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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土耳其士麦那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开端。但是，在历经一场长达3年的战争之后，人们已经变得一个比一个残忍，再加上希腊人最近的暴虐行径，这些都注定了土耳其占领者无法长久保持克制。甚至连那些被土耳其人“格外守纪”的表现打动的外国人也观察到“军官默许或者至少是准许下的针对市集的大规模抢劫活动”。星期六下午，关于暴力事件的报告此起彼伏，到了晚上，随着尖叫声响遍城市的大街小巷，暴力活动已经处于疯狂滋长的状态了。一位沿着水边骑行的土耳其骑兵被击落于马下，这随即招致了报复行动。一位英国上尉看到一群土耳其士兵将一位不听指挥的希腊人击毙。艾登火车站附近又发现了五具尸体。更值得注意的是，不像出逃的斯蒂吉亚德斯，同其教民留在士麦那的希腊都主教克里索斯托在大官邸受到努尔丁帕夏接待后不久，却遭到了一伙穆斯林暴徒的私刑处置——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是受到了努尔丁帕夏的明确指示。其他“卖国贼”，包括为希腊占领当局工作过或者主要与其合作的土耳其人被军事审判及枪毙。因为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希腊人要么已经逃走，要么已经辞去工作加入撤退行列，所以这些暴力事件主要集中在亚美尼亚人区——在这里，手拿武器的基督徒也确实进行了回击。死亡数字逐步平稳上升，在开始的3天里，已有大约400人死亡。在星期三读完了所有来自士麦那的报告后，美国驻君士坦丁堡高级专员布里斯托尔上将模棱两可地汇报称，尽管“亚美尼亚人居住区的当地暴徒实行了大规模杀戮，但是带有大屠杀性质的事件却绝没有发生——虽然土耳其军队在进驻城镇的时候遭到了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三次射击和轰炸”。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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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情况变得一团糟。1922年9月13日，当布里斯托尔正在向美国国务院发送这份报告时，士麦那的亚美尼亚人聚居区突发了大火。这场大火迅速燃遍了这座古老城市的木质建筑，并沿着水边烧毁了许多非常美丽的地点，包括“法兰克大街”（旧时法兰克人，即欧洲商人的贸易殖民地）的商铺，电影院和咖啡馆，英国、法国、美国、丹麦、荷兰以及俄国领事馆，士麦那剧院，教堂，犹太教堂，清真寺，甚至还包括克雷默酒店。英国《每日邮报》的通讯记者沃德·普赖斯（Ward Price）在安全的“铁公爵号”战列舰上观察到岸上“一面长达2英里（约3千米）的着火墙体上，20条清晰可见的炽烈火焰正参差不齐地翻腾着，火焰翻滚高达100英尺（约30米）”。这座古老城市的所有“仓库、商业建筑以及欧式住宅楼”，他叙述道，“燃烧得就像愤怒的火炬”。码头的景象如同但丁描写的地狱——不论是从海湾上见证这一景象或是目睹“9·11”恐怖袭击事件的人都感受到了相似的震撼——刚开始，烧成炭以及正在燃烧的尸体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与此同时，那些试图逃离致命烟尘的人发出的绝望叫喊声传遍了人耳。在“乔治五世号”上，一位英国上尉认为“很多人被推进海里，仅仅是因为最靠近房屋的人群试图离这些房子更远一些……很多人确实由于惊慌失措而跳进了海里”。雪上加霜的是，对于那些无法接触到水源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大多数海湾里的船只已经装满了难民——它们开始时出于对翻船的担忧，拒绝了搭载更多乘客的请求。最终，到夜幕降临之时，很多协约国战舰靠近岸边，并放下了小艇拯救溺水人群——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坚持要求审查这些受害者的国籍（据说那些能够正确读出“J’ai perdu mes papiers”的人更受法国船舰的欢迎）。当这场大火在9月15日星期五烧尽的时候，离水边最近的希腊、亚美尼亚和法兰克街区已经化为废墟，成千上万人丧生于火海或者溺死于港湾之内。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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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莫斯科1812年的那场大火一样，关于纵火者和纵火动机的讨论自此从未中断。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场火灾首先发生在亚美尼亚人居住区，这也意味着亚美尼亚人的纵火动机被排除。不出意料的是，希腊官员和政治家将责任推给了土耳其人，并指责他们烧毁了“希腊人的”士麦那，而后者则反驳称他们根本没有必要烧毁一座自己刚刚征服的城市。不管有没有必要，两个间接证据却指向了土耳其一边。首先，到1922年9月13日，土耳其军队已经完全控制了城市，而且没有遭到实质性的抵抗；大多数还未撤离的希腊士兵离开了这座城市前往切什梅。其次，这场火灾从未波及穆斯林—土耳其人主要居住区——坐落于山冈以南，海港区之上；很有意思的是，犹太人区也未受到牵连——他们也同样居于内陆，以及相同的地理方位。