尼亚人或想要为前者伸张正义的协约国，不过这些还远远不够；当然，对CUP党人中的罪魁祸首的死刑判处也并没有执行，所以受害者的冤屈也由此难以得到伸张。[7]另一方面，也没有希腊人或亚美尼亚人因在战争期间对穆斯林所犯下的罪行而遭到审判，这也更广泛地损害了法庭在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和奥斯曼穆斯林心中的公信力。在战争期间，无意讨好国外列强的奥斯曼政府便已召开了上千次军事审判，以处理那些“被发现犯了组织或未能阻止对（主要是亚美尼亚人）平民［袭击］罪的”官员。相形之下，更为夸大的战后法庭却仅仅将少数人定罪。无怪乎考尔索普上将的专员之一德·罗贝克上将断定，他们的“发现毫无价值”。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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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斯曼穆斯林而言，他们或许从未认可战争罪行法庭的完全合法性。他们认为自己同其他人一样，在战争期间遭受了同样的磨难困苦。如果政府的请求——中立国参与其中，以及对穆斯林犯下的罪也遭到起诉——得到执行的话，这场审判将很有可能更具分量，并且会使土耳其人在战时迫害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基督徒问题上进行更为郑重的反省。即便如此，土耳其人的自制仍存在限制，而这些限制正遭受着剧烈的测试。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占领，希腊在色雷斯的推进——所有这一切都已足够糟糕。但是当土耳其人知道法国人已经邀请了一支“亚美尼亚军团”参加对奇里乞亚的占领时，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支“亚美尼亚军团”由所谓“东方军团”4个营部中的3个组成，他们受训于塞浦路斯，并且在1918年艾伦比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战役中起到了辅助性作用（附属于英国的第二十一兵团）。它的大部分志愿军是来自安提克以北高地的奥斯曼属民，在驱逐运动开始时便拿起武器逃到了一艘法国军舰上，这艘舰艇在1915年8月上旬曾出现在亚历山大勒塔附近的沿岸。经过在塞得港的休整，这群亚美尼亚难民请求法国对他们进行武装以“继续同土耳其人作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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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他们确实如愿了。法国人满足他们要求的部分原因在于自己在此区并无多余军队——占领奇里乞亚主要由亚美尼亚军团实行。此外，他们还从伊斯拉希耶和亚达那拿下了波赞特到德尔特约尔段的巴格达铁路。沿途中，他们横冲直撞。据军团司令阿默兰在1919年2月2日向法国高级专员发出的报告，他的亚美尼亚兵“对多年遭受压榨的经历满怀复仇欲望”，因此，他需要用“铁律来束缚他们，使其同法国士兵保持一致”。显然，这群亚美尼亚兵无法照做——正如阿默兰悲叹道：“自从他们到达奇里乞亚，我没有一天不接到当地奥斯曼当局或英国当局投诉的：亚美尼亚人对当地人群的各种放肆行为（偷窃、武装侵袭、抢劫、谋杀）。”当正牌法国军队的第一支具有重要意义的分遣队在1919年7月到达奇里乞亚的时候，要消除亚美尼亚军团在当地穆斯林中营造的坏印象已经为时过晚。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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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约国在1919年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允许希腊人占领士麦那。如果说帝国存在着一个亟须小心进驻以通过多国宪兵队实施占领（根据1897年克里特岛或者1903年马其顿的先例）的地方，那么正是此处。尽管总人口数颇具争议，但是毫无疑问，这座城市的希腊人口众多，在1919年大约占到一半或者将近30万人。或者说，希腊的大商人和实业家从制造业到外贸领域都掌控着当地的文化和经济。在艾登省的4 600座工厂和手工店中，有超过4 000座都属于奥斯曼当地希腊人，这也引起了奥斯曼穆斯林的憎恨。28在人口争议问题上火上浇油的是，当士麦那的经济在19世纪得到蓬勃发展以后，大量本土外的希腊人从“大陆”涌进了这座城市——一部分原因在于重建希腊—拜占庭帝国的“伟大理想”的传播，其中以士麦那最盛。到了20世纪之交，随着士麦那的兴旺发展，这座城市变得更加希腊化，当地希腊人的比重也随之达到顶峰，占据了将近一半人口。这为雅典的扩张主义者，例如韦尼泽洛斯的民族统一主义主张提供了论据。