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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在士麦那对希腊人的纵容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土耳其穆斯林将永远不会甘心接受国外列强的统治，尤其是那些依靠希腊和亚美尼亚援军，并且主张对争议性地区进行民族统一的国家。自从1916年的《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之后，随着俄国在奥斯曼的分割利益被剥夺，很多事情都已改变。[10]如果没有俄国高加索军充当的攻城锤角色，协约国很难有能力掌控土耳其心脏地带。然而，与拥有俄国人和哥萨克人相反，劳合·乔治只有意大利人（实际上，一直在寻求机会破坏自己对手利益的意大利人已经先于法国人开始同凯末尔谈判了）。由于对意大利人的动机起了疑心，劳合·乔治便转向韦尼泽洛斯和希腊人，以处理英国的脏活——作为占领者，他对土耳其人来说同俄国人一样难以接受，只不过他会显得稍微容易对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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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1920年之交的冬天对于土耳其来说应该是对英国的政策进行重新衡量的最佳时机。尽管奇里乞亚的战斗还在进行，然而，由于天气太冷，这个国家的剩余部分业已停止了重要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剩余地区都因选举而出现了不同的停顿。凯末尔主义—民族主义多数派于1920年1月16日（凯末尔本人由于被高门政府视为罪犯，因此还留在安卡拉）在君士坦丁堡恢复召开议会，并迅速通过了民族宪章。曾被许多人寄予厚望的伍德罗·威尔逊此时却成了残疾人（虽然他拒绝承认自己的残疾状况）。在整个凡尔赛协议之后，美国在国际联盟中的会员资格在参议院上遭到了失利，威尔逊的外交政策也已支离破碎：显然，人们不再对美国托管亚美尼亚、君士坦丁堡或是安纳托利亚抱有希望。法国人已经在叙利亚问题上找到了自己的处理方式，同样，他们还将以自己的方式同凯末尔打交道。虽然英国方面搜集的关于凯末尔及其民族主义者的情报仍不太可靠，但是到达伦敦的消息已经足以显示某种严峻的事情正在进行中。动乱在大英帝国控制的中东地区蔓延，阿拉伯—犹太人的紧张关系在巴勒斯坦升温沸溢，同时，美索不达米亚还存在着民众严重不满的迹象。劳合·乔治在1919年1月召回了温斯顿·丘吉尔出任内阁陆军（及空军）大臣。在议会要求大幅削减军事经费及全面复员的环境中，丘吉尔如何布防帝国前所未有的辽阔疆域便显得困难重重。除此之外，国内动乱爆发、工厂罢工以及爱尔兰问题使目前的困局雪上加霜。“我们同德土媾和的不断拖延造成的复员的推迟，”丘吉尔早在1919年8月便向劳合·乔治抱怨道，“已经使军队预算多出了6 000万英镑，但这却还未得到议会的认可。”1919年10月，丘吉尔以其特有的洞察力和想象力询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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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说除了那些在战前就拥有的利益，欧洲列强不应该同时放弃各自在土耳其帝国的所有利益。也就是说，希腊人应该撤离士麦那，法国人应该放弃叙利亚，我们应该放弃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而意大利人则应放弃他们的势力范围。与把帝国分割成各自的势力范围相反，我们应该联合起来保持土耳其帝国的完整性，使它同战前保持一致。但是，我们应该将帝国置于国际控制的严格框架之下，并把它作为一个整体，从君士坦丁堡管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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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自己的提议同劳合·乔治对于帝国日益宏伟的愿景发生冲突之后，丘吉尔温和地向首相提醒，英国已经拥有的“相当辽阔的领土……早已足够养活好几代人了”。战略规则应该十分清楚：我们应该……将资源集中起来发展我们现已拥有的帝国地区，而非在新的地盘将其挥霍殆尽。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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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合理的建议。但是，劳合·乔治毫不理会。与在事情变糟之前及时止损相反，他在土耳其问题上加倍下了注。无疑，劳合·乔治长久以来都在考虑向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施以决定性一着，但是奥斯曼国会在1920年2月12日正式批准凯末尔主义民族宪章，以及在马拉什发生的新一轮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消息（几乎同时到达巴黎）却给他提供了他需要的口实（在英法决定不做出进一步刺激凯末尔的举动之前，马拉什屠杀事件同样为劳合·乔治在法国人面前提供了政治掩护）。因此，在1920年3月5日，最高理事会经过长时间讨论，终于确定了之后在色佛尔强加于土耳其的和平条款。这些条款中还包括一些极富争议的条目，比如将士麦那和色雷斯（北至恰塔尔贾边线）正式让予希腊，以及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亚美尼亚和自治的库尔德斯坦。尽管清楚地知道这样的条款会引起民族主义者阵营何种激烈抵抗，劳合·乔治还是以一种自证预言式的逻辑做出决定：以暴制暴——他希望协约国能够在这种难以避免的反抗吞没他们之前将其消灭殆尽。因此，考尔索普和其他高级专员遂被命令占领君士坦丁堡（即调派比先前更多的部队）并且实行军事管制，甚至还包括镇压奥斯曼新议会（或者至少清洗民族主义者代表）。