部分原因在于风向，在那个致命的星期三，大风不寻常地刮向北方的大海（一些外国观察员提示到，这或许为纵火犯作案提供了借口——有一些人确实声称看到了土耳其纵火犯）。另外，还有报道称一条绕着土耳其人及犹太人居住区的壕沟被迅速挖掘出来以防止火势蔓延至此，一支消防队也站在一旁以确保这些区域无恙。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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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有这些都无法构成故意纵火的证据。像是为了规避对其军队的必然指摘，凯末尔早在1922年9月15日同法国领事米歇尔·格拉耶（Michel Graillet）的会谈中，便指控手拿武器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进行了纵火——这份控词在两天以后以官方报告的形式发往了安卡拉。作为补充，他还称土耳其士兵已经“尽自己一切所能扑灭大火”。然而，通过拉蒂夫（Latife）——曾于士麦那招待了凯末尔，并很快成为后者所有情人中最为出名的一个（两人在1923年结婚）——的说法，这位士麦那征服者在火势仍在蔓延的时候说：“让它烧，让它覆灭。我们可以换掉一切东西。”[3]对这场火灾最有名的当代新闻报道之一来自法利赫·里夫金（阿塔伊）在《阿库夏姆报》中发表的文章，其中提到“这场大火毁掉了大量穆斯林的财产”；阿塔伊又进一步声称他看到“成千上万名［土耳其］士兵……正奋力扑灭大火”。然而，这位阿塔伊后来在其未经审核的自传初稿中写道：“异教徒的伊兹密尔已化为灰烬，并在白昼黑夜的烈焰硝烟中走向了覆灭。然而，正如我们在彼时被告知的那样，这场火灾的始作俑者真的是亚美尼亚人吗？”阿塔伊引用自己在1922年9月写的日记：“掠夺者帮助把火势蔓延开来……为什么我们要烧毁伊兹密尔？难道因为担心如果这些江岸边的官邸、酒店和酒馆保留原样，我们就永远无法摆脱这些少数族群了吗？”同希腊人纵火烧毁土耳其西部城镇的说法相比，伊斯麦特·伊诺努在自传中对士麦那大火灾的见解同样十分有趣。“起火原因，”伊斯麦特写道，“应该在历史中的各种大事件之中去搜寻。那些下级军官会说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高层人物则会推责于纪律漏洞。”不论是谁点燃了士麦那大火，确定的一点在于，土耳其人似乎将其视为对希腊人将深远内陆地区的许多城市付之一炬的理想惩罚。鉴于此，尽管很多土耳其人失去了财产，几座清真寺也被烧毁，但是实际来说，士麦那的基督徒才真正失去了一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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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古老的士麦那在1922年9月一同消亡的是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在小亚细亚，或者在希腊本土一同和平共存的主意。如果希腊人在1920年、1921年和1922年实行的焦土运动开创了种族隔离的话，那么士麦那大火则为此画上了一个戏剧性的句号。为了预防种族间暴力的进一步爆发，努尔丁帕夏给予那些想离开的士麦那基督徒一段时间的宽限期，尽管时间不长（起初，截止日期是9月30日，但由于持续性的港口受阻，这一日期遂被推至10月15日），这便在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奥斯曼公民身份。到了1922年10月2日，通过美国海军情报消息，多达20万名主要由希腊人组成的难民乘坐希腊或者协约国船只从士麦那撤退到了希腊内陆——这些难民希望能够被希腊政府接受市民身份；其他的协约国情报则称这一数字高达30万。但是，这些希腊人属于幸运的一批——大部分是女性、孩子和老人。所有18—45岁的参军的或者与占领当局合作的奥斯曼亚美尼亚男性或希腊属民——实际上，这意味着他们所有人，大概10万或12万人——都被送往位于安纳托利亚内陆战俘营或被强征入劳力行伍以“重建希腊军队在作战期间毁灭的村庄和道路”。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些可疑的整数数字。虽然如此，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几乎所有士麦那的希腊群体，以及随撤退军队逃往西部的希腊城市难民——一共大约35万人——被从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乡赶走，而且大部分人将永远无法再见。另一方面，这也为两个主权国进行很快将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交换确立了先例：希腊的穆斯林属民将被驱逐至土耳其，而奥斯曼的基督徒也会被“换回”到希腊。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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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战争还在继续。对于凯末尔来说，士麦那的陷落并非结束，这不过是其实现民族宪章准则运动的一次重要胜利。土耳其同苏维埃俄国的东部边境此时明确确立了下来；它同法属叙利亚已就东南边境达成一致，而与英属美索不达米亚即便未达成协议，也几成定局；而且希腊人被逐出了安纳托利亚西部。