然而，随着巴尔干战争的爆发，这种人口激增态势骤然冷却：至少有15万名希腊民族居民被迫出走爱琴海沿岸，其中包括1万名士麦那地区（不过更多人来自附近城镇，比如瑟凯、瑟夫迪耶科伊以及切什梅）的希腊人。与此同时，大量穆斯林难民从欧洲涌入，取代了他们的位置。29正是这次种族内部的纷乱差点儿使土耳其与希腊在1914年夏天爆发第三次巴尔干战争——后来，萨拉热窝事件抢占先机，阻止或者说推迟了这场大屠杀的发生。干燥的导火线已经接上，巴黎的最高理事会应该痛苦地意识到这种点燃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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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或许只剩一个人能够扭转局势并支持希腊人进驻士麦那，他就是伍德罗·威尔逊。毕竟，戴维·劳合·乔治从未隐瞒过他对希腊人事业的热忱。这位威尔士英国首相同伦敦的希腊商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奥斯曼希腊军火商巴希尔·扎哈罗夫（Basil Zaharoff）——他曾在1917年韦尼泽洛斯的政变中发挥了巨大的组织作用，此外他也将很快拿出其巨额资产中的大部分来支持希腊对小亚细亚的入侵。劳合·乔治和韦尼泽洛斯从1912年起就成为好友，所以他在巴黎全力支持这位希腊首相便一点儿也不足为怪了。正因为这两个人的关系如此亲近，所以克列孟梭和法国人对待韦尼泽洛斯便十分冷漠，他们还暗中鼓动意大利人进驻安塔利亚以制衡希腊。但是意大利人的表现有些过火，他们同样开始在亚得里亚海制造事端，并坚持对阜姆和的里亚斯特（协约国本打算将其划分给塞尔维亚人占统治地位的南斯拉夫）港口的控制权。1919年4月24日，意大利代表团离开巴黎以示抗议，这使得罗马方面在讨论士麦那问题（“四巨头”遂减少成了“三巨头”：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和威尔逊）的时候遭到了孤立。韦尼泽洛斯迅速抓住机会，向三巨头发出警告称，意大利正在从阜姆往前推进，并将向士麦那派出军舰。为了进一步增强效果，意占罗兹岛上的希腊人向威尔逊呈送了他们的诉求，并对他们遭到的虐待进行了控诉。“意大利威胁着和平！”这位总统大怒道。他也以此认定，规正意大利粗暴违反民族自决原则的最佳做法是将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区域划归希腊管辖。5月7日，意大利人提出重新加入最高理事会的申请，而在此前一天，三大巨头已经会面并抢占了先机。当这位亲希［腊］派威尔士人（指劳合·乔治）简单提议“我们应该告知韦尼泽洛斯向士麦那派赴军队”时，总统给予了充分的指导。他回应道：“为何不让他们现在就登陆呢？”被召唤而来的韦尼泽洛斯在听到这个令人满意的决定后随即简单作答：“我们已经准备好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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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15日凌晨两点左右，一支名副其实的希腊舰队——包括一艘英国护航舰“铁公爵号”在内共18艘战舰——到达了士麦那海港。与其随行的，还有一支1.3万人的两栖步兵部队、4 000只驮兽和750门火炮。可想而知，这座城市的内部反应呈两极分化态势：欣喜若狂的希腊人挥舞着故土的蓝白旗帜，点燃了火炬，聚集在大街小巷等候着他们的解放者的到来，而穆斯林则被宣礼员（穆安津，在伊斯兰教寺宣礼塔上按时呼唤信徒做礼拜的人）召集前来进行抵抗。土军驻地彻夜战鼓隆隆，城内传布公告的人四处奔走，唤醒教众并告知他们城池正在被希腊人占领的噩耗。据传，一名意大利陆军少校参与串通并放出了监狱里的几百名土耳其罪犯以图阻止希腊人。在一种难以规避的痛苦之下，当希腊军队向奥斯曼军营接近，他们的精锐步兵旅的旗手遭到枪击后（时至今日，这一枪由谁射出仍无法得知，不过在现场的希腊士兵将其归咎于一名土耳其民族主义新闻记者哈桑·塔赫辛·雷杰普，并立即将他打死），战斗随即开始。希腊士兵回以愤怒的反击，他们朝军营及（据报道）周边平民最为集中的区域进行狂射，这也反过来刺激了穆斯林组织起来（如果说他们之前还未组织起来的话）同城市内的希腊人争斗。在被俘后，来自兵营的土耳其士兵同掉队士兵，以及其他同希腊人发生冲突的人（“被击倒、刺中、射杀，或被剥去贵重物品，扔进大海”）一道，被押解穿过城镇。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大概有三四百名土耳其人，以及100名希腊人被杀。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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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穆斯塔法·凯末尔正在向大维齐尔踵门拜别，他随后将乘坐轮船前往萨姆松及土耳其内地。这两件事并非毫不相干。