为了进一步确保无虞，劳合·乔治向专员们承诺道，如果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难以完成任务的话，韦尼泽洛斯曾大方许诺提供10万名希腊士兵以征服首都。1920年3月10日，协约国三位高级专员一致抗议通过武力方式施加严苛的和平决议的新政策，他们认为这样必然会刺激“议会向安纳托利亚迁移”以及将凯末尔送进布尔什维克党的怀抱。但是同丘吉尔相比，劳合·乔治对他们意见的兴趣更小。命令已经开始发挥效力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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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3月15—16日晚上，英舰封锁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并开始在城市周边的战略要点登陆。凌晨五点半左右，英国海军向第十高加索师的军营发射炮弹，并打死了4名土耳其人（另说是6个人），造成了10人负伤。其他部队在城市呈扇形散开，逮捕了有名的对民族主义者怀有好感的政府大臣和军队军官。与此同时，装甲车隆隆驶过街道。上午10点左右，英军接管了军队和海军部，法军遍布旧斯坦布尔，占领了位于萨拉迟尼的帝国仓库，以及（出于某种原因）托普卡帕宫附近的考古学博物馆。协约国部队在关键据点上架设了机关枪以震慑抵抗者和暴民，其中，法军还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前方安置了一处机枪扫射点。协约国掌控了土耳其所有的主流报纸，并对其实行了非常严格的审查制度，同时，他们还对那些庇护土耳其民族主义造反者的人执行了死刑，甚至连土耳其的红十字办公室也“遭到了30名士兵的突击搜查”。城市的每一处都充斥着混乱和恐惧。据哈莉黛·埃迪布回忆：“英国士兵搜查每一处房屋，挖掘出年久的坟墓以搜寻炸弹和武器。”到了正午，电报局被占据，不过，关于首都当前局势的消息却已在此之前传给了安卡拉的凯末尔。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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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斯曼首都的“第二次占领”是决定性的一步。对土耳其人这样骄傲的战斗民族来说，强加的和平条约永远不会持续太久。在推翻了自己的顾问的建议后——包括那些不得不执行他的富有争议的政策的人，劳合·乔治此刻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战争。但是，他对自己希望得到的本应更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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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合·乔治在回忆录中带着明显的苦涩：“我们不能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接触，因为他们在与我们作战（即他们忠诚于奥斯曼军队，而非加入费萨尔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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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国人显然不清楚英国支付给费萨尔的巨额资助金。对于英国人而言，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他们预付给费萨尔的定金并不足以买来他足够的忠诚，以阻止他向青年土耳其党人承诺向坊间传播麦加指责其蓄意大规模使穆斯林挨饿的事。如果说存在彼此势均力敌的狡猾的外交舞伴，这三者毫无疑问正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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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据说费萨尔获悉此事后进行庆祝，这也使得他为阿拉伯穆斯林事业代言的诚意遭到了更多质疑（任何听到这个故事的人也都产生了相同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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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克兰委员会勉强接受了英国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的托管，以及法国对叙利亚的托管，但后者比较特殊，因为它“并非建立在民众的意愿之上，而是出于维持法国同大不列颠的友好关系的国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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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最近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后的反干涉行动来判断，我们可以在今天得出相同结论。从鲁德亚德·吉卜林（“分担百人的负担”）到1919年的汉基和劳合·乔治，1946年的丘吉尔，到近些年的尼尔·弗格森，英国人在设法以帝国主义事业说服美国人上一直遵循着长久而又庄严的传统。这仍然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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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尽管希腊动员组织了23万人的军队，但是它仅仅失去了5 000人，负伤2.6万人。