但是，仍有希腊军队驻扎在色雷斯东部，协约国军队也还在君士坦丁堡沿着伊兹密特湾的地方，以及邻近达达尼尔海峡的一些海峡炮台中：如果凯末尔想要履行民族宪章中的内容，那么这些外国武装力量要么自行离开，要么由土军武力驱赶出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凯末尔领导下得以重生的奥斯曼帝国此时正大致处于14世纪早期的帝国位置——彼时巴士拉还是帝国首都，土耳其人还未进入欧洲。凯末尔是否会拿起武器追随征服者之路，重新夺回阿德里安堡和君士坦丁堡？或者协约国及希腊人和平撤离以阻止又一年的流血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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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许多其他产生于战争末期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劳合·乔治。尽管希腊军队还未离开色雷斯东部，但是到1922年9月18日，他们的最后一支完整分队已经借道切什梅离开了小亚细亚——这意味着海峡和伊兹密特的凯末尔军队与协约国军队之间已不再有希腊军队。在士麦那，凯末尔接待了英国总领事哈里·兰姆爵士，这场会面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弄清英国人的真实意图。在被告知这位领事代表着驻君士坦丁堡高级专员的利益后，凯末尔回复道，他的政府“认为自己同大不列颠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并不承认这位高级专员”。正因如此，凯末尔认为他将“以关押所有英国属民的举动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不过他又向兰姆保证自己并无计划这样做，而且在土耳其的英国人“出境自由”。在被问到是否真的认为同英国处于战争状态时，凯末尔稍做让步，并指出安卡拉和伦敦之间还未建立联系。事实上，凯末尔是在邀请——或者说激将——劳合·乔治给予他政府上的外交承认，以显示对土耳其并无敌意。如果劳合·乔治拒绝，那么凯末尔的军队将会朝前行军，以确保土耳其边界线同民族宪章中规定的一致。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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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英国方面的第一反应并不令人鼓舞。早在9月7日，土耳其人占领士麦那之前，英国内阁——在没有咨询议会或是协约国的情况下——便授权驻土耳其和黑海的英国占领军总司令查尔斯·哈林顿派军队占领加里波利半岛，以预防土耳其人从此地登陆前往色雷斯。出于不难领会的原因，温斯顿·丘吉尔对坚守加里波利的举措表达了强烈支持。虽然长期饱受希腊事业的折磨，但是丘吉尔认为在事关海峡控制权的问题上非同一般：他的想象力得以焕发，血液也开始沸腾。“深海中将亚洲与欧洲分隔开的那条线，”他争辩道，“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必须用尽我们力量范围内的一切方法保证这条线的安全。如果土耳其人拿下加里波利半岛和君士坦丁堡，我们可能就会失去所有的胜利果实。”在丘吉尔立场大转弯的鼓励下，加之深信希腊人并未就此完结，劳合·乔治更进一步，他告知内阁，如果土耳其人提议武力穿过海峡的话，“我们应该同他们战斗以阻止他们这样做”。为了使埋葬在加里波利的英国人不白白牺牲，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提议更多的人再次为之浴血奋战。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提议甚至比1915年走得更远：1922年9月12日，哈林顿率军在海峡亚洲一侧的恰纳卡莱登陆，似乎有意诱使凯末尔出兵驱逐。这场为控制海峡自1918年搁浅至今的战役从而再次得以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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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反凯末尔联盟正在严重瓦解。尽管他们极其勉强地争取到了内阁的支持，但是在协约国这边，劳合·乔治和丘吉尔就没那么好运了。法国和意大利刚开始同意向海峡的欧洲一侧（加里波利）派遣小型分遣队，但是他们拒绝随哈林顿进驻亚洲一侧。普安卡雷通过法国高级专员佩莱将军暗中向凯末尔保证，法国将不会参与英国在海峡的战役。1922年9月15日，丘吉尔向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以及加拿大的总理发去电报，请求他们重演加里波利的史诗篇章，以保护“至关重要的帝国及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包括解放海峡在内）”。这一次，他的呼吁却未激起太大浪花。新西兰提供了一个营的兵力，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礼貌性拒绝，而南非则不屑给予回复。在巴黎和会的时候，这几个受到平等外交礼遇的自治领此时却拒绝追随母国加入战争，这也令伦敦大吃一惊。即便连主战的《每日邮报》也拒绝加入其中，并进行轰动性新闻报道：“停止新的战争！”普安卡雷也向日益受到孤立的劳合·乔治施压，并在1922年9月18日下令所有法国军队撤出加里波利。