同士麦那一样，尽管经历过战时驱逐，黑海沿岸仍拥有大量希腊人口。在萨姆松—吉雷松地区——尤其在城镇里，希腊人保持着人口优势。作为因渴望占领士麦那而付出的部分代价，韦尼泽洛斯再三向最高理事会保证，由于他已经“满足于色雷斯和安纳托利亚”，因此不会再向黑海有所要求了。为了缓解黑海沿岸希腊人和穆斯林正迅速发展的紧张态势，英国人被迫于1919年3月在萨姆松登陆了一支200人的军队，但是他们发现，锡瓦斯和埃尔祖鲁姆残存的奥斯曼退伍士兵人数大大超过了他们，而且后者此时正在重新合并组成新的第九集团军。几乎同允许希腊人进驻士麦那的决定一样目光短浅的是，英国高级专员居然同意任命穆斯塔法·凯末尔为第九集团军巡视员——表面上是为了监管武器的征募及调查行伍中的“苏维埃”的组织情况（英国人当时认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传播比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抵抗的威胁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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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19日，穆斯塔法·凯末尔抵达萨姆松。[8]不管他有没有提前下决心采取行动，不久之后，他便感觉到民众支持进行反抗的高涨情绪。据凯末尔后来回忆，如果“敌人没有愚蠢地来到［士麦那］，那么整个国家可能还在昏睡”。从布尔萨到黑海沿岸，直至埃尔祖鲁姆，抗议希腊人占领的群众性集会蔓延全国。到了5月底，抗议传至首都；在这里，人群集中在古老的、主要为穆斯林区的苏丹艾哈迈德。不同寻常的是，这一次抗议集会还出现了大量女性，其中包括哈莉黛·埃迪布——她鼓励自己的同胞“真心实意地加入正义的起义”，以反抗“欧洲的政府军队”。6月上旬，考尔索普上将代表高级专员公署向伦敦警告，“反对希腊人的声潮”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依我看来，阻止这一切已显得毫无希望”。让他们懊恼的是，英国驻萨姆松指挥部发现凯末尔已经“几乎完全控制了电报”以同周边城镇联络，并号召民众起来反抗。在高级专员的压力之下，战争大臣谢夫凯特·图尔古特帕夏1919年6月8日颁布命令，让凯末尔返回首都。但是，凯末尔早已在一撮追随者的陪同下溜出了英国控制的萨姆松，并在内陆50英里（约80千米）处的哈姆扎成立了办事处。凯末尔大胆质问让他返回的理由，并拒绝执行这一命令。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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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号召奥斯曼军队军官反抗已经倾向于失控的协约国占领的过程中，凯末尔继续推动着一扇打开的门。凯末尔的一位来自萨洛尼卡的老朋友雷费特（贝勒）——最近主要在君士坦丁堡宪兵队担当司令官一职——曾陪伴凯末尔到达萨姆松，且在此时忠诚地为其出任非正式参谋长。其他一些同样具有反抗意识的将军则在更早的时候就到达了内陆。曾于4月份掌管埃尔祖鲁姆的第十五军团的卡泽姆·卡拉贝克尔在凯末尔仍在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就向他建议在东部建立一个新政府；他很高兴看到凯末尔此时也“苏醒”了过来，并提供了全力支持。[9]阿里·福阿德·杰贝索伊——他在叙利亚的耶尔德勒姆军团时就曾任职于凯末尔麾下，并帮助凯末尔往北部的托罗斯偷运武器——在凯末尔到达萨姆松的时候还身处安卡拉，并掌控着第二十军团。将反抗浪潮进一步推向高潮的是《蒙德罗斯停战协议》的签署者拉乌夫，他决心此时为自己遭受的羞辱复仇。1919年6月19—22日，阿里·福阿德、雷费特、拉乌夫和凯末尔同聚阿马西亚制定进行全国抵抗的原则。这群策划者随后来到埃尔祖鲁姆——在这里，卡拉贝克尔将自己1.3万人马之壮的军团贡献了出来（7月23日—8月7日）。之后，他们又来到锡瓦斯召开国民代表大会（9月4日—11日）。最终，他们制定了民族宪章。宪章中的关键词包括复员令的中止，拥有土耳其多数人的区域（毫无疑问，宪章并不允许库尔德人或亚美尼亚人在东南部或者黑海的希腊边境线，色雷斯抑或爱琴海区域建立一个单独的国家；相形之下，托罗斯以及阿曼山脉以南的阿拉伯省份却被允许以全民公投的方式进行独立）的“不可分割性”，以及代表委员会的创立——以和首都政府区分开，并由凯末尔率领。随后，凯末尔以一种带有象征性的反抗举动辞去了军队职务——他也因此开创了20世纪最为伟大的政治事业之一。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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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约国对安纳托利亚正在酝酿的事端仍旧后知后觉。理论上，这一整个地区仍然由美国托管保护。