在所有参战国中，除了日本和美国，它遭受的损失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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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过富有争议性的是，亚美尼亚复仇追捕者后来执行了对这些人的裁决：他们于1921年3月在柏林以及1922年8月在第比利斯分别对塔拉特和杰马勒实行了刺杀行动。恩维尔后来在对抗红军的土耳其巴斯玛奇起义中死在了杜尚别，即今日的塔吉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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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自从1935年起，这一天便成了土耳其的一个全国性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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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不可避免的是，之后出现了关于谁首先开始、在何处、建议的什么内容等相关问题的争论。至于卡拉贝克尔和凯末尔这两位反抗运动中最强力的土耳其领袖，如果说他们大概在同一时间怀着同样的决心开始领导运动的话，可能更加公平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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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并不是说俄国人对此感到高兴，至少那些站在白军一边的爱国的帝国主义者不是那样。高尔察克的临时俄国政府在1919年7月向巴黎派遣的代表要求俄国参与新的奥斯曼海峡统治之中，并且对亚美尼亚进行托管。随着俄国内战的爆发，这些要求遭到了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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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170657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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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十九章 萨卡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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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伟大祖国的神殿内将躺满［敌人］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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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塔法·凯末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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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5月11日，《色佛尔条约》被送交给凡尔赛的奥斯曼代表。对于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民族主义者军队而言，这或许是最好的招募海报。似乎想有意激怒更多的土耳其人，劳合·乔治的条款正好触动了他们所有最为敏感的按钮。1914年9月被废止的广受憎恶的领事裁判权被再次完全恢复，其中还包括由西方监督奥斯曼所有的政府收入及支出——部分原因在于确保土耳其能够支付同其作战的协约国的赔款。英法两国攫取对阿拉伯省份的控制权，或者说意大利控制了安塔利亚与阿菲永[1]之间的安纳托利亚中南沿海部分都还算在预料之中，但是关于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决定充满了争议性。由于美国拒绝进行托管，因此当时独立的亚美尼亚被划归的领土范围便不仅包括亚美尼亚人自己通过武力占领的土地，还包括奥斯曼先前省份的领土：凡城省、埃尔祖鲁姆（包括埃尔津詹）、比特利斯和特拉布宗。此时残疾的亲亚美尼亚派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则被邀请（以推波助澜）绘制最终的边界线。尽管这一条约未能从技术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但是为了支持广义定义上的自主权，它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实实在在赋予了库尔德人公民表决的权利。希腊得到了色雷斯东部和爱琴海上所有有争议的岛屿的控制权，此外，规定在5年之后举行全民公投的士麦那也已被希腊军事占领。在战时条约中被承诺划归于俄国的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则由土耳其名义统治，实际上，却由国际委员会共同管辖。由此，奥斯曼“帝国”的残骸便只剩萨卡里亚河另一边的安纳托利亚的残余部分，这里只留有一些著名城市——安卡拉、埃斯基谢希尔、屈塔希亚、萨姆松和锡瓦斯的市中心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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