法国此时明显已经放弃了海峡，内阁随后授权寇松赶赴巴黎——后者几乎以一种恳求者的姿态请求法国给予援助。1922年9月23日，普安卡雷对这位前印度总督进行痛斥，致使寇松崩溃垂泪，并坚称英国放弃凯末尔的所有领土要求，包括君士坦丁堡、海峡和色雷斯东部。凯末尔不仅征服了“希腊人的”士麦那，将希腊人逐出亚洲，还将大英帝国撕成碎片，摧毁了巴黎和伦敦之间仅存的外交友谊。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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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是全部。像是没受够目前的羞辱，劳合·乔治坚持要哈林顿坚守立场，并在土耳其人威胁恰纳卡莱的时候加入战斗。寇松在巴黎或许已经签字放弃了海峡，但是这位首相想明确说明的是他将其给予凯末尔只是作为协商解决的一部分，而非向其军队投降。同时，如果战争真的爆发，劳合·乔治深信英国会取得胜利。他秉持此信念的假设条件在于：希腊军队并未真的被彻底击败，只是遭到了不忠的康斯坦丁国王的背叛，以及疯狂的哈齐内斯蒂斯的力不胜任。[4]考虑到康斯坦丁在1922年9月27日退位后，韦尼泽洛斯主义者已重获权力，劳合·乔治对一个重焕生机的希腊再次进入战争充满把握。劳合·乔治对他的主张愈加起劲，在刚获悉雅典爆发了革命之后，便向内阁解释道：“土耳其人将在色雷斯碰到的不会是康斯坦丁的疲软、涣散且毫无斗志的军队，而是受韦尼泽洛斯及革命激励的全民性抵抗。由于有大英帝国的支持以及老将军的复职，希腊部队将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劳合·乔治还明确地将自己的公信力下注在恰纳卡莱冲突上，他承诺道：“当凯末尔被击败并被控制之时，我们就能够强大到从恰纳卡莱转移到伊兹密特——在此处，我们投放一支相对小型的部队就能够切断他的交通设施，并迫使他屈辱投降。”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劳合·乔治在1922年9月29日星期五向哈林顿起草了一份最后通牒以转呈给凯末尔，上面写道：“如果他的军队未能在由你确定的时间内撤离的话，我们所有能够支配的联合军队将会在适当的位置，从海上和空中朝土耳其人发动攻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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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发展没能朝劳合·乔治期盼的方向发展。莫里斯·汉基说，丘吉尔、劳合·乔治和全体内阁“整个星期六都在屏息等待着是否有枪支交火或者土耳其人撤退的消息”。但是，并无消息传来。事实证明，哈林顿曾找英国驻君士坦丁堡高级专员霍勒斯·朗博尔德进行协商，最终，他们两人都决定不将最后通牒转呈给凯末尔，以防招致战争。就此，劳合·乔治便被他的下属夺走了他极度渴望发动的战争，[5]而他在土耳其问题上的亲希［腊］政策的溃败也致使他从1916年领导至今的联合政府产生了分裂——保守党人终止了与自由党的联盟关系。在1922年11月15日举行的选举活动中，劳合·乔治及其自由党被彻底击败，他甚至未能当选反对党的领袖，而工党则超过自由党票数，第一次在席位上登上第二的位置。在躲过“一战”最后两年以及和平时期头四年的各种国际危机之后，劳合·乔治及其整个政党被凯末尔引进了被遗忘的政治角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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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约国的傀儡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瓦希代丁）成了凯末尔的胜利军的下一个受害者。1922年11月1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废除了奥斯曼苏丹，并将官方政权从高门转移到了安卡拉政府。两周之后，已成为普通公民的瓦希代丁乘坐（非常适当的时机）一艘英国战舰前往马耳他，再也没有回来。在苏丹被迫离开的暗示下——尽管外交上还没给予确认，所有之前由奥斯曼苏丹签署的条约和协议都被终止，甚至包括备受憎恶的《领事裁判权条约》。凯末尔此时终于能够以一个对等的政权形式同西方列强协商最后的和平协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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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活了6个多世纪之后，奥斯曼帝国终于覆灭于“一战”的千钧重压之下。