但是，直到威尔逊在10月上旬中风，以及美国参议院在11月对《凡尔赛条约》否决，协约国才意识到美国托管只是一纸空文。同时，英国同法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长期不和耗费了劳合·乔治的大部分精力。最终，迫于日益增长的政治压力——士兵复员以及经费削减，而非懊悔感，这位固执的威尔士人在1919年9月13日做出了让步，他告知克列孟梭，英国将在11月从叙利亚撤军。艾伦比的军队一撤离驻地，由亨利·古罗率领的法军便同费萨尔的阿拉伯部队在贝卡谷地发生了冲突，他们随后通过武力攻占了巴勒贝克。很快，当凯末尔的民族主义者（受亚美尼亚军团侵略性的刺激）不断侵袭奇里乞亚的法国人时，法国人便在叙利亚发动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1920年1月21日，土耳其人包围了法国—亚美尼亚占领的马拉什，并展开了为期三周的围困——这场战争见证着自1915年凡城围攻战以来最残酷的族际厮杀。当法国援军在2月10日左右从亚达那赶来的时候，城镇内已所剩无几，存活下来的亚美尼亚人和法国士兵只能向南部叙利亚边战边退。一路上，他们仍然不时受到穆斯林游击队的侵扰。据报道，当离去的军团战士对他们经过的村庄的穆斯林施以种种残虐暴行的时候，成千上万名亚美尼亚平民死于行军途中。在意识到同时据守奇里乞亚和叙利亚的代价将会过高后，古罗向凯末尔（此时已经在安卡拉）做出了和平试探，并由此打开了协约国占领区最严重的一个缺口。这将不是最后一次。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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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在士麦那对希腊人的纵容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土耳其穆斯林将永远不会甘心接受国外列强的统治，尤其是那些依靠希腊和亚美尼亚援军，并且主张对争议性地区进行民族统一的国家。自从1916年的《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之后，随着俄国在奥斯曼的分割利益被剥夺，很多事情都已改变。[10]如果没有俄国高加索军充当的攻城锤角色，协约国很难有能力掌控土耳其心脏地带。然而，与拥有俄国人和哥萨克人相反，劳合·乔治只有意大利人（实际上，一直在寻求机会破坏自己对手利益的意大利人已经先于法国人开始同凯末尔谈判了）。由于对意大利人的动机起了疑心，劳合·乔治便转向韦尼泽洛斯和希腊人，以处理英国的脏活——作为占领者，他对土耳其人来说同俄国人一样难以接受，只不过他会显得稍微容易对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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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1920年之交的冬天对于土耳其来说应该是对英国的政策进行重新衡量的最佳时机。尽管奇里乞亚的战斗还在进行，然而，由于天气太冷，这个国家的剩余部分业已停止了重要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剩余地区都因选举而出现了不同的停顿。凯末尔主义—民族主义多数派于1920年1月16日（凯末尔本人由于被高门政府视为罪犯，因此还留在安卡拉）在君士坦丁堡恢复召开议会，并迅速通过了民族宪章。曾被许多人寄予厚望的伍德罗·威尔逊此时却成了残疾人（虽然他拒绝承认自己的残疾状况）。在整个凡尔赛协议之后，美国在国际联盟中的会员资格在参议院上遭到了失利，威尔逊的外交政策也已支离破碎：显然，人们不再对美国托管亚美尼亚、君士坦丁堡或是安纳托利亚抱有希望。法国人已经在叙利亚问题上找到了自己的处理方式，同样，他们还将以自己的方式同凯末尔打交道。虽然英国方面搜集的关于凯末尔及其民族主义者的情报仍不太可靠，但是到达伦敦的消息已经足以显示某种严峻的事情正在进行中。动乱在大英帝国控制的中东地区蔓延，阿拉伯—犹太人的紧张关系在巴勒斯坦升温沸溢，同时，美索不达米亚还存在着民众严重不满的迹象。劳合·乔治在1919年1月召回了温斯顿·丘吉尔出任内阁陆军（及空军）大臣。在议会要求大幅削减军事经费及全面复员的环境中，丘吉尔如何布防帝国前所未有的辽阔疆域便显得困难重重。除此之外，国内动乱爆发、工厂罢工以及爱尔兰问题使目前的困局雪上加霜。“我们同德土媾和的不断拖延造成的复员的推迟，”丘吉尔早在1919年8月便向劳合·乔治抱怨道，“已经使军队预算多出了6 000万英镑，但这却还未得到议会的认可。”1919年10月，丘吉尔以其特有的洞察力和想象力询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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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说除了那些在战前就拥有的利益，欧洲列强不应该同时放弃各自在土耳其帝国的所有利益。也就是说，希腊人应该撤离士麦那，法国人应该放弃叙利亚，我们应该放弃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而意大利人则应放弃他们的势力范围。与把帝国分割成各自的势力范围相反，我们应该联合起来保持土耳其帝国的完整性，使它同战前保持一致。但是，我们应该将帝国置于国际控制的严格框架之下，并把它作为一个整体，从君士坦丁堡管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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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自己的提议同劳合·乔治对于帝国日益宏伟的愿景发生冲突之后，丘吉尔温和地向首相提醒，英国已经拥有的“相当辽阔的领土……早已足够养活好几代人了”。战略规则应该十分清楚：我们应该……将资源集中起来发展我们现已拥有的帝国地区，而非在新的地盘将其挥霍殆尽。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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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合理的建议。但是，劳合·乔治毫不理会。与在事情变糟之前及时止损相反，他在土耳其问题上加倍下了注。无疑，劳合·乔治长久以来都在考虑向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施以决定性一着，但是奥斯曼国会在1920年2月12日正式批准凯末尔主义民族宪章，以及在马拉什发生的新一轮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消息（几乎同时到达巴黎）却给他提供了他需要的口实（在英法决定不做出进一步刺激凯末尔的举动之前，马拉什屠杀事件同样为劳合·乔治在法国人面前提供了政治掩护）。因此，在1920年3月5日，最高理事会经过长时间讨论，终于确定了之后在色佛尔强加于土耳其的和平条款。这些条款中还包括一些极富争议的条目，比如将士麦那和色雷斯（北至恰塔尔贾边线）正式让予希腊，以及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亚美尼亚和自治的库尔德斯坦。尽管清楚地知道这样的条款会引起民族主义者阵营何种激烈抵抗，劳合·乔治还是以一种自证预言式的逻辑做出决定：以暴制暴——他希望协约国能够在这种难以避免的反抗吞没他们之前将其消灭殆尽。因此，考尔索普和其他高级专员遂被命令占领君士坦丁堡（即调派比先前更多的部队）并且实行军事管制，甚至还包括镇压奥斯曼新议会（或者至少清洗民族主义者代表）。为了进一步确保无虞，劳合·乔治向专员们承诺道，如果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难以完成任务的话，韦尼泽洛斯曾大方许诺提供10万名希腊士兵以征服首都。1920年3月10日，协约国三位高级专员一致抗议通过武力方式施加严苛的和平决议的新政策，他们认为这样必然会刺激“议会向安纳托利亚迁移”以及将凯末尔送进布尔什维克党的怀抱。但是同丘吉尔相比，劳合·乔治对他们意见的兴趣更小。命令已经开始发挥效力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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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3月15—16日晚上，英舰封锁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并开始在城市周边的战略要点登陆。凌晨五点半左右，英国海军向第十高加索师的军营发射炮弹，并打死了4名土耳其人（另说是6个人），造成了10人负伤。其他部队在城市呈扇形散开，逮捕了有名的对民族主义者怀有好感的政府大臣和军队军官。与此同时，装甲车隆隆驶过街道。上午10点左右，英军接管了军队和海军部，法军遍布旧斯坦布尔，占领了位于萨拉迟尼的帝国仓库，以及（出于某种原因）托普卡帕宫附近的考古学博物馆。协约国部队在关键据点上架设了机关枪以震慑抵抗者和暴民，其中，法军还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前方安置了一处机枪扫射点。协约国掌控了土耳其所有的主流报纸，并对其实行了非常严格的审查制度，同时，他们还对那些庇护土耳其民族主义造反者的人执行了死刑，甚至连土耳其的红十字办公室也“遭到了30名士兵的突击搜查”。城市的每一处都充斥着混乱和恐惧。据哈莉黛·埃迪布回忆：“英国士兵搜查每一处房屋，挖掘出年久的坟墓以搜寻炸弹和武器。”到了正午，电报局被占据，不过，关于首都当前局势的消息却已在此之前传给了安卡拉的凯末尔。