凤凰会从灰烬中涅槃，帝国也将以土耳其共和国的形式得以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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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楚贝伊德夫人绝不傻，她在看到儿子凯末尔身着军装后，说他的着装不太适宜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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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担心会在希腊面临难以避免的军事审判或者民众的私刑处置，斯泰吉亚德斯借道罗马尼亚，转而去了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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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拉蒂夫本人在这场火灾中失去了大量财物。事实上，正是她面对损失时的泰然（“我不在乎，把所有都烧了吧”）才似乎引发了凯末尔的这番讲话，而非无意识的狂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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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同样令人宽慰却难以置信的理论层面上来说，包括首相古纳里和军队总司令哈齐内斯蒂斯在内的8位主要康斯坦丁主义者于1922年11月13日在雅典接受了审判，罪名是叛国——两周以后，他们被宣判有罪并被处刑（而这两位最不重要的人仅仅被判处终身监禁——这也是这件事常常被称为“六人审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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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虽然在自传中经常出现不符合事实的描述，但是劳合·乔治却没有对恰纳卡莱手下留情。“我当然想要开战，”他写道，“而且我很确定我们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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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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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结语 《洛桑条约》和奥斯曼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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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分近东人口将有助于近东地区的真正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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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乔夫·南森（Fridtjof Na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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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1922年12月1日洛桑和平会议上的发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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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超过11年之久的战火后，奥斯曼帝国此时终于迎来了和平。这一天也早该到来了。由于缺乏精确的记录，我们只能估算出1911—1923年所有前线（及后方）各种战役中的伤亡人数：大约有40万到50万名奥斯曼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丧生。但是，在我们或许可以称为奥斯曼连续战争的边境冲突中，这只占所有伤亡人数的极小部分。据最佳估计，1911年之前居住在奥斯曼领土的人口（大约2 100万人）到1923年时已经跌到不足1 700万人，其中只有少于1 300万人此时居住在被割去大片面积的凯末尔主义土耳其的边缘地区。虽然这些数字只是粗略的估计——而且有多少人死于迁徙或者疾病、营养不良以及其他与战争相关的直接因素中都不甚清楚——但是人们广泛承认一点：帝国的死亡人数在整体数字中接近20%。这是一个相当令人震撼的数字——尤其同西方战线上死亡人数比重最小的国家相比——法国只占3.5%。土耳其亚洲一侧战争的部分关键影响同样体现在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相对设备精良和受到悉心照料的英国远征军的伤亡率之上。据记录，仅在1916年就有20.7万名士兵因疾病而伤亡。大动乱的4位骑手——战争、饥荒、瘟疫和死亡——在奥斯曼土地上无情肆虐。直到1919年之后，它们才被凯末尔的英雄壮举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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