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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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斯曼首都的“第二次占领”是决定性的一步。对土耳其人这样骄傲的战斗民族来说，强加的和平条约永远不会持续太久。在推翻了自己的顾问的建议后——包括那些不得不执行他的富有争议的政策的人，劳合·乔治此刻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战争。但是，他对自己希望得到的本应更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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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合·乔治在回忆录中带着明显的苦涩：“我们不能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接触，因为他们在与我们作战（即他们忠诚于奥斯曼军队，而非加入费萨尔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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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国人显然不清楚英国支付给费萨尔的巨额资助金。对于英国人而言，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他们预付给费萨尔的定金并不足以买来他足够的忠诚，以阻止他向青年土耳其党人承诺向坊间传播麦加指责其蓄意大规模使穆斯林挨饿的事。如果说存在彼此势均力敌的狡猾的外交舞伴，这三者毫无疑问正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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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据说费萨尔获悉此事后进行庆祝，这也使得他为阿拉伯穆斯林事业代言的诚意遭到了更多质疑（任何听到这个故事的人也都产生了相同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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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克兰委员会勉强接受了英国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的托管，以及法国对叙利亚的托管，但后者比较特殊，因为它“并非建立在民众的意愿之上，而是出于维持法国同大不列颠的友好关系的国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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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最近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后的反干涉行动来判断，我们可以在今天得出相同结论。从鲁德亚德·吉卜林（“分担百人的负担”）到1919年的汉基和劳合·乔治，1946年的丘吉尔，到近些年的尼尔·弗格森，英国人在设法以帝国主义事业说服美国人上一直遵循着长久而又庄严的传统。这仍然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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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尽管希腊动员组织了23万人的军队，但是它仅仅失去了5 000人，负伤2.6万人。在所有参战国中，除了日本和美国，它遭受的损失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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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过富有争议性的是，亚美尼亚复仇追捕者后来执行了对这些人的裁决：他们于1921年3月在柏林以及1922年8月在第比利斯分别对塔拉特和杰马勒实行了刺杀行动。恩维尔后来在对抗红军的土耳其巴斯玛奇起义中死在了杜尚别，